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回忆录里批评了所有人，唯独对两位将领网开一面的张国焘

1979年12月初的一个深夜，加拿大多伦多郊区的一家老人病院里，一位82岁的中国老人在地板上停止了呼吸。他的名字叫张国焘。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头翻涌的情绪大概连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清楚——他是中共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是一大会议上被推举为大会主持人的人，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是曾经能够与毛泽东、周恩来平起平坐的人物，也是1938年叛党出走、最终客死异乡的人。

但这些标签都太简单了。一个人的一生，哪有那么容易就能概括清楚？

今天重新翻开这段历史，不是要给谁翻案，也不是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审判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而是要弄明白：一个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在六十四岁那年坐下来，用整整四年时间写成一部百万字的回忆录？在那部书里，他又为什么批评了几乎所有人，却唯独对两个人如此不同？

两个被特别对待的人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了正在香港艰难度日的张国焘。他们提出的条件很简单：每个月两千港元，写一部个人回忆录。那时的张国焘已经六十四岁了，经济状况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走投无路”四个字。堪萨斯大学每月提供的两千港元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张国焘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从1961年到1965年，他关起门来埋头写了四年，最终完成了一部将近百万字的超大型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这部回忆录的中文版权，开始连载，后来在1971年前后分三册陆续出版，全书九十余万字，厚厚的三册加起来有一千三百多页。

但是这部回忆录从面世那天起，就在学界和史学界引发了完全不同的声音。

豆瓣上的读者评价说得很直白——这本书史料价值大，从长征到西路军失败，张国焘确实是毫无争议的亲历者，很多事情他都是第一号人物，他的叙述很有参考意义。不过这位读者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书里最后部分明显带着情绪，阅读的时候需要谨慎对待，比如张国焘对张闻天的描述就写得非常负面，甚至直接称凯丰极其低能，这些明显都是他在发泄自己的情绪。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说得更加尖锐。有人用“谎言连篇”和“谬误大全”这样的词来形容这部回忆录，指出他在书中多处颠倒黑白，把自己在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那段历史上的错误行为说成是毛泽东等人“分裂了中央和红军”，把自己南下逃跑的错误方针美化成“正确的路线”，反过来诬蔑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退却逃跑主义”。

还有人从更专业的角度分析指出，张国焘这部回忆录是在海外写作的，完全没有档案文献可以用来参照，也没有机会和其他当事人进行交流印证，所以整个叙事里头的人物、事件、地点、时间，有大量错讹和问题，有些内容甚至直接就可以判定是子虚乌有的编造。

不过在翻阅这厚厚三大册的时候，研究者们注意到了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张国焘在书里头对同时代的许多人物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包括国民党的一些人，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老干部，甚至连毛泽东他都没有放过，可唯独有两位将领，张国焘始终以敬重的笔触来写他们。

这两个人就是徐向前和蔡申熙。

关于这件事，张国焘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解释过。他只是在回忆录的某些段落里，用几乎不带修饰的措辞写下了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感受。但越是这样的不动声色，反而越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徐向前：一个让张国焘“用而不信”的人

先来说徐向前。

徐向前的名字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后来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但在红四方面军的那个年代里，他和张国焘之间的关系比外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有研究者注意到一个细节：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中央决定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按照常理，徐向前应该跟随党中央一起北上才对，但他当时却没有那样做，而是率领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会合，一道南下了。这个选择让很多人看不懂——难道徐向前是张国焘的人吗？

事实恰恰相反。

早在鄂豫皖苏区时期，徐向前就已经对张国焘产生了深深的疏离感。很多资料都证实，张国焘一直对徐向前“用而不信”——既要用他的军事才能，又各方面都不信任他。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张国焘根本不征求、不重视、不尊重徐向前的意见，有时候还用各种手法贬低徐向前的地位和威信。徐向前本人后来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坦率地写道，他很久以来一直想离开红四方面军，因为在那里总是感到压抑、不愉快，觉得自己和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在感情上、性格上都合不来。

关于自己和张国焘的关系，徐向前曾经用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他说红四方面军有什么事在表决的时候，往往是他自己一个人表示反对，张国焘和陈昌浩两个人表示支持，自己是少数，根本反不过他们那两个人。所以他把这种关系叫做“一比二的关系”。

