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近些年来，平定县文史界盛传一册手抄本，叫《梦花堂丛集》。这本托名清康熙年间平定州文人董笔所著的小册子，薄薄的，就那么几页，字迹歪斜潦草，却被平定文史界极少数人奉为“镇县之宝”。
该书以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西巡平定州时，托名作者董笔参与接驾、亲聆圣谕为核心内容，把当地流传已久的康熙吃黄瓜干、喝连翘茶、用平定砂锅烧水熬药诸事，皆于此书中一一坐实，更被视作地方文史重要文献，广泛采信沿用。
平定一地极少数人把伪作《梦花堂丛集》奉为至宝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该书真伪提出质疑，认定这是今之平定人凭空臆造、自撰自证的伪作。
笔者前文已考证指出，《梦花堂丛集》存在多处错用康熙庙号、谥号的致命疏漏，足以证明此书为后人假托古人之名伪造。今再就此书托名主人公董笔，当年是否参与接驾、列席御宴一事，展开进一步考证与辨析。
一
董笔其人，名不扬，位不显，文不蜚于士林，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底层文人了。
据乾隆《平定州志》卷五《人物志》记载：“（董）笔，字叔良，性嗜古，工诗文，以拔贡入太学。”
乾隆《平定州志》卷五“董笔”书影
所谓“拔贡”，通俗来讲，大致相当于如今的免试保送生。由各省学政选拔品行、学业俱优的秀才，贡入京师，这就叫拔贡生，简称拔贡。
贡生进入国立最高学府太学，也就是国子监，读书数年后，经朝考合格，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外放知县，三等担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
国子监
董笔大概属于三等，因为他毕业以后，朝廷给他的官职就是教职，这在《平定州志》中有明确记载：“（董笔）两任蔚州、猗氏学博，立规课士，成就甚众。”
董笔太学毕业后，先后担任蔚州、猗氏两地的学博。蔚州就是今天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猗氏是今天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学博，也叫“儒学教谕、训导”，职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
清代山西《平阳府志》“董笔”书影
干了几年后，董笔“升蒲城县丞，多异政”。蒲城，就是今天陕西省蒲城县。县丞，是知县的佐贰官（副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县长，这是董笔一生中做得最大的官了。
再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董笔把县丞这个不入流的小官给弄丢了。清代《蒲城县续志》卷一记载是“缘事归里”，清代《山西通志》卷一百五十六记载是“告归”，乾隆《平定州志》对此事什么也没写，但光绪《平定州志》则明确记载是“罢职家居”。
光绪《平定州志》“董笔”书影
那么，董笔是因为什么事情被“罢职”的呢？《平定州志·艺文志》中收录了一篇张恩撰写的《董笔传》，作了很明确的解释：“后宪学公解组高尚，而先生亦遂罢职归田。”
乾隆《平定州志·艺文志》张恩《“董笔传》书影
这句话说得不太明白，但大体上还能搞懂董笔丢官的原因，是因他的顶头上司、陕西学政“解组高尚”，所以董笔也就干不成了，只好“罢职归田”，回老家山西平定种地去了。
那么，什么叫“解组高尚”呢？
二
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曰：“绶属。其小者以为冠缨。”
在古代，人们把织花丝织品分两类，幅面较宽的，称“组”，幅面较窄的，叫“条”。条,用来作冠帽缨带；组，则专门用来系拴官印绶带。
清代《山西通志》“董笔”书影
最早的时候，比如秦汉至魏晋，官员是把官印系在绶带上，佩挂于腰间，或装入腰间的鞶（pán，音盘）囊（绶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舆服志》载：“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大意是说，秦代用彩丝组绳系印，连成长绶；汉代沿袭秦代制度，未作更改。
西汉司马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亦载：“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意思是说，怀揣金印，把紫绶系在腰间。
司马迁《史记》书影
唐代杜佑《通典》记载：“汉代著鞶囊者，侧在腰间，或云傍囊，或云绶囊，然则以此囊盛绶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时。”
汉代佩印绶有两种规制，正式朝会、庄重场合，把印绶纳入鞶囊藏好，悬挂在腰侧，有人叫它傍囊，也有人称它绶囊。日常起居、闲居之时，则任由绶带散垂腰间，不用收纳，所以说“或盛或散，各有其时”。
古代官印
隋唐以后，官制舆服渐有变革，官员一般不再随身佩印，只保留鱼袋作为身份标识。
明代仇兆鳌《杜诗详注》记载：“隋唐以后，官不佩印，止有随身鱼袋。”
鱼袋分两部分，鱼就是鱼型的盒子，袋就是装鱼的袋子。最初是布袋子，后来用皮，复以金、银、玉等装饰。
