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际、谭力榕：“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实然与应然—— 基于公众科学两种研究传统的分析

“公众参与科学研究”的实然与应然

—— 基于公众科学两种研究传统的分析

李 际1,2 谭力榕2

(1宁波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公众参与科学研究”（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PPSR）是当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的重要领域且高度交叉。但Web of Science的检索结果揭示政治学并未被列入研究方向中；相关国内公众科学项目研究也指出了实践中忽视“认知分共”或“平等协同”的政治学意蕴的弊病。上述发现表明“公众参与”更多的是“科学研究”的新研究方法，引发PPSR是社会科学问题研究的伪命题风险。

但“公众科学”的提出者之一艾伦·埃尔文强调“科学公民权”（scientific citizenships），关注公众权利并以达成包括公众在内的社会共识为目标。后者形成的具体科学结论和行政决策未必是最优的，但确是共同承诺，实则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求善”。他的主张在欧洲大陆得到了广泛的接纳和应用，事实上已成为一种广泛认同的研究传统，可称为“公众科学的欧洲大陆研究传统”（the European continental research tradition of citizen science）。但上述的实然仅仅是PPSR理论研究和早期实践的状态，后续发展并未支持上述结论，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失败案例。

另一位独立提出“公众科学”的瑞克·伯尼强调自然科学视角的新颖科学研究方法所获得的“真”，并在英语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鉴于伯尼的独立发端的研究起点及其在英语国家的广泛应用趋势，可称为“公众科学的英美研究传统”（the Anglo-American research tradition of citizen science）。但其初衷与真实的效果存在反差，使得原本出于求真的目的而诞生的英美传统反而增加了生态学知识与普遍的真之间的鸿沟。

造成上述实践困境的直接原因是两种研究传统的单调且对立的倾向。大陆传统强调了PPSR的政治学基调，具有了较强的社会建构论的色彩。在这个意义上，凸显了“公众”的地位，而淡化了“科学”的目的。反观英美传统，满足科学研究的自身需求是推动实践的直接动力，体现了PPSR的自然科学底色。在这个意义上，凸显了“科学”的主体价值，而削弱了“公众”的主体性。

但两者并非必然的对立。科学史研究表明近代科学滥觞于早期的公众科学家。此外，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的演化与境决定了逻辑上得不到普遍的永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研究转变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社会现象，具体科学问题背后潜藏着人类社会的动机——求真首先只是满足人类社会的精神诉求，而求善也是人类社会的另一种精神诉求。同为精神诉求的具体形态和具体目标，两者有逻辑贯通的可能。

因此，PPSR概念并非伪命题，它和传统的职业科学研究与经典的职业科学共同体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不仅表现在增加了参与科学研究的共同体的组分（公众）的结构差异；更重要的是，研究对象特点引发的局部的（partial）、地方的、暂时的结果所产生的地方性知识对此前职业科学共同体专长的普遍性知识形成的知识生产的新挑战。因此，PPSR具有不同于传统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共同体的本质差异与独特知识论优势。这种优势既包括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也包括“共同的善”的达成。这与埃尔文采用复数形式（citizen sciences）强调了公众科学实践的多样性的期待形成应和。

若PPSR的萌芽依赖于自然志时代的公众的兴趣驱动（interesting-driving），则当代PPSR的应用受公众作为本地社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而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和维护的目的而参与科学研究的新动机的影响，即利益驱动（interest-driving）。这解释了为何PPSR在健康医学、生态学和环境治理呈现了应用繁荣。因此，必须满足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从政治学视角而言，保障诉求实现的最直接手段就是保障参与的权利，即程序正义；其中，至少还包括政策制定者。据此，修正了珍妮弗·谢尔克等的PPSR的科学研究程序（见表1）。

表1 修订后的PPSR的科学研究程序

作者简介

李际，宁波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学哲学、生态学与社会、科学传播。

谭力榕，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文化。

项目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我国公众科学实践的应用生态学哲学研究”（23BZX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