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施普林格·自然科研总裁史蒂文·印驰库姆：中国是全球科学强国 领跑三大学科

“在自然指数追踪的五大学科领域中，中国目前在其中三个领域居于全球首位。其中，化学和物理科学是中国明显的优势领域，此外，中国还在地球与环境科学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近日，施普林格·自然科研总裁史蒂文·印驰库姆(Steven Inchcoombe)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书面采访中这样说道。

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是全球领先的科研出版机构之一，2015年由施普林格与麦克米伦科学与教育合并而成，旗下拥有《自然》《科学美国人》等超过3000种期刊，每年出版约1.4万种图书。该公司总部位于柏林，2024年在法兰克福上市，致力于推动开放获取与科研传播。其中，《自然》是全球引用量最高的多学科期刊之一，百年来发表了大量突破性科学成果，是无数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学术圣杯”。

印驰库姆指出，过去20多年来，中国已迅速崛起为全球科学强国，科研产出与质量均实现快速增长，近年来更加快了注重质量的步伐。这一显著变化直接体现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上。自然指数追踪全球145种最高质量的自然科学与健康科学期刊上发表的原创研究论文，其中多数是由施普林格·自然以外的出版社出版的。

数据显示，中国于2022年首次成为该指数中高质量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国，并在此后持续扩大领先优势。在自然指数追踪的五大学科领域中，中国目前已在三个领域位居全球首位。其中，化学与物理科学的表现尤为突出，远超此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此外，中国在地球与环境科学领域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最新数据预计，中国在自然指数的贡献份额有望在未来两年内升至美国的两倍。

印驰库姆指出，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及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出版机构发表的研究正持续强劲增长。他说：“当前，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的科研产出影响力已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自然指数显示，亚洲国家整体上强化了科研实力，其中中国位居榜首，韩国和印度也跻身前十，超越了一些历史悠久的科研强国。”

印驰库姆2023年2月出任施普林格·自然科研总裁，此前曾担任首席出版官。在2006年加入麦克米伦管理委员会之前，他曾负责Interactive Data Corporation的战略和公司发展，使公司在纳斯达克实现上市，并在金融时报集团担任多个管理委员会职务，包括《金融时报》英国出版人和ft.com董事总经理。他曾在牛津大学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攻读物理学，拥有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特许会计师资格。

中国在自然指数三大学科居全球首位

《21世纪》：从你们掌握的投稿与发表数据来看，过去五到十年中国科研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发生了哪些结构性变化？在哪些学科领域的提升最为显著？是否在某些领域已经接近或超过欧美主导地位？

印驰库姆：过去20多年来，中国已崛起为全球科学强国，科研产出和质量均实现快速增长。近年来，中国更加快了日益注重科研质量的步伐。

这一显著变化也体现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上。自然指数追踪全球145种最高质量的自然科学与健康科学期刊上发表的原创研究论文，其中多数是由施普林格·自然以外的出版社出版的。2022年，中国首次成为自然指数中高质量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国。最新自然指数数据显示，中国仍继续居于首位，并不断扩大领先优势，其贡献份额有望在未来两年内升至美国的两倍。

在自然指数追踪的五大学科领域中，中国目前在其中三个领域居于全球首位。其中，化学和物理科学是中国明显的优势领域，其表现远超此前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此外，中国还在地球与环境科学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虽然中国目前在生命科学和健康科学领域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中国正在迅速迎头赶上。

预计出版生态系统将变得更加多极化

《21世纪》：目前全球学术出版体系仍高度集中于欧美机构。未来是否会出现更加多极化的学术出版格局？

印驰库姆：出版机构可能在某一国家设有“总部”，但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他们力求吸引和发表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研究成果。施普林格·自然其实引以为傲的是，我们并没有一个“中心”，而是将公司高级管理团队成员派驻欧洲、北美和亚洲，在各大洲都建立重要的合作关系，采用一种真正的多节点架构。

