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女知青帮我介绍对象,三个没相中,她抿嘴笑:你不会是看上我吧

72年女知青帮我介绍对象，三个没相中，她抿嘴笑：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楔子

一九七二年的冬天，东北的冷是扎进骨头缝里的那种冷。

我裹着一件补了七个补丁的棉袄，站在公社供销社门口，等着刘大姐给我介绍第三个对象。

天飘着小雪，我缩着脖子，脚上的棉鞋底子都快磨透了，踩在雪地上硌得脚底板生疼。供销社的玻璃窗上糊着一层霜，我哈了口气想擦开一块往里看，手刚碰上玻璃就冻得缩了回来。

“李建国！你这孩子咋又站这儿了？快进来，别在外头冻着！”

刘大姐推开供销社的门，一把将我拽了进去。

屋里生了炉子，暖烘烘的。我搓着手，看见靠墙的板凳上坐着个姑娘，扎着两条麻花辫，穿一件蓝底碎花的棉袄，低着头在摆弄自己的围巾。

“这是隔壁公社张会计家的闺女，叫张桂兰，人家可是读过初中的，配你这高中生也算门当户对。”刘大姐笑呵呵地介绍。

我看了那姑娘一眼，她倒是长得周正，就是脸上没什么表情，像冬天里结了冰的河面。

“同志你好，我叫李建国。”我大大方方地伸出手。

张桂兰抬眼看我一下，那眼神像是在菜市场打量一颗白菜，从头扫到脚，又从脚扫到头。她没跟我握手，只是“嗯”了一声。

刘大姐赶紧打圆场：“哎呀，年轻人第一次见面都害羞，你们聊你们聊，我去后院打壶水。”

刘大姐一走，屋里就剩下我和张桂兰两个人，炉子里的煤球烧得噼啪响。

“你是干啥工作的？”张桂兰终于开口了，声音倒是清脆，可语气像公社干部搞调查。

“我在公社粮站当会计，干了快两年了。”

“粮站会计？”她嘴角微微撇了一下，“那不是临时工吗？能转正不？”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笑着说：“表现好就能转正，我去年评了先进个人，应该快了。”

“快了是啥时候？”张桂兰不依不饶，“我爹说了，要找对象就得找有正式工作的，临时工可不考虑。”

这话说得太直白，像一把冷刀子捅过来。我脸上的笑有点挂不住了，但还是耐着性子说：“张同志，转正是迟早的事，我这人踏实肯干，不会一直当临时工的。”

“迟早是多久？三年？五年？”张桂兰站起来拍了拍裤腿，“我家好几个姐妹，我是最有文化的，我爹说了，我不能嫁得比我二姐差。我二姐夫在县农机厂当车间主任，正式工，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

我心里算了一下，我一个月三十一块五，确实差了十块五毛钱。

“行吧，”张桂兰把围巾重新围好，“李建国同志，要不咱俩就算了吧。你条件摆在这儿，我也不耽误你。”

说完她径直推门出去了，连头都没回。

刘大姐正好拎着水壶回来，一看这阵仗就明白了，叹了口气说：“这孩子，忒势利了。没事没事，大姐再给你找更好的。”

我摆摆手：“刘姐，今儿天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出了供销社，雪下得更大了。我把棉袄领子竖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路上心里头翻腾得厉害，说不难受是假的，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憋屈。

这两年多来，刘大姐前后给我介绍了三个对象。

头一个姑娘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姓王，长得挺水灵，见面头十分钟聊得还行。后来她问我家里有啥人，我说我爹死的早，我妈带着我和我妹过。那姑娘脸上的表情立马就变了，像大夏天突然来了场冰雹，噼里啪啦把什么都砸烂了。

她问：“你家里就靠你一个人挣工分？”

我说是。

她又问：“那你妹呢？你妹多大了？”

我说我妹十三，还在上学。

那姑娘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然后特别真诚地看着我说：“建国同志，我觉得你人挺好的，但你家这个情况吧，我爹妈那边可能不好交代。要不咱俩做个朋友？”

做一个月后，她在公社大门口跟农机站开拖拉机的赵大宝出双入对了。赵大宝他爹是公社副书记，家里三个劳动力，条件确实比我好。

第二个姑娘是隔壁村的赤脚医生，姓刘，比我大两岁，人倒是挺实在的，见面就问我要多少彩礼。

我被问懵了：“这个……还没想过。”

她掰着手指头给我算：“我家那边行情是这样的，三转一响少不了，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也得有。另外再给一百二十块彩礼钱。你要是能拿出来，这事儿就成。”

我算了算，我这两年的积蓄加起来不到八十块，一台缝纫机就得一百多，我上哪儿弄去？

那姑娘见我不说话，倒是没翻脸，还挺善解人意地说：“没事儿，你没钱就算了，我也不为难你。主要是我们家那边都这样，我要是嫁得便宜了，我爹妈在村里抬不起头。”

就这样，第二个也没成。

现在第三个，更干脆，连坐都没坐热乎就走了。

我踩着雪往回走，脑子里乱糟糟的。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找对象的事儿，但每次碰壁都会让我想起一件事——前年冬天的那场大火。

不对，从头说。

我得先说说我为什么来这个公社，说说我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晚上。

第一章 下乡

一九七零年春上，我从县一中高中毕业。

说是高中毕业，其实也没正经上几年课，赶上那特殊的年月，学校里三天两头搞运动，课本都没学完。但我好歹是正经拿到了高中文凭，在当时的农村，这就算知识分子了。

我爹在一九六八年冬天走的，矿难，井下塌方。矿上赔了二百块钱，把我爹的遗体送回来的时候，我妈哭得昏过去三次。

那年我十六，我妹李建国红才十一。

她从那天起就变了个人似的，以前爱说爱笑的，后来成天不说话，就抱着我爹的一件旧棉袄坐在炕头上发呆。

我妈身体本来就不好，我爹一走，她彻底垮了。倒不是有什么大病，就是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筋骨，干什么都提不起劲，人也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睛倒是显得更大了，可那眼睛里没有光。

我在家待了大半年，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年底一算账，我们家分的粮食还不到人家的一半，还倒欠生产队三十多块钱。

我妈躺在炕上说：“建国，要不你别念书了，就在家种地吧。”

我没吭声。

我妹在隔壁屋里听见了，冲出来说：“妈，哥是咱们公社唯一考上高中的，你让他上学，我不念了，我下地干活。”

我妹这孩子，打小就懂事，懂事得让人心疼。

最后我还是念完了高中，但心里头一直压着块石头。毕业那天，我同班的刘援朝跟我说：“建国，你成绩这么好，不如争取留校当老师？”

我摇摇头：“我要挣钱，我妹还要念书，我妈还病着，我不能在家蹲着。”

正赶上公社粮站招会计，我报了名，考试考了第一名，被录用了。虽然是临时工，一个月三十一块五，但对我家来说，已经是雪中送炭了。

报到那天，粮站的王站长领着我转了一圈，介绍各个岗位。走到粮仓那边的时候，我闻到一股子柴油味，抬头一看，粮库的大铁门旁边坐着个姑娘，正低头修理一台出料机。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头发用一根橡皮筋随便扎在脑后，袖子卷到手肘，手上全是黑乎乎的机油。

王站长喊她：“方惠，你过来一下。”

那姑娘抬起头，我看见一张年轻的脸，浓眉大眼，鼻梁挺直，嘴唇微微有些干裂，脸上蹭了一道油污。说实话，她不算第一眼美女，但有一种说不出的劲儿，像路边挺着腰杆长的白杨树，不娇气，但有筋骨。

她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走过来。

“这是新来的会计，李建国。”王站长说，“这是方惠，咱们粮库的技术员，比你早来一年，也是知青，上海来的。”

我心里一动，也是知青？不是本地的？

方惠看了我一眼，伸出手来，手上的油污还没擦干净。她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牙：“你好，李会计，以后多关照。”

我握住她的手，手指修长，但指节分明，掌心有茧。那不是干轻省活儿的手。

“方技术员好，我是来学习的。”我说。

她笑出声来：“别叫技术员，听着跟工程师似的。叫我方惠就行，大家都这么叫。”

那是我跟方惠第一次见面。

后来我才知道，方惠是一九六九年从上海下乡来的知青。她爹是上海一个厂里的工程师，娘是小学教师，抄家那阵儿都挨了批斗。她被分到我们这个公社，本来应该在村里插队，但因为她是高中毕业，又会摆弄机器，公社就让她到粮站当技术员，管着几台粮食加工设备。

一开始我跟她没什么交集，她管她的机器，我算我的账。粮站的院子不大，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见面点个头，偶尔说两句话，都是客客气气的。

真正让我对她刮目相看的，是那年夏天的一场暴雨。

那次连着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雨，粮库后面那条河涨了水，眼看着要漫过堤坝。粮库里存着公社大半年的公粮，要是进了水，那损失可就大了。

