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公司”想要的，政府怎么给？

OPC创业者在对接会上进行项目路演。受访者供图

今年年初，OPC的风潮吹遍长三角各个角落，多地专项扶持政策迭出。

几个月过去，这些政策出台的效果如何？《中国OPC发展调研报告2026》一针见血：当前OPC发展，面临城市政策同质化严重等问题，政策内容重复率高，差异化不足，政策实施表层化明显，并且呈现升级态势。

即现有政策供给与OPC真实需求之间，存在落差。

出现落差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很多政策的出台，通常是“抽取”传统的人才政策、创业政策、科技政策，再以OPC名义做了重新组合，真正为OPC创业者定制的政策并不多。

记者试图在温州寻找解决方案。根据最新的《2026中国OPC创业城市发展指数及排行榜》，温州跻身前五，与深圳、北京、南京同处第二梯队的“尖兵”行列。3月，温州发布《关于加快打造人工智能OPC创业高地的若干举措》，这是浙江省首个地市级OPC政策。

在温州，记者总能听到章华妹的名字。章华妹是中国个体工商户第一人。在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万华看来，当下的OPC浪潮，与温州的城市气质挺契合。他跟记者开玩笑说：“章华妹要是现在再创业，可能也会成为OPC。”

当年章华妹拿到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正式告别“投机倒把”，实现合法经营。当下，“章华妹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供需落差

最近，为了推动政策落地，黄万华“攒了不少局”。不管是座谈会还是茶话会，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气氛相当热烈，用当地很多OPC创业者们的话说：“每次见到‘黄局’，他都激情澎湃，带动我们也干劲十足。”但与此同时，话题绕来绕去总会回到原点：“支持政策如何落到实处？”

浙南AI内容创作与传播基地负责人胡自然提到一组略显尴尬的财务数据。基地内一家OPC为了节省人力成本，招募了一批实习生。但在AI时代，这笔省下的钱并未落入“口袋”，而是悉数转变成了工具成本。

“好的导演可以做到一条过，但新手上手就是‘抽卡’。为了完成高质的内容交付，需要依赖各类文生视频大模型，结果一直在充钱。算完账才发现，省下来的人力工资，最后全充值给了平台。”胡自然说。

黄万华积极“攒局”，希望搭建平台，撮合更多订单。 受访者供图

类似的隐性成本，某种程度上是政策供需出现落差的重要原因。政策支持相对宽泛，但在OPC的真实账单里，占比最重、最让创业者“肉疼”的AI工具订阅费、API接口调用费，却往往因为缺乏对应的财务科目而无法获得补贴。这种“想补的没处补，给的又不解渴”的现状，正是亟待破解的“最后一公里”。

这个问题在长三角不是个例。翻开各地政策，空间配套、算力支持、人才补贴堪称“标准三件套”。但具体操作起来，似乎难点颇多。同样一条视频，换了不同的人来做，花费大不一样，这显然不能用简单的算力消耗一概而论。

从事AI视频创作的OPC创业者刘安迪告诉记者，不同阶段所需的算力消耗也并不一致。比如，在起步阶段，要让程序顺利跑通并保持稳定运行，需要不断精简流程、减少不必要的上下文数据，调试工作流时的支出较高。等完成基础开发流程，使用国内大模型的订阅服务，成本便相对可控。但不同模型和工具价格不同，也未必都在补贴范围之内。在他看来，比起算力补贴，不如直接发放词元额度更有吸引力。

即便符合补贴要求，仍会碰到兑现问题。有人曾向长三角某城市OPC社区询问补贴问题，得到的回答是：“目前相关实施细则仍在调整修订中，具体的申领流程和规则都需要等正式文件出台后，才能同步启动受理。”但相关细则何时出台，无人知晓。

此前，温州曾进行过一项针对当地OPC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的研究。研究报告显示，部分政策停留在“给钱、给地”的物质层面，同时需求精准度不足，部分考核指标如产值、税收、社保缴纳人数等，与OPC创业现状脱节，“政策看得见、够不着”，补贴难到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部分OPC政策实际上是从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平移过来的，逻辑上走得通，但落地有难点。”黄万华告诉记者。

