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楚文脉互通 武当千古结缘——古代江西奉新名人与武当文化渊源

【核心提示】宜春古称袁州，素有“江南佳丽之地，文物昌盛之邦”的盛誉。“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千古名句，其文化本源便源自于这片沃土;唐朝韩愈“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的题咏、宋朝理学家朱熹“我行宜春野，四顾多奇山”的慨叹，印证了此地兼具自然禀赋与人文底蕴。

武当山五龙宫与元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揭傒斯结下不解之缘。

作为宜春文化重镇的奉新(今属江西宜春)，明清以降英才荟萃，揭傒斯、解缙、宋应星三位先贤虽分属不同时代，却皆与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结下深厚因缘，其交集涵盖碑铭撰书、诗文题咏、工艺赋能等多个维度，成为江右文化与武当文化交融互鉴的鲜活注脚。

奉新县隶属江西宜春市，地处赣西北，东连安义，南接高安，西南毗宜丰，西北邻修水，北靠靖安，坐落于修水支流南潦河上游。“江右”为江西的古老雅称，唐初天下分十道，江西属江南道;后江南道析为东西两道，江西归江南西道。古人以西为右，故历代诗文多以“江右”代指江西。江右文脉绵延不绝，著述浩如烟海;武当文化博大精深，秉持道法自然之核。二者虽分属地域文脉与道家圣地范畴，却在千百年历史演进中，以江西籍文人、工匠、道士为纽带，交织成跨越山水的文化因缘，谱写了区域文化与道家文化相融共生的华彩篇章。

元朝文坛宗匠，武当碑铭圣手

在元朝江右文坛与武当道家文化的交汇史上，奉新籍文学大家揭傒斯以一手雄文与精湛书法，为武当山留下了永载史册的文化印记。

元朝文坛宗匠揭傒斯，堪称武当碑铭圣手。

揭傒斯(1274年—1344年)，字曼硕，江西奉新人，元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与虞集、杨载、范梈并称“元诗四大家”，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卒谥文安。作为横跨元初至元末的文化巨擘，其文名、史才与书法享誉一时，元文宗将其书法珍藏于奎章阁，奉为宫廷文翰典范。他与武当山的联结，集中体现为奉敕为武当山宫观撰书碑文，以笔墨定格元朝武当山的宗教地位与建筑盛况，为武当文化留存了珍贵史料。

江西奉新人揭傒斯，是元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

武当山自唐朝起便是道教重要道场，至元朝因皇室推崇而地位日隆。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尊奉玄天上帝(真武大帝)，武当山作为真武道场获朝廷重点扶持，宫观建设渐成规模。元朝至元二年(1336年)，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玄武殿竣工，玄教大宗师吴全节奏请朝廷遴选文坛重臣撰文立碑，以彰显国家崇道之举与名山盛事。元顺帝准奏，钦命时任集贤直学士的揭傒斯承此重任，《敕赐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由此诞生，成为武当山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揭傒斯奉敕撰书的《敕赐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碑帽。

此碑现存于武当山五龙宫大殿右侧，至元三年(1337年)立石，青石质地，石碑通高400厘米、宽140厘米、厚25厘米，楷书阴刻，由揭傒斯奉敕撰书、中书参知政事许有壬篆额，堪称元朝碑刻艺术与道家文化的双重瑰宝。碑文开篇精描武当山地理形胜：“翼轸之墟，襄汉均房之间有山焉，根蟠六百里，峰之高者七十有二，岩之幽者三十有六，涧之深者二十有四，天垂地拱，阳嘘阴翕，不可名状，名曰太和之山。玄武神得道其中，改号武当，谓非玄武不足当此山也。”这段文字既精准勾勒出武当山的自然风貌，又阐明“武当”得名渊源与真武信仰的核心地位，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关键史料支撑。

碑文系统梳理了五龙宫的历史沿革。从唐朝贞观年间均州太守姚简祷雨建五龙祠，到宋真宗时升祠为观，再到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诏改五龙宫、仁宗年间加赐“大五龙灵应万寿宫”匾额，完整呈现了这座宫观从民间祠宇到皇家道场的演进轨迹。揭傒斯特别提及，元仁宗因生日与真武神诞辰相合，对武当山格外尊崇，“岁遣使以是日建金醮祝釐其山”，将皇室信仰与国家礼制深度绑定，揭示了元朝武当山宗教地位提升的政治动因。

