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处理的,是你明明知道正确的做法,可你的行为却是背道而驰的。此时,你缺少的并不是问题解决方法,而是需要理解为什么你明知道自己不该陷入错误的模式,但又无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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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女生“包丽”(化名),与同为北大学生的牟林翰相恋,但被男友长期PUA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曾一度引发热议。包丽与大自己一届的学长牟林翰在2018年确立恋爱关系,到2019年因被男友长期精神控制和压迫,最终服药走上绝路。
在交往期间,男友多次询问包丽过往的性经历,并强调“女孩的第一次是最美好的东西”。使得包丽产生了强烈的自我道德感批判。因为从心理动力角度看,这类持续的羞辱和贬低,很容易被受害者内化为自我攻击。
短期内,一个人原本也许还能反驳,但在长期精神压迫中,外部的羞辱性声音会逐渐变成她内在评价自己的声音。而牟林翰也进一步利用了包丽的这份羞愧,对包丽实施精神操控。牟林翰甚至离谱的要求包丽,先怀上自己的孩子,然后再去流产,然后把病历留给自己做纪念。包丽因为考虑到这样对孩子是不公平的而拒绝。但牟林翰随后要求包丽去做绝育手术,并要求把包丽的输卵管切下来后留给自己做纪念,包丽的回答是:可以。
但在这些年间,包丽自己不是没有思考过这段感情是否值得继续;也曾在与朋友诉说这段关系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后,被朋友强烈劝说要马上离开这样的男友。那么为什么包丽做不到呢?包丽当时给劝自己分手的朋友回应是:“我分不动了,心死了”。
在这个悲剧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理性认知到具体做出决定之间,整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而纠结的。有时候你明明很清楚什么才是对自己有利的,但仍然难以做出决断。
在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梅湘南遭遇安嘉和家暴后,好友刘薇曾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劝她离婚。梅湘南也不是全然没有自己的理性思考,她也拨打妇女救助热线、离家出走、去法院咨询,但依然还是没能下定决心,直至家暴进一步升级,自己被推下楼梯、摔伤并流产后,才真正对这段关系断了留恋。
作为旁观者,似乎觉得整件事情很清晰,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已经很明确的。为什么你都那么痛苦了,还不赶紧离开?
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帮助才是能起到作用的?
最能起到作用的,是提升个体的自主性。我们通过这些案例都可以观察到这些案主身边并不缺能够提供劝说的人,但如果案主自身的自主性非常微弱,常常很难为自己做出决断。
那心理咨询师是如何帮助个体提升自主性的呢?
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咨询师并不会仅从问题角度去看待案主,而是会将案主视作一个完整的人,去理解案主的人生。从而在案主的人生长河中,观察并理解案主为了自我存在而持续做出的抗争。
当咨询师能够让来访感受到自己是充满魅力,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那么来访就能开始也这么的看待自己,继而对自己后续的人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与动力。
例如:咨询师可能与来访一起思考,来访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他又运用了自己的哪些潜能?或者他是否有某一刻曾惊奇地发现自己有某些潜能?
