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深入生活 学生扎根人民

本报记者 叶 子

图①：系列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海报 图②：纪录电影《大学》海报 图③：2025年夏天，清影师生在云南省大理市海东镇老太沟村调研。 图④：《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文物修复师王津 影片截图 图⑤：2024年夏天，清影的同学们动身前往四川省江安县。 图⑥：纪录电影《风起前的蒲公英》剧照 图⑦：纪录电影《烟火人间》海报 本文照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潘旭涛制图

3月28日晚，北京和美影艺中心。100多位观众观看了10年前上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和去年上映的《百年守护》。映后交流环节，在故宫钟表修复室待了半个世纪的王津师傅，被问到因为修文物走红10年来的生活变化。

“2016年年底我去加拿大旅游，在大街上被年轻人认出来了。后来去瑞士爬雪山，老远跑来一个小伙子问：‘您是那个演员吗？’”他感慨：“这片子的影响力真的很大。”

这部在年轻人中间风靡一时的纪录片，来自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简称“清影”)。2006年，清影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一群师生和校友自发组建，名字灵感来自苏轼的那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如今，整整20年过去，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投身清影，拍出了300多部纪录片、7部院线电影，斩获国内外专业奖项50余项，成为全国高校中唯一凭自主创作影片两次入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的创作主体。

不过，最让清影的老师们骄傲的，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培养路径——既“能让学生睡在老百姓炕头上”，又有一部部作品记录时代、影响时代。

“学生们融入烟火人间，让平凡人成为镜头里的主角。”清影创始人、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说。

坐上开往边疆的长途汽车

先做“参与者”，再做“拍摄者”

清影的起点，是2006年一部叫《大肆》的毕业纪录片。2002级本科班的36名学生毕业，在时任班主任雷建军建议下，花一年时间记录了他们大学最后一年的生活。影片在多个电视台播出，获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新人奖。

不过，清影的根基在更早时已经打下。1998年，尹鸿被清华大学作为“百人计划”学者引进，着手创建影视传播学科。2001年，影视传播研究中心成立，用引进经费买来第一套专业摄像机，拍摄了纪念清华建校90周年的“水木清华”系列短片——题材包括清华校门的变迁、食堂里自学英语的师傅、过百岁生日的院士……

尹鸿后来回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选题，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清影“关注社会生活变迁、关注大背景下普通人”的创作传统。

2011年起，清影工作坊正式启动。一到暑假，影视传播研究中心教授雷建军、张小琴以及副教授梁君健等人，带着学生奔赴田野，少则3周，多则5周，沿着中国边境线和腹地乡村一路走、一路拍，先后走过黑龙江宝泉岭、新疆石河子、四川甘孜、福建长汀等15个地方，从未间断。

学生跟拍摄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帮村民干活、陪老人聊天，先做“参与者”，再做“拍摄者”。

每期工作坊都有大约5周时间。第一周通常只是慢慢熟络，真正的创作高峰要到第三周才会出现。

令参与过工作坊的学生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往往是和拍摄对象建立关系的过程以及基于这种关系所获得的对人生和社会更深入的理解。有学生将这种理解总结为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一套“带上清影烙印的方式”。

如今已经导演过多部纪录片的柯永权，回忆十几年前在清影工作坊拍《水城子》的经历：住下来后，每天跟渔民们一起吃鱼、打鱼、修水坝，睡一样的热炕，看一样的日出，最终拍出了朴实动人的佳作。

与工作坊并行的，是“作品代论文”的制度创新。2009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通过改革方案，允许以纪录片作品替代学位论文。2010年，焦瑞青凭借纪录片《扇鼓·乐》拿到传播学硕士学位——她在河北省赞皇县拍下了一群农民“略带艰涩的生活和简简单单的快乐”。2020年，清影的实践教学成果获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更重要的，是学生们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自我成长。“清影拍片子只是副产品，真正的产品是人的成长。”雷建军说。工作坊启动15年来，学生们拍出了100多部纪录短片，获得了20多个国内外奖项与提名。