以算力支持为例，算力券、模型券、语料券等政策，其初衷是为了支持对算力消耗较大的平台型企业。但用在对OPC的扶持上，难免就不够“对口”。由于个人或小微团队对AI工具的调用相对松散，往往难以精确统计和发放，补贴很难真正落地。

今年以来，OPC风头正劲，各类OPC社区快速涌现，其中不乏“投机者”。例如，某OPC社区宣称自己已孵化OPC主体500余个，并以此为由向政府申请补贴，希望拿到融资。但拆解开看，其工作架构和业务模式并未变化，从大企业处承接订单并进行分发，只是将执行者从员工或外包团队替换成了OPC。从规则看，这样的转型顺应趋势，但如此“套娃”难免有“擦边”之嫌，具体成效仍有待观察。

链路和翻译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知道OPC们想要什么。

说起来也不复杂。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温州分部秘书长顾旭波分析：“OPC创业者缺的不是一个免费工位，居家办公其实更舒服。他们真正需要的，是链接到更多资源。”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温州市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倪考梦则认为，AI视频创业团队通常并不训练模型，而是直接调用第三方的工具平台，相比提供算力支持，AI工具的充值补贴可能更实用。

顾旭波参加相关活动。 受访者供图

“政策设计时，不一定一下子就能很周到，但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慢慢调整。”黄万华解释。调整已经开始。今年3月，温州出台市级OPC政策，围绕引育超级个体、优化政务服务、强化要素供给等方面推出17项具体措施，旨在全方位覆盖OPC创业的全生命周期。而落到县区层面，近期永嘉县、平阳县等地正积极筹划OPC创业配套政策落地细则，希望寻求符合本地实际的“小切口”。

这种调整，有时具象成一张高铁票。永嘉县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在上海、杭州等地的创业者有到温州的意愿，但跑得多了，交通费用也是笔不小的开支。当地计划推出“通勤券”，为OPC创业者们报销往返车票，让他们以周末工程师等多种形式参与相关项目。

出海也是条路子。永嘉县县委组织部（人才办）专职副主任李闯提到，计划以楠溪江生态为依托，重点培育AIGC内容创作、文旅IP开发等文旅文创OPC。其中的关键举措，是要建立直通海外的网络链路，通过高效稳定的数据传输，保障OPC稳定合规地访问海外接口，从而顺利实现文化作品出海。

海外链路也是长三角不少OPC创业者的痛点。今年3月，以OpenClaw为代表的“龙虾热”席卷全国，记者参加过多场“龙虾课”，听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实现高效稳定的网络连接。当时，一位自媒体创业者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养了6只“龙虾”，上课并不是请教“养虾秘籍”，只是想来问问如何稳定调用某大模型的数据接口。

据胡自然观察，具体到文化作品出海，OPC需要更精准的支持。他给记者举例子，不少AIGC领域的OPC都有强烈的版权需求，但自身缺乏相关商业能力。目前，基地正计划引入专业的版权运营服务商。未来，OPC将网络版权交由这类机构后，机构会协助创作者完成基础的版权确权登记。一旦发现侵权行为，专业机构会直接出面维权，由此产生的索赔收益由服务机构与OPC共同分成。

“我们应该教他们怎么在海外的‘桌子’上谈生意。”胡自然说。

3月25日，OPC中国行温州站在永嘉·麦腾智联科创园举行，OPC青创人才代表先后考察了永嘉·麦腾智联科创园、三江原野春天青创空间等本地创业载体。 资料照片

除此之外，永嘉县还提出一个方案，由集中的运营团队和OPC社区统一收集需求并代为申请算力补贴，后续再按消耗量进行分发。平阳县在相关政策的讨论稿中，除针对OPC创业者个人或团队的支持外，还设置了对运营机构的支持，包含运营、场租、活动等多种补贴。

这条路径的逻辑是，OPC的需求太分散，政策需要一个“中间层”来对接。OPC社区或运营团队收集需求、统一申请、再分发，相当于做了一次“政策翻译”，也更容易找到工作抓手。用黄万华的话说，需要一个“专业主理人”。但路径该怎么走通，还在探索中，“怎么统计、怎么衡量、怎么兑现，都需要找到对接口。”

