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三任江都

有了主政江西的出色表现，刘坤一的官运很快又上了一个台阶。他最耀眼的成绩，就是曾经“三任江督”，意思是，因为出色的行政能力，刘坤一曾经三次被朝廷任命为两江总督，也就是管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行政的最高长官，由于两江地区经济富裕，人口稠密，两江总督也是清代地方大员里最为重要的职务之一。

刘坤一第一次出任两江总督，是在1874年底，但履任不到一年。真正轮到他大展拳脚，则要追溯他的第二个两江总督任期，也就是1879年底开始，朝廷命令他接替病死的前任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并充南洋通商大臣。当时刘坤一时年五十岁，正是当年官员中精力与经验的巅峰期，可这次他遭遇了为官以来最大的挫折，原因是和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权力斗争。两位洋务派的领袖，产生冲突的矛盾有三个，包括对官办企业轮船招商局控制权的争夺，为各自辖区内铁路的修建和海军舰队的发展争预算。轮船招商局由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开办，经营模式是“官督商办”，相当于是一家戴着官家红帽子的民营企业。招商局的高层皆是李鸿章的亲信，特别是盛宣怀，被视为李鸿章在招商局的“白手套”。招商局总部设在由两江总督管辖的上海，它早期承揽的主要业务是替两江的三个省收购、运送漕粮到天津，在招商局收购美国轮船企业旗昌公司时，当时的两江总督沈葆桢曾拿百万两银子支持，按说于情于理，两江总督衙门，对招商局的事务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可是，招商局只听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吩咐，两江总督衙门被排除在外。这种情况，当然不是雄心勃勃的刘坤一所能容忍的，于是两人的矛盾公开化，但主持事务的总理衙门，几乎完全偏袒李鸿章，刘坤一最终失败。

在兴建铁路方面，刘坤一的态度不积极，比如他反对李鸿章关于修建天津至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一则是见识的局限，认识不到铁路交通在全球工业革命时代对于经济生产的巨大拉动作用，二则是害怕李鸿章通过铁路，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两江地区。最后在组建海军舰队的问题上，朝廷本来是有一个“三洋并举”的通盘发展与管理方案，但是地方洋务派大员，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和利益打算；尤其是手握资源最多、地位最高的李鸿章，坚决不允许自己苦心培植的北洋海军脱离自己的掌握。所以他不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朝廷的海军政策经费向北洋倾斜，排挤掌管南洋海军的刘坤一。更令刘坤一气愤的是，李鸿章利用他熟悉洋务，在朝廷中发言权巨大的长处，巧取豪夺，把原本南洋舰队托自己代购的两艘铁甲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号，收归自己的北洋舰队所有，气得刘坤一拍案大骂。

最终，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刘坤一落了下风，李鸿章联合身为清流派的张之洞等人，对刘坤一发起弹劾，最终刘坤一不仅失去了军舰，还被朝廷于1881年农历9月免职，黯然回到老家湖南宝庆府休长假。从这场争夺，可以看出以刘坤一为代表的湘军，淮军洋务派政治领袖的两个重大缺陷：第一，是对先进的西方近代工业与经济发展缺乏深入了解，改革新政往往流于表面，缺乏长期深层次的系统计划。第二，则是在自强改革的大方向上，他们目标一致，互通声气，但一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则因为派系和利益分歧，而明争暗斗。刘坤一这个长假，一休就是十年，他几乎都做好终老故里的打算。这段徜徉于故乡山水中的十载时光，使他身心得到了休息，也使他对以往为政处事之道进行反省，变得更为老练、圆融和镇定。

