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黄维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是不是像电视剧演的那样执拗顽固？

在一些电影和电视剧中，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原蒋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都很顽固，但是看了黄维写的《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既要》、《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文强写的《新生之路》和《口述自传》，我们就能发现文强被俘后并不顽固，在进入功德林之前，表现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维在讲述自己兵团被歼经过时也承认：“我和军长吴绍周、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师长王元直、尹钟岳、夏建勣、潘琦等均被解放军生俘，在人民的宽大下，走上新生之路。（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文、黄回忆）”

通过1978年那张《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稿件处理单》，我们能知道那篇《被歼纪要》写于1961年，那上面有杜聿明、宋希濂、文强等三位文史专员的批示意见：“这篇增补稿比较真实具体朴素，拟请按甲稿付酬。杜聿明 1978.9.24；此稿据作者说明，是对一九六一年初稿进行整理增补的第二稿，为第一稿未付稿酬（当时作者尚在押），我同意杜聿明同志的意见，按甲级稿付酬。宋希濂 78.9.24；同意杜宋的审稿意见。文强 78.9.26。”

《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还附有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很罕见地有杨伯涛同框，那是1960 年10月19 日，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会见黄埔校友时拍的，读者诸君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但下面有文字注解：“前排左起：李奇中、周恩来、陈赓、邵力子、张治中、郑洞国。中排左起：黄维、唐生明、覃异之、侯静如、杜聿明、周振强。后排左起：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嘉彬、宋希濂。”

因为那张原始照片十分模糊，笔者怎么处理都有些失真，因为涉及我们尊敬的人物形象，这篇文章就不能展示了，但黄维在1960年就能到颐和园游览拍照，肯定已经不是“顽固分子”了，而且在1960年之前，黄维的思想就已经发生了转变——据黄维回忆，他们从1956年3月就开始外出参观，按时间推算，当时沈醉还在重庆没有转到功德林呢（沈醉是那一年国庆节之后才因高级战犯大集中而转入北京的）。

黄维在参观中受到的触动很大，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国庆节时，还让我们去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公安部大楼屋顶上专门搭的棚子里，从早晨开始，一直看到晚上放完焰火……看看广场上百万群众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那么整齐，那么有纪律，那么精神焕发！这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和震动，确实受到很深的教育。印象最深的是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特别是武汉长江大桥，那是个了不起的工程，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重大建设项目。这些参观，对我来说是教育非浅！旧地重游，回想当年的情景，感触很多，不能不承认失败。”

黄维对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是十分满意甚至很感激的，他从1952年结核病复发到1955年能下床，病了将近四年，打青霉素、链霉素，每隔四个钟头打一针，黄维心中默记，他总共打了三百多针，那药费在当时也算天价了——当年我们不能生产这两种药，杜聿明、黄维、文强、徐远举等人用的药，都是政府想方设法从香港买回来的。

黄维说他那将近四年时间里，吃的都是“小灶病号一饭”，也就是最高的档次了，每顿两菜一汤，每天有牛奶，鸡蛋、猪肉，在出院休养期间也没降低标准，而是一直吃到1958年，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也没有断了喝牛奶：“在这几年的生病过程中，我的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假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共产党对于像我黄维这样的一个战犯如此照顾，图的是什么呢？这样，我的思想才有点转变了。”

黄维的思想是逐渐发生变化的，一开始表现得可能有些执拗，但不大可能因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胜而气得晕倒，因为他首先是中国军人，然后才是国民党将领、战犯，中国军队打赢了不可一世的美军，他应该与有荣焉才对——连老蒋得知麦克阿瑟接连受挫之后，似乎也应该觉得自己没那么渣了。

事实胜于雄辩，黄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他有些执拗，但不可能一成不变，我们细看黄维履历就会发现，他在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之前，已经在江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完成五年学业，而且学习勤奋，成绩拔尖，中文水平尤高，毕业后先当小学国文教员，后当校务主任，这样的人是比较能认识到自己走错路的。

黄维是个文化人，文强则算得上“世家子弟”——他在《口述自传》中明确表示自己是文天祥二十三世孙，而且承认自己在被俘时并没有进行抵抗：“我一想，大势已去，还是不要打了。我喊：‘不要打了，我们的武器摔在地下，让他们捡武器吧。’”