当一个人被积极地对待,想法和情绪都被尊重,这个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和态度也会发生变化。
1965年,心理学家Robert Rosenthal和校长Lenore Jacobson在美国加州一所小学进行了一项实验。先让全校学生做智力测验,然后将部分学生标记为“潜力学生”。在之后的日子里,由于被标记的孩子被老师不断地以优异学生的方式对待,通过更积极的关注、正向反馈和互动,这批被标记的潜力学生在几个月后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进步。但实验的真相是,这批被标记的学生,并不是按照智力测试的结果筛选出来的高智商学生,他们只是被随机选择到的学生。
新东方的俞敏洪曾多次讲过自己的失败感。直至后来创业,与徐小平、王强一起发展业务。期间感受到了自己可以与优秀的人才一起做事、一起争论、一起承担风险,从而改变了自我负面的评价。
如果我们拿后两个示例与前两个案例做对比,就可以看到之前的二位案主,遇到的交往对象大多会对其进行贬低,控制,以此打压案主的自主性;但后面两个示例,则很好的体现出如果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事,这些被积极地对待,甚至能够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极大的促进性发展作用。
那么如果生活中,没有遇到这样的“好客体”,那么选择进入到心理咨询中,先由咨询师来担任好客体,让向好的改变发生。
看下来,这似乎是个很浅显的道理,似乎心理咨询师的工作也不那么复杂。那么下面我就来说说心理咨询师要应对的复杂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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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咨询师要留意,不要产生与来访潜意识合谋的“保护性氛围”。
虽然上文说了两位苦主,在亲密关系中有被剥夺自主性的部分。但在实际分析工作中,来访也很有可能会由于痛苦的现实而启用防御机制,以逃避改变的责任,完全屈从于快乐原则。
在精神分析的视角下,神经症的核心本质,是患者用症状、防御来回避现实中的责任与冲突,治疗的核心就是打破这种回避,让患者直面现实。也就是说,症状并不只是痛苦本身,也常常承担防御功能。它既让人痛苦,也可能帮助人暂时回避更深的冲突、责任、羞耻或现实压力。
因此,分析工作不能只是安抚痛苦,也需要逐渐帮助来访者看见:这个痛苦在保护什么,又在阻碍什么。
所以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如果只是一味的容纳与理解,就很容易与来访一起创造出一种保护性氛围,咨询空间就成为了来访逃避现实痛苦的“山洞”。而咨询师所要做的进行抱持性工作的同时,坚守精神分析的核心目标,即:强化患者的自我功能,推动患者从快乐原则转向现实原则,直面真实的治疗现状,而非沉浸在虚假的、无冲突的安全幻觉中。
咨询师要如何动态把握这个尺度呢?
首先我提到了要去理解来访的人生。所谓理解就是去听来访是如何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来访早年客体关系是什么样的;来访存在的核心冲突又是什么?
理解来访,并不是单纯地去听来访的讲述,而是通过这些多维度的思考,尝试去用来访的眼睛看世界,尝试用来访的心灵去感受世界,但同时不丢失咨询师的客观性。
在Freud的经典分析理论中,是要求分析师成为“空白屏幕”,但我更认同后期的客体关系理论,也就是咨询师可以做个有回应的在场者。这样咨询师在倾听来访讲述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回应来持续验证自己是否有准确理解来访所想要表达的情感内容,而不是被动等待来访通过自由联想给出的碎片化信息。
二、咨询师不急于给出指导性意见,才有机会探究来访的无意识冲突
案例中的两名女性,无疑都是处于痛苦的亲密关系中。那么这种痛苦会通过投射机制,让她们的交谈对象也感受到那种急于想要逃离的压迫感。
此时,这些交谈对象几乎会不约而同地提议道:离开他!结束这段关系!
但心理咨询师的工作并不是给出直接的指导性意见,除非是来访者已经处于高风险,也就是危及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情况。(即便如此,心理咨询也无法直接处理紧急情况,咨询师大多只能建议联系家人陪护,至专科医院挂急诊;或拨打110、120等急救电话。)
心理咨询师可以做的工作是回归到咨询空间中,帮助来访去探查现实困难之下的无意识冲突或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
举个例子来说,一名年轻俏丽的女性,恋情总是不顺利。如果心理咨询师只是从方法层面给出指导,像是如何维持良好的沟通,每天应该发些分享之类的来维系亲密感。无疑,是很难从根源上帮助这名女孩去理解她在亲密关系中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只有通过中长程的分析后,或许才能理解到原来自己一直很渴望母爱,小时候未获得的,长大后总是会在无意识中从恋爱对象身上获取。那么不论这名女孩找的是异性对象(男孩)或是同性对象(女孩),这些对象代表的都是女孩一直未获得的“母亲”。而对于正与这么女孩交往的恋爱对象来说,他们的性别和角色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错位。这自然会影响到这段亲密关系的发展。
所以心理咨询并不是针对问题给出指导性意见,因为我们通过案例已经能够明显看到个体是不缺方法的。其困难之处在于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但就是做不到。这不是因为个体没有思考能力,而是因为这些行为背后,往往连接着更深层的无意识冲突或是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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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离开一个人,可能意味着离开一段熟悉的痛苦;建立边界,可能意味着要承受对方的不满。
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都是不同的,而未来的人生故事会如何谱写,或许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去谱写内心新的篇章。
(文中案例均源自网络或杜撰,不含咨询情境下的真实案例)
作者:许烨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精神分析博士在读,壹心理督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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