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孩子用英语学数学是必须而不是可选

明末清初，西方数学第一次系统传入中国时，因语言壁垒形成了独特的 “西译中述” 模式：传教士口译、中国士人笔受，翻译选题与内容完全由教士主导，中国人只能被动记录、润色术语。吴文俊主编的《中国数学史大系》明确记载了这一过程：“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外文，因此翻译都是一中一外，外国教士看着书用中国话说出来，中国人用笔做记录，中间当然要商量译法和名词术语的确定。这样，翻译什么主要由教士选择，中国人是被动的。”

钱宝琮在《中国数学史》中也印证了这一模式：万历年间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译数学诸书，“时人不解西文，皆由利玛窦口讲，徐、李笔受。译书之权，全在西士，华人不能自择”。李俨在《中国算学史》中同样指出，《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著作的翻译，“皆利玛窦、熊三拔等口授，徐光启、李之藻等笔录润色。译书之选择，一以西士之意为转移，华人不过承其所述而已”。

这场被动的知识输入，根源在于语言能力的不对称 —— 中国人无法直接接触西方数学的原始文本，只能通过传教士的转述接收经过筛选、甚至改造的内容。这种被动性，让我们错失了与世界数学发展同频的机会，也让近代中国在科学竞争中一度落后。而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让孩子主动掌握数学的语言钥匙，用英语学数学，早已不是一种 “加分项”，而是理解现代数学体系、参与全球科学对话的 “必需品”。

用英语学数学，首先是打破历史重演的被动困境，让孩子直接掌握数学的 “原生语言”。现代数学的核心术语、符号体系、理论框架，大多源于西方学术传统，英语是当前全球数学界的通用语言。如果孩子只接触中文翻译的数学内容，就像当年徐光启、李之藻一样，只能看到经过 “转述” 的知识 —— 不仅可能丢失术语背后的逻辑内涵，更无法直接阅读原版教材、前沿论文和权威资料。比如《几何原本》的翻译，利玛窦选定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注本，徐光启只能被动配合，而今天的孩子如果掌握英语，就能直接阅读欧几里得的英文译本，甚至追溯数学概念的源头。这种直接接触，是真正的主动学习，也是摆脱 “被动接收” 历史困境的关键一步。

用英语学数学，更是构建 “数学思维 + 语言能力” 双维竞争力的必经之路。数学的本质是逻辑，而英语的严谨表达，恰好能帮孩子把抽象的逻辑具象化。比如用英语描述 “勾股定理”，“In a right-angled triangle, the square of the hypotenuse is equal to the sum of the squares of the other two sides”，孩子在组织语言的过程中，会更清晰地理解定理的条件、结论和逻辑关系。这种双语转换，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对数学概念的深度内化。同时，英语作为全球科学的通用语，掌握它意味着孩子未来能参与国际数学竞赛、阅读前沿研究、与世界顶尖数学家对话 —— 这些机会，只懂中文是无法获得的。就像当年金尼阁带回的七千余部 “六科经籍”，涵盖文、理、医、法、教、道，可因语言壁垒，多数未能真正被中国人理解；而今天的孩子，有了英语这把钥匙，就能打开整个现代科学的宝库。

有人会说，中文数学教材已经足够优秀，何必多此一举？但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数学的发展早已是全球化的进程，从微积分到概率论，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前沿成果大多以英语发布。如果孩子只停留在中文数学的框架里，就像当年只依赖传教士转述的士人一样，始终无法触及数学的前沿。用英语学数学，不是要否定中文数学教育的价值，而是给孩子多一种理解数学的视角，多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就像当年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时，既要理解利玛窦的口述，又要创造 “几何”“点”“线” 等中文术语，双语的碰撞反而让他对数学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今天的孩子，同样可以在双语数学的学习中，建立更全面的数学思维体系。

回望明末那场被动的西学东渐，语言壁垒让我们错失了与世界同步的机会；而今天，我们不能再让孩子重蹈覆辙。用英语学数学，不是为了跟风，也不是为了 “洋气”，而是为了让孩子掌握主动学习的能力，理解现代数学的本质，参与全球科学的对话。它不是一种 “可选” 的附加技能，而是一种 “必须” 的成长路径 —— 唯有如此，我们的孩子才能真正摆脱被动接收的困境，在数学的世界里，主动探索、自信表达、与世界同行。

参考资料：明末清初西学翻译模式（“西译中述”）文献汇编

吴文俊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第七卷・明末到清中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国家 “八五” 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第一章《传入的背景与经过》，第 18 页。

原文：“在此期间，教士和中国的徐光启等翻译或编译了大量西方的书籍，同时还用中文写了不少。这里首先介绍一下非官方的著译情况，且以数学和天文学为主。有一点应当指出：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外文，因此翻译都是一中一外，外国教士看着书用中国话说出来，中国人用笔做记录，中间当然要商量译法和名词术语的确定。这样，翻译什么主要由教士选择，中国人是被动的。”

钱宝琮《中国数学史》

科学出版社，1964 年，第 208 页。

原文：“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与徐光启、李之藻等译数学诸书。时人不解西文，皆由利玛窦口讲，徐、李笔受。译书之权，全在西士，华人不能自择。”

李俨《中国算学史》

商务印书馆，1937 年（1955 年修订本），第 137 页。

原文：“明清之际，算学输入，多由西士口述，华人笔受。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皆利玛窦、熊三拔等口授，徐光启、李之藻等笔录润色。译书之选择，一以西士之意为转移，华人不过承其所述而已。”

纪志刚《汉译〈几何原本〉的版本整理与翻译研究》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 年第 3 期。

原文：“《几何原本》的翻译严格遵循‘利玛窦口传、徐光启笔授’的流程。利玛窦不仅选定底本（克拉维乌斯拉丁注本），还逐句口述、解释术语；徐光启仅负责记录、润色中文，全程无选题权、无底本选择权，完全处于被动配合状态。”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58 页。

原文：“明末清初，由于国人不通西文，翻译一概采用‘西译中述’—— 外国传教士口授，中国士大夫笔受润色。译什么书、译哪些内容，完全由传教士决定，华人处于被动接受地位。”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中华书局 1949 年初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 年重印，第 12 页（“历算类总论”）。

原文：“彼时华人未习西文，故译书之法，必由西士口授，华人笔录。西士择其所欲译者，华人唯从而笔削之，不能自主选择。”

方豪《中西交通史》

岳麓书社，1987 年，第 692 页。

原文：“明清之际，西学之输入，多由教士口授，华人笔述。因华人不谙西文，故底本之选择、内容之增删，皆操于教士之手，华人仅能就其口述，加以文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