从珠峰北坡到故宫深处

纪录片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太行山深处的扇鼓艺人、珠穆朗玛峰北坡的登山少年、黄河边的皮影戏传承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清影的镜头，始终对准大时代里的普通人。

2015年，清影制作的《喜马拉雅天梯》成为世界唯一完整记录珠峰北坡登顶的纪录电影，镜头对准的是西藏登山学校的年轻人。这部拍摄了2年的纪录电影在走进院线后大受欢迎，票房最终突破了1000万元，被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评价为“指向人性与心灵，投射社会和时代”。

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3集纪录片在央视播出，纪录电影走入院线，成为风靡一时的纪录片。不过，这部作品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最早发生在B站。

雷建军回忆：“我当时都不知道B站是什么……点开一看，根本就看不见片子，全是弹幕。”年轻观众们用弹幕和评论，把这部纪录片一次次推上了热搜。在此之前，文物修复是一个鲜为人知、长期被低估的职业，修复师们在宫墙之内默默工作了大半辈子。这部片子让观众看到，修复一座钟表、补全一幅古画，不只是手工劳作，更是跨越时间的对话。

王津的记忆对比更鲜活。当年为了招修复师，他们一度要去高校发传单招生，但人家一打听工资就不来了。纪录片播出后，报名者最多时超过1万人。如今，已有多所大学正式设立了“文物修复师”专业。

更深远的影响是，这部片子直接助推了延续至今的文博热——从博物馆文创的爆发式增长，到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我在故宫修文物》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清影开始拍摄非遗时，这个概念才出现不久，近20年过去了，非遗已经成了“显学”。清影在7个省份设立了田野工作地，拍摄与研究对象包括皮影戏、扇鼓、宣纸等。

影像还改变了拍摄对象的命运。比如，梁君健在陕西省华县拍摄的皮影艺人，后来获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纪录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河唱》里的民间艺人魏宗福，因为拍摄被更多人看到，成了快手上的“幸福乡村”代言人；故宫里的文物修复师有不少成了网红……

2024年上映的众创纪录电影《烟火人间》，将509位普通视频博主用手机拍摄的短视频素材，重新剪辑后搬上了大银幕。导演贾樟柯评价此片“非常具有当代性的实验意义”，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说“劳动者的劳动被我们看到，这条就戳住了”。截至今年初，已有35篇国内外学术论文对这部影片展开研究。

在纪录片界，清影第一次用4K超高清相机记录珠峰攀登全程，第一次尝试将数百条普通短视频变成大电影，第一次用4个人串起清华110年校史……尹鸿说，很多人都没想到，这些作品是几位中青年教师带着一群学生做的。

“在清影这个‘铁打的营盘’，一代代学生就是‘流水的兵’，最终他们收获了自己的成长。”尹鸿说。

300场放映，47位导演

“以影像温暖世界”

2009年，清影师生在清华大学南门的一家酒店三层，摆上几把从批发市场买来的折叠椅，开始了每周一场的纪录片放映。

起初，放映的口号是“以影像关怀世界”，后来大家觉得“关怀”有些居高临下，改成了“以影像温暖世界”。17年来，场地几经迁移，累计放映超过300场，观众超过2万人次。

作为研究机构，清影对影像的研究工作始终在进行。在对中国纪录片长期的关注中，清影出版了《清影纪录中国》三册导演访谈录，将47位导演的深度访谈配合作品评论结集成书，成为国内迄今规模最大的纪录片导演口述档案。此外，《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表意实践与文化认同》《表征的秩序》等著作，构建起一套纪实影像的理论体系。

近5年，清影获得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承担国家社科、教育部等纵向课题10余项。

许多学生从清影起步，走上了职业纪录片人的道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叶君、《大河唱》《河湟三章》《百年守护》的导演柯永权、《烟火人间》等多部作品的制片人王静、《真实生长》的导演张琳、《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唐韬、《大学》《飞鱼秀》导演孙虹……