王站长急得嘴上起了一圈燎泡，带着我们连夜抢险。男的扛沙袋堵水，女的在后面递麻袋。

我那时候年轻，二百斤的沙袋扛起来就走，来来回回跑了不知多少趟，肩膀磨破了皮，雨水夹着汗水往下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正忙着，忽然听见有人喊：“出料机的电机还在库里！要进水了，得搬出来！”

那电机少说也有二百多斤，装在铁架子上，几个男的去抬，试了两下没抬动，水已经漫进仓库了。

这时候方惠从后面冲了过来，身上披着一块油布，二话不说就钻进了仓库。

“方惠！你疯了！电工你进去干啥！”王站长在后面喊。

没人应声。

过了不到两分钟，方惠从仓库里滚了出来，浑身湿透了，怀里抱着一个大工具箱。紧接着，电机居然开始转了——她自己从架子上把电机拆了下来，用油布包好了，再推出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先把电机从底座上卸下来，然后用棍子撬着推出来的。二百多斤的铁疙瘩，她一个姑娘家，愣是给弄出来了。

那天晚上，雨停了，所有人都在粮库的通铺上倒头就睡。我浑身散了架一样躺在铺上，听见旁边有轻微的鼾声。扭头一看，方惠和衣睡在男工棚的角落里，头发还是湿的，脸上一道一道的泥印子，怀里还抱着她那工具箱。

我心里头忽然动了一下。

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这姑娘不一般。

第二天早上醒来，方惠已经起来了，在院子里拿着扳手拧出料机上的螺丝。她看见我出来，咧嘴笑了笑：“李会计，你昨晚打呼噜了，跟打雷似的。”

我被她笑得有点不好意思，挠挠头说：“你咋不喊醒我？”

“喊了，你没听见。”她把扳手一扔，“你那呼噜，神仙都喊不醒。”

从那以后，我跟她说话就自然多了。

秋天的时候，收粮入库最忙。我天天加班算账，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一坐就是一整天。方惠有时候忙完了就过来看我打算盘，看得挺认真，还让我教她。

“你们上海人不是都会打算盘吗？”我问她。

“那是老一代，我们这代哪学过这玩意儿。”她皱着眉拨弄算盘珠，“在学校的时候尽学别的了。”

我就手把手教她，从一上一、二上二开始教起。她学东西极快，脑子好使，就是手笨，老是拨错珠。每次拨错她就“哎呀”一声，然后自己嘟囔一句上海话，我听不懂，猜着大概是骂自己。

有一次她拨错了，我一伸手去纠正她的手指，两人的手碰在一起。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她的手凉凉的，带着机油的涩味，我像被烫了一下似的缩回来。

她倒没什么反应，还在盯着算盘珠子看，说：“建国你看，我这一排是不是拨对了？”

我赶紧回过神来看，算盘珠子拨得乱七八糟的。

“不对，全错了，你重新来。”我说。

她叹了口气，把算盘一推，“算了算了，我命里算不明白账。我还是回去捣鼓我的机器吧，那玩意儿听话。”

她站起来走了，走到门口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我记了一辈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跟方惠的关系不咸不淡的，说熟也算熟，说多亲近也谈不上。她跟粮站别的工友也处得不错，大家都是年轻人，说说笑笑的就过去了。

但有三件事，让我觉得方惠这个人，骨子里跟别人不太一样。

第一件事，是我妈犯病那年冬天。

我妈的病说重不重，说轻不轻，就是头晕，站不住，看了几个大夫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毛病。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说是贫血，给开了几副药，吃了也不见好。

那年腊月，我妈又犯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我请了三天假回去照顾，回来上班的时候一脸憔悴，被方惠看见了。

“建国，你咋了？脸色这么差？”她从机器后面探出头来问我。

我说没事，我妈老毛病犯了。

她没再问，我也没当回事。

第二天早上，我到办公室准备算账，发现桌上多了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一包红糖和六个鸡蛋。纸包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给你妈补补身子。方惠。”

我愣了好一会儿，心里头酸酸涨涨的，不是滋味。

那时候红糖和鸡蛋都是稀罕东西，她一个知青，一个月就那点供应，自己都舍不得吃，匀出来给我妈。

我去找她还东西，她正在修机器，头都没抬：“你拿回去，我又不是给你的。你妈生病了，当儿子的别光顾着上班，多回去看看。”

我说：“方惠，这东西我不能要——”

她“啪”地一声把扳手摔在机器上，抬头瞪着我：“李建国，你这个人咋这么啰嗦？你要是不拿回去，我现在就去你宿舍拿回来，然后当着你的面扔大河里头去，你信不信？”

我不信她能扔大河里，但我信她干得出来这种事。

后来我买了两斤苹果送给她，她收了，分了一半给隔壁供销社的老王头。老王头是个孤寡老人，就住在粮站后面的小屋里。

这是第二件事。

老王头七十多了，老伴早死了，无儿无女，就在供销社帮人看看摊，换点吃的。方惠隔三差五给他送吃的，有时候是一碗粥，有时候是两个窝头，有时候是一碟咸菜。

有一次老王头病了，方惠背着他走了六里地去公社卫生院。老王头不轻，方惠背得满头大汗，到了卫生院几乎虚脱。

卫生院的赵大夫说：“这闺女是你啥人啊？”

老王头哭得跟个孩子似的：“我哪辈子修来的福啊，碰到这么好的闺女。”

方惠在旁边擦汗，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大爷别胡说，我就是个知青，跟您老说上话了，能帮就帮一把。”

这些事情，方惠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说，好像都是理所应当的。

第三件事，是关于我妹红红。

那年春天，红红在县里上学，成绩一直很好。但有一天她忽然回来了，背着铺盖卷，说不上学了，要回家干活。

我妈问她咋了，她不说。

我下班回家，看见红红坐在门槛上发呆，脸上一道一道的泪痕。

“到底咋了？”我蹲下来问她。

红红憋了半天才说：“哥，班上同学都笑话我，说我是穷鬼，说我妈是痨病，说我爸是死了没人管的……”

我听了，手攥得咯嘣响。

“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爹。”

红红摇摇头：“哥，你别去了。我就是想回来，不想上学了，反正我不念书也能干活。”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红红的话，心里头像刀剜一样。我爹死的早，我一个当哥的，连供妹妹上学的本事都没有，我还算个什么男人？

第二天回到粮站，我魂不守舍地打算盘，错了好几笔账。方惠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身后，冷不丁说了一句：“你今天打算盘跟踩了屎一样，乱七八糟的。”

“没事。”我把算盘珠子拨回去重来。

“你妹的事？”方惠问。

我扭头看她，有点意外：“你咋知道的？”

“你上次回去看你妈，回来念叨了一路你妹。”方惠在我对面坐下来，双手托着下巴，“说说吧，咋了？”

我犹豫了一下，把红红的事说了。

方惠听完，沉默了很久。炉子里的火烧得旺旺的，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

过了好半天，她说：“建国，你妹不能退学。”

“我也知道不能退学，可她不去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叹了口气，“我这当哥的没本事，怪我。”

“不怪你。”方惠的声音忽然很轻，“你又不是故意的。”

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像深水底下暗流的涌动。

她很快把目光移开了，站起来说：“你回去跟你妹说，她要是不上学了，别说对不起你，连我这个外人她都对不起。念书改变命运，这话搁在什么时候都不假。”

第二天我又回了一趟家，把方惠的话学给红红听。红红听完，忽然哭了，哭完了之后说：“哥，我去上学。”

后来我才知道，方惠偷偷给红红寄过两回钱，每回五块。五块钱在那个时候不是小数目，她自己一个月才挣二十出头。

这些事，她从来没跟我说过。是红红后来考上师范了，才告诉我的。

我在那个冬天的风雪里走了将近四十分钟，终于回到了粮站的宿舍。

宿舍是粮站后院一间改造过的储物间，七八个平方，一张单人木板床，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墙角堆着几个麻袋。窗户上糊的报纸被风吹破了一个角，冷风呼呼往里灌。

我生了炉子，烧了壶水，坐在床上用搪瓷缸子暖手。

今天第三个对象又黄了，我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说难过吧，好像也没那么难过，那姑娘确实势利得让人不舒服。可说高兴吧，那更不对，谁相亲相黄了还高兴的？

我叹了口气，仰面倒在床上，盯着房梁上挂着的蛛网发呆。

这时候，有人敲门。

“谁？”

“我，方惠。”

我一骨碌坐起来，整了整衣服，又把被子扯平了，才去开门。

门一开，一股冷风裹着雪花扑进来，方惠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脸冻得通红。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盆，上面盖着一块干净的毛巾。

“方惠？你咋来了？”

“别废话，让我进去，冻死了。”她侧身挤了进来，把搪瓷盆放在桌上，揭开毛巾，一股热气冒上来，是饺子。白菜猪肉馅的，皮薄馅大，码得整整齐齐。

“今天刘大姐不是给你介绍对象吗？我估摸着你怎么着也得吃顿好的相相亲，谁知道你那个抠门劲儿，肯定舍不得在供销社下馆子。正好今天我包了饺子，给你留了一碗。”方惠说着，把筷子递给我，“快吃，还热乎着呢。”

