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放话伊朗，要么投降要么毁灭，战争伤口只能靠导弹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围绕“人为什么会走向战争、是否有可能阻止战争”展开著名的思想与学术争论，距今已经过去很久。但两人最终都没有找到阻止战争的办法。

在这场著名论辩之前，人类历史上早已战事频仍。这也促使思想者从学术层面追问战争的成因，以及如何找到从根本上阻止战争爆发的办法。在他们之后，战争依旧延续至今。人们仍在研究、追索这些战争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谁该为战争的爆发承担直接或间接责任。

与其回望那些已经随时间流逝而结束的战争，不如尝试回答当代战争的问题。它们或许是一条延续不断的链条，与记忆中那些被历史记录下来的战争彼此相连。尤其是其中的行动者始终是“人”——这个有思考能力、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存在。

如果顺着人的行为及其控制能源来源的战略去看，就会发现，他为了获得优渥生活，哪怕以牺牲与自己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为代价，也会不断炮制观念。这些观念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成战略、系统化的计划和操作机制，进而强化控制与支配的逻辑。

于是，“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一概念便会自动浮现。这是一个古老的希腊隐喻，象征悬于权力者或富有者头顶、随时可能降临的持续危险，尽管他们表面上仍享受着安逸与繁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某种程度上正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一个例子。曾被称为美国国务院前“战略大脑”的理查德·哈斯认为，特朗普正在无意识地冲向战争。他还强调，美国战略已经出现一些伤口，华盛顿必须设法让这些伤口愈合，否则就可能进一步恶化。

特朗普显然意识到周边环境正在变化，因此把目光投向庞大的军事力量。而时间并不站在他这一边。他在白宫办公桌上摆放战机模型，并特意指向这些武器在战争中能够产生决定性作用，这并非无缘无故。

美国——以色列一方与伊朗一方之间的战争，是对美国战略的一次重大考验，美国战略正处在受检验的关口。尤其是战争尚未结束，所有情景都还摆在桌面上。

正因如此，人们也就能理解美国力量眼下所处的危机：这场战争并未按照它原先的盘算推进，这让美国在“确认胜利”这件事上陷入尴尬处境。特朗普还不断向听众和交谈对象抛出一连串说法，炫耀战争是否会继续，以及既定红线绝不会被放弃。

特朗普把对伊朗的战争与俄乌战争相提并论。他担心这场战争持续更久，而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这种比较所呈现出的图景是，对德黑兰的战争也可能持续同样长的时间，甚至更久。特别是他面对的是一个“神权体制”，这个体制甚至在真正投入战斗之前，就已经预先把胜利归于自己。

而制裁与封锁政策，触及这类执政群体的程度有限，真正承受痛感的，更多是夹在两团火之间的伊朗民众。

美国总统一再试图淡化伊朗的军事能力。他还夸耀自己“消灭了伊朗领导层”，随即又对“如今竟没有一个现成的领导层可以与之对话”表示惊讶。

他还提到伊朗内部的混乱与失序：一部分人支持与他谈判，另一部分人则反对这样做。由此，特朗普正在寻找一个新的伊朗“买办阶层”与之对话，并试图以“委内瑞拉模式”来终结围绕国家与人民由谁统治的争论。

特朗普还对历届美国政府为何能容忍这个体制长达47年表示不解。他把全部责任归咎于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以及当时担任其副手、后来被罢免的乔·拜登，认为正是他们在2015年签署了一项他口中“最糟糕的协议”。

至于白宫是否会把战争结束一事通报国会，在这里不过是细节。因为共和党已经完全掌控局面，而特朗普也清楚该如何用一系列减税和其他措施去撩动美国街头的情绪。

德黑兰方面同样十分清楚，特朗普是在周旋和欺骗。他就像一个精明商人，没有绝对、确定的利润，就不会进入任何交易。他会为谈判留出空间，但眼睛盯着的却是对方的投降与屈服。

也正因为伊朗已经两次尝到背叛的滋味，所以据可靠的军事报告和美国情报报告显示，它正在为一场决定性战斗做准备。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伊朗给这个“伟大国家”的战略造成的伤口，只能靠炮弹、导弹、驱逐舰、摧毁基础设施以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医治。而从德国撤出5000名士兵，也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