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试管取卵当天,医生怪我昨晚同房,我愣住:我们三个多月没同房

取卵那天早上，我老婆是被护士用轮椅推进手术室的。

她脸色煞白，嘴唇干得起皮，手一直攥着我的手，攥得指节发白。为了这个试管，她打了整整十二天的促排卵针，每天两针，肚皮上全是针眼，青一块紫一块的，像被人掐过一样。昨晚她又疼又紧张，一夜没睡，我陪她在医院走廊里走了十几圈，她跟我说：“老公，要是这次不成，咱们就放弃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说好。

手术室的门关上的时候，我靠在走廊的墙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旁边还有几对夫妻，都在等着，有的在刷手机，有的在小声说话，有的跟我一样靠着墙发呆。取卵手术很快，二十分钟左右就结束了，我老婆会被推到病房休息，等她麻药劲儿过了就能回家了。医生说今天取卵，三天后来看胚胎结果，如果情况好，就移植。

我正盘算着这几天怎么照顾她，病房的门开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她年纪不大，三十七八的样子，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表情很严肃，是一种医生特有的、见惯了生死但此刻显然不太高兴的严肃。

“周雨婷的家属？”她问我。

我赶紧站直了：“是，我是她丈夫。”

医生看了看我，又低头看了看文件夹，合上，抬眼看着我，那目光里有审视，有责备，还有一种“我本来不想管这种闲事但实在忍不住”的复杂。

“我问你一个事情，你如实回答。”

我说好。

“你们昨天晚上是不是同房了？”

我愣住了。

不是被问懵的愣，是整个脑子像被格式化了一样，什么都没有了。我张了张嘴，想说“没有”，但这个“没有”在我喉咙里卡住了，出不来。不是因为心虚，而是因为这个问题太荒谬了，荒谬到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老婆做试管，为了取卵，她已经打了十二天的促排卵针，卵巢被药物刺激得比正常大了好几倍，肚子胀得像怀了三个月。医生反复交代过，取卵前绝对不能同房，因为卵巢已经很大很脆弱，同房可能会导致卵巢扭转或者破裂，那是要命的急症。

这个交代，医生跟我老婆说过，也跟我说过。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不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更何况——我跟我老婆，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夫妻生活了。

不是因为感情不好，是因为这个试管的过程太折磨人了。前期检查、打针、吃药、B超，我老婆的情绪一直不太稳定，动不动就掉眼泪，我哪有心思想那些？能让她多睡一个小时我都觉得是赚的。

我回过神来，看着医生，声音不大但很确定：“医生，我们昨晚没有同房。我们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同房了。”

医生的眉头皱了一下。那是一个很微小的动作，但被我捕捉到了。她显然不太相信我说的话，但她的职业素养让她没有直接反驳我，而是换了一种问法。

“那昨天晚上，你妻子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异常的情况？比如肚子疼、出血，或者别的什么？”

我想了想，摇头。

医生把文件夹夹在腋下，两只手在口袋里掏了掏，像是在找一个什么东西，没找到，又把手拿出来了。她看着我，这次的目光不像刚才那么冷硬了，多了几分犹豫。

“今天早上，我们做术前准备的时候，在她体内发现了……精液。”

那个“精液”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像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下来。不是十二月的冰水，是正月里刚从井里打上来的那种，冷得人骨头缝都在疼。

我整个人像被人点了穴，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里，嘴巴微张着，眼睛不知道该看哪里。旁边那几对夫妻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说话了，空气安静得能听见走廊尽头护士站里电话铃声在响，响了四声，被人接起来了，然后又安静了。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沙哑、干涩、不像人声：“医生，不可能的。我老婆做试管，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我真的没有。”

医生看了我几秒钟，那几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她的表情从怀疑变成了困惑，从困惑变成了某种更复杂的东西。她不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但在生殖中心干了这么多年，她见过太多匪夷所思的事了。她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这个结果，我暂时没有写在病历上。我给你两个小时，你跟她谈清楚。两小时以后我再来看。”

她转身走了，白色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我站在原地，脚底下像生了根，一步都迈不动。

我靠在墙上，慢慢地滑下去，蹲在了地上。走廊的灯很亮，照得人无所遁形。我把脸埋在掌心里，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着那些画面——昨晚我在医院的陪护椅上坐着，我老婆在床上躺着，我们说了几句话，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起来给她倒了杯水，后来又给她按了按腰，她说腰疼得厉害，我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她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我也睡了。陪护椅又窄又硬，我翻个身都差点掉下去，一夜醒了四五次。

