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清口兴衰记——清口枢纽的前世今生（四）

治水能臣潘季驯在《河防一览》里对大、小清口的状态作了细腻的解读：在明朝弘治、正德以前，黄、淮与漕运的格局曾是一幅相对稳定的图景。淮河自小清口向东数里，在大清口与黄河交汇；而黄河从桃源县（今江苏省泗阳县）三义镇流出，亦汇入大清口，最终东流而去，在云梯关奔涌入海。

彼时，漕运船只驶入淮河后，需在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古末口五坝处借助人力车盘转运，方能进入上游水道。漕船可从外部逆流而上至大清口，再途经清河县、渔沟等地，沿着古泗水河道一路通往桃源、宿迁、邳州、徐州等地。那时的淮河，水流不进里运河（清江浦）；黄河的波涛，也不会直接冲击小清口，一切都在既定的秩序中运转。

然而，平静的格局终被打破。弘治年间，刘大夏为恢复漕运，推行“塞支强干”之策，人工堵塞了三义口（位于今山东莒南）、黄陵岗、金龙口等多处黄河分流口门。这一举措虽将分散的黄河水流集中至主河道，却也让清口段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水量与泥沙量骤增，河道迅速淤积，通航能力急剧下降。

到了嘉靖初年，大清口已完全淤塞，黄淮交汇处仅剩小清口独撑局面。水文与漕运格局的彻底改变，迫切需要能挽狂澜于既倒的治水之人。就在此时，一代治水奇才潘季驯应运而生，他的登场，不仅将深刻影响此后数百年的中国治水史，更为深陷困境的黄淮漕运带来了新的希望。

潘季驯治水成果

潘季驯在吸取前人的教训和成果后，突破传统“分水泄洪”思路，创造性地提出系统性治河方略：

以堤防约束河道，提高水流速度，利用水流自身动能冲刷泥沙，实现“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此法称为“束水攻沙”。

在淮河与黄河交汇处（清口）筑高家堰，蓄积淮河清水，以清济黄，冲刷黄河泥沙淤积。此法称为“蓄清刷黄”。

另外，他还首创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级堤防体系，并建立“四防二守”（风防、雨防、昼防、夜防；官守、民守）修守制度，构建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河工管理体系。

潘季驯于万历六年（1578年）第三次总理河道，开启其治水生涯的巅峰阶段。此时期，他系统实施“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四级堤防”三大核心方略，彻底重塑黄、淮、运三河治理格局，成就被后世誉为“功不在禹下”。

万历六年，潘季驯主持将洪泽湖东岸的高家堰土堤大规模加高为石工墙，堤长由原15公里扩展至逾百里，使洪泽湖水位抬升近3米，逼迫淮河清水全部集中于清口一脉出流，形成“以清敌浑”的天然冲沙机制。此举使清口泥沙淤积显著减轻，漕运咽喉得以畅通。

潘季驯在徐州至淮安段黄河两岸，系统修筑四类堤防：

遥堤：距河岸数里，防特大洪水漫溢；

缕堤：紧贴河岸，束水归槽，提高流速冲沙；

格堤：横亘于遥、缕堤之间，固滩护岸；

月堤：设于险工段，如月环护堤脚，防决口蔓延。
全线总长逾600里，工程规模空前。

整个工程耗时两年，动用民工数十万，为明代最大规模治河工程。

潘季驯治水取得了卓越的成果，黄河主流归槽，运河不再受黄水倒灌与泥沙淤塞之扰，南北漕船得以全年通航，年运粮量稳定在400万石以上，保障京师经济命脉。

潘季驯治水后，黄河下游再未发生大规模改道，河道基本稳定 200余年，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方再改道由山东入海。

潘季驯治水的负面影响

潘季驯推行蓄清刷黄方略，主持修筑加固高家堰洪泽湖大堤，为抬高洪泽湖水位以冲刷黄河泥沙、保障漕运畅通，他封堵了大堤南端天然泄洪的翟坝（清代改称蒋坝），断绝了淮水南下分洪的通道。此举虽利于漕运，却致使淮河洪水无处宣泄，于万历八年（1580）倒灌泗州，直接造成明祖陵被大水淹浸，陵区积水不退、林木枯损，震动朝野。

修筑高家堰水位升高引发明祖陵被淹

明祖陵被淹记载

明祖陵为皇家龙脉重地，灾情事关国本，朝廷震怒之下严查追责，多名经办河工的责任官员受到严厉处分，潘季驯的治河策略也因此引发朝野巨大争议。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支持，潘季驯不仅没有在这次事件中受罚，相反他在当年因治河成效显著，加太子太保，进工部尚书。因为张居正的存在，潘季驯的治水策略得以贯彻实施并得到延续。朝廷仅对局部工程进行微调，如恢复部分泄洪口，而非推翻整体方案。

万历十六年（1588），黄河再次大患，朝廷重新起用潘季驯总理河道，他继续推行并完善“蓄清刷黄”方略，大规模整修加固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堤防闸坝，工程规模远超此前 。