可就是这样一个让他感到压抑的人，徐向前为什么还要跟着他南下呢？

答案藏在徐向前后来写的《历史的回顾》一书里。他在书中写道，四方面军是他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才形成这么一支队伍，真不容易。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还是感情上，他都难以接受。他承认这也许是自己性格上的弱点所在，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这段话坦率到了让人心酸的程度。徐向前不是支持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他只是不忍心亲手把自己一手带大的部队拆散。这是一个军事将领对部队的感情，也是一个人在巨大压力之下做出的最诚实的自我剖析。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两人之间的一些交往片段。据他的描述，虽然他和徐向前之间没有什么私人交情可言，但在多次谈话中，他被徐向前的务实作风、丰富的实战经验以及独到的军事见解深深打动。他称赞徐向前对待下属谦逊平和，为人品行端正，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考虑到张国焘在书中对别人几乎从来不吝惜批评之辞，这些评价就显得格外不寻常了。

有资料显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还特别提到了1931年鄂豫皖苏区一个冬夜的场景——徐向前裹着破旧的棉袄，趴在地图前面推演战局。即使在张国焘推行肃反政策的时候，徐向前仍然坚持“军事问题要听军事干部意见”的原则。据说在一次战役部署会上，徐向前甚至指着地图直言不讳地说张国焘的计划会把部队带进死胡同。

这种直谏的勇气，在当时那种人人自危的环境里极其罕见。对于习惯了掌控一切的张国焘来说，徐向前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反而让他生出了几分敬意。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打了直罗镇大胜仗的消息传到还在长征途中的红四方面军时，徐向前非常高兴，他对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打了大胜仗，应该出个捷报发给部队鼓舞士气。结果张国焘反应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的，用不着宣传。

这就是两个人的根本区别所在。一个心里装着大局，另一个心里只装着自己的权力计算。

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关系里还有一个格外令人揪心的层面——张国焘杀害了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一个男人面对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还能保持理智和克制，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了。但徐向前做到了。他没有私下报复，没有公报私仇，没有在南下的问题上意气用事，而是一如既往地从部队的大局出发来考虑问题。

这份隐忍和克制，大概也是张国焘晚年回想起来不得不心生敬意的地方。

蔡申熙：永远停留在二十六岁的军事天才

如果说张国焘对徐向前的敬意里头还有几分对手之间的微妙感觉，那么他对蔡申熙的态度就更加纯粹了——那是一种夹杂着敬佩和愧疚的感情。

蔡申熙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史上，他的地位极其重要。他是中央军委认定的三十六名军事家之一，这个名单上的人个个都是能征善战之辈，能在不到二十七岁的年纪就被列入其中，足以说明他的分量。

蔡申熙1906年出生在湖南醴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在鄂豫皖根据地，他先后担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彭杨军政学校校长、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军委会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徐向前对蔡申熙的评价极高。他说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战斗中机智勇敢，享有极高的威望。徐向前还说蔡申熙的牺牲是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

在红四方面军的战术创新方面，蔡申熙的贡献非常大。他和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这四位黄埔同学一起研究出了围点打援、坑道爆破和飘忽战术等破敌之法。一般认为，解放军后来克敌制胜的围点打援战术，起源就是在鄂豫皖苏区的磨角楼战斗中摸索出来的。1931年1月的磨角楼战役，歼敌不过千人，但它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正是这一仗，让鄂豫皖红军的“围点打援”战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此后这种战法成了红四方面军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之一。

在战术创新的具体执行中，蔡申熙承担了率部试阵的重任。每一次新战术的第一次实战检验，都是他带着部队冲在最前面。

蔡申熙还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教育家。他虽然身有残疾，仍然坚持担任彭杨军政学校的校长，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大批军事指挥人才。他的学生在后来的战争中都成为了红军的骨干力量。

在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那些年里，蔡申熙积极维护受到迫害的领导干部，与张国焘产生了不小的分歧。这也是张国焘晚年回想起来内心不能平静的原因之一——一个敢于反对他错误决定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人，这种形象在他的回忆录里留下了复杂的印记。

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的时候，局势已经危急到了极点。蔡申熙当时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建议——部队应该向西转移。事实证明这个建议保住了红四方面军的元气。1932年9月底，红四方面军开始西征，蔡申熙率红二十五军殿后掩护。他主动请缨承担了最危险的任务，带着部队向敌人最猛烈的方向迎击，就是为了给主力部队争取转移的时间。