这就是全部。没有任何多余的事情。

可医生的话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我脑子里，越扎越深——体内发现了精液。那个“她”，是我老婆。是我娶了六年、打了十二天针、正躺在手术室里取卵的我老婆。

我站起来，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推开窗户，让冷风灌进来。四月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尾巴，吹在脸上像刀子。我想点一根烟，摸了摸口袋，烟没带，打火机也没带。我站在窗前站了不知道多久，走廊里来来去去的人，有人看了我一眼，有人没有。

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了解我老婆。她不是那样的人。这件事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一定是医生弄错了，一定是样本弄混了，可能是别人的，可能是被污染的，总之不可能是她。

可是——万一呢？

这个“万一”像一只冰凉的手，从我心里最深处伸出来，紧紧地攥住了我的心脏。我闭上眼睛，深呼吸，再睁开。看看手表，从我蹲下去到现在，才过了十五分钟。还有一百零五分钟。

我推开病房的门的时候，我老婆已经醒了。她靠在病床上，脸色还是很差，嘴唇上多了一点血色，大概是护士给她喝了点红糖水。她看见我进来，勉强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虚弱，但在她脸上挂了几秒钟才慢慢消失。

“老公，医生说取了九个卵，数量还行，就是质量要等三天后才知道。”她的声音很小，像是用了很大的力气。

我走到床边，拉过椅子坐下来，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冰凉冰凉的，我把她的手包在我的掌心里，慢慢地捂着。她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闭上了眼睛，嘴角还挂着刚才那个笑。

我在她床边坐了一会儿，等她再次睁开眼的时候，我才开口。

“老婆，我问你一件事。”

“嗯。”她看着我，目光很柔软，像刚睡醒的小猫。

我张了张嘴，心里排练了一百遍的话，到嘴边全变了形。我没有问她“你有没有对不起我”，没有问她“那个人是谁”，没有问任何一个我想了无数遍的问题。我问的是另一种话。

“昨天晚上，你一个人在病房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有没有人来过？有没有人进过你的房间？”

她愣住了。那个愣不是因为心虚，而是因为完全没想到我会问这个。她皱起眉头，想了想，摇头：“没有啊，怎么了？”

“你再想想，”我说，声音在发抖，我在努力控制，“从昨晚我走了以后到你睡觉之前，有没有什么人进来过？护士？保洁？隔壁床的病人？任何人。”

她看着我，目光里终于有了一丝不安。不是因为做了亏心事的不安，而是因为她发现我的状态不对——我的手在抖，我的眼睛红了，我的声音哑得不像个正常人在说话。

“老公，你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挣扎着想坐起来，腹部一用力，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我按住她，不让她动。我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在肺里憋了很久，然后慢慢吐出来。我摸着她冰凉的手，把她手背上那些针眼的痕迹一个一个地摸过去，摸到最后一个小针眼的时候，我开口了。

“医生刚才来找我，说今天早上给你做术前准备的时候，在你体内发现了精液。医生问我，昨晚我们是不是同房了。我跟医生说，我们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同房了。”

病房里安静了。不是普通的安静，是一种像被什么东西抽走了所有声音的、绝对的、真空般的安静。我老婆的脸从惨白变成了死灰，嘴唇上的那点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她的眼睛瞪大了，瞳孔收缩着，像一个人突然被从温暖的被窝里拖出来扔进了冰窖。

她没有说话。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话来了。她的喉咙在响，发出一种奇怪的、像是什么东西哽住了的声音。她的手从我的掌心里抽出去，慢慢地抬起来，捂住了自己的嘴。

眼泪从她的眼角滑出来，无声无息地，一滴接一滴地滑进枕头里。

我想问她“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但这句话在喉咙里卡住了。因为我在她眼里看到的不是心虚，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比这些都可怕一万倍的东西——是记忆。是我老婆正在拼命回忆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她的记忆里有一块她怎么都想不起来的、巨大的、空白的裂谷。

“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在发抖，“我真的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喝了护士给我的那杯水以后就特别困……你走了以后我就睡着了……中间好像醒过一次……但不是真的醒……就是迷迷糊糊的……我觉得有人在碰我……我以为是在做梦……”

