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概念完成者天武天皇的皇权之路

作者：蒋丰

日本第四十代天皇——天武天皇（631年？—686年），本名大海人皇子，是日本飞鸟时代最具传奇色彩的君主之一。他并非以长子身份继承大统，却通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军事政变登上皇位，并在执政期间奠定了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的基石。其一生交织着神话叙事、铁血手腕与制度创新，折射出七世纪日本从氏族政治转向中央集权的历史阵痛。

关于天武天皇的早年记载，不可避免地与神话传说相连。《日本书纪》卷第二十四《皇极天皇纪》记载，他是舒明天皇与皇极天皇（后为重祚的齐明天皇）之子，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的同母弟。其出生被赋予神秘色彩：“淡海之海人皇子，幼而明达，刚毅能断，时人异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书纪》编撰于天武天皇之妻持统天皇朝，其叙事难免有为尊者讳、强化皇权神圣性的倾向。

“大海人皇子”这一名称，暗示其可能与渔业或海洋祭祀有关。学界有观点认为，这反映了当时皇室与地方豪族的联结策略。在兄长大化改新（645年）前后，大海人皇子已活跃于政治舞台。《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五《孝德天皇纪》白雉四年（653年）条记载，他曾支持孝德天皇迁都难波宫的计划，显示出在皇室内部事务中的参与度。

天武天皇生涯的转折点，是672年的“壬申之乱”。这场内战不仅是皇位争夺战，更是决定日本政治走向的关键事件。

“壬申之乱”起因于兄弟猜忌与权力失衡。天智天皇晚年，皇位继承问题日趋尖锐。据《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七《天智天皇纪》十年（671年）十月条载，天智天皇欲传位于其子大友皇子，任命为太政大臣，并迫使大海人皇子出家，迁往吉野山隐退。这一安排打破了兄终弟及的潜规则，激化了矛盾。同卷记载，天智临终前召见大海人，后者“称病不朝”，实为避祸。

天智天皇去世后，大海人皇子于次年（672年）六月举兵。《日本书纪》卷第二十八《天武天皇上》详述了其军事行动：他仅率二十余骑离开吉野，一路东行，凭借个人威望与精准判断，迅速赢得东国豪族支持。其中，美浓国的郡司献上“驿马数百匹”的记载，显示地方势力对中央的不满为其提供了机会。

战争在近江朝廷军与大海人军间展开。关键战役发生在“濑田川”与“不破关”。 《日本书纪》记载，大海人军纪律严明，士气高昂，而近江军则“将帅无谋，士卒离心”。最终，大友皇子兵败自尽，大海人皇子于当年二月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是为天武天皇。壬申之乱以“以下克上”的形式，重塑了天皇权威的获取方式——从血缘资格转向军事与政治实力。

即位后的天武天皇，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家手腕，其改革深刻塑造了日本古代国家形态。

天武天皇系统地构建“现人神”意识形态。《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九《天武天皇下》朱鸟元年（686年）条载，他首创“天皇”称号以代“大王”，并规定“凡诸神社，皆依常典祭祀”，将神道祭祀体系化，使天皇成为最高祭司。他还推动伊势神宫迁宫制度，强化天皇与天照大神的直系关联。这些举措，将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合而为一，奠定了后世天皇制的精神基础。

天武天皇还是日本律令制的重要奠基人。《续日本纪》卷一《文武天皇纪》庆云三年（706年）追述道，天武天皇“亲撰《律令》，以定法式”。他于681年开始编撰《飞鸟净御原令》，这是日本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虽然原文已佚，但《日本书纪》多处记载其内容，如废除部民制、推行班田收授法、确立户籍制度等。这些改革旨在削弱氏族势力，将人民与土地直接置于朝廷控制之下。

天武天皇高度重视历史叙述的政治功能。《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九载，他下令“撰录帝纪及上古诸事”，命川岛皇子、忍壁皇子等编修国史。这项工作的直接成果是《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编纂开端。通过掌控历史解释权，他将壬申之乱塑造为“天命所归”的正义之举，并将天皇世系追溯至神代，构建了“万世一系”的国体神话。

天武天皇的统治同样充满矛盾。他压制传统贵族，却又不得不依靠家族网络巩固权力。

天武天皇的皇后鸠野赞良皇女（后为持统天皇）在壬申之乱中“亲执兵仗，激励将士”，显示出非凡的政治能力。天武天皇赋予其极大权力，开创了天皇——皇后共治的先例。《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九记载，他晚年多病，“万机之事，悉委于皇后”。这种安排虽保障了政策延续性，却也埋下了外戚专权的种子。

天武天皇一方面提拔壬申功臣，形成新贵族集团；另一方面又通过“八色之姓”制度（684年）重新排序氏姓等级，将皇室置于顶点。《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九载，他规定“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将“真人”设为最高姓，仅授予皇族，以此强化血缘政治。

朱鸟元年（686年）九月，天武天皇去世。《日本书纪》以“天皇，幼而聪明，能审物情。及长，好兵法，有武略”评价其一生。 他的历史地位复杂而多重——

首先，他是日本“天皇”概念的真正完成者。通过神道制度化、历史编纂与律令制定，他将天皇从氏族共主提升为至高无上的国家君主。其次，他以非传统方式获取皇位，却以强化世袭正统收场，这本身构成了历史悖论。最后，其改革为后续的《大宝律令》（701年）与奈良时代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其遗产亦包含隐忧。过度依赖皇室私权、军事政变的合法性开启，以及贵族势力的潜在反弹，都在其身后逐渐浮现。持统天皇的过渡统治、藤原氏的崛起，皆可追溯至天武时代的制度设计。

天武天皇的一生，恰如《日本书纪》中对其举兵的描述：“应天顺人，拨乱反正”。他身处日本从古代氏族联盟向律令制国家转型的激流中，以非凡的政治魄力与战略眼光，用武力夺取皇位，又以文治重塑皇权。其功业不仅在于打赢一场内战，更在于打赢了一场更为深刻的文化与制度战争——将“天皇”从权力竞争者之一，转变为不可挑战的至高象征。在飞鸟时代的斑驳史册中，天武天皇的身影既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沉重开篇。（2026年5月7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