1932年10月10日，在湖北黄安河口镇的战斗中，蔡申熙腹部不幸中弹。但他没有退出战斗，而是让人把自己放在担架上继续指挥。躺在担架上的他，血流得担架的帆布都浸透了，可他仍然坚持下达作战命令，直到部队安全撤出阵地。最终他因为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在战场上，年仅二十六岁。

有资料记载，蔡申熙牺牲后，村子里的四位年轻人冒死将他的遗体抬回村里，埋葬在一棵大树之下。直到2013年，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才重新修葺了他的墓地，让这位英年早逝的军事家有了一个体面的安息之所。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蔡申熙的名字，措辞之敬重远超其他人物。他称蔡申熙是一位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其战略眼光和军事见解丝毫不逊于当时红军中的任何一位将领。对于蔡申熙的英年早逝，张国焘在晚年仍然表现出深深的惋惜。

有研究者分析说，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待蔡申熙的态度之所以格外不同，很可能跟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愧疚有关。在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的那些年里，很多优秀的红军将领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但蔡申熙是倒在了战场上，是倒在了掩护主力转移的战斗中。这种死法本身就让活着的人无话可说。

更何况，蔡申熙是在提出西征建议并且在执行中舍命殿后才牺牲的。如果没有他的这个建议，没有他拼死掩护，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能不能保全恐怕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从这个意义上说，蔡申熙救的不只是一支队伍，也包括张国焘本人的命运——红四方面军的这份底子，后来成了张国焘在党内保持分量最重的筹码之一。

从巅峰到谷底的距离

要真正读懂张国焘为什么在回忆录里对徐向前和蔡申熙格外不同，光看这两个人本身还不够，还得把眼光放远一些，看一看张国焘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那个结局的。

张国焘1897年出生在江西萍乡，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天，他加入了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他被推举为大会主持人，并且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此后连续出席了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六大，在党内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地位。

1931年初，张国焘从苏联回国后，被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被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1931年5月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兼主席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撤销了以曾中生为书记兼主席的鄂豫皖特委和军委。

张国焘上任之后全面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遭到苏区干部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强烈抵制。面对抵制，张国焘的反应是更加严厉的肃反。他以“肃反”为名诬害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等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者，就是在这个时期被他杀害的。

曾中生的死尤其让人心痛。他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是黄埔四杰中的领军人物，在红四方面军初创时期的威望甚至高过张国焘本人。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第一件事就是架空曾中生，剥夺他的一切权力，最后在长征途中秘密将其杀害。曾中生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岁。

1935年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会师之后，党中央确定了北上的方针，但张国焘却认为红军应该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或者南下攻取成都，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了解决这个分歧，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但张国焘始终固执己见。

当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之后，张国焘悍然另立中央，宣布自己担任“中央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分裂。后来张国焘在南下川康的过程中遭到川军和蒋系中央军薛岳部的围攻，百丈关一战失利，损失惨重，被迫折返北上陕甘。百丈关战役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一个转折点，也证明了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正确预判，宣告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彻底破产。

1937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份。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但张国焘自己的命运却在1938年春天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他从延安出走，投靠了国民党。

背叛之后的日子

1938年4月，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利用祭拜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脱党的事情他做得很机密，连妻子杨子烈都不知道。

杨子烈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往事如烟》中写道，当时她最初还以为丈夫是受命去西安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从事机密工作去了，心里还在责怪他怎么不对自己说一声，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丈夫会脱离那个千辛万苦参与创立的党。杨子烈等了差不多快一个月，既没见到丈夫回来，也收不到只字片语，心里虽然难过，却羞于去问任何人。这种感受，大概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

张国焘出走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国民党方面虽然给了他一些表面上的礼遇——他加入了军统，主持所谓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还担任了研究室的少将主任——但实质上戴笠和蒋介石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这个从对手那边叛逃过来的人。他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反中共人员出谋划策，还主办过所谓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也接应过个别共产党的叛徒。但在军统的圈子里，他始终是一个边缘人。

1948年6月，他在上海创办了《创进》周刊，试图在舆论层面为自己的政治选择找到一个合理的落脚点。但这时中国的局势已经基本明朗了，国民党正在节节败退，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1948年11月，他携家眷去了台湾。

台湾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张国焘到了台北之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他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但没人搭理他。有资料显示，他在台湾期间甚至被一个小军官当众训斥过。对于一个曾经统领十万大军、曾经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来说，这种屈辱比穷困更加难以承受。

