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就业新形态已成常态，要填平小微企业和劳动者面临的“数智鸿沟”

2026年4月28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联合主办，网商银行、蚂蚁集团研究院协办的光华思想力研讨会暨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报告发布活动，在光华管理学院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以“小微经营者，微光成炬”为主题，汇聚学界权威、业界专家与行业实践者，深度剖析小微经营现状、研判发展趋势，并围绕小微理财、AI赋能、民营经济政策等关键议题展开研讨，为小微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在活动上作题为《小微企业如何分享AI机遇》的主旨演讲，以下基于现场观点整理：

当前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十五五”规划对数智经济发展作出的部署中，特别关注数智经济如何帮助小微企业获得相对均等的机会，提出“建设数智化转型促进网络，健全中小企业数智赋能服务体系”，“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向中小微企业开放科研条件和应用场景、提供技术开发服务”等。

蔡昉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对所有旷日持久解决不了的难点、堵点提供新的机会，或许能带来根本性突破，小微企业发展自然也在其中。

对于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蔡昉认为需要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分享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而全要素生产率恰恰是当前经济增长相对乏力的主要制约。第二，人工智能具有“零边际成本”特征，模型开发出来之后几乎没有成本，可以无限使用，并且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这些特点恰好可以用来消除规模歧视和障碍。第三，应当用好开源、平权等新特征来消除数智鸿沟。反之，如果没有好的制度设计，人工智能发展越快，数智鸿沟可能越大，反而加剧分化。

蔡昉强调，最需要警惕的是三种情形：一是小微企业在“数智鸿沟”中成为被隔在技术红利之外的一方，鸿沟趋于越来越大；二是出现“K字形”的经济分化，部分企业越来越好、进入良性循环，另一些则地位进一步降低、面临的困难进一步强化；三是也可能出现“E字形分化”：一部分向好，一部分惨淡经营但努力跟进，还有一部分被创造性破坏所淘汰。政策的目标应当是避免小微企业成为“创造性破坏”的受损一方，充分用好人工智能的新机遇。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力无限，以人工智能推动更深层次资源配置

蔡昉分析称，当前小微企业面临的供需两侧制约均明显增强。“十五五”的增长任务目标以定性为主，定为“中等发达国家”，据此可以推出定量要求，即以2020年为基期，以不变价计算，在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达到22000美元左右。以此倒推“十五五”期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应为4.4%-4.8%，这与估算的潜在增长率基本相符。

潜在增长率逐年下降符合收入越高越回归世界平均水平的规律，但这一增速并非注定的。改革可以带来红利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改革红利之上叠加人工智能红利，完全可能实现更高的增长，“翻一番”只是有保障的底线。与此同时，这也要求在需求侧能够切实支撑潜在增长率。

针对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核心议题，蔡昉从提高路径特点和演进升级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入阐述。他引用数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从高速提升到增速放缓的过程。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收入水平进入更高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回归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有所放缓。要实现2035年目标，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蔡昉指出，关于人工智能能否提高生产率，目前各界存在较大争议，经济学家也有人持怀疑态度，“索洛悖论”（Solow Paradox）的代表性观点是“到处都能看到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唯独在生产率统计中看不到”。当前确实尚难从统计数据中直接看到人工智能带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认真研究人工智能的性质和未来发展方向，至少有几点值得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本质是配置效率，不是简单应用技术就能自动提升，而是依靠用最好的技术、最好的能力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将配置不好的企业淘汰掉，将配置最好的留下来，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提高。

利用人工智能的模型、编程和数据，可以大大减少过去“试错”“干中学”和“减材式”配置中的资源和时间浪费，将资源配置变成一个可以无限深入的过程。过去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自大板块的重新配置，即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效率提升，如今这种效应已经减弱，但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将资源配置的颗粒度越变越小、深入到更细微的层次，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是无限的。

蔡昉强调，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要保持增长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过去常用的办法是加快资本深化、提高资本劳动比。除小微企业外，一般企业、中型企业、大企业和央企通常不缺资金，大规模投入资金和放松信贷条件的结果是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这其中有效率不高、资金使用不佳的因素，但更多是规律的体现：当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便成为必然。

近年来，GDP增速与资本存量增速之比（即“GDP投资弹性”）持续走低，是资本报酬递减和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必然结果。抑制这一趋势必须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继续用资本深化的办法去提高劳动生产率。

小微企业生存期或将更短，亟需用制度填平“数智鸿沟”

蔡昉进一步将讨论聚焦于小微企业在新格局中的处境与出路。他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两个路径，两者并非择一而行，而是两位一体、同时发生。