我看着那碗饺子，忽然鼻子一酸。

不是矫情，是真的苦了大半年，冷不丁有人记挂着你，给你包了饺子送过来，那滋味就像大冬天走了半天路，忽然喝到一口热汤，从嘴里一直暖到胃里，再从胃里漫到四肢百骸。

“发啥呆呢？吃啊。”方惠催我，自己搬了把椅子坐在炉子旁边烤手。

我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猪肉白菜的，猪肉是肥瘦相间的，白菜剁得碎碎的，里面搁了葱花和姜末，味道调得正好。她一个南方人，包饺子居然包得这么好，这让我有点意外。

“好吃。”我说。

“那当然，我跟我妈学的。”方惠搓着手说，“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家每逢过年就包饺子。我爹是北方人，非要吃饺子，我妈是南方人，非要吃汤圆，两个人年年为这个吵架，吵完了一锅煮汤圆一锅煮饺子，各吃各的。”

我被她逗笑了，又夹了一个饺子：“你爹是北方人？”

“河北的，当兵到的上海，后来转业进了工厂。”方惠的语气轻快起来，“我爹那个人啊，滑稽得要命，上海话说了二十年还是那个北方味儿，一开口人家就知道他是外地人。”

“你爸妈现在还好吗？”我问。

方惠的笑容顿了一下，像一根琴弦忽然断了。她低下头，把手伸到炉子上翻了翻，烤了烤手心手背。

“还好吧。”她说，“就是不在家了。”

这三个字说得很轻，但我听出了里面的分量。那个年月，“不在家了”有很多种含义，但她没细说，我也没追问。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炉子里的煤球噼啪响着，像有人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对了，今天这个咋样？”方惠忽然换了个话题，语气又恢复了刚才的轻松。

我嚼着饺子，含混地说：“没成。”

“又没成？”方惠挑了挑眉，“第三个了吧？刘姐给你介绍的都是啥人啊？地主家闺女还是资本家的小姐？”

“倒不是人家的问题。”我把饺子咽下去，“是我的问题。”

“你啥问题？”

我放下筷子，看着方惠，忽然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不出口。

方惠这人就是这样，她坐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说。她不逼问你，不追问你，但你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心里头藏的那些事情都倒出来，因为她会听，而且她听得懂。

“第一个嫌我家穷，第二个嫌我没彩礼，第三个嫌我不是正式工。”我一口气说完，苦笑了一下，“说白了就是嫌我条件差，没什么可说的。”

方惠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她的眼睛在那个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亮，像冬天晚上天边最早亮起来的那颗星。

“你条件差吗？”她忽然开口，语气很认真，“李建国，我问你，你觉得自己条件差吗？”

我愣了一下，这个问法有点出乎意料。

“你看，高中毕业，公社团委培养对象，粮站最年轻的会计，去年先进个人。”方惠一样一样数出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你爹是工人，因为因公殉职，矿上到现在每个月给你妈发抚恤金。你家是穷了点，可谁家不穷？我告诉你，你要是在城里，你这个条件，媒人能把你家门槛踩断了。”

我被她说得一愣一愣的，回过神来忍不住笑了：“方惠，你是不是把我简历背下来了？”

“我是替你着急。”方惠瞪我一眼，“你别光觉得自己不行，你得支棱起来。你一个大小伙子，有手有脚有脑子，怕什么？现在的姑娘看不上你，是她们没眼光。等你有出息了，让她们后悔去。”

我被她这番话暖得心里发热，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遮掩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方惠，谢谢你。”我说，“你这饺子都堵不住你的嘴，你还是个姑娘家呢，脾气比男的还大。”

“废话，上海姑娘谁脾气不大？”方惠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我看着她笑的样子，忽然觉得屋子里好像也没那么冷了。

那天晚上，方惠走的时候，雪已经停了。我送她到粮站门口，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抿着嘴笑了笑。

“李建国，你说你要是真找不着对象，是不是该从身边人下手啊？”

我还没反应过来这话什么意思，她已经转身走了，军绿色的大衣融进了夜色里，只剩雪地上咯吱咯吱的脚步声。

我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走回宿舍。

炉子还没灭，搪瓷盆里的饺子还剩几个，毛巾搭在盆沿上，一切都还带着她来过的痕迹。

我重新坐下来，把那几个饺子也吃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梦见方惠了。

第二章 知青点的来客

第二天一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在院子里碰上方惠。她正在给柴油机换机油，袖口卷得老高，手上全是黑乎乎的油泥。

“哟，李会计，昨晚没睡好？”她头都没抬，语气里带着笑意。

我哼了一声：“睡得挺好，做了个梦，忘了梦见啥了。”

“梦见吃饺子了吧？”方惠抬起头来，脸上带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笑，眉毛微微挑着，那双眼睛亮得像擦了油的铜铃，“别想太多啊，我可不是天天给你包饺子。”

我被她说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加快脚步进了办公室。坐下来之后心跳还不太稳当，我把算盘拿过来打了两遍账，愣是算出了两个不一样的数。

王站长端着茶缸子进来，看见我对着账本发呆，敲了敲桌子：“建国，想啥呢？账上的数字都飞了。”

“没、没想啥。”我赶紧重新算，心里头却在想别的事。

方惠昨天晚上说的那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是真找不着对象，是不是该从身边人下手”？

我摇了摇脑袋，把这念头甩出去。人家是上海来的知青，大城市的人，爹妈虽然出了问题但好歹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算什么？农村娃，穷小子，临时工。人家对你好是人家心善，你要是往歪处想，那就是你不地道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跟方惠的相处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她修她的机器，我算我的账，中午在食堂碰上了就坐一张桌子上吃饭，她吃她的米饭，我啃我的窝头。

她吃饭有个习惯，吃到最后一定要把碗底的米粒刮得干干净净，一粒都不剩。有一回我问她：“你在上海也这样？”

她停下筷子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有点复杂：“在上海的时候不这样。下乡第一年，看老乡们吃糠咽菜，我才知道粮食金贵。从那时候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这句话让我对她的好感又深了一层。不是因为她心疼粮食，而是因为她身上有那股劲儿——一个从大城市来的姑娘，能做到跟农村人一样惜粮如命，说明她是真的把自己搁在这片土地上了，不是来镀金走个过场的。

没过多久，知青点那边出了件事。

我们公社辖下五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有一批知青。方惠虽说在粮站上班，但户口挂在红旗大队的知青点，跟十几个上海、杭州来的知青住在一起。

那天是星期天，方惠回知青点拿换洗衣服，骑车去的时候还好好的，回来的时候却是走回来的，自行车不见了，脸上还多了一道红印子，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

她回来的时候我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她那个样子，心里头咯噔一下。

“方惠，你脸咋了？”

她不说话，径直往自己宿舍走。

我跟上去：“方惠，谁打你了？”

她还是不理我，把门一关，咔嚓一声从里面插上了门闩。

我站在门外，心里头像是被人攥住了揉搓。认识方惠快两年了，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她那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枪顶脑门上了还能笑出来，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去找王站长，王站长说方惠可能是跟知青点的人闹矛盾了，让我别管闲事。

我没听他的。

晚上我骑车去了红旗大队知青点，那排土坯房子我去过几次，给知青们送过粮票。到了地方，门开着，几个人正围着炉子烤红薯。

“老李？你咋来了？”说话的是杭州知青小陈，跟方惠关系不错。

“方惠今天出啥事了？”

小陈跟其他几个人对视了一眼，叹了口气：“还不是为了推荐上大学的事。公社今年有一个工农兵学员名额，方惠报名了，她条件够，文化课也好，本来大家都觉得非她莫属了。结果有人去公社告状，说她爹妈有问题，成分不好，不符合推荐条件。”

“谁告的状？”

小陈压低声音说：“韩卫东。你还记得吧？就是粮站去年调走的那个韩卫东。”

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张脸。韩卫东，比我早一年到粮站，跟方惠一样是知青，但他爹是杭州什么厂的干部，家里有点背景。他在粮站的时候就看方惠不顺眼，总觉得方惠这个“成分有问题”的人不配跟他平起平坐。去年他调去了公社生产组，倒是混得风生水起。

“他告了方惠的状，方惠就跟他吵起来了。”小陈皱着眉头说，“韩卫东说他没说错，方惠的成分就是有问题，过不了政审。方惠急了，说凭什么，她爹妈又没犯法。两个人越吵越厉害，最后韩卫东说了句很难听的话，方惠气得扇了他一巴掌，韩卫东回过神来就——”

小陈顿住了。

“就咋了？”我追问。

“就扇回来了。”小陈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当着十几号人的面，一巴掌把方惠打个趔趄，嘴角都出血了。方惠的自行车也被他踹到沟里了，链条断了，她推回来的。”