1949年，他离开了台湾，转居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他使用“凯音”这个化名继续活动，曾与顾孟余等人组织所谓的“民主战斗同盟”，还创办了《中国之声》杂志并自任社长。这本杂志的定位很奇怪——“既反共，又反蒋”。在政治光谱上，这种两头都不讨好的立场很快就陷入了没人搭理、没市场、没经费的尴尬境地。杂志的寿命很短，内部矛盾很快浮出水面，张国焘与主编李微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最终他被迫辞去社长职务，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刊物。

穷途末路的时候，尊严是最沉重的东西

失去杂志社这个经济来源之后，张国焘的处境变得更加窘迫。他和妻子杨子烈搬到九龙深水埗一带，住进了一间逼仄的阁楼里。

1953年，命运给了他一个意外的转机——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其在香港的渠道找到了他。从这一年的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驻港负责人，先后二十多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中共要人的情况。美国人希望通过了解中国党政领导人的过去、爱好、性格来推测中国国内领导层的情况和未来的政策走向。

这个时候距离张国焘脱离共产党已经过去整整十五年了，他所能提供的只能是十五年以前的情况。按照普通人的看法，这些陈年往事不会有多大价值。但美国人自有他们的想法——即使是陈旧的历史，对于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于深陷困境的张国焘来说，这是救命稻草。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接受了美方的要求，尽己所知地将自己能够回忆起来的一切信息都告诉了对方，由此获得了一些报酬，难以为继的生活才得以改观。

但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走向。

1956年秋天，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政治气氛比过去宽松了不少。张国焘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北京传递信号，表达自己想要回归大陆的意愿。中共方面很快就给出了回应：回来是可以的，前提条件是他必须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书，详细说明当年另立中央、分裂红军、最后叛党出走的严重错误，同时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

对于任何一个曾经犯过如此严重错误的人来说，承认错误、诚恳检讨都是回归的基本前提。但对于张国焘来说，这恰恰是他最难跨过去的一道坎——不是不愿意认错，而是放不下最后一点颜面。他这个曾经在中共党内拥有极高地位的领导人，如今要他低头认罪检讨一生，心理上的落差太大了。

据说他收到北京的答复后沉默了很久。当朋友问他打算怎么办的时候，他只是低声说了句自己都这么老了，何必再揭旧疮。

到了1958年，他的处境依然没有好转。报业不景气，他连投稿的稿费都挣不到几个钱。走投无路之下，他再次托人给北京写信，态度比上次更加恳切，说自己愿意“为新中国鞠躬尽瘁”，只要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行。

这一次毛泽东亲自过问了他的申请。1959年1月，毛泽东在相关简报上作出批示，说应该劝张国焘割断同美国人的关系，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考虑给予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这个条件其实已经非常宽厚了。在那个中美关系高度紧张、朝鲜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年代，张国焘与美国中情局之间的往来无疑是一个涉及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只是要求他停止这种对国家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的行为，并没有提什么额外的严苛要求。

但张国焘最终还是拒绝了。

一边是每个月从美国人那里获得的固定报酬，另一边是回归大陆之后未知的一切——一个他曾经背叛过的阵营、一份需要低声下气检讨自己一生的起居、一根需要斩断的救命稻草。他选择了前者，同时也选择了后者作为永远的未知。

在回忆录里寻找自己的位置

1961年，堪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找上门来的时候，张国焘已经六十四岁了。四年写作期间，他关起门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堆出了那部百万字的回忆录。

后来的人读这部书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三个字：不诚实。豆瓣上的读者评价说，张国焘的回忆有明显的选择性，书写得倒是很好读，三卷竟然能一气读完，但内容很不诚实。有研究者指出，这部书对建党前后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前夕的重大事件均有所述评，作为亲历者的叙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前提是读者必须警惕其中的歪曲和自我美化。

至于他为什么在书里头把几乎所有能提的人都批评了一遍，唯独对徐向前和蔡申熙保持了敬重，研究者们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那是因为徐向前和蔡申熙是他用过的最得力的两位将领，贬低他们就等于贬低自己。有人说那是因为徐向前和蔡申熙的人格力量太强大，强大到连张国焘这样的人都没办法用歪曲历史的方式来处理他们。还有人说得更干脆：对于一个在字里行间拼命为自己辩护的人而言，有些人和有些事是他实在绕不过去的，徐向前和蔡申熙就是这样的存在。