我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什么护士？什么水？”

她闭上眼睛，泪水从紧闭的眼缝里挤出来，顺着太阳穴流进头发里。她的身体开始发抖，从手指尖一直抖到肩膀，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昨天晚上你走了以后，大概……大概九点多吧，一个护士端了一杯水进来，说是医生让我喝的，帮助睡眠的，明天取卵效果好。我就喝了。喝完没多久就困了，困得眼睛都睁不开，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站起来，椅子向后倒下去，发出一声巨响。病房门被推开了，护士探进头来看了一眼，被我的表情吓住了，又缩了回去。我没有理会那些。我站在床边，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冒着一种说不清是愤怒还是恐惧的东西。

我的老婆，在做试管婴儿的病房里，在取卵手术的前一天晚上，被人下药迷奸了。

而她要过好几个小时才能从麻药中彻底清醒过来，她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是她的丈夫。我就在医院的陪护椅上睡了一夜，距离她不到两米。可我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像一头被人宰了还不知道怎么死的蠢猪。

我掏出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好几次才划开。我按下了三个数字，那个号码我从来没打过，但我烂熟于心。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的声音像是从地狱里传上来的。

“你好，我要报警。我怀疑我妻子在医院病房里被人下药性侵。她昨晚还在做试管取卵术前准备，今天早上医生在她的体内发现了精液。我们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夫妻生活。”

报警电话挂断以后，我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走廊还是那条走廊，灯还是那些灯，护士们还是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可我老婆躺在里面的病床上，浑身发抖，泪流满面，不停地跟我说“老公我真的不知道，你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相信你，可是我的声音连我自己听起来都像在骗人。不是我不相信她，是我的整个人类认知体系在那一瞬间崩塌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被人侵犯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能在距离自己丈夫不到两米的地方被人侵犯而不发出任何声音？

但她的恐惧是真的，她的眼泪是真的，她手指尖那种无法控制的、生理性的颤抖，是真的。

我开始回想昨晚的每一个细节。那个端水的护士，长什么样？我当时在干吗？我在陪护椅上坐着，背对着病房门口，我有没有看见那个护士进来？我闭上眼睛，使劲地想，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只记得昨晚我给我老婆按腰，她翻来覆去，我起来倒水，然后她喝了水，然后她睡了。我似乎记得——似乎——有一个穿白大褂的身影在门口一闪而过，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的记忆在被我当下的想象污染。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推开了，早上那个医生走了进来。

她没有穿白大褂，换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像是准备下班的样子。她走进来的时候，顺手把门带上了，反锁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病房里听得清清楚楚。她走到床边，看了看我老婆，又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已经不是早上那种审视和责备了，而是一种我见过的、最接近于一个正常人面对一场噩梦时的表情。

“我已经看过了昨晚楼道的监控。”她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我们三个人能听见。

我没有问她怎么看到的监控，没有问她有没有权限调监控，没有问她为什么要管这件事。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

“护士是假的。白大褂，口罩，帽子，推着车。九点十九分进的这个房间，待了大概四分钟，九点二十三分出来。推车上有两瓶水，她拿走了一瓶，留下了一瓶。”

我老婆发出了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不是哭，不是喊，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发出的任何声音。那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像野兽被夹住了腿时才会发出的、一种绝望到极点的、非人的悲鸣。

医生看了她一眼，眼眶红了，但没有停顿，继续往下说，语速很快，像在念一份死亡通知。

“这个人对病房的监控布局很清楚。她走的是监控盲区，正脸只拍到了一瞬间，戴着口罩和护士帽，看不清楚长相。唯一能确定的是，她手里那瓶水——她带进来的那瓶，和带走的那瓶——不是同一瓶。”

不是同一瓶。

带进来的那瓶里面有什么，带走的那个空的里面装了什么，答案不言而喻。我老婆喝的那杯水，不是护士端来的——是那个假扮护士的人，当着她的面，从推车上拿下来的。

而她以为是医生让她喝的。

一个穿着护士服的人，推着护理车，在一家医院的生殖中心病房里，轻车熟路地走进一个取卵前患者的房间，给她喝了一杯加了料的水，在距离她丈夫不到两米的地方，完成了一场犯罪。然后她推着车走出去，像一个真正的护士一样，消失在走廊里。