我站在知青点门口，夜风呼呼地刮着，吹得那扇破木门咯吱咯吱响。炉子里的火光映在小陈他们脸上，忽明忽暗的，像鬼火。

我没再多问，骑车往回赶，一路上骑得飞快，链子都快蹬断了。

到了粮站，我直接去找韩卫东。他不在粮站了，但我知道他住哪儿——公社大院后面那排家属房，他爹在杭州是个官，他在公社有单独的宿舍。

我没去公社大院。我在粮站门口站了很久，冷风把脸都吹木了，脑子里的那股火气慢慢降了下来。

我不是怕韩卫东。我是不想把事情闹大。方惠推荐上大学的事本来就有争议，要是我再去打韩卫东一顿，不但帮不了她，反而会坐实“方惠跟不良分子混在一起”的罪名。

可是，方惠脸上的那道红印子，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第二天上班，方惠还是来了。她脸上的红印子消了一些，但嘴角还隐隐有点肿。她照常换工装、拿扳手、修机器，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在她身后站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走过去了。

“方惠。”

她转过头来，看见是我，脸上带着一个淡淡的笑：“早啊，李会计。”

那笑容跟她平时不一样。平时的笑是大大咧咧的，像冬天里的太阳，暖烘烘的不设防。今天的笑像一层薄冰，底下压着什么，但表面上还是平的。

“你那事我听说了。”我说。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半秒，然后继续拧螺丝：“听说了就听说了呗，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个名额——”

“没戏了。”她说完这三个字，忽然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全是苦涩，“政审过不了，韩卫东那个狗日的说得对，我成分不好。我爹妈现在什么情况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都是个问题，我还想上大学？做梦吧。”

她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声音有点抖。

我看着她，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上来是愤怒还是心疼，或者两者都有。

“方惠，你别这么说。”我的声音有点哑，“你会有机会的。”

方惠把扳手往工具箱里一扔，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眶有点红，但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

“建国，”她叫我名字，声音忽然轻了下来，“你说我们这种人，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插队、干活、嫁人、生孩子，运气好的去工厂当个工人，运气不好的就在农村待一辈子。我们读了那么多书，到头来有什么用？”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安慰她的话，可那些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是很多人心里想但又不敢说出口的话。

我们这代人，很多人的人生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弄着的。你往东走它推你往西，你想往上它摁着你往下。你以为你付出了努力就会得到回报，但后来才发现，回报不回报的，跟你付出了多少没多大关系。

“方惠，”我说，“你是读过书的人，书不会白读的。你在粮站这两年的手艺也不是白学的。上大学的路走不通，还有别的路。韩卫东扇你那巴掌，你记着，总有一天他会后悔。”

方惠看着我，嘴角慢慢弯起来，带着点无奈，又带着点释然：“李建国，你说这话的时候跟我爹有点像。”

“像你爹？”

“嗯，我爹也是这个脾气，天塌下来了不慌不忙的，先在地上画个圈，说咱们从这儿开始往外走。”她低下头，把工具箱扣好，“算了，不说这些了，干活吧。”

那天下午，我做了一件谁都不知道的事。

我翻遍了公社几个宣传栏上贴的通知和文件，找到了韩卫东的一些信息。他爹在杭州某厂当革委会副主任，他本人到公社之后经手过一批物资调拨的事情。我记得之前有个粮站的同事提过一嘴，说韩卫东经手的那批化肥账目对不上。

我没去查化肥的事，那太危险了，一旦暴露我自己也会搭进去。我只是在公社财务室帮忙整理账目的时候，多看了一眼韩卫东经手的几张单据。

那几张单据上，有一张的出库数字跟入库数字差了两吨。

我把这个发现记在了心里，但没有声张。

这件事后来起了什么作用，那是后话了。

第三章 转正

一九七三年春天，出了一件大事。

粮站的王站长要调走了，去县粮食局当副局长。临走之前，他跟公社书记老赵聊了一次，核心议题就是我的转正问题。

“老赵，建国这孩子在我这儿干了三年了，年年先进，账目从来没出过差错。你说他是临时工，他干的活比正式工还多。你要是不给他转正，我这脸往哪儿搁？”

老赵是个实在人，抽着烟想了一会儿：“不是我不给转正，是公社的正式工名额有数的，省里批下来就那么几个。我要给了建国，别人家的孩子也得安排，你让我咋选？”

王站长拍着桌子说：“那就向上头要名额。建国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他爹是矿上因公牺牲的工人，按政策家属应该优先安置。他这个情况往上递一递，省里应该能批。”

老赵被王站长磨了大半个月，最后松口了。他让我写了一份材料，把自己的情况、家庭情况、在粮站三年的工作表现都写得清清楚楚，然后王站长亲自跑了一趟省城，把这份材料递到了省粮食厅。

六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粮站后面的仓库里盘点库存，忽然听见方惠在外面大喊：“李建国！李建国你出来！”

我放下账本跑出去，看见方惠站在院子里，手里举着一张纸，跳着脚朝我挥舞。

“转正了！你转正了！”她喊得整个粮站的院子都听得见，“省里批下来了！正式工！从下个月开始拿正式工资！”

我接过那张纸，上面盖着鲜红的公章，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李建国同志自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起转为正式职工。

我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然后蹲了下来。

不是激动，是腿软。

三年了。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走四十分钟路到粮站，晚上摸黑回去，一个月三十一块五，省吃俭用供我妹读书，给我妈买药。我一直觉得这是一条不知道通向哪里的路，只能低着头往前走，不敢想太多，不敢指望太多。

现在，这条路忽然亮堂了起来。

方惠跑到我面前蹲下来，两只手撑着膝盖，歪着脑袋看我，眼睛亮晶晶的：“李建国，你哭啦？”

“谁哭了？”我猛地站起来，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风吹的。”

“拉倒吧，今天连个屁风都没有。”方惠笑起来，笑得比我还高兴，“转正了就是好事，你今晚得请客。不用请别人，请我就行。”

“请你吃啥？”

“你请啥我吃啥，不挑。”方惠想了想，“供销社那边新来的红烧肉不错，一块钱一份，管够。”

一块钱。我咬咬牙：“行。”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供销社的食堂，一人要了一份红烧肉，一碗大米饭，还加了两个菜。方惠吃得心满意足，最后还把红烧肉的汤汁拌着米饭吃得干干净净。

“李建国，你以后就是正式工了，一个月四十一块五，比你以前多了十块钱。你打算干点啥？”她一边擦嘴一边问我。

“攒钱，给我妈看病，供我妹上学。”我想都没想就说。

方惠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她看我的那个眼神里面，似乎有一种她平时不太表现出来的东西——不是同情，更像是某种认可，某种赞许。

“方惠，”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你呢？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方惠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慢慢地说：“不知道。推荐上大学的事黄了之后，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想办法出去。”

“去哪？”

“哪都行，反正不能在这儿待一辈子。”她放下缸子，手指在搪瓷缸子的边缘上来回摩擦，“建国，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辈子要是就在这个地方扎根了，你会后悔吗？”

我想了想，说：“扎根也没什么不好。你看粮站的李师傅，干了一辈子粮库保管员，退休了在院子里养鸡种菜，也挺好。”

“那是他。”方惠摇摇头，“我不行。我想回上海，或者去北京，去广州，去一个能看到不一样东西的地方。我想学更多的东西，修更复杂的机器，做更大的事。”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我在别人身上没见过。那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一种扎扎实实的渴望，像地底下的种子拼了命地往上拱，不管上面压着多厚的土。

“你会做到的。”我说。

方惠看着我，忽然笑了：“你又来了，又跟我爹一个调调。”

转正之后，我在粮站的地位不一样了。正式工，就意味着你是组织的人，有编制，有保障，老了有退休金。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

消息传出去之后，刘大姐又来找我了。

“建国啊，你现在转正了，条件好了，大姐再给你介绍几个好的。”刘大姐笑着说，“这次保管你满意，有公社卫生院的护士，有供销社的售货员，还有一个是小学老师，条件都不错。”

我说：“刘姐，让我想想。”

“还想啥呀？你都二十四了，再拖就成老光棍了。”刘大姐拍着我的肩膀，“你放心，这次大姐给你介绍的都是好姑娘，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但心里头有个声音在说：你还在等什么？

第四章 炉火

秋天的时候，粮站来了一批新的加工设备，方惠忙得脚不沾地。那几天她吃住都在粮站，宿舍都不回了，困了就在机器旁边的稻草堆上眯一觉。

我看不下去，每天晚上给她送饭。有时候是食堂打的馒头和咸菜，有时候是我自己煮的挂面，卧个鸡蛋。她不挑，塞嘴里就吃，吃完了倒头就睡。

有一天晚上，设备调试出了问题，电机启动不了。方惠检查了大半个晚上也没找到毛病，急得直跺脚。我在旁边帮不上忙，就蹲在角落里给她递工具。

“把那个万用表给我。”

“螺丝刀，十字的。”

“错了，是一字的，你是不是不认识字？”

“李建国你笨死了，拿个螺丝刀都拿不对。”

我被她训得像孙子一样，但愣是一句都没回嘴。不是因为怕她，而是我知道她不是存心要骂我，她是对机器着急。

快十二点的时候，电机终于转起来了。方惠一屁股坐在地上，长出了一口气，抬头看着我，脸上的油污和汗水糊了一脸。

“建国，有水吗？”

