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时评 | 警惕“官靠数智”的政绩观偏差

政绩观是发展的指南针，决定着发展的方向与成效。进入数智时代，正确政绩观的树立与践行面临着数字形式主义的新风险。例如，重“显绩”轻“潜绩”的错误倾向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循环，在某些场合演变为“官靠数智”的怪象。仿佛任何工作只要披上“数智化”的外衣，便立刻显得“高大上”，政绩也随之而来，至于实际成效如何、是否真能提升治理水平、能否切实回应人民期盼，反倒被搁置一旁。

“官靠数智”现象的根源在于一些领导干部的数智政绩观出现了偏差。面对澎湃而来的数智浪潮与迅猛发展的新技术，部分同志未能准确把握数智技术赋能政务的本质目的、核心要求与实践路径，不理解其真正价值所在，只求一味跟风、大干快上。其结果，往往是资源浪费、工作失序。这种盲目推进，实则是以技术喧嚣掩盖研判能力与务实精神的不足，是政绩观的错位、深思的缺位与指挥的越位。在“言必称数智、行必求数智、绩必现数智”的片面认知驱使下，数智化在一些地方异化为一块甩不脱的政绩“遮羞布”。掀开这层“遮羞布”，可能发现工作并无实质突破，业绩也未真实提升，甚至原有问题被数字编码所遮蔽，在暗处盘桓滋长，最终可能引发更大风险。

错误的数智政绩观，通常表现为不顾实际、不分领域地强行推广数智技术，将工作的“数智化包装度”当作主要甚至唯一的考核标尺；不计成本、盲目上马数智平台，脱离工作实际强制要求工作人员使用数智技术。这本质上是形式主义在数智时代的翻新，是“一窝蜂”思维的典型体现，折射出追求表面政绩的浮躁心态。当数智化被泛化、虚化，各类“政绩”虽然穿上了光鲜的“数智外壳”，内里却可能日益空洞。群众感受不到其与自身福祉的关联，看到的只是炫目的数字、缥缈的智能，在平台上找不到人工服务，在公告里查不到线下途径，在咨询中得不到清晰解答，获得感、满意度不升反降。

防止数智化扭曲政绩观，首先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数智政绩观。正确的数智政绩观，是正确政绩观在数智时代的具体体现。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工作规律与技术运用规律，科学审慎地将有必要、有条件的工作环节有序转向数智化。数智平台建设尤需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寻求效率与成本的最优平衡。数智政绩的根本标准在于造福人民，基本前提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最终目标在于赢得人民认可。唯有树立这样的数智政绩观，领导干部才能深刻领悟数智技术对事业发展的赋能真义，也才能更充分地认识人在技术运用中的主体性价值。

其次，必须分清错误数智政绩观与政绩观正常数智化转型。政绩观的数智化转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主要体现在推动建设务实管用的数智政务平台，以及利用数智化手段提升日常政务的存储、处理与分析效能。因此，健康的数智化政绩主要涵盖两方面：一是数智平台科学建设与高效运行的实绩；二是借助数智化工具有效提升工作质效的实绩，这与错误的数智政绩观有本质区别。健康的数智化转型要求领导干部切实提升自身数智素养，深入调研本地区、本部门实情，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稳扎稳打、循序推进。

最后，必须坚持将技术与业务的真实契合度作为衡量数智化成效的操作性标准。并非所有工作都适宜数智化，尤其是那些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需要人性化沟通与温度的服务，绝不能以冷冰冰的技术替代人的作用。即便是适用数智技术的工作，也不能简单“一键了之”，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人机协同，对技术处理过程进行必要监督，并畅通渠道，及时听取群众反馈、吸纳合理意见。在具体推进中，应事前做好业务与技术匹配度的充分论证，事中加强运行校验与动态调整，同时严守数据安全底线，确保数智赋能始终服务于提升治理效能、增进人民福祉这一根本宗旨，使数智技术成为实干为民的“助推器”，而非华而不实的“新花瓶”。

（作者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

原标题：《文汇时评 | 警惕“官靠数智”的政绩观偏差》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任思蕴

来源：作者：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