碑文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化内涵，揭傒斯写道：“名山大川能出云雨，以泽万物，产财用以利万民，毓英贤以辅万世，必宅天地之奥，当阴阳之会”，将武当山的自然功用与人文价值相融合，视其为兼具神灵栖息、贤才孕育、福泽生民功能的文化载体。文中“其屋壮丽严峻，洞达高广，盖与此山相雄”的描述，为还原元朝武当山宫观建筑格局提供了唯一文字佐证，弥补了考古资料的缺憾。

元朝至正元年(1341年)，五龙宫玉像阁建成，揭傒斯次年再奉敕撰写《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瑞应碑》，记载了均州、房县久旱之际，法师陈斯入山祈雨，“时均房之间久旱，入山而大雨……有赤蛇绿龟见其所，盘回久之，忽不见”的灵异事件，将自然现象与真武信仰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武当山的神圣性。两通碑文既是文学与书法佳作，亦是研究元朝道教政策、武当山历史及民间信仰的第一手资料，揭傒斯也因此成为历史上为武当山撰碑最多的江西籍文人。

作为奉新籍学者，揭傒斯的碑铭创作是江右文化与武当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元朝江西文风鼎盛，理学与道家文化并行发展，而武当山作为全国性道教中心，亟需兼具学术修养与官方身份的文人阐释文化内核。揭傒斯以深厚儒学功底融合道教“护国佑民”思想，使碑文既契合朝廷政治需求，又彰显道家文化精神，为武当文化传播奠定基础。其楷书笔法严谨、端庄雄浑，兼取欧阳询精髓与二王灵动，成为武当山碑刻书法典范，影响后世数百年。

《永乐大典》总纂，武当文脉传扬者

元朝揭傒斯以碑铭为武当立史，开启了江右文人与武当山的文化对话;步入明朝，另一位奉新文脉代表人物解缙，则以诗文与典籍编纂，继续将武当文化推向更广阔的天地。

明朝初期文学家、内阁首辅解缙主持编纂《永乐大典》。

解缙(1369年—1415年)，字大绅，一字缙绅，祖籍江西奉新(先祖自奉新迁徙吉水，学界多将其归入奉新文化名人谱系)，明朝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官至内阁首辅，主持编纂《永乐大典》，为中国文化史标志性人物。这位被誉为“明朝第一才子”的学者，虽以经史编纂与诗文书法名世，却与武当山有着鲜为人知的文化交集，其题咏与交游不仅丰富了武当山文化内涵，更折射出明朝文人与道教名山的精神联结。

明朝是武当山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巩固统治、彰显“君权神授”，耗时十四年大规模修建武当山宫观，建成九宫八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使武当山跻身“天下第一仙山”。彼时，大批文人墨客受朝廷征召或慕名而来，题诗作画、撰写记文，形成武当山文化史上的文人创作热潮。解缙作为永乐年间文坛领袖，自然与这座皇家道场产生深度文化共鸣。

解缙与武当山的关联，首先体现在道家题材诗文创作中。自幼被誉为“神童”的他，对道家文化颇具兴致，诗作中多涉仙山、道人、隐逸意象。《题茗山》一诗虽咏茗山，却暗藏对武当仙境的向往：“山崖殷窦簇朱砂，香茗丛生蓓蕾芽。采药道人何处去，洞云深锁碧桃花。”诗中“采药道人”“洞云深锁”等意象，与武当山道教圣地的文化特质高度契合，尽显文人对仙山隐逸生活的憧憬。《咏雪僧》一诗“此僧从未入娘胎，昨夜天宫降下来，暂借此间投一宿，明朝日出返天台”，则以雪僧为题，暗含道家“仙凡往来”理念，与武当山“修仙证道”的核心思想一脉相承。

更具学术价值的是解缙与武当山道人的交游轶事。据民间文献传说记载，解缙曾游历武当山，于南岩宫与高僧、道人论道谈诗。相传他山中口渴向老道乞水，老道知其才名，出句试之：“一碗清茶，解解解元之渴”，句中三“解”字三音三义，属对难度极高。解缙见老道屋内悬有三弦琴，且知其曾任职乐府，便以琴为题对出下联：“三弦妙曲，乐乐乐府之音”，对仗工整、意境相契，成为文坛佳话，亦印证了二者的文化交流。此轶事虽见于民间记载，却贴合解缙“才思敏捷、善对妙联”的历史形象，且契合武当山作为文人与道人交流平台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典籍编纂与武当志书的核心推手

作为《永乐大典》总纂官，解缙对武当山的文化贡献还体现在文献整理领域。《永乐大典》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类书，收录大量道教文献与山川志书，其中不乏武当山相关记载。解缙主持编纂期间，不仅组织学者系统梳理历代武当山碑记、诗赋、传说等资料，还特意征召精通道教典籍与武当掌故的任自垣担任编纂官，助力武当山相关文献的校勘与辑录。