《通典》记载：“三品以上，紫衣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衣银鱼袋；皆执象笏。”
清代《四库全书》书影
由此可知，组，就是古代官印上系结的丝绳，也叫“印组”。解组，就是解下官印，辞官卸任，这是古人对辞官罢职的一种形象生动的说法。
比如，宋代苏轼《次韵乐著作野步》诗云：“解组归来成二老，风流他日与君同。”
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亦云：“家祖那年南昌解组，次年即不幸先君见背。”
三
至于“解组”与“高尚”，这两个词组合到一起该怎么理解，这有点费脑筋。
所谓“高尚”，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志向高洁、坚守节操。
比如《易经．蛊卦．上九》中有这么一句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意思是不肯屈身侍奉王侯权贵，独守清节，以隐逸守志为立身高尚之行。
伪作《梦花堂丛集》复印件
明代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九》：“其高尚不出，又有不求闻达之科。”意思是说，这个人品格高洁、隐居不仕，又属于不求声名显达、甘于隐逸这一类人。
《平定州志·董笔传》中的“宪学公解组高尚”，也应该是这个意思，是说陕西学政不做官了，不管是自己辞职，还是被皇上罢免了，都是因为“高尚”，而不是因为犯了错误。
那么，康熙一朝，到底是哪个陕西学政“解组高尚”了呢？
乾隆《平定州志》张恩《董笔传》书影
据《平定州志·艺文志·董笔传》，董笔升任蒲城县丞的时间是“乙亥年”，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也不知道是嫌这个官太小，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董笔一直“郁郁不得志，唯自适于一觞一咏之间，以颐吾真”，不是喝酒，就是作诗，一天到晚闷闷不乐。
董笔唯一存世的作品集，叫《梦花堂诗集》，估计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蒲城县令“公出”，即有公差外出，就由董笔暂时代理县令一职。
再后来，估计就是在董笔代理县令期间，陕西学政恰好“解组高尚”了，董笔“亦遂罢职归田”。
光绪《平定州志》书影
检《陕西通志》，康熙三十四年（1695）以后，历任陕西学政多人，但在学政任上“解组高尚”，且时间明确可考者，唯有朱轼一人。
《清史稿·朱轼传》载，朱轼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出督陜西学政”，他勤勤恳恳、一心奉公，在陕西学政任上，做出了不小的成绩，深受陕西当地百姓和士绅的好评。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正直肯干的好官，竟然受到弹劾，并被“解组”。
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四
有清一朝，学政掌一省之学务政令和岁科两试，是执掌全省文教考试的专职官员。朱轼作为陕西学政，却在某科乡试工作中出了重大疏漏，以致全国各省都能按期开考，唯独陕西不能按期开考。
身为学政，若履职失当、贻误考试，实属误人子弟。无论古今，此类行为皆为严重失职，依规受劾处置实属理所应当。
《清史稿》“朱轼”书影
《清史稿·朱轼传》是这样说的：“故事，试册报部科，当有公使钱。轼独无，坐迟误被劾，。”
按清代旧例，各省乡试开考前，须将本届应试生员名册报送礼部备案，待核准批复后方可开科考试。
久而久之，官场便形成一条潜规则：凡报送考生名册的省份，都要向礼部经办官员馈赠钱财打点，这笔陋规款项时称“册费”。
清代山西《猗氏县志》书影
朱轼为人清正耿直，认定所谓“册费”属于无由陋规，坚决不肯随俗缴纳。礼部经办胥吏因此怀恨在心，故意积压陕西报送的考生名册，拖延两月之久才予上报，最终致使陕西乡试延误停考。
朱轼遭弹劾后，“士论为不平，会有以其事闻上者，上命轼毕试事”，朝廷上下都为朱轼鸣不平，还有人把这事捅到康熙皇帝那里。
再后来真相终于大白，涉事失职官员受到严肃惩处，而朱轼官复原职，康熙皇帝又特降谕旨，准许陕西另行补行乡试。
伪作《梦花堂丛集》复印件
代理陕西蒲城县令之职的董笔，极有可能是在这次官场风波中牵涉过失，被朝廷免官罢职的。
由此，可以确定，董笔最早也要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才罢职归田，返回山西平定老家。如此一来，他就根本不可能见到康熙皇帝。
也就是说，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西巡平定州之时，董笔尚远在千里之外的陕西蒲城任职。那个时候，无论他身任学博、县丞还是代理县令，若无朝廷特旨或督抚准许，绝不可能擅自离任回乡参与接驾。
《清圣祖实录》书影
退一万步说，倘若董笔真有幸亲历圣驾、亲聆谕旨，乃是平生莫大荣光，同乡张恩为其作传，断无遗漏不载之理。
综上足以定论，托名董笔所作的《梦花堂丛集》，纯属今之平定人伪造。书中所载康熙西巡过平定，宴会现场为平定砂器、黄瓜干、连翘茶赐名等种种情节，皆是凭空杜撰，完全不足采信。（张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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