明代淮安运口形势图

明万历年间运口示意图

潘季驯的治水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万历十九年（1591）祖陵再次被淹，水患加剧：万历十九年黄淮并涨，洪泽湖水位失控，泗州城淹三尺，大水浸及祖陵，灾情比万历八年更严重。

张居正死后（1582），潘季驯因曾为其家属求情遭政敌弹劾，“党庇张居正”的罪名使其政治根基动摇。泗州士绅与部分官员将祖陵水患归咎于高家堰工程，要求拆除大堤，形成强大反对声浪。最终，在1592年，潘季驯以“刚愎误国，几危陵寝”罪名被革职回籍，但这并非对“蓄清刷黄”方案的彻底否定，而是政治博弈与水患压力叠加的结果。

尽管潘季驯去职，但“蓄清刷黄”策略仍被继任者完整沿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河道总督刘东星上疏明确：“季驯之法，实为经久之策，不可轻改。”朝廷继续投入岁修银两，维持高家堰、清口枢纽运行，漕运量维持400万石以上。天启年间，朝廷重修《河防一览》，将潘季驯治河方略列为“祖制”，并追录其功。

杨一魁开挖黄坝新河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在黄河泥沙持续淤积、清口严重倒灌、泗州城与明祖陵濒临淹没的极端危机下，总理河道工部尚书杨一魁提出“分黄导淮”治河方略，主张开凿新河分流黄河、疏导淮河入江入海，以解祖陵之危。此举直接挑战潘季驯“束水攻沙、复故道”的主流理念，成为明代治河史上“开新河”与“复故道”两大流派最激烈的实践对抗。

与潘季驯的治水理念完全不同，杨一魁主张通过开新河分泄黄河水势，同时疏导淮河入江入海，缓解黄强淮弱、倒灌清口的困境，保护泗州城和明祖陵。为此杨一魁采取了三大措施：

开凿黄坝新河：自桃源县（今泗阳）黄家嘴起，东经清河，至安东（今涟水）五港、灌口入海，分泄黄河主流，减轻清口压力，避免全河倒灌。

导淮建高家堰三闸（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洪泽湖东岸，泄淮水入运河，降低洪泽湖水位，防止溃堤

导淮入江开金湾河，连通芒稻河，由高邮湖经金湾河至芒稻河，入长江，为淮河开辟第二入海通道，缓解入海压力

杨一魁开挖的黄坝新河运行两年多后，完全淤塞，宣告了他治水政策的失败。黄河从从淮阴东流入海，海拔梯度非常小，没有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体系支持，黄河河道泥沙大量沉积，河道淤塞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杨一魁开挖黄坝新河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商丘肖家口决口后，“全河奔溃入淮”，洪泽湖水位猛涨，明祖陵再次遭水侵袭。万历三十年春（1602年），皇帝大怒，认为“以一魁不塞黄堌口，致冲祖陵”，遂将其削职为民，罢免工部尚书职务，“分黄导淮”之议也因此终止。这一处分标志着明代治黄政策从主动分流转向保守束水，对后续黄淮运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杨一魁治黄策略是政治压力下的短视决策，为“救祖陵之急”，牺牲了长期治河格局，当然他的策略并非一无是处，如高家堰减水坝、开辟淮河入江水道等都为后期采用。

乾隆年间高家堰示意图

到了清代，清代靳辅、陈潢等治河名臣全面继承并发展了潘季驯的理念，标志着治水思想的正统回归。靳辅在康熙年间大规模修筑遥堤、缕堤，缩窄河道，提高流速，以水力冲刷泥沙，直接沿用潘季驯的工程逻辑。继续加高高家堰（洪泽湖大堤），将其改为条石砌筑，增强蓄水能力。开挖中运河，使漕船避黄，减少对黄河主槽的依赖，实为“蓄清刷黄”的延伸优化。建立减水坝、引河、沉埽护岸等配套工程，完善防洪体系；推行“四防二守”制度，延续潘季驯的河工管理思想等。

清口枢纽详解

清口位于淮安，是黄河、淮河、大运河交汇的咽喉要道，水情极为复杂。明代黄河夺淮入海，黄强淮弱，泥沙淤积严重，极易导致运河堵塞、漕运中断。潘季驯四次总理河道，尤其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任内，对清口实施了全面治理。综合治理黄、淮、运三河关系。

潘季驯主张“治河即以治漕，治淮即以治河”，将三者视为整体。他堵塞百余处决口，修建减水坝、格堤等工程，形成完整的防洪体系，使清口“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

一、中运河的开凿与通航

中运河是清康熙年间为避黄河之险、保障漕运安全而开凿的重要人工河道，其开凿是清代治河与漕运史上的关键工程。

中运河水系示意图

靳辅开凿中运河

明末清初，黄河频繁决口，淮河下游淤堵，黄、淮、运三河交汇处（淮安清口）成为治河焦点。漕粮北运依赖运河，但漕船需横渡黄河180里险段，风险极高。

清代将漕运视为“国之大政”，每年四百万石漕粮需经运河运抵京城，因此必须确保运道畅通。

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提出“经理河工八疏”，统筹黄、运治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在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凿新河，即中河（后称中运河）。