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在各类国际出版机构发表的研究持续强劲增长，就充分印证了我的观点。这种增长既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当前，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其科研产出的影响力已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自然指数显示，亚洲国家整体上强化了科研实力，其中中国位居榜首，韩国和印度也跻身前十，超越了一些历史悠久的科研强国。

总体而言，学术出版是中立的，在当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也必须继续保持中立。因为其核心使命在于促进知识的自由流动，确保知识无论来自何处，都要根据其质量和严密性进行评估。这就是为什么施普林格·自然及其他众多的学术出版机构，都主动拥抱数字出版技术和开放获取模式。因为这些进展正在重塑科研发现与科研传播的方式，降低了参与壁垒，让来自更多机构和地区的学者能够更容易地触达全球受众。

展望未来，我预计出版生态系统将变得更加多极化。学术出版机构在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科研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会为此而确保严谨公正的编辑流程，扩大知识获取渠道，并不受地域限制地传播高质量的科学成果。

AI工具不能被列为论文的共同作者

《21世纪》：针对论文作者使用AI工具（如文本生成、数据分析等），目前集团的政策边界是什么？哪些使用场景是被允许的，哪些是明确禁止的？是否已经发现AI生成论文通过同行评审的案例？

印驰库姆：AI要真正发挥其对于科研界和出版界的潜在影响与益处，就必须以高效和负责任的方式进行部署，并充分纳入伦理考量。有鉴于此，施普林格·自然制定了一套重在安全和伦理的AI政策与原则，以指导我们自身，以及作者、编辑、同行评审人和客户的活动。透明度是这一方法的核心要素。

例如，AI工具不能被列为论文的共同作者，因为它们无法对研究内容承担责任或被问责。如果AI工具仅用于文字编辑辅助，例如帮助母语非英语的科研人员提升语言清晰度，则无需在投稿时加以披露。但如果以更复杂的方式使用AI，例如用于促进研究过程，作者就必须清晰透明地披露使用情况，包括在论文的方法部分提供所用模型的细节。此外，施普林格·自然不允许在所发表的文章中加入生成式AI图片。

在同行评审方面，施普林格·自然的编辑政策禁止将稿件上传给生成式AI工具，因为同行评审从根本上依赖于保密性、人类评审专家的专业知识、判断力和独到见解，这些都是评估过程中不可取代的要素。只有审稿人才能对评审报告的内容负责。

学术出版核心标准将更重要

《21世纪》：随着AI可能参与科研写作甚至科研发现本身，学术出版的核心标准（如原创性、作者署名、责任归属）是否需要被重新定义？你认为未来3~5年行业规则会发生哪些关键变化？

印驰库姆：在人类监督下，生成式AI及其他新兴技术不仅有可能对出版机构为作者、同行评审人、编辑、读者和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产生重要影响，还有可能影响到做科研的方式。但是，我认为学术出版的核心标准，例如原创性、作者署名和责任归属，无需从根本上重新定义。这些标准反而会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这些原则是确保科学记录可信度的共同基石。在AI也有可能被某些人用于歪曲事实或操纵信息的情况下，尤为如此。例如，深度伪造和虚假信息如今能以闪电般速度传播，使人们更难以验证事实。《自然》近期刊登的一篇新闻特写《科学家虚构了一种疾病，AI告诉人们它是真的》就很好说明了这方面的危险性。

我认为的变化之处在于如何在一个AI驱动的科研环境中应用这些标准。我们可以预期人们对透明度的期望会更高，AI治理会更严格，负责任的AI使用规范会更清晰。同时，我们行业还需要适应数字原生代科研人员的需求，他们的行为和所希望的东西不同于前几代人，尤其在信息的发现、使用、再使用和传播的方式上。例如，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基于上下文阅读”的减少，以及“AI对内容进行消化”的增加，从而为人类生成简短的答案。因此，AI正在改变出版机构的价值主张，以及客户的价值评估指标。

尽管技术在不断进步，但出版机构的角色和使命始终如一，即出版和传播高质量、可信赖的科研成果，造福所有人并供其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