清影有一套独特的“反哺”机制，在梁君健的一门课上，毕业生会轮番回到课堂，在“纪录片研究与创作”课上各讲各的专业——杨植淳讲摄影，唐韬讲剪辑，王静讲制片……他们进入行业后，将更新的经验带回课堂。

学生在这里接受的教育，催促他们思考教育本身的意义。2021年的《大学》将清华大学搬上院线，以四组人物呈现当代高等教育的面貌。从刚入学的本科生到即将荣休的老院士，影片从头到尾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大学在一个人的生命里留下了什么？

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往往延续很久。梁君健当年拍摄的陕北人，遇到家里的难事，常常是第一时间找他问问；毕业多年的学生仍会回到田野看望拍摄对象；有的学生年年在朋友圈里帮拍摄对象卖农产品。

纪录片，成了联系人和人的一道桥梁。

从“被看见”到“被理解”

呈现积极而丰富的中国形象

2025年，纪录长片《敦煌172》以近3小时的篇幅记录莫高窟第172窟整窟复原工程，先后在德国洪堡大学、英国牛津大学、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美国纽约大学、日本专修大学和法国卢浮宫放映。在卢浮宫，200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教育家和文化机构代表观看了完整放映。

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鲜活现场。海外观众看完后，讨论往往十分热烈，话题从审美升级到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理解——在这些纪录片里，中国文化不只“被看见”，更“被理解”。

清影培养的青年学者王静，如今在香港大学执教，她参与执导的纪录电影《大学》被译制为6种语言在海外发行。牛津大学荣誉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罗伯特·沃克尔评价她的作品：“以国际观众能够理解的电影语言，呈现了一个立体的、真实的中国……她是一座至关重要的桥梁，消弭误解，展现一个积极而丰富的中国形象。”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格林纳达视觉人类学中心前主任保罗·亨利教授则评价，清影所做的工作是利用纪录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社会功能进行了“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探索”。

在博士培养层面，一个学术矩阵正在形成：围绕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等方向，李莹用媒介史视角重写纪录电影史；王一惠研究延安的区域纪录电影史；王婧雯完成了国内第一部完整梳理非遗影像的博士论文；刘逍然正在做家庭影像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合起来，不断完善着中国纪录片研究最基础的部分。”梁君健说，“纪录片就是国家档案——今天拍下的每一帧影像，都是留给后人的历史底稿。”

2021年，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经清华大学批准升格为校级研究中心。尹鸿提炼出12个字——“人文影传、学术影像、同人精神”。他进一步解释：关注文化、关怀社会、关心人性，是立场；没有调查就没有好作品，没有研究就不会有好观点，是方法；不来自权威和强制，而来自教学相长、求同存异，是生态。

20年间，清影始终在做同一件事，把学生送到田野里去，把镜头对准大时代中的普通人。今年夏天，又一届工作坊即将启程，新一批学生将坐上开往边疆的长途列车。

链接▶▶▶

清影代表性作品

《大肆》(2006年)：清华大学2002级本科班36人集体创作的毕业纪录片，获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新人奖，被视为清影的“起点之作”。

《喜马拉雅天梯》(2015年)：世界唯一完整记录珠峰北坡登顶的纪录电影，提名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获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年)：现象级纪录片，助推文博热潮，让文物修复师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就业选择。

《大学》(2021年)：献礼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提名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译制6种语言在海外发行。

《烟火人间》(2024年)：与509位短视频用户共创的纪录电影，引发35篇学术论文研究，导演贾樟柯评价其“非常具有当代性的实验意义”。

《敦煌172》(2025年)：记录莫高窟第172窟整窟复原工程，在卢浮宫、牛津大学、纽约大学等7国7城放映，扩大中国文保经验的国际传播。

《风起前的蒲公英》(2025年)：关注北京城中村流动儿童成长，获FIRST青年电影展观众选择荣誉，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