文强并没有负隅顽抗，被俘后还按要求站在八仙桌上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带动很多伪装成下级军官是士兵的高级将领自承身份。为此被俘的师长周藩还阴阳怪气地奚落他：“参座，祝贺您，您立了功，已经记在账上了，恭喜！恭喜！”

文强半天才琢磨过来这是周藩对自己“进行侮辱”，气得一夜难眠。

文强刚被俘的时候并没有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而是先到鲁南藤县，又到益都进了“解放军官教导团”，在那里他见到了王耀武、邱维达、庞镜塘等人，十六个人被编入“高级组”，然后又迁到了济南城郊的白滩头——文强在《新生之路》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数次“搬家”，也说了他在“教导团”了有了“新职务”：“团部宣布要成立新的俱乐部，说是为了加强加速对我们的思想改造，俱乐部要起桥梁的作用。团部派了营级参谋为主任，要我们从被俘军官里选个副主任。在团部召集的全体大会上，第一、二队的中下级被俘军官竟提议我为候选人，我真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当获得一致通过的时候，我又真感到喜出望外了。”

文强的《新生之路》中又一章标题叫作《济南读书》，在那一章里，他承认自己在济南学习期间，就已经发生根本的思想转变：“我在这里已读书九个月了，我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当了逃兵，终于当了统治阶级的鹰犬，痛定思痛，追悔不已。”

文强的经历实在是太复杂了，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还当过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 如果把他复杂的经历都写出来就有些不合适了，但我们看《文强口述自传》和《新生之路》就会发现，文强并不顽固，他可能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之一，但绝不像刘安国那样尖刻。

文强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变化就更大了：“两年来的学习，使我懂得不少大道理、小道理，经过新旧生活的对比，对自己的前半生所作所为已持否定态度。”

明白人好说话，道理也讲得通，文强的进步可比黄维快多了，所以在功德林办墙报《新生园地》的时候，文强当了文艺专栏编辑，他“上任”后马上“发表”了一首《雪里梅》：“翘望盈盈得，天风浩荡来。都中多喜报，笑看雪里梅。”

能当《新生园地》栏目编辑，那一定是学习改造态度很好的，有意思的是沈醉没当上任何一个栏目的编辑，他笔下那个比较暴躁的徐远举却当了批评表扬专栏编辑，文强对徐远举的编辑工作评价很高：“他感恩忏悔，认罪态度很好，学习劳动也积极，但性情和作风依然故我。只要发现不利于改造的事情，如扯皮打架、分菜不匀、清洁卫生不负责、浪费公物等违反新生公约的自私自利现象，从不放过，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

连徐远举这块顽石都已经点头，文化功底深厚且阅历丰富的文强，当然转变得更快更彻底，尤其是外出参观几次之后，文强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他在《喜闻首长宣布参观有感》中写道：“参观祖国久思量，好讯传来喜欲狂。整点行装难自料，座谈体会有荣光。”参观长江大桥的时候，他又情不自禁吟出“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叫惊”。

言为心声，诗言志。文强在学习改造期间写了很多诗词，“发表”在《新生园地》上的古风体长诗更是佳句频出：“极目尧天日月心，无边恩德感人心。熟读诗书千万卷，不及参观一日临……”

文强那首古风体长诗实在太长了，而且那样的长诗不止一首，所以不好完全复述，但我们可以肯定：文强能写那么多长诗，说明他已经完全脱胎换骨，特赦时的言行更是感人：“秦城农场是我新生的摇篮，一旦离开，却又难分难舍。一眼望到农场至小汤山十五华里公路两旁的风景林，便想起这都是当初我们亲手挖的鱼鳞坑，栽下的根根树苗，如今都已长得这样高大粗壮了。再看看远处的花果山，那里也都洒遍我们的汗水。我对农场的云树葱茏，汤泉如镜，甚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产生了依依情别的感情。我在这里划清了新我与旧我的界限，从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这天起，我新生了，我将使我的余生活得更好更加有意义。

文强和黄维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但他们都不觉得“委屈”，黄维说前几次特赦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完全改造好，文强则认为自己留在战犯管理所并不是坏事，至于为什么那几年在“里面”待着更好，不用笔者解释，读者诸君也知道，沈醉的回忆录中也有答案。

不管怎么说，黄维和文强都不像电影电视剧演的那样顽固，也不像某些网文写的那样执拗，他们通过长期学习改造，基本已经换了一个人，读者诸君看了这二位的回忆，对当年的战犯改造是不是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您看来，文强和黄维这两位中将的变化，又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