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任自垣赴文渊阁修编《永乐大典》道书部分。任自垣深谙武当山历史沿革、宫观规制与道教仪轨，其专业学识为《永乐大典》收录武当文化内容提供了精准支撑，让这部宏篇巨著得以完整留存武当山的历史文脉。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命解缙等人主持编纂的一部旷世大典。

今天，我们从《永乐大典》的残卷中，依然能读到“武当”的影子。书中写到北宋驸马王晋卿时，提到其“风流贵公子，窜谪武当谷。见山应已厌，何事夺所欲”;讲到东汉时期的南阳人赵康，记录其“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说到樃梅时，讲述“昔玄帝修道于襄阳之武当山。一日下山，行至一涧，见一老妪操铁杵磨石上……”;谈到北宋养生家陈抟时，记载其“尝举进士，不第，去隐武当山九室岩，辟谷炼气，作诗八十一章”。

我们不妨大胆推测，若《永乐大典》能够完整传世，其中必然辟有专门篇章，系统记载武当山的山川形胜、宫观建筑、道教典籍、历代题咏与皇家崇道史实，成为研究武当文化最权威的类书文献。而这份珍贵的文化留存，离不开解缙的统筹编纂，更离不开任自垣的专业助力，二人以文载道，让武当山文化得以汇入中华典籍的浩瀚长河。

明朝宣德三年(1428年)，任自垣升为太常寺寺丞，管理大岳太和山，指挥调度武当山宫观所有事务。此后，任自垣常驻仙山潜心修道与著述，亲身参与武当山宫观管理与文化传承，编撰《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等武当山经典志书，系统梳理武当山千年历史、道家传承与建筑艺术，成为明朝武当山文化整理与传播的核心人物。

从参与《永乐大典》编纂，到躬身守护武当山编撰《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任自垣以自身经历，架起了皇家典籍编纂与道教名山文化传承的桥梁，也让解缙与武当山的文脉联结，多了一层具象化的历史印证。

解缙与武当山的联结，更折射出明朝江西文人与武当山的紧密联系。明清时期，江西是武当山朝香重要客源地，大批江西香客往返赣鄂之间，构建起频繁的文化交流通道。解缙作为江西文人代表，其对武当山的关注与题咏，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这一文化交流趋势的集中体现。其诗文既含对仙山胜景的欣赏，亦藏对道家文化的理性认知，这种双重态度深刻影响了后世江西文人对武当山的文化认知。

明末科技巨匠，武当工艺赋能者

如果说揭傒斯与解缙以文墨传扬武当文脉，那么明末奉新科技巨匠宋应星，则以实用工艺与科学思想，为明朝后期及清朝武当山建筑修缮、器物传承提供了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撑。

明朝科学家宋应星。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末清初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其所著《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系统记载明朝中叶以前的农业与手工业技术，对中外科技史影响深远。这位以科技著述名世的巨匠，与武当山的联结虽不似揭傒斯、解缙那般直诉诸文字，却通过工艺技术的间接传播，为明朝后期及清朝的武当山宫观建设与器物制作中留下深刻印记，成为科技文化与道教建筑融合的典范。

《天工开物·丹青》篇详细记载朱砂、雄黄、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的开采与制备方法，与武当山彩绘颜料成分分析结果高度吻合。

明末战乱频仍，武当山虽遭波及，但宫观修缮与器物制作从未中断，《天工开物》记载的诸多工艺技术，恰好为武当山建设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宋应星在书中详细记述建筑材料制备、金属铸造、木工技艺、砖瓦烧制等技术，这些技艺通过工匠流动与文献传播，广泛应用于武当山宫观修缮与器物制作，成为武当山工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当山宫观以木结构为主，辅以砖石、金属构件，其建造工艺与《天工开物》记载高度契合。该书《乃粒》《乃服》《陶埏》《冶铸》等篇章，系统规范了木材加工、砖瓦烧制、金属铸造的工艺标准。研究表明，武当山宫观所用砖瓦，其烧制工艺与《天工开物・陶埏》“凡埏泥造瓦，掘地二尺余，择取无沙粘土而为之。百里之内，必产合用之土” 的记载完全一致;宫观屋脊吻兽、殿内铜铸神像的铸造工艺，亦与书中“冶铸”篇记载的失蜡法、砂型铸造技术相符。虽无直接史料证实武当山工匠直接参考该书，但宋应星记载的工艺多源自南方手工业实践，而武当山建设工匠多来自江西、湖北等地，两地工艺技术同源互通，其影响显而易见。

