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文辉：五四运动后山西思想界的一场争鸣

五四运动和高君宇把马克思主义输入娘子关内，使山西的政治空气空前活跃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早期传播，一开始就遭到了阎锡山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各种流派社会主义思潮的非难。在各种思想的激烈争鸣中，马克思主义以其博大精深、科学先进的理论，荡涤污垢，去伪存真，确立了在20世纪20年代初山西思想解放潮流中的领先地位。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阎锡山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推行所谓“用民政治”。他的“用民政治”是建立在军国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即“政府改革是军国政策，人民教育是军用教育，社会组织是军用组织”。阎锡山给“用民政治”下的定义是：“适时的政治作用与人生发展的企图相顺的为‘用民政治’。”阎锡山的“用民政治”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阻碍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1919年11月，李大钊在《新生活》第15期发表短文，揭露了阎锡山在山西推行其“用民政治”的反动本质。指出：“在‘民治’的国家，有人出来要行‘用民政治’，这不但可以令人奇怪，并且觉得危险万分”。“‘用民政治’的要害是：用民的人是谁？用民是做什么？”阎锡山在鼓吹“用民政治”的同时，极力复兴孔孟之道，希望儒家的中庸思想能够起到强化对山西民众控制的作用。然而，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迅速冲向三晋大地。阎锡山炮制的大杂烩理论“用民政治”受到进步青年的抵制；宣传孔孟之道的“洗心社”逐渐无人问津；强令学生参加的每周“自省”集会被迫取消；拯救学校的计划也无法进行。

阎锡山深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势必威胁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他急需制定新的对策，研究新的学说。有一次他对僚属讲话说：“欧战终了，世界形势大变，于是鄙人之武力政策，亦因之变迁。”1920年6月21日，阎锡山召开“进山会议”(因会址在进山邃密深沉之馆故名)，以学说研究为幌子，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这个会议每周举行两次，每次半天，参加人员为阎锡山统治集团的骨干分子和当时的所谓社会名流，人数从12人渐增至134人。会议由阎锡山亲自主持，会期延续一年之久。阎锡山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讨论了一个问题，即“人群怎样组织对？”也叫“如何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进山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人群之真富真强真文明，土地公有私种，资由公给。”阎锡山还将这一“学论研究”扩展到社会，以“人生在世苦与乐”为题，组织讨论，散布“做好人有饭吃”的口号，诬蔑共产主义是“人人为圣人斯可办到”的空谈。

山西《平民周刊》《新共和》杂志等进步报刊相继载文，批驳“进山会议”的欺骗性宣传，使一些青年解除了“做好人有饭吃”的迷惑。《新共和》杂志的文章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是否做统治者满意的“好人”“顺民”，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我国社会上有一种极其危险、极其悲惨的现象，就是一般劳力者终年胼手胝足，滴了许多血汗，然而衣不足蔽体，食不足充饥，房屋不足安居，更不消说赡养家口……我们从物质缺乏，物价昂贵，经济恐慌，工人失业，以及生产方面不经济，交换方面的无秩序，产业机关的被少数人所占有，剩余价值的被资本家所掠夺，种种事实归纳起来，敢断言：贫困问题的唯一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

高君宇在《山西劳动状况》一文中指出：“山西自励行‘新政’后，人民的负担比从前增加了好几倍”。“一块钱剥了又剥，洗了又洗，轮到苦工——真正的工作者的身上，比苍蝇的翅膀都薄了!”高君宇认为改造社会的手段，就是要用同盟罢工，破坏政权，取得政权(见《五月一日与今后的世界》)。高君宇鞭笞军阀政府的“好人政治”，不过是一场欺骗群众的傀儡戏；鼓吹通过“好人努力”来改造和拯救中国的言论，“不是呆小子的梦想，便是骗子手的谎言”(见《向导》第5期《王博士台上生活应给“好人努力”的教训》)。“中国人民除了打倒军阀与官僚，别无解救的出路”，“打倒军阀与官僚要借人民自己武装起来才(能)得到”(见《向导》第3期《勖江西人民》)。

山西省内进步报刊对阎锡山及相关谬论的批判，给了阎锡山以当头棒喝。于是，阎锡山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查封山西《平民周刊》，限制《新共和》杂志，采取各种手段禁锢山西人民的思想。1922年10月15日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发表贺昌(时任太原团地委书记)的文章《太原的青年团体》，抨击阎锡山在山西压制民主的军阀政治：“在我们山西，书报往来，常被检查扣留；印刷出版等物，时常禁止递送；集会结社，无时不受干涉；学校受制于军阀，灭绝个性，纯讲服从。”贺昌号召太原的青年团体，团结一致，冲破专制，为共同的主义而奋斗。

为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阎锡山还陆续邀请胡适、江亢虎、杜威和罗素等人来太原演讲，宣扬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1919年下半年，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江亢虎是资产阶级投机政客、中国社会党领导人，著有《社会主义学论》，翻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任意歪曲科学社会主义，其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掺和的大杂烩。1919年10月7日，胡适、江亢虎等人陪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参加在太原举行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鼓吹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作“根本解决”的主张，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高君宇等人撰文批驳胡适之流的论调，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绝不是胡适所说的骗人的抽象名词，它是能够和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问题的。王振翼以“虎啸”为笔名在《平民周刊》上发表文章，对胡适、江亢虎的谬论痛加驳斥。1921年夏，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又应邀到山西讲学。罗素鼓噪中国只有国际共管，才能走向“自由之路”。高君宇发表了《到“自由之路”究竟在那里？》(见1921年7月24日《觉悟》)的文章，质问罗素：“所谓国际共管是不是要把一个国家压在更大的国际资本主义之下？”“这哪里是指给我们的自由之路？这不过是英国第三个半阶级的一位绅士指给我们不可识别的陷阱!”

五四运动后的山西，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中的主流。影响较大的流派还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山西的进步青年在纷然杂陈、相互争鸣的各种流派的刊物面前，一时难分伯仲，思想倾向徘徊在十字街头。无政府主义在山西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专制统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俄国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这些思想在山西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消极影响十分明显。为了帮助山西的先进青年认清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高君宇多次在太原进步青年中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高君宇说，一个有为的青年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报效国家、造福人民的宏愿。高君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了太原盛行的无政府主义错误观点。高君宇希望山西青年在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面前，一定要深思熟虑，认准一条正确的道路，决不要随波逐流，误入歧途。高君宇强调指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国家的，不过我们在消灭阶级之前，还是要保留国家的，只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才能彻底进行革命；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太原进山中学国文教师邓初民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都介绍给大家，通过比较，促使纪廷梓、左天祥、张炎亭等进步学生树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临汾以张振山为代表的十几个进步青年，崇信景梅九和无政府主义，太原一中学生傅懋恭(彭真)便带了一箱书籍去临汾。其中有马列主义的书，有无政府主义的书，有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书，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书。傅懋恭请大家阅读、比较，看看究竟哪种社会主义好，最后，张振山和大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心悦诚服。

马克思主义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最具说服力的、缜密的科学理论，它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较量中更加深入人心，不少受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迷惑的山西青年，通过学习、比较、观察和讨论，逐步选择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壮大了山西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

（作者：巨文辉；来源：山河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