没有人觉得异常。没有人拦住她。没有人看到她的脸。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一个穿着白大褂、推着护理车、在生殖中心病房里进进出出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护士。

她利用的就是这个“理所当然”。

二十分钟后，楼下响起了警笛声。不是那种尖锐的、让人心跳加速的警笛，而是那种低沉的、闷闷的、像远雷一样的警笛。我走到窗前，看着两辆警车停在住院部门口，红蓝的灯光在四月的暮色里旋转着，格外刺眼。

我转过身看向病床。我老婆已经哭不出来了，她的眼泪像是流干了，眼眶红得像兔子，但脸上是干的。她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天花板上的灯，那盏灯很亮，亮得晃眼，但她没有眨眼。她的右手抓着我，左手抓着床沿，两边的指甲都扎进了肉里，血珠子渗出来，她像没感觉一样。

医生还没有走。她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们，手里拿着手机，正在跟什么人通话。通话很短，大概只有一两分钟，挂了以后她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说出了那句让整件事情从黑暗走向更深黑暗的话。

“那个冒充护士的人，是生殖中心前年辞退的一名护士。叫林某某，女，今年三十四岁。她的离职原因是——违反操作规范，私自将本中心的胚胎带出。当时没有报警，只是内部处理，劝退了。”

我老婆的左手从床沿上松开了。她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看着那个医生，眼睛里的光像一盏油灯在风中，忽明忽暗，随时都要灭。

医生走过来，蹲在床边，看着我老婆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院方已经报警了。所有的监控资料、进出记录、胚胎样本去向，全部封存，交给警方。如果……如果她的目标不是你，而是你培养的那些胚胎，那这件事的性质，比你昨晚遭受的，要严重一万倍。”

我老婆听到这里，闭上了眼睛。两颗眼泪从紧闭的眼缝里挤出来，顺着那些已经在脸上干涸的痕迹，慢慢地、慢慢地往下爬。

她不是被人随机选中的。她是因为在这里做试管，因为她的卵泡发育得好，因为她的胚胎可能被某个人盯上了，才成了目标。那杯水里的药，不是为了让她昏睡几个小时——是为了让她的身体在取卵前产生某种变化，从而影响卵子的质量。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报复？是嫉妒？还是有更大的利益链条在背后？

没有人知道。至少现在还没有。

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是警察来了。我走到门口，打开门，两个穿制服的民警站在门外，身后还跟着一个穿便衣的女人，看气质应该是刑侦的技术人员。我跟他们点了点头，侧身让他们进来。

病房不大，一下子站了这么多人，显得很拥挤。但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瞬间，同时看向了病床上那个瘦弱的、脸色惨白的、手上扎满了针眼的女人。

她闭着眼睛，睫毛在抖，嘴唇在抖，但她的声音不抖了。她用一种近乎平静的语气，对进来的警察说了第一句话。

“警察同志，我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但我愿意做所有的检查，抽血、取证、什么都行。把我体内残留的东西，查清楚。”

她的声音不大，但在这个挤满人的病房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站在门口的那个便衣女警，听完这句话，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用指节蹭了一下眼角，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一边戴一边走向病床，声音很轻很稳：“周雨婷是吧？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技术员，我姓陈。现在我要给你做第一次取证，可能会有些不舒服，你忍一下。”

我老婆睁开眼，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

她松开了我的手。

我也松开了手。

我们都得松开手，让该来的人进来，让该查的事情查清楚，让藏在那个白大褂和口罩后面的那张脸，从黑暗中走出来。

窗外的暮色越来越重了，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这个城市傍晚的模样照得模模糊糊。楼下还有人在等，在查，在打电话，在做一切能做的事情。

而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站在这个病房的角落里，看着别人在我老婆身上取证、记录、拍照，像在处理一个犯罪现场。

这本来就是犯罪现场。

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护士——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护士——留下的痕迹，还在这里。在这张床上，在这杯水里，在这间病房的每一个角落。在她走之前，在警察来之前，我在这里站了整整一天，被她的存在包围着，却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知道得太晚了。

我蹲在墙角，双手合十，撑着额头，闭上眼睛。耳边是各种声音——相机快门声、塑料包装撕开的声音、低声交谈的声音、我老婆偶尔因为疼痛发出的细微抽气声。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我听不懂语言的哀歌。

我睁开眼，透过指缝，看着窗外那两盏还在转着的警灯。

红蓝交错，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