订单！订单！

记者参加了多场座谈会。不少人直言不讳：“我们这种发展还不错的不会只盯着补贴，要靠补贴的大概率也干不下去。”到最后，大家达成一个共识：“给钱给政策，倒不如给订单！”

平阳县在相关政策的讨论稿中，明确将政府采购与订单支持列入其中。例如在政府采购平台专设OPC采购专区，重点面向AI工具开发、数字化咨询、创意服务、设计、新媒体、短视频等OPC优势领域；鼓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主动向OPC企业开放需求，提供订单支持。

但订单终究是市场行为。黄万华积极“攒局”，就是希望搭建平台，撮合更多订单。在他看来，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新生代企业家们很愿意投资新兴的AI和OPC项目，政府通过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可以把这些资金和产业资源集结并链接起来，为创业者们提供弹药。

4月24日，温州国际云软件谷里办了一场资源对接会，台上创意迸发，11个OPC项目涉及设计、电商、娱乐等多个垂直领域，台下的资本方与产业资源方拿着订单与支票寻找潜力股。活动效果也不错，活动方案从策划到落地不到5天，原本预期40人，结果光报名就有120多人。目前多个项目已在对接中。

“对于OPC来说，社群和生态非常重要。”此前，永嘉县举办的“楠溪创享家”AI视频创作大赛挖出了导演徐鼎轩。这位“90后”导演在比赛中斩获金奖，随后受邀入驻永嘉·麦腾智联科创园。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OPC创业者，相关业务多到做不过来，还吸引到投资人，有人扬言要注资1000万元找他合作。

导演徐鼎轩在永嘉县举办的“楠溪创享家”AI视频创作大赛中斩获金奖。这是他创作的AI短片《归去来兮》截图。

对于初创阶段的OPC来说，千万投资足够让人动心。但麦腾智联科创园总经理陶波发现，合作协议更像是一个骗局。“条款十分苛刻，对方名为投资，实则是想用低价永久买断他的个人IP所有权和未来的产出价值。”在陶波看来，OPC不缺创造力，但在应对复杂商业环境时，有时缺少经验。

类似的案例不少。例如，导演刘加铠的作品多次获奖，在AI视频领域颇有声望，但他面临的问题很现实，订单多了，团队承接能力跟不上。浙江元音科技总经理黄雪意反映，团队曾尝试用分包方式消化过剩业务，但上下游标准不一，质量无法保证，最后只能自己收拾烂摊子。温州理工学院教师陈畅也是AIGC创业者，据她所述，“市场规范尚未形成，报价比较混乱，缺乏优质订单。对OPC来说，被骗的风险较高。”

“在配套服务上，还有很多提升空间，帮助OPC们少踩坑。”云软件谷相关负责人表示。记者发现，温州的OPC政策中有一个设计值得关注：实施“首席法务经理”制度。通过组建专业律师团队，为初创OPC提供首年免费基础法务服务。而在各县区的实施细则中，相关政策还被表述为：组建OPC法律服务团，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和侵权投诉处理等，并建立网络侵权快速响应机制等。

OPC创业者在对接会上进行项目路演。受访者供图

一人公司，并不意味着孤军奋战。从接单到商业的闭环，中间缺的不只是法务，还有财务、政务对接及合同管理等多个环节。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郑皓亮提到：“OPC有交付的能力，但个体创业者很难顾及所有方面，怎么精准填补他们的能力盲区，让他们能专注交付，这是政府和社区应该思考的。”

“怎么让OPC能够拿到订单、赚到钱并存活下来，是最关键的问题。”黄万华如此总结，相比之下，其他政策支持更像是起到辅助作用。事实上，创业本身具有极高的风险，而OPC政策的核心是希望降低创业者的试错成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心无旁骛地去探索商业场景，从而提高跑通闭环的成功率。

原标题：《“一人公司”想要的，政府怎么给？》

栏目主编：陈抒怡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朱凌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