五十年前的童年记忆 | 作者 沙勇成

我的童年，落在七十年代初，那是一段刻在一代人心底，挥之不去的艰苦岁月。彼时物资极度匮乏，寻常人家的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半分富余都没有。我十一二岁的光景里，最刻骨的记忆常常是食不饱腹，尤其到了春夏交替、旧粮耗尽新粮未熟的五月，青黄不接的难熬，今想来，依旧满心酸涩。

为了填一填空空的肚子，我和邻居小伙伴们总趁着大人不备，偷偷溜到田间地头，掐几把尚未成熟的豌豆苗充饥。每次都蹑手蹑脚，心提到嗓子眼，生怕被看青的社员或是生产队长撞见。一旦被逮住，少不得一顿严厉的呵斥，偶尔还会被柳条赶着仓皇跑开，孩童的惶恐与无奈，全藏在那段小心翼翼的时光里。那时，一旦季节榆树接榆钱，说不出来的高兴，每天到我村西边分洪道大堤的榆树上，捋下一把把鲜嫩的榆钱直接塞进嘴里，一吃一个饱，那一丝淡淡的清甜，便是贫瘠岁月里，童年唯一的甜。

平日里穿衣，也常捡哥哥的旧衣裳穿，母亲改了又补接着穿。长年脚上穿的布鞋都是母亲给做的，因年轻长个子，脚也长，常常把鞋头顶成一个洞，漏出脚趾头也舍不得丢掉，一穿都是几年。尤其到了冬季，母亲到水塘边采来的芦苇毛编成草鞋，里边在放着柔软的麦秸过冬。那时睡觉基本上都是草铺；草铺，用红高粱秸捆成捆，顺着墙角，空间留有长2点2米，宽2米违成铺，里面放着麦秸。

那时候，生产队分到各家各户的小麦，少得屈指可数，压根撑不过一整年，红薯和红薯干，便成了全家日复一日的主食。刚从地里刨出的新鲜红薯，要赶紧用刨子切成匀整的薄片，细细摊在田地上晾晒，干透了收起来，便是全家赖以度日的口粮。可天不遂人愿，如遇上连绵阴雨，晒在地里的薯干被雨水泡得软烂，慢慢长出黑褐的霉斑，即便如此，谁也舍不得丢。我们顶着冷雨，把发霉的薯干一点点捡回家，用清水一遍又一遍搓洗，直到霉斑褪去，再切碎了用石磨慢慢磨成稠糊，摊在鏊子上烙成煎饼，每一口都要省着吃，不敢有半分浪费。

每到寒冬，挖红薯窖窖藏红薯，是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地窖不过两米见长，宽一米左右，一头修出缓坡台阶，只为把这仅有的口粮好好存起来。佐餐的吃食更是简单，常年都是自家缸里腌的菜疙瘩，就连菜疙瘩的樱子，也会仔细捡回来洗净腌好，煮熟后，就着薯干煎饼，一餐餐熬过清苦的日子。

我家八口人，我排行老五，父母在操劳家务的同时，还和姐姐每天在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供养我和哥哥上学，又照顾年幼的妹妹。一大家子人张口吃饭，日子过得越发捉襟见肘。在那个年代，能天天喝上面糊汤，能顿顿吃上红薯，不用忍饥挨饿，就已经是安稳的好日子。

那 时小麦地，上的都是自家里沤的土杂肥，叫粪坑，粪坑里积赞的土肥，出出来和大便参晒，生产队收去晒干用铁锨敲碎上在田地里，尽管这样，土杂肥还是不足的，亩产有的二三百斤，有的三四百斤，粮食收成后，先要上交公粮，然后，再按人口分给各家，剩下的全数由生产队留存，专供冬季奔赴河工的社员食用。那时，能吃上一顿纯小麦做的煎饼，逢年过节能吃到一顿猪肉，对我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奢侈，是藏在心底最期盼的滋味。

我至今清晰记得，有一年腊月，为了吃上一口白面馒头，听闻徐塘运河施工地民工有白馒头吃，天刚蒙蒙亮，我就独自起身，沿着大运河堤岸一路向南。走了整整一上午，才赶到施工场地，看着民工们用餐，我鼓足勇气上前，讨要了一个白面馒头。攥着那温热的馒头，咬下的每一口，都满是说不尽的满足，那份简单又纯粹的欢喜，在记忆里藏了大半辈子。

如今回望那段满是艰辛的岁月，再看当下衣食丰足、安稳顺遂的生活，前后境遇恍如隔世。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真心希望当下的年轻人，能读懂那段过往的艰辛，珍惜眼前稳稳的幸福，爱惜每一粒粮食，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是刻在我们这代人骨子里的诗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短短二十字，写尽了农耕的辛劳，也藏着我们那代人，在苦难岁月里，对温饱最朴素的执念与渴望。那段清贫的童年记忆，是岁月留下的印记，更是无声的警醒，让我们始终不忘来路艰辛，珍惜当下每一份安稳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