更幸运的是，从事后复盘来看，刘坤一这次赋闲，也是因祸得福，让他躲过了中法战争，甲申易枢等政治风波。得以独善其身，没有在慈禧心里留下太多恶感。终于，刘坤一的耐心和等待迎来了回报：1890年，也就是光绪十六年11月，两江总督曾国荃去世。此时，清廷的地方大员任命，已形成一种基本平衡：直隶总督由淮军集团出身的官员担任，两江总督则由湘军集团出身的官员担任。此时湘军集团老一辈巨头已经纷纷凋零，堪当此任者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刘坤一。于是，慈禧太后再次想到了功劳盖世，在家赋闲的刘坤一，于是他毅然相应征召，第三次出任两江总督。这第三个任期，是刘坤一的人生高光时刻，然而也是他殚精竭虑、最为艰难的暮年时光。比如，刚刚回到任上不久，刘坤一就被朝廷要求调查老冤家和老邻居张之洞。此时，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由于积极办洋务，修铁路，开矿，办工厂而被弹劾，说他用人不当，贪污浪费，惊扰乡民。然而，刘坤一并没有落井下石，公报私仇，而是写了一份努力为张之洞辩解的奏折，说开矿办厂，是没有经验借鉴的新事，走弯路，交学费是必然的，其成果则必然在日后显露，不能以短期内的得失，来评定这件洋务改革。这一件案子的处置，从侧面反映了刘坤一的耿直与胸襟。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在陆地战场上，清军参战的主力，淮军表现不利，日本陆军迅速占领朝鲜全景，并越过鸭绿江北上，战火烧到了辽东。于是，无奈之下，朝廷又寄希望于长久以来被忽视，排挤的湘军，于是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前往山海关督师。此时，湘军主力早已裁撤多年，刘坤一只能征调魏光焘，李光久等湘军老部下，同时从湖南临时招募部队，匆匆训练便奔赴前线。在刘坤一统筹下，这支仓促成军的部队，在东北辽南地区的牛庄，田庄台和日军进行了激战。虽然湘军将士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气，和日军舍命肉搏，但由于装备和训练，以及人数的差距，终究无法挽回败局，朝廷只能选择和谈，最终以李鸿章出使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结束。甲午战败的耻辱，如果说有什么积极作用，那就是极大刺激了清政府，终于愿意加快改革自强的步伐，而刘坤一不顾年纪老迈，依旧积极提出各项主张，比如最要紧的练新军，刘坤一就积极要求采用西式近代操练，同时还果断推荐袁世凯担任练兵的职务。同时，《马关条约》规定的大批赔款，也继续由各地筹措，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填补漏洞。于是，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刘坤一，支持实业家张謇成立了大生纱厂，同时推进修建苏州到上海的铁路，并兴办新式学堂，促进教育。

1898年，锐意进取，一心想亲政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的支持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接连下旨，让各地方官员迅速开展保举人才，开新式学堂，办工厂，振兴工商业等一系列革新措施。不过，老成持重，办理地方政务和洋务多年的刘坤一，对光绪这种急于求成的姿态，持有很大的保留态度，并没有积极响应；反过来，当光绪和慈禧矛盾激化之后，刘坤一反而激流勇进，显露出他耿直尽责的本色，在和支持自己的满洲重臣荣禄进行了沟通之后，又向慈禧递交了一封密电，恳切地要求慈禧以政局稳定，以及对列强关系为重，不要贸然更换新皇帝。由于刘坤一在朝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一向耿直忠诚的口碑，慈禧也不得不稍加退步，把废黜光绪的计划改为1900年初的“乙亥建储”，也就是把端王载漪之子溥俊立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进宫教养，以待时机。

不仅如此，在变法失败后，刘坤一还多次上奏，把变法维新和康有为的“谋反行为”加以切割，劝说慈禧，不要“因噎废食”，废除那些已经行之有效的改革变法措施，比如兴办西式教育和振兴工商业。最终，京师大学堂和各地的西式学堂，都因刘坤一的上书，而得以保留。正因为这些举措，刘坤一被反对改革的守旧派大臣切齿痛恨，比如大学士徐彤，山西巡抚毓贤这样的顽固派，不断上奏折对他进行弹劾，罪名是子虚乌有的专权弄政，任用小人，甚至和维新党人勾结等等。慈禧太后虽然对刘坤一也很气恼，但始终忌惮他的影响和能力，不敢贸然把他免官。不仅如此，慈禧还在1899年刘坤一七十大寿时，下旨给了这位湘军集团大佬丰厚的寿礼赏赐，比如御笔书写的匾额，对联，以及佛像如意等，表示了笼络和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