我把军用水壶递给她。她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用手背抹了一把嘴，忽然笑了。

“笑什么？”我问。

“笑你。”她指着我的脸，“你脸上那块黑的，是我刚才弄的吧？我给你擦了三次你都能再蹭上，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摸了摸脸，什么也没摸到，但她说的“故意的”三个字，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水面，一圈一圈漾开去。

那天晚上，设备调好了，没有人来催我们回去。粮站晚上没什么人，前面的值班室亮着一盏灯，后面的仓库里只有机器低沉的嗡鸣声。

方惠靠在墙上，我坐在她旁边的地上。她身上有机油的味道，柴油的味道，还有女人身上特有的那种暖烘烘的气息，混在一起，说不清道不明的。

“建国，”她忽然开口，声音很低，“我听说刘大姐又给你介绍对象了？”

“嗯。”

“这回她给你介绍了谁？”

“还没见呢。”我顿了顿，“一个护士，一个售货员，一个老师。”

方惠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一声：“条件都不错嘛，护士、售货员、老师，哪个不比技术员强？”

“谁说技术员不强？”

“我说。”方惠把下巴搁在膝盖上，侧头看着我，“我这个人，脾气大，嗓门大，不会做饭，不爱收拾屋子，整天跟机器打交道，手上全是茧子，哪个男的愿意找这样的？”

“谁说的？”我的声音有点大，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方惠看着我，眼睛里映着远处那盏灯的昏黄光晕，深邃得像一口井。

“你喜欢什么样的？”她问。

我张了张嘴，脑子里忽然一片空白。不是没有答案，而是那个答案就卡在嗓子眼，像一根鱼刺，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我攥了攥拳头，手心全是汗，“我想要一个，看得起我的。”

方惠看着我，嘴角慢慢弯了起来。

“看得起你的人多着呢。”她说，声音轻得像秋天的落叶，“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那天晚上我不记得是怎么回宿舍的了。但我知道，从那天晚上开始，有些事情不一样了。我说不上来是哪里不一样，但每次看方惠的时候，眼睛里就会多出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

那种东西叫什么呢？

我说不上来，但我心里明白，那就是别人说的“动心”。

第五章 高粱地里的对话

一九七三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十一月就下了第一场大雪，把整个公社盖得严严实实的。粮站收了秋粮，仓库堆得满满的，王站长——不对，新来的站长姓孙，一个四十多岁的山东汉子，脾气暴躁但人很实在——说今年收成好，给大家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

我拿到奖金的第一件事，是去县城给我妈抓了三个月的药，又给红红买了一件新棉袄。剩下的钱，我买了两斤毛线，想给方惠织条围巾。

我不会织围巾，是跟供销社的老王头学的。老王头虽然是个男的，但手巧得很，织毛衣、钩帽子、纳鞋底，样样在行。他教了我半个月，我拆了织、织了拆，反反复复十几遍，最后织出来一条歪歪扭扭的灰色围巾。

老王头看了看成品，摇摇头说：“孩子，你还是直接买吧。”

我说：“大爷，心意比手艺重要。”

老王头看了我一眼，忽然笑了：“有道理。送谁啊？”

我没吭声。

围巾我揣了三天，一直没找到机会送出去。

方惠那段时间心情不太好，因为她听说韩卫东要调到县里去了，而且走之前还放话说要“把方惠这个麻烦解决掉”。我不知道他要怎么解决，但我知道这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果然，没过几天，公社来了通知，说粮站的技术岗位要进行“精简调整”。方惠是临时工，又是知青，而且“成分不好”，排名就在调整名单的最前面。

孙站长拿着通知来找我，脸色很难看：“建国，方惠的事，怕是保不住了。”

“凭啥？”我把通知看了两遍，“她技术过硬，工作认真，粮站的机器都是她在维护，没她这摊子谁接？”

“上头说了，精简调整是政治任务，不是我说了算的。”孙站长叹了口气，“你要是有什么门路，赶紧帮她想想办法。”

门路？我一个刚转正的粮站会计，有什么门路？

但我想到了一个人——老赵，公社书记。

老赵这个人，虽然官不大，但在这个地方说话管用。他跟王站长关系好，王站长走之前也托付过他照顾我。而且老赵这个人有个特点，他看人不是看成分，是看能不能干活。

我翻来覆去想了一夜，第二天去找了老赵。

“老赵书记，我想跟您说个事。”我站在公社办公室门口，腿有点发软，但还是把腰杆挺得笔直。

“进来说。”老赵正在看文件，抬头看了我一眼，“建国啊，你咋来了？粮站那边出啥事了？”

“粮站没事，我想说的是方惠的事。”

老赵放下文件，靠在椅背上，点了根烟：“方惠？那个上海知青？”

“对。她在粮站干了三年多，技术过硬，粮站的机器全是她在维护。这次精简调整，她排在第一个，我觉得这不合理。”我一口气说完，攥着拳头等老赵的反应。

老赵抽了两口烟，没说话。

我继续说：“老赵书记，我知道方惠的成分有些问题，可她爹妈的问题跟她本人没关系。她这个人，干活不要命，人品也端正，在粮站三年没出过差错。这样的人才，咱们公社要留不住，以后谁还愿意来咱们这儿干技术活？”

老赵弹了弹烟灰，慢慢地说：“你说得对。”

我一愣。

“我说你说得对。”老赵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说，“方惠这个同志，我是了解的。成分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她本人没有错误。再说，现在政策也在慢慢调整，过分看重出身那一套，长久不了。”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你说得挺有道理，但光有道理不够。要保方惠，得有一个过硬的理由。粮站的技术工作非她不可，换别人干不了——你能拿出这个证明吗？”

“能。”我说，“粮站有六台主要设备，其中三台是方惠亲手改装过的，线路图只有她一个人看得懂。换别人来，至少需要半年时间熟悉。这半年里要是机器出了故障，全县的粮食加工都要受影响。”

老赵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赞许：“你这小子，倒是盘算得清楚。”

“方惠对我有恩，我不能忘。”

老赵沉默了一会儿，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行，这事我帮你盯着。你先回去，该干啥干啥。”

从公社出来，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冷风灌进喉咙里，呛得我直咳嗽。但心里头是热的，好像是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热乎。

我不知道老赵到底做了什么，但一个星期后，精简调整的通知重新发了，方惠的名字被拿掉了。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方惠正在午休。我跑过去敲她的门：“方惠！方惠你出来！”

她披着棉袄开了门，睡眼惺忪的：“大中午的吵什么吵？”

“你不用走了，名单上没你。”

方惠愣了一下，那双还没完全睁开的眼睛慢慢变大了。她看着我，嘴唇微微颤了颤，像是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你说什么？”她的声音有点抖。

“精简调整的名单上没你，你留下了。”我把那张通知递给她，“你自己看。”

方惠接过通知，看了很久。她脸上的表情从难以置信变成了惊喜，又从惊喜变成了某种我说不清楚的复杂情绪。最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但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

“建国，”她的声音有点哑，“是你干的？”

“不是，我哪有那本事。”我说，“是老赵书记，他觉得你是个人才，不该走。”

方惠没再追问，但她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些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下了班在院子里劈柴。冬天天黑得早，不到六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在屋檐下挂了一盏马灯，昏黄的光照着劈柴堆，斧头一下一下地落下去，劈开的木柴发出清脆的响声。

身后有脚步声。

我回头一看，方惠站在几步远的地方，围着我给她织的那条灰色围巾——我前几天趁她午休的时候偷偷放在她宿舍门口了，没留名字，但她显然知道是谁送的。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织围巾？”她摸了摸围巾，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跟老王头学的。”我继续劈柴，没看她。

“老王头一个男的，还会织围巾？”

“会，他什么都会。”

方惠走到我跟前，在劈柴堆旁边蹲下来。她把手伸到马灯下面烤了烤，然后抬头看着我的脸。

“李建国，你看着我。”

我停下斧头，抬起头看她。

马灯的光映在她脸上，把她眉眼之间的棱角照得格外分明。她不是那种柔美的长相，五官线条偏硬，但组合在一起却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尤其是她笑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像是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又像是什么事儿都记在心里。

“谢谢你。”她说。

“谢我什么？”

“谢你去找老赵书记。”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别瞒我了，我都听说了。你去找了老赵，说了我很多好话，是你说服他把我留下的。”

我想否认，但看着她那认真的表情，忽然觉得没必要了。

“你帮过我，”我说，“红糖的事，鸡蛋的事，给我妹寄钱的事，还有那天晚上送来的饺子。方惠，我不是不记恩的人。”

方惠抿着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初七八的月亮。

“就因为我帮你送过红糖和饺子，你就去帮我拼命？”她摇摇头，“李建国，你这人是不是傻？”

“不傻。”我说，“你值得。”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空气忽然安静了。马灯的火苗被风吹得晃了晃，映得方惠脸上的表情忽明忽暗。她看着我，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像是有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低声说了句：“你这个人，真是让人没办法。”

然后她站起来，拉了拉围巾，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柔软。

我站在劈柴堆旁边，斧头还握在手里，但完全忘了自己要干什么。耳朵里扑通扑通的，不知道是自己的心跳还是远处传来的打鼓声。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