明朝科学家宋应星撰《天工开物》。

更具学术价值的是，《天工开物》中矿物颜料的记载，为明朝后期及清朝武当山宫观彩绘修复提供了重要依据。武当山宫观彩绘以矿物颜料为主，色彩艳丽且经久不褪，《天工开物・丹青》篇详细记载朱砂、雄黄、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的开采与制备方法，与武当山彩绘颜料成分分析结果高度吻合。现代考古发现，南岩宫、太和宫等宫观的彩绘颜料制备工艺，与书中记载完全一致，印证了宋应星所记技艺在武当山的实际应用。

宋应星与武当山的隔空文化联结，更体现在思想层面的共鸣。《天工开物》开篇即强调“天有工，开于气;地有工，开于形;人有工，开于思”，主张工艺活动应顺应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思想与武当山“道法自然”的建筑理念不谋而合：武当山宫观建设遵循“因山就势、顺其自然”原则，建筑与地形地貌完美融合，既彰显道家对自然的尊崇，亦暗合宋应星的科技思想。这份精神共鸣，使未亲至武当山的宋应星，通过其著作与这座仙山形成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结。

文化交融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三位奉新先贤与武当山的因缘，跨越元、明、清三朝，形式不同却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江右文脉与武当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图景，其价值远超一时一事。

揭傒斯、解缙、宋应星三位奉新名人与武当山的文化联结，形式各异却殊途同归：揭傒斯以碑铭定格武当历史，解缙以诗文传扬武当文脉，宋应星以科技赋能武当工艺。三者共同勾勒出江右文化与武当文化交融互鉴的生动图景，其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值得深入探析。

从历史维度看，这种文化交融是明清时期区域文化互动的典型范例。奉新作为江右文化核心区域，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武当山作为全国性道教圣地与文化名山，具备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辐射力。三位先贤凭借自身学术地位、文学才华与科技成就，成为连接江右文化与武当文化的重要桥梁，使奉新人文精神与武当仙道文化相互渗透、彼此成就。揭傒斯将儒家人文情怀融入道教神圣空间，解缙为仙山胜景注入文人审美意趣，宋应以科技为宗教建筑提供实用支撑，这种多维度互动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从文化传承视角而言，三位先贤的贡献为武当山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揭傒斯的两通碑文是研究元朝武当山历史的核心文献，其书法成为武当山碑刻艺术标杆;解缙的题咏与交游轶事丰富了武当山文人文化内涵，其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联合任自垣为武当山文献留存提供保障，任自垣所撰山志更成为武当文化传承的直接载体;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为武当山工艺技术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其“天人合一”思想与武当山建筑理念相得益彰。这些文化遗产既是历史见证，亦是当代武当山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资源。

从当代价值来看，这份文化因缘为区域文化合作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重要启示。三位奉新名人与武当山的联结，印证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跨区域传播能力，也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新思路!既要聚焦单一文化遗产的精准保护，更要关注文化间的关联与互动。宜春奉新与武当山地区可依托这一历史渊源，开展文化交流、学术研讨、旅游合作等活动，让这份跨越数百年的文化因缘在当代焕发生机。

冥冥之中与武当山自有一段不解之缘的，还有明朝文人余纫兰。他曾因武当山生出一段佳话，还挥毫写下诗作《李天放玄师自武当来授予秘密酬赠》，字里行间满是对武当仙韵与这段奇遇的感怀：“七日鸣箫下，翩跹鹄氅垂。驂停蔡氏馆，杖隐葛家陂。消息风花定，有无江月知。自惭非异骨，蚤已入罏锤。”

余纫兰本是奉新县下坊人，万历十五年(1587年)便为学塾诸生，自幼潜心钻研古文辞，笔力深厚。他生性淡泊，心怀隐逸之志，即便屡次被举荐为官，亦始终辞而不就，到了晚年，更是沉醉于玄理之道，心境愈发澄澈旷达。其著述颇丰，有《燕林藏稿》《楚风》等传世，而那首赠武当玄师的诗作，更成为他与武当山深厚缘分的珍贵印记。

回望历史，揭傒斯、解缙、宋应星以各自方式与武当山结缘，其智慧才情融入武当山的峰峦宫观，亦成为江右文化的骄傲。

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联结，既见证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宜春底蕴，更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精神特质。在当代，深入挖掘这份文化遗产的内涵价值，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区域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让“江右文脉，武当因缘”在新时代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十堰融媒记者 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