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为什么从平权先驱到沉默退场，五四百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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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斗斗

五四，正值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时期，这个时候女性主义的主要任务是让女性走出家门，走向公共领域。具体的女性权益诉求有受教育权、工作权、投票权、财产权、选举权、放足放胸等。这时候，我们有梁启超、金天翮、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一大批载入史册的为女性权利奔走呼号的男性，但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形成男性知识分子群体几乎一致地为女性争取权利的盛况。

那时候争取公共领域的女性权益，是让男性受益的。从清末开始兴办现代工厂，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衣服、布料、女红等传统由女性在家生产的东西，逐渐被工厂生产取代。在工厂机器的生产效率面前，女性在家织布，不如去外面工作挣钱来买布更划算，这更符合家庭利益。所以女性进入公共工作领域，也与同一家庭中男性的利益一致。

再就是，从清末到五四，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侵扰，打了很多败仗，面对当时西方列强的强大，知识分子都在寻求强国之道。从优生学的角度来考虑，女性放足放胸、参与体育和劳动，能够生出更健康的孩子；女性接受教育，能够给孩子更有智识的教育。女性走进公共生活，也是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实现强国抱负的重要一环。

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后，一批女性接受教育、走向社会，经商、从政、参军、学术研究等各种职业女性涌现。有了一批受过教育的女性，女性已经可以为自己发声了，她们发现受教育权、工作权、投票权、选举权等公共权利的获得，并没有让她们获得真正的平等。她们进入了公共领域工作，但私人领域的家务、育儿、照护劳动仍然是女性在承担绝大部分责任，男性并没有平等承担起家务、育儿、照护劳动，女性需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男性却不用面对这样的问题。女性在工作领域完成第一轮班后，回家还要继续她们的第二轮班——家务、育儿、照护，男性完成工作后回到家是休息。

1942年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道出了女性的这种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困境：「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惟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

女性牺牲事业回归家庭，会背上“回到家庭的娜拉”的“落后”名声，投入工作照顾不好孩子家庭，又被说不负责任、贪图舒服。甚至说比旧社会女性还苦，那时至少不用工作、家庭两头都顾好，顾好一头就很好了。丁玲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代表，受过教育，有了自己的事业，但苦于平衡家庭和事业。她们进入了工作领域，但她们的丈夫并没有平等分担家务、育儿、照料劳动，今天仍然如此。

丁玲这篇文章揭示的，也就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主要问题，私人领域的平等分工，即家务、照料、育儿劳动的性别平等分工。1942年丁玲就已经提出来了，今天仍然是女性主义未完成的平权任务。

到50年代，新中国土地改革、建设工业的大背景下，也出现了一波女性解放的高潮。这时候也有不少男性革命家参与，但仍然是局限在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的主张，号召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的农业、工业生产，但私人领域仍未出现号召男性平等承担家务、育儿、照料责任的倡导和政策。只是在公共领域号召“妇女能顶半边天”，并未在私人领域号召“男性能顶半边天”，即便丁玲等女性革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延安时期就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

面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任务，男性要为女性权益发声，首先要从自己承担家务、育儿、照护做起，革命的对象是我们男性自己，这触动了男性自己的利益，所以男性集体沉默退场了。我们希望希望女性在公共领域搞事业挣钱，和我们一起承担养家责任，同时仍然希望她们在私人领域为丈夫、为孩子、为老人做免费保姆，这更符合男性利益。面对利益和性别平等正义，男性毫不犹豫选择了利益，即便损害的是那个我们承诺相濡以沫的、永结同心的、互相扶持的终身伴侣。

前面笔者说到的五四时期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中，为女性权益大声疾呼的男性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他们为女性的公共权益摇旗呐喊，但在私人领域却同样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打压女性发展。梁启超主张兴办女学、女性工作、放足、一妻一夫，但他仍然纳妾。鲁迅主张女性经济独立（《娜拉走后怎样》：“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但妻子许广平表示想出去工作时，他却是反对的。许广平在《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中说「我私意除了帮助他些琐务之外，自己应当有正当职业，再三设法将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对了好几次……（鲁迅）迫得我好似一个希特拉的“贤妻”，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后来再做了母亲，成天给家庭的一切闹昏了，到夜里往往睁不开眼皮……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

我发现现在还有许多男性喜欢跳过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主要议题——家务、育儿、照护的平等分工，而进入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的议题，他们拥抱后现代，拥抱文字游戏。因为第三波浪潮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解构、消解性别，很容易变成话语层面的问题，变成文字游戏，而忽视现实结构和责任，只说应然不看实然。比如说到现实中存在家务分工的不平等，男性要承担家务责任，他们说应该消解性别，不要再说女呀、男呀，不要被这些标签框住了。个体是可以选择去过一种无性别的生活，但现实不是这样的呀，文化、制度、习俗对性别的角色塑造的强制力，不是一句话就能够消解掉的呀。

关于社会建构的现实强制效力，谢晶在《平等悖论》一书中举的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能说明问题：货币、金钱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建构，我们社会约定某种金属、印有某种图案的纸为货币，它虽然是社会建构的，但它的实际效力不比我们天然具有的身高、体重、肤色对我们的影响小，我们离了金钱很难生存下去，这就是社会建构的现实力量。他们喜欢沉迷在文字游戏里，玩着消解一切的消消乐虚拟游戏，逃避现实问题和自己的责任。还有就是第三波女性主义提出的交叉性，性别与阶级、种族、国别等都是交叉起作用的。一说到性别问题，他们就会用阶级呀、人权呀，来转移性别问题，和交叉性的本意也风马牛不相及。（保命声明一下，我这里不是要否定后现代和交叉性，这都是我很受启发的理论资源，只说批评这些滥用理论资源来逃避责任的乱象。）

当然，今天仍然有男性知识分子为女性发声，比如梁文道、罗翔、梁永安、维舟、方刚、林垚等，我只是感慨与一百年前五四运动前后相比，太衰微了！

2024年，陈朗博士在致丈夫徐晓宏的悼文中写道：「我想起小孩因为新冠停学在家的时候，我在家里疲惫不堪，他在网上挥斥方遒。国家、革命、现代性，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他的朋友们聊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心中冷笑……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又有多少女人最终用‘爱情’说服了自己，抵消了、忘却了心中的尖叫，保持沉默。……历史上的多数学术大师们背后恐怕不是殷实的家底，就是甘心情愿伺候他们、为他们奉献一生的女人们。」[1]

今天男性要和女性站在一起，首先自己要承担起一半的家务、育儿、照料责任，这是最为重要的，不要让你的妻子、母亲、姐妹在内心痛苦尖叫而不自知。今天男性要参与到女性平权行动中来，最主要是我们有没有对自己进行内在革命的勇气和担当，自己承担家务、反思有毒的男子气概、接受和袒露自己的脆弱、反暴力反骚扰，然后才是向外的。

【注释】

[1]《缅怀晓宏｜陈朗：请君重作醉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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