第一个路径是资源配置效应。过去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近一半来自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非农产业、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和重新配置。随着劳动力总量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在减少，“疾风暴雨式”的生产率提高过程正转变为“毛毛细雨”，进入行业间、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等更小颗粒度的配置。

这同时也导致一些性质变化。农民进城或剩余劳动力转移总体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微观上劳动者增加了收入，宏观上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但未来的企业间配置越来越不带有这种性质，总是有存活下来的、有死去的，有进入的、有退出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必然越来越明显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小微企业需要克服的障碍明显更大，往往容易成为“创造性被破坏”的对象或受损方。

蔡昉分析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或人口红利消失前的三十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一部分来自资源重新配置，另一部分则来自创造性破坏效应。

未来仍然需要依靠这两者，小微企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应被排斥在这一过程之外。企业的出生、成长、退出，是企业需要面对的正常生态循环，极少有企业能长命百岁。第五次经济普查至2023年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法人中97%是2001年以后出现的，87%以上是2011年之后出现的，说明企业始终处于周而复始的生生死死之中。就业同样如此，也略有不同，因为特定企业的就业可能消失，劳动者会去另一家企业就业。就业本身不会消亡，但岗位更替不断发生。

科技创新本身就是创造性的破坏，越是强有力的、颠覆性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其创造性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人工智能尤其如此，未来企业的生死进退将更加频繁，就业的被替代、再就业、再被替代的循环将越来越强烈，“E字形分化”也将成为常态，而小微企业首当其冲，进退生死的速度比其他企业更快。

蔡昉指出，未来小微企业的生存期可能更短。需要思考的不是以培养“僵尸企业”的方式延长其生存期，而是帮助它们健康地活下去，或者在退出后能够再生，或者即使无法再生，劳动者也能得到有效的社会保护。这是面临的更大挑战。从就业维度看，就业和失业都是创造性破坏的结果。几百年来技术进步始终伴随着“就业破坏”，但从长期看也存在就业创造，且从长期看就业创造的规模会更大、更持久。

因此，可以预计未来就业变化将呈现“J字形”轨迹：前面的下行部分在短期可以看到，事实上已经出现。当前统计中的“新增城镇就业”是创造的部分而非净增，年底与上年底城镇就业的差额才是净增。近年来，新创岗位转化为净增岗位的比例在逐渐下降，近两年下降更快。随着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和渗透率提高，这一趋势还将增强。

蔡昉表示，“J”形的下行部分是确定的，而能否迎来上行的部分即就业创造则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须依靠对路、有效、可持续的政策来应对，或者说应当人为地去把控和引导“J字形”的变化趋势，其中应当包含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扶助政策。当前所提倡的“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应将扶助小微企业作为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方面。

以AI之道还治AI之身

在政策理念与实施举措层面，蔡昉提出了系统性思考。他指出，就业新形态已经成常态。过去倾向于将新就业形态等同于非正规就业，如今最重要的一点是应当在新就业形态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画上一个不等号。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一定不相等或不重合，而是应当通过政策努力让它们之间是不一样的。

新就业形态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快、向经济各部分的渗透越来越深入，就业形态或将花样翻新。现在看到的新就业形态，未来还会有现在难以想象的新形态出现，唯独不太可能回归过去传统的单位就业形态。由此出发，应当改变原有思路，着眼于让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去适应新的形态，而不是试图将新形态拉回旧的框架。

蔡昉强调，政策理念需要从高处着眼。生产率的提高与分享是共生共荣的两翼，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红利也应当得到分享。他借用并转义了中国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其原意是即便穷一些也要分得公平，而未来应关注的是：在资源不再稀缺的前提下，提高了的生产率和更为丰富的社会财富如何实现均等分配。

应当秉持一个核心主张：企业要有优胜劣汰，因为没有优胜劣汰就没有资源重新配置，就没有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但劳动者不应该分输赢，从人的角度不应该有赢家和输家。

蔡昉指出，应该填平小微企业和劳动者面临的“数智鸿沟”。这种鸿沟是与生俱来的、是无可避免的，但政策可以将其填平，才能让小微企业和劳动者共享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特别应当善用人工智能的报酬递增特点和零边际成本性质，用它的赋能力量去化解它带来的破坏因素。最终，要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更多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本。小微企业面临创造性破坏，生死循环无法避免，但必须对小微经营者和受雇者进行社会保护，不能让他们在失败之后成为“输家”。

来源|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排版| 李珅

编辑 |王小雅

审阅| 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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