第六章 棉袄

一九七四年，红红考上了师范学校。

消息传回来的时候，我妈从炕上坐起来，眼泪哗哗地往下掉。她拉着我的手说：“建国，你妹争气，你更争气，要不是你供她念书，她哪有今天？”

我说：“妈，不光我，还有一个人帮忙。”

“谁？”

“粮站的技术员，姓方。”

我妈擦了擦眼泪：“方技术员？就是那个上海姑娘？”

“嗯。”

“她为啥帮咱们？”我妈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打量，又像是探究。

我没回答。

我妈却笑了，笑得很轻很慢：“儿大不由娘啊。”

八月，红红去师范学校报到之前，特意来粮站看我跟方惠。她在粮站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偷偷看了看方惠修机器的样子，然后跑来找我。

“哥，那个方姐姐是不是喜欢你？”

我正在宿舍里收拾东西，差点把手里的搪瓷缸子扔出去：“你瞎说什么？”

“我瞎说？”红红坐在我床上晃着腿，“哥，你别装了。我一看就知道，她看你的眼神不一样。而且你看她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你的耳朵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你再说我就把你送回老家去。”

“我说真的。”红红收起笑容，认真地说，“哥，你要是喜欢人家，就去说。方姐姐人好，她不嫌弃咱们家穷，也不嫌你是临时工——哦，你现在是正式工了。你在等什么？”

我在等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也许是在等自己攒够勇气，也许是在等一个答案——她到底对我有没有那个意思？

方惠这个人，有时候你觉得她对你特别不一样，有时候又觉得她对谁都一样好。她给老王头送饭的时候也笑嘻嘻的，她帮别人的忙也不留名。她对我的那些好，到底是因为我是李建国，还是因为她天生就是个热心肠？

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大半年。

秋天的时候，粮站组织了一次秋游，去公社后面那座山上采蘑菇。全站十几个人，呼啦啦上了山，方惠走在我旁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头发还是用橡皮筋随便扎着，脚上一双解放鞋，走山路比男的还快。

走到半山腰，大家散开了各自找蘑菇。方惠往林子深处走，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林子里很安静，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片光斑。方惠蹲在地上找蘑菇，动作很轻很慢，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我站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看着她蹲在那里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好看。不是为了什么拍摄角度，就是单纯地觉得，这个人在面前，一切都刚好。

“建国，你过来看。”她忽然招手。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地上有一小簇蘑菇，灰白色的伞盖，圆润饱满，长得齐整。

“这个能吃吗？”我问。

“能，这叫榛蘑，炖小鸡最好吃。”方惠小心翼翼地连根拔起来，放在篮子里，然后扭头看着我，“你今天咋了？一路上都不说话。”

“没啥。”我说，“想点事。”

“想啥事？”

我想了想，忽然说：“方惠，你说一个人等一个人，能等多久？”

方惠手上的动作停了，她慢慢地站起来，低头看着我——我还蹲在地上。

“那要看是等谁了。”她说，声音很轻。

“如果是你，你愿意等吗？”

这话说出口的瞬间，我的心脏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我不敢抬头看她，眼睛死死地盯着地上那簇蘑菇被拔走后留下的小坑。

风从林子里穿过来，带着松针和泥土的气息。方惠没有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像秋天的太阳，不烫人，但很暖。

“李建国，”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你是不是傻？”

我猛地抬头。

她站在那里，双手抱着篮子，嘴角带着笑意，眼睛里映着斑驳的树影和天光。

“你蹲在地上，后背上一片叶子。”她说。

我伸手去摸后背上那片叶子的时候，她已经转身继续往前走，留给我一个轻快的背影。

“方惠！”我叫住她。

她停下来，没回头。

“你上次说的那句话——要是我真找不着对象，是不是该从身边人下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了她的耳朵尖红了。

上海姑娘的耳朵，在秋天的阳光里，红得像秋天最早熟的果子。

可惜她没回答我。

她只是继续往前走，走出一段之后回头喊了一句：“你蘑菇还采不采了？再不走蘑菇都被别人采光了！”

那天回粮站的路上，我骑着自行车，方惠坐在后座上。山路颠簸，她的手搭在我的腰上，隔着一层薄薄的秋衣，我能感觉到她手心的温度。

路过那片高粱地的时候，高粱已经快熟了，穗子红彤彤的，风一吹就跟波浪似的。

方惠在后面忽然说了一句：“建国，你骑车稳当点，别晃。”

可是，我没晃。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方惠二十四。

那是我们认识的第五年。

我还在等。

第七章 告白

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我终于做了一件憋在心里五年的事。

那天方惠在仓库里整理工具，我走进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一个牛皮纸信封，不算厚，里面装着的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是我这几个月攒下来的四十二块钱，和我给她写的一封信。

“啥东西？”方惠看着信封，没接。

“你看看。”

她擦了擦手上的机油，接过信封，先倒出了那沓钱，数了数，皱了皱眉：“四十二块钱？你给我钱干啥？”

“看信。”

方惠把信纸展开，上面没有多少字，就是几句话，可我写了整整七遍。前六遍都撕了，不是嫌字写得不好看，就是嫌写得太啰嗦，要不就是看着太肉麻。最后留下来的是这样的：

“方惠，从你第一次递给我红糖和鸡蛋的那天起，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一样。后来你做的事，一件一件我都记在心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但我这辈子就想跟你在一块过日子。我这个人没啥本事，但我会对你好一辈子。你要是愿意，就把这钱收下，当我攒的彩礼。你要是不愿意，就当没看过这封信。——李建国”

方惠看完信，沉默了很久。

仓库里很安静，只有风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呜咽声，和远处粮库里机器的轰鸣声。

我站在她面前，手心全是汗，后背也湿了一大片。心跳快得像打鼓，呼吸都变得困难了。

她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我，嘴角弯着，眼睛亮着，但眼眶有点红。

“李建国，”她说，“你写了这么多，就为了说这个？”

我点头。

“你这字也太难看了。”她把信折好，重新放回信封里，然后把信封和那沓钱一起揣进了工装口袋。

“你——收下了？”我问，声音发飘。

方惠没有直接回答，她拿起扳手，又开始拧机器上的螺丝，嘴里嘟囔了一句：“四十二块钱就当彩礼？你也太小气了吧？”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像个傻子。

“再加，以后工资都给你。”

“谁要你工资？”方惠头都没抬，但嘴角的笑意怎么都藏不住，“行了行了，别杵在这儿了，你挡着光了，我都看不见螺丝眼了。”

我往旁边让了让，但还是没走。

她就着马灯的光继续拧螺丝，我在旁边看着，谁都没说话。但仓库里的那种安静，跟以前的安静不一样了。以前的安静是两个人各自在各自的轨道上，现在的安静是两个人的轨道并到了一起，不用说话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那天晚上，方惠下班后没有回知青点，而是在粮站的院子里坐了很久，对着天上一弯冷月发呆。

我给她倒了一碗热水送过去，她接过去捧在手心里，抬起头看着我的脸。

“建国，你知不知道，你要是跟我在一起，以后可能会很麻烦？”她的语气很认真。

“什么麻烦？”

“我成分不好。你要是娶了我，你的前途可能会受影响。档案里会记一笔，以后当干部、入党什么的，都会有影响。”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一个医生在跟病人交代病情，“你刚转正，好不容易上了正轨，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

我蹲下来，跟她平视。

“方惠，我从出生到现在，哪件事不是趟浑水？我爹死了，我妈病了，我供妹妹读书，从临时工熬到正式工，一步一个坎。我不怕趟浑水，我就怕这水太清，清得连个能蹚的地方都没有。”

方惠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

“你这个人，”她的声音有点哽咽，“傻得让人心疼。”

那天晚上，方惠跟我讲了她在上海的家。她爹叫方振邦，是上海一家机床厂的工程师，当年支援三线建设的时候立过功。她娘叫周玉兰，是小学音乐老师，会弹钢琴，会唱苏联歌。

“六六年的时候，我爹被贴了大字报，说他是什么‘反动技术权威’，关了牛棚。我娘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我跟我弟弟被送到外婆家。”方惠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后来我爹被放出来了，但身体彻底垮了，肺病，一直咳血。我娘倒是回来了，但她整个人都变了，以前她爱唱歌爱弹琴的，回来以后再也不碰钢琴了，连话都很少说。”

“一九六九年，我爹托了关系，让我下乡。不是因为我该来，是因为待在上海太危险了，他说宁可我到农村种地，也比在上海被人整死强。”

方惠说到这里，停下来，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

“我走的那天，我爹送我上火车，塞给我二十块钱和一条围巾。他说，闺女，爹对不起你，让你去受这种苦。我说爹，你别说了，我走了你们多保重。”

“火车开的时候，我透过窗户看见我爹站在站台上，瘦得像一根竹竿，风吹得他直晃。他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一直看着，直到火车拐弯看不见了。”

“我后来给我爹写过很多封信，但他只回过两封。信上说他和我娘都好，让我别挂念，在农村好好干，争取早日回城。”