中运河全长约300余里，其中通航段180里，宽九至七丈，深一丈以上，北起张庄接皂河，南至淮阴杨庄入黄，实现运河与黄河的分离。后经历任河道总督如于成龙、张鹏翮修治，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完成最终定型，形成稳定运道。

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历朝历代京杭大运河开凿时间表

中运河的开凿和通航，漕船得以避开黄河180里险段，实现“漕挽安流”，极大提升了运输安全与效率。不仅保障了国家漕粮运输，也促进了沿线商业发展，宿迁、皂河等地因运河而兴。中运河的建成标志着清代“避黄保运”策略的成功，是黄、淮、运综合治理的重要成果。康熙帝在第六次南巡时评价：“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大且远。”

二、清口枢纽的构造组成

清口枢纽是一个集河道、堤坝、涵闸、引河、水文观测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系统，重点是解决大运河、淮河、黄河（古泗水）之间的顺利衔接，不发生淤堵、溃堤等影响国计民生的问题。清口枢纽主要由以下四大部分构成。

清代治理黄、淮、运措施

1. 御黄体系：

遥堤、缕堤：约束黄河主槽，实现“束水攻沙”。

御黄坝、顺黄坝：防止黄河泛滥南侵洪泽湖与里运河。

减水坝（清代增设）：汛期分洪，保障高家堰安全。

2. 引淮体系：

高家堰（洪泽湖大堤）：蓄积淮河清水，抬高水位以“刷黄济运”。

天妃坝：条石砌筑，横截面呈直角梯形，控制水流。

五道引河：增强淮水出流能力，提升冲刷效率。

3. 运河节制系统（即“三闸”）：

惠济闸、通济闸、福兴闸：合称“码头三闸”，每闸均设正闸与越闸，形成复线通航结构。闸宽7米以上，高10米以上，单孔设计，配有插板槽与束水坝，实现分级平水。三闸依次排列，形成“葫芦形”河道，过闸如登三级阶梯。

三闸系统的运行机制叙述如下：漕船由里运河进入，依次通过福兴、通济、惠济三闸，每过一闸水位升高一级，最终达到与黄河交汇所需的高程。如今，清口枢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遗址仍清晰可见三闸布局与石工遗迹，见证着中国古代水利的巅峰智慧。

4. 水文与管理设施：

水位石志：设于清口、洪泽湖，用于科学调度。

惠济祠：既是祭祀场所，也是河务官员驻节办公之地。

沉埽护岸：在堤岸水下铺设树枝、泥土、绳索捆扎的“埽工”，防冲刷。

三、清口枢纽的演进历程：从“一闸”到“三闸”的系统化发展

1. 明初：单闸起步，初步节制（15世纪初）

永乐十三年（1415年），漕运总兵官陈瑄疏浚沙河，开凿清江浦河，使漕船避黄河险段。

在清口附近设立新庄闸（后改名天妃闸），为最早的一座节制闸，实现初步水位控制。

此时仅为“一闸”单点控制，功能有限，易受黄河倒灌影响。

2. 明万历：三闸雏形，分级控水（1578年起）

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河道总督，推行“蓄清刷黄”策略。

为解决水位落差大、通航困难问题，将原闸南移并重建，逐步形成天妃、福兴、通济三座闸的布局雏形。每闸设正越双闸，一旦正闸维修，越闸可应急通航，提升可靠性。三闸沿“S型”或“之字形”河道分布，形成四级水位差，实现“启一闭二”的分级平水。

3. 清康熙至乾隆：三闸定型，工程鼎盛。

靳辅在康熙年间延长高家堰，增设减水坝，强化“蓄清”能力。乾隆元年（1736年），正式建成惠济、通济、福兴三组闸群，每闸均配越闸，形成“三闸六坝”格局。

乾隆年间清口示意图

三闸由南向北依次为：

惠济闸（后称天妃闸）：位于最南，首级节制。

通济闸：中段调节。

福兴闸：最北，连接中运河。

三闸间距约3-4公里，总长约6公里，形成“葫芦形”河道，有效缓解水势冲击。

清口枢纽遗址示意图

4. 清中后期至近代：功能衰退与现代替代

嘉庆、道光年间，黄河泥沙淤积加剧，清口运道逐渐堵塞，乾隆年间，首次正式实施“借黄济运”，即引入黄河水补给运河，以浮送漕船。此举虽解燃眉之急，却加剧了运河淤积。

至道光年间，清口淤塞严重，高堰屡次溃决（如道光四年高堰崩溃），官方遂在清口修建御黄坝与临清堰，形成“塘河”，通过调节水位分批放船渡黄，此即“灌塘济运”。这一方式虽能短暂维持漕运，但成本高昂、效率低下。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结束“黄河夺淮”，清口枢纽失去原有功能。

1936年，淮阴船闸建成，漕船不再绕行三闸，直接通航，清口三闸彻底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