这三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张国焘对蔡申熙的感情中，掺杂了深深的愧疚。蔡申熙提出西征建议，又亲自殿后掩护主力转移，最后壮烈牺牲；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杀害了无数像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这样优秀的红军将领。这两段事实放在一起对比，差距大到让人不敢直视。

1968年，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了香港。张国焘对此感到极度不安，尽管他已经离开中国大陆二十年了，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与那段历史之间仍然存在着无法割断的关联。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杨子烈离开香港，远走加拿大。

他们投奔了在多伦多教数学的大儿子张海威。张海威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养活一家老小颇为吃力。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也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达多伦多之后，先跟大儿子一家同住，但很快就发现这样会增加儿子很大的经济负担，于是主动搬了出来，住进了免费的养老院。

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可以申请享受政府的福利救济。张国焘夫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虽然不算多，但足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有时候他们还能到中国餐馆小酌一顿。晚年的张国焘虽然清贫，但衣食方面有基本的保障。

有资料显示，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曾在多伦多开会期间专程前去探望过张国焘。异国的前政要去看望一个从中国叛逃而来的老人，这个场景里掺杂了太多复杂的政治含义，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国焘的影响力仍然没有被时间完全磨灭。

1976年，七十九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侧身体完全瘫痪，从此生活无法自理。妻子杨子烈也已经年过七旬，而且她早年摔伤的腿留下了残疾，根本没有能力照顾丈夫。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好申请转住多伦多郊区的一家老人病院。

这家病院是由政府资助的慈善机构，条件相当简陋。加拿大北部的冬天寒冷而漫长，据说病院的暖气供应时好时坏。1977年12月，张国焘手脚中风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老两口一个瘫痪在病床上，一个腿有残疾，根本没法住在一起互相照顾。杨子烈被安排进了另一家养老院，两个人就这样被拆散了。

1979年11月14日，张国焘八十二周岁生日那天，三个儿子把他从老人病院接回了大儿子家中。他对家人说，老人病院的暖气有时候会关闭，冻得他不时呕吐。杨子烈在送他回老人病院的时候，特意给他带去了几床毛毯，希望这些能帮他抵挡住夜晚的寒冷。

但这是加拿大的冬天。在室外气温动辄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几床毛毯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

1979年12月2日夜里，室外朔风呼啸，雪花漫天飞舞。终日躺在狭窄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的时候被子滑落到了地上。他自己够不着，按铃叫护士却迟迟没有人来。他只能咬着牙躺在那里，让寒冷一点一点地侵入身体。

12月3日凌晨五点多，他开始剧烈呕吐，持续了两个小时。等到护士发现异常叫来医生时，他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医生经过诊断，确认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有人说他是被冻死的。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也不完全错误——他的死亡确实发生在寒冷之中，发生在北美洲最寒冷的十二月，发生在一个连暖气都不能正常供应的老人病院里。他的三个儿子后来把他安葬在多伦多的一处公墓里。那块墓碑立在异国的土地上，与他的家乡江西萍乡隔着整个太平洋。

晚年的张国焘无人照顾，不得不与老妻分开，被送进了当地的疗养院。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因为自己的特殊政治身份，他死后也没能回到家乡安葬。

他死后，妻子杨子烈辗转求助于台湾的蒋经国，才凑足了丧葬费用。有资料显示，蒋经国曾通过有关人士转交了一万美金的支票给张国焘作为医药费。杨子烈一直活到九十多岁，1994年去世，比她的丈夫多活了整整十五年。她在香港期间撰写的回忆录《往事如烟》于1970年出版，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记录了她早年参加共产党的生活经历。

从中共创始人之一到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从国民党的座上宾到香港街头为生计奔波的落难人，从为美国人提供情报的合作者到最终客死在北美老人病院的地板上，张国焘的一生就像一条发源于高山的河流——源头清澈见底，中游波涛汹涌，下游渐行渐窄，最终消失在北美洲的茫茫雪地之中。

在他写那部百万字回忆录的时候，他坐桌子前面，窗外是香港逼仄的街巷，远方是再也回不去的中国大陆，手边是一摞一摞泛黄的旧报纸和信函。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到晚年，写到自己人生的全貌，写到那些曾经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人，写到红四方面军那支从鄂豫皖一路走出来的部队，写到那个永远停留在二十六岁的天才军事家蔡申熙，写到那个从来不卑不亢、被自己杀害了妻子却依然以大局为重的徐向前。

那四年的写作时光，对张国焘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