方惠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纹，像是冬天结了冰的河面上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可是我知道，他在骗我。他身体越来越差，回信越来越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是去年春天，信上说让我别写信回来了，邮路不通。”

方惠低下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没有出声，就那么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她的工装裤上。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凉凉的，指尖有厚厚的茧，手背上有一道被铁皮划伤的疤痕。她没有挣开，也没有回握，就那么让我握着。

我们在粮站的院子里坐了很久，久到手都冻僵了，久到天边都泛出了鱼肚白。

第二天早上，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粮站。

李建国跟方惠处对象了。

孙站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点了一根烟，看了我半天。

“建国，你跟方惠的事，是真的？”

“嗯。”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孙站长抽了两口烟，叹了口气：“方惠这个同志，人是不错的，能干，本分。就是成分上有点敏感。你要是跟她结婚了，以后档案上会记一笔，入党什么的——”

“孙站长，”我打断了他，“我不入党也能干好工作。”

孙站长看了我一眼，忽然笑了：“你小子，有种。行吧，既然你决定了，我也没啥好说的。方惠那边你多照顾着点，她在粮站没有亲人，你就是她的亲人了。”

从办公室出来，我在走廊里碰见了方惠。她刚从粮仓那边过来，围着我送她的那条灰色围巾，脸冻得红扑扑的。

“站长老孙找你干啥？”她问。

“问咱俩处对象的事。”

方惠挑了挑眉：“他说啥了？”

“没说什么，就说你是个好人。”

方惠“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孙站长那个山东大老粗，还能说我好话？”

我也笑了。

那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还是老位置，对着坐。她吃她的米饭，我啃我的窝头。但这一次，她把自己碗里的一块红烧肉夹到了我的碗里。

“干啥？”我抬头看她。

“你太瘦了，多吃点肉。”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筷子已经收回去扒自己碗里的米饭了。

我看着碗里那块红烧肉，肥瘦相间，油光发亮。

以前方惠给我送过红糖鸡蛋，给我包过饺子，给我端过热水。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自己的菜夹到我的碗里。

因为以前我们是同事、是朋友、是恩人，但从今天开始，我们是不一样的了。

我把那块红烧肉咬了一口，肥而不腻，香得让人想哭。

第八章 反对

我跟方惠处对象的事，传到我妈耳朵里，已经是半个月以后了。

我妈让红红写信来，信上就一句话：“建国，你领方惠回来让我看看。”

我妈不认字，这信是红红代笔的，但语气是我妈的原话。

那个周末，我带着方惠回了一趟家。

方惠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把平时总扎着的头发放了下来，编了两条麻花辫，围着那条灰色围巾，手里提了两斤红糖和一包点心。

一路上她一句话都没说，但攥着围巾的手一直在发抖。

“你紧张啥？”我骑车载着她，扭头问了一句。

“谁说紧张了？”她嘴硬，“我就是有点冷。”

到了村口，远远就看见我妈站在家门口等着。她穿了一身干净的老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腰杆挺得直直的——虽然病了大半年，但今天的气色比平时好了很多，眼巴巴地看着村口的方向。

方惠下车的时候腿有点软，差点崴了脚，我扶了她一把。

“阿姨好。”方惠走到我妈面前，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很稳。

我妈打量着方惠，从上到下看了个遍。方惠站在那里，手里提着的点心盒子都快被捏变形了，但还是站得笔直，眼睛直视着我妈，不躲不闪。

过了好一会儿，我妈笑了：“进屋，进屋说。”

进了屋，我妈让方惠坐到炕头上，把最暖和的位置让给了她。红红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红糖水，双手递给方惠：“方姐姐，你喝。”

方惠接过碗，看了看红红：“红红，你长高了，也漂亮了。”

红红被夸得不好意思，捂着嘴跑回了厨房。

我妈坐在方惠对面，端详着她，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

“方惠，你在上海还有啥人？”

“我爹、我娘，还有个弟弟。”

“他们现在咋样？”

方惠犹豫了一下，说：“我爹身体不大好，我娘照顾他。弟弟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学徒。”

我妈点了点头，又问：“你在粮站干了几年了？”

“快五年了。”

“你比建国大还是小？”

“小一岁。”

我妈又点了点头，忽然笑了：“你看我家建国，觉得他咋样？”

方惠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笑意，也有点不好意思：“阿姨，建国是个好人，踏实、能干、心眼好。”

“心眼好？”我妈重复了一遍，忽然叹了口气，“这孩子的确心眼好，就是他爹那个脾气，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跟他爹长得像，脾气也像，一根筋。”

方惠低下头，笑着说：“一根筋有好处，认准了就不变了。”

我妈听到这话，沉默了。她看着方惠，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担忧。

那天中午，我妈做了一桌子菜，有炖鸡、有炒鸡蛋、有酸菜炖粉条，还特意去村里王婶家借了一碗红烧肉。方惠吃了两碗饭，把每道菜都夸了一遍，夸得我妈嘴角的笑意怎么都收不住。

吃完饭，方惠主动去洗碗，红红在旁边帮忙。我妈把我拉到里屋，关上门，脸上那点笑意全没了。

“建国，这姑娘看着是挺好的，可她是上海人，她能在咱这儿待一辈子？”

“妈，她都在这儿待了五年了。”

“五年跟一辈子能一样吗？”我妈急了，“她是城里人，咱们是农村人，生活习惯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你看看她那双手，哪像是干过活的手？她是搞技术的，坐办公室的，她能跟你过苦日子？”

“妈你没看见，她手上全是茧子。”

“那不一样。”我妈摇摇头，“建国，妈不是嫌她不好。妈是怕你们过不到一块去。城里姑娘心气高，咱们家这条件，她能看上你啥？不就是个粮站会计？她能甘心在你身边待一辈子？哪天她想回上海了，你拦得住？”

我想反驳我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知道，我妈说的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

方惠的心气有多高，我是知道的。她想回上海，想去北京，想去广州，想学更多的东西，做更大的事。这些她都亲口跟我说过。

她要是跟我在一起，就等于把自己拴在了这个公社，栓在了粮站，栓在了这几台机器旁边。她能甘心吗？

那天下午，我骑车送方惠回粮站。

路上谁都没说话。北风呼呼地刮着，吹得路两边的枯草猎猎作响。

快到公社的时候，方惠忽然开口了。

“建国，你妈是不是不同意？”

“没有。”我说，“她就是有点担心。”

“担心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实话：“担心你是城里人，心气高，待不住。”

方惠沉默了很久。

“你妈说得对。”她忽然说。

我把车停下来，扭头看她。她坐在后座上，低着头，围巾把半张脸都遮住了，只露出一双眼睛。

“方惠——”

“你听我说完。”她摘下一边的围巾，呼出一口白气，“你妈说得对，我确实心气高，我也想回上海，想出去看看。可是建国，这些事情，跟我跟你好不好，不是矛盾的。”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会跟你好，我也会想办法回上海。”方惠看着我，目光坚定得像钉在墙上的钉子，“你信不信我？”

我看着她被冻得发红的鼻尖，看着她眼睛里的那股倔强劲儿，忽然笑了。

“我信。”

方惠也笑了，那笑容在冬日的寒风里显得格外暖。

骑车回到粮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院子里堆着新收的粮食，几个工友正在往仓库里搬。孙站长站在门口抽烟，看见我们回来，咳了一声，没说话。

我跟方惠在粮站门口分了手，各自回宿舍。

推开宿舍门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间七八个平方的小屋，好像比以前大了很多。也许不是屋子大了，而是心里多了一个人，整个人都有了底气。

从那天开始，我跟方惠的关系基本上算是定了。

虽然没有办什么定亲仪式，没有请什么人吃酒席，但粮站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李建国跟方惠在处对象，而且处得很好。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像粮站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一年一年地长，虽然慢，但根扎得深。

第九章 暗流

一九七五年，是我跟方惠处对象的第二年。

这一年的开春就没什么好事。

先是红红在师范学校里出了点状况，被同学举报说她“包庇反动言论”。我妹那个性格，我知道，她不会说什么反动的话，但她这个人太实在了，有时候别人说什么她不会反驳，就因为在场没反驳，被人扣了个帽子。

我跑了一趟师范学校，找了班主任，找了系主任，好说歹说总算把事情摆平了。但红红吓得不轻，在宿舍里哭了一宿，给我写信的时候说：“哥，我不想念了。”

我回信说：“你给我好好念，你要是敢退学，我打断你的腿。”

这句话我是跟我爹学的，我爹活着的时候就是这么说话的。

红红被我骂了回去，继续念书。

然后是粮站这边的事。

韩卫东调到县里之后，混得更好了。他攀上了县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成了那个副主任的秘书。去年年底回公社视察，在粮站门口碰见我，皮笑肉不笑地说了一句：“李建国，听说你跟方惠搞上了？有眼光啊，方惠可是咱们公社的一枝花。”

