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体制的解体与重构

正所谓“两千年来皆秦制”，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某种角度而言就是一个努力走出秦制的过程。吕峥的近代史著作《走出秦制》有一个副标题：“清末民初六十年”。他在书中所要表现的，正是近代中国在这60年间努力走出秦制的过程。

《走出秦制：清末民初六十年》，吕 峥 著，团结出版社2026年出版

这60年，时间虽然不长，却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其中涉及到的人物，则更是形形色色、泥沙俱下——黑与白、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落后，每个人物都有多种不同的面目，而不同时期个人的表现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各个派别之间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便是同一派别之中也有着各种虚与委蛇与明争暗斗。平心而论，要将个中的因果关系一一阐明并不容易，我以为《走出秦制》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字犀利、叙事清晰，作者不仅将清末民初60年间的人物和事件梳理得清清楚楚，同时常有一针见血的议论，对中国近代史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和理解。

读中国近代史，经常会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压抑感和无力感，内忧外患的屈辱与体制转型的沉重，时而令人黯然神伤，时而令人顿足扼腕，这自然与后人读史的全知视角有关。作者在自序中如是说道：“鸦片战争的刺激让清廷走上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之路，但因‘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只能在‘术’的层面零敲碎打地学习先进国家，祖宗之法概不能变。”这一方面决定了晚清的自强运动只能停留在物质的层面，却无法达成思想和制度的深度变革；另一方面，时代的先行者们则一直试图打破变革的界限，将变革延伸到政治制度中去。是革命，还是改良；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张力，这种张力贯穿于清末民初60年，并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像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19世纪后期的清朝已是千孔百疮、百弊丛生，王朝自身的腐败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且它还错过了世界发展的末班车，被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甩得越来越远。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摆在清廷面前的其实只有两条路：要么改弦更张、锐意变革，要么因循守旧、一条道走到黑，绝无第三条路可走。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清廷各色人等的表现最堪玩味，其中有洋务派重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他们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是维新改良的代表人物；有徐桐、刚毅、毓贤、良弼，他们是因循守旧的代表人物。作者致力于还原他们每个人的真实面目，他们在近代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历史作用，结合每个人不同的个体表现，来印证传统社会走出秦制的复杂性。

在传统社会走出秦制的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袁世凯。这位极富争议的历史人物被贴上众多复杂且自相矛盾的标签：他是共和体制的重要推手，又是倒行逆施的窃国大盗；他是旧制度的终结者，又是军阀混战的开启者；他是锐意改革的实干家，又是深谙权变之道与纵横之术的乱世枭雄……袁世凯崛起于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并因此掌握了控制清末民初政局的北洋军阀集团。他深谙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亲眼目睹满清政府的懵懂与愚昧。他对清廷阳奉阴违，对臣僚软硬兼施，“做人似水，行事如山”，大力推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却在最后关头逆流而上，执意称帝……袁世凯的经历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传统中国走出秦制的巨大阵痛与艰难抉择。

与袁世凯相比，素以“裱糊匠”自称的李鸿章则呈现出另一种面目。他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是北洋海军的创建者，亲手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军工和民用企业。他明知北洋海军的差距并非“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却独撑危局，始终周旋于列强之间，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摆脱弱国的困局，保护国家的利益，最终还是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落了个身心俱疲、抱恨黄泉之结局。李鸿章一生与列强签订了数十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被世人视作汉奸、“卖国贼”，人人喊打。他既是清廷的“灭火器”，又是清廷的“背锅侠”，说白了是代清廷受过。李鸿章一生都在试图为清廷续命，他的境遇充分证明，面对一个千孔百疮的帝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再高明的“裱糊匠”也只能左支右绌、苟延残喘而已。

除了袁世凯和李鸿章这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之外，像自认有大清而她不掌权、大清便无意义的慈禧，曾经踌躇满志主持洋务运动的奕，治国乏术却以“老好人”著称的奕，以及资质平庸却大权独揽的载沣……他们都曾在晚清政坛起到过不同作用，却均无法阻挡革命的浪潮——走出秦制已经是大势所趋，民智已开，愚之无术，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历史的车轮终将呼啸而过。诚如作者所言，把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三个人的所作所为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条晚清政治变化的曲线，从曾国藩一生致力于延长清王朝的国祚，到李鸿章竭力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再到袁世凯两面周旋、暗中倒戈，最终抛弃了清廷，再次证明了历史自有其自身的逻辑，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作者所述，虽然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很多巧合促成的结果，但清朝的灭亡却是时势累积的必然，武昌起义不过是顺势一推，清朝就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末路。只是清朝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传统中国真正走出了秦制，袁世凯的反动既是他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却也未尝不是袁氏共和缓不济急、无法化解各方矛盾的结果。民国初年的政体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这就为袁世凯的反动提供了契机。共和政体的水土不服使袁世凯错误地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自由和民主，而是生存和秩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被亲信们制造的“民意烟幕弹”所蒙蔽的袁世凯错判形势，最终走上了称帝的不归路，身败名裂。那一代人走出秦制的梦想，随之飘落在历史尘埃之中。

原标题：《传统体制的解体与重构》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本文作者：王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