我没搭理他，但心里头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开春之后，方惠的政审又被翻出来了。

有人举报方惠“隐瞒家庭成分”，“利用技术岗位窃取国家粮食”，“私通粮贩子”，一堆乱七八糟的罪名叠在一起，看着就吓人。

这些罪名当然都是编造的，但有人编造，就有人相信。

县里成立了专案组下来调查，孙站长气得摔了一个搪瓷缸子：“这是要把方惠往死里整！”

我找到老赵书记，老赵抽着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建国，这次的事情不简单。举报方惠的人，背后有人撑腰。”

“韩卫东？”

老赵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只是说：“你让方惠最近低调点，别让人抓住把柄。专案组那边，我会尽量周旋。”

从公社出来，我骑着车往粮站赶，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骑到半路，看见方惠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根狗尾巴草，漫不经心地在手指上绕来绕去。

“方惠，你咋在这儿？”

“出来走走。”她抬起头，看见是我，笑了一下，“你呢？去公社了？”

“嗯，找老赵书记聊了聊。”

方惠点了点头，没问聊什么，但她心里清楚得很。

我在她旁边坐下来，两个人并肩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看着远处田野里刚刚返青的麦苗，绿油油的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

“建国，”方惠忽然说，“要是我被调走了，你怎么办？”

“调哪去？”

“不知道，调去更偏更穷的地方，或者调回上海？谁知道呢。”

“你被调回上海不是好事吗？你不是一直想回去吗？”

方惠扭头看着我，那眼神里有笑意，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奈：“李建国，你是不是傻？我要是调回上海了，你怎么办？你不跟我去了？”

我被这句话噎住了。

“我——”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豪言壮语，但脑子里的齿轮咔咔响了半天也没转出一个像样的句子。

方惠看我这副样子，忍不住笑了出来：“行了行了，别想了。我就是随口一说，不一定真走。再说了，就算走，我也得带上你。”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但我听得出来，她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不是随口一说。

第十章 暴雨

七五年夏天，下了半个月的暴雨。

公社后面那条河又涨水了，这次比上次还猛，水漫过了堤坝，淹了半个公社的庄稼，粮库的围墙也塌了一角。

县里来了命令：全力以赴抢救粮食，保住粮库就是保住全公社人的命。

那一个星期，我跟方惠几乎没合过眼。她管着粮库的排水设备，日夜不停地抽水。我在前面组织人扛沙袋堵缺口，嗓子喊哑了就用哨子，哨子吹烂了就用树枝在地上画。

第三天夜里，雨下得最大，粮库后面的河堤又塌了一段，水哗哗地灌进来。方惠的排水泵房被水淹了半截，她还在里面抢修设备。

“方惠！方惠你出来！”我冲过去拍门，水已经没到了膝盖。

没有人应。

我急了，一脚踹开门，水呼啦一声涌了进去。泵房里黑漆漆的，只有备用的一盏马灯挂在墙上，昏黄的光照着半屋子水。

方惠蹲在水里，两只手正在拆水泵上的电机，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嘴里咬着一把手电。

“你快出去！”她看见我进来，喊了一声，嘴里咬的手电掉了，在水面上漂了一下就沉了下去。

“你不出去我也不出去！”我蹲下来，帮她把工具从水里捞起来。

方惠看了我一眼，没再赶我走，而是把扳手递给我：“把这个夹在那边，我够不着。”

我按照她说的做了，两个人在冰冷的水里泡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电机拆下来扛到了高处，水泵重新转了起来。

水位在下降。

泵房里的水也在慢慢退。

方惠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嘴唇冻得发紫，牙齿咯咯地打架。

我把湿透的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她没推辞，反而靠过来，额头抵在我的肩膀上。

“建国，”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怕的，“你说我们要是在这儿淹死了，会不会有人给我们立个碑？”

“瞎说什么呢？”我把她搂紧了，“你还欠我一辈子呢，死不了。”

她在我的肩膀上闷闷地笑了一声。

雨停了之后，公社搞了一个抗洪抢险表彰大会。

我和方惠都上了表彰名单，我得了三等功，方惠得了二等功。

孙站长在大会上说了一句让很多人记住的话：“李建国和方惠同志，就是我们粮站的‘南霸天’和‘北霸天’，粮库在，人在；粮库没了，人还在。”

底下人哄堂大笑，方惠在台上羞得满脸通红，我倒是挺直了腰杆。

大会结束后，老赵书记把我叫到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不错，这次表现好。我已经跟县里推荐你了，年底争取入党。”

入党？

我跟方惠对视了一眼，这件事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

方惠成分的事，我跟入党是矛盾的。组织上要是知道了方惠的成分有问题，别说入党了，我这会计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

晚上回到宿舍，方惠坐在我的床上，表情比自己被调查的时候还沉重。

“建国，要不咱俩的事先别公开了。等你们入党的事定了再说。”

“不行。”

“你别犯倔。”方惠急了，“你的前途要紧。入党之后你就是干部苗子了，以后能当粮站站长、当公社副书记，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我说，“但我想得更多的是，要是没有你，我当什么副书记都没意思。”

方惠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硬是没掉下来。

“李建国，你这个一根筋的倔驴。”她骂了我一句，声音却在发抖。

第十一章 抉择

七五年冬天，入党的机会真的来了。

孙站长找我谈话，说县粮食局给了公社一个入党名额，我是最符合条件的，让我写入党申请书。

“建国，你好好准备准备，政审这块我会帮你把关。你是贫下中农出身，父亲是因公牺牲的工人，政审没问题。”孙站长说完，顿了一下，压低声音说，“你个人的生活方面，组织上也会考察。你的个人问题——就是方惠那边——你考虑好了没有？”

我明白孙站长的意思。

“考虑好了。”我说。

孙站长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叹了口气：“行吧，你自己看着办。”

入党申请书我写好了，但一直没交上去。

方惠那段时间比我还着急。她晚上来我宿舍，看见申请书还摆在桌子上，就催我：“你倒是交啊，放着供佛呢？”

“我再想想。”

“你想什么？这种好事错过了就没有了。等你入了党，当了干部，以后有的是姑娘比我好——”

“不会有比你好的。”我打断她。

方惠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眶发红：“李建国，你是不是专门学了一肚子情话？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

“不是情话。”我说，“是实话。”

方惠低下头，摆弄着衣角，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建国，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想申请回上海。”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口上，砸得我整个人都蒙了。

“什么时候的事？”

“前两个月。我爹身体越来越差，我娘写信来说，他可能撑不了多久了。我想回去照顾他，哪怕陪他最后一程。”方惠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建国，我不是不要你，我是想回去看我爹。等我爹身体好了，我再回来。”

“回来？”我觉得这个字烫耳朵，“你回去了还能回来？”

方惠咬着嘴唇，没说话。

屋里沉默了很久，炉子里煤球烧得噼啪作响，像是在替我们说着什么。

“你放心回去吧。”我说，“我等你。”

方惠哭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方惠哭。以前她遭遇再大的委屈，再难的事情，都没当着我的面掉过眼泪。但那天晚上，她哭了，哭得像个孩子，眼泪哗哗地往下掉，哭得浑身都在发抖。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手忙脚乱地找东西给她擦眼泪，找了半天没找着，最后把自己的袖子递了过去。

她埋在我胳膊上哭了很久，哭够了之后抬起头来，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头红红的。

“李建国，你要说话算话。”她说。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

方惠看着我，忽然破涕为笑。

第二天，我把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但我在申请书的后面加了一页纸，写了我跟方惠的关系，她的家庭情况，以及我的态度——我请求组织在考察我的时候，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孙站长看到那页纸，脸都绿了：“李建国，你是不是有毛病？”

“孙站长，我说的是实话。组织考察一个人，应该知道一个人的全部情况。我不隐瞒，也不回避。”

孙站长瞪了我半天，最后把申请书往桌上一摔：“你等着吧，有你受的。”

批下来说慢也慢，说快也快。三个月后，县里来了通知：李建国的入党申请，暂缓审批。

理由只有一个：与家庭成分复杂的人员交往密切，思想觉悟有待进一步提高。

孙站长把通知给我的时候，表情比我还难受：“建国，我说什么来着？你要是听我的，先把方惠的事放一放，等入了党再说——”

“放一放？”我重复了这三个字，忽然觉得挺好笑，“孙站长，有些东西放不下，放下就没了。”

那天下午，我去找了方惠，把通知给她看了。

她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一把把通知揉成一团，扔进了炉子里。

“方惠，你——”

“烧了清净。”她拍了拍手，看着我，“李建国，你是不是傻？我都说了让你先入党，你非要把咱俩的事写上去。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没进水。”

“你没进水你就是被驴踢了。”方惠骂着骂着声音就变了，眼眶红红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机会多难得？你知不知道多少人争这个名额？你就为了我——”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自己。”我说，“我要是靠隐瞒你的事情入了党，我这辈子心里都不安生。再说了，组织上也没有完全拒绝，说的是暂缓审批。以后表现好了，还是有机会的。”

方惠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

她只是走过来，抱住了我。

那是她第一次主动抱我。

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手慢慢地搭上了她的后背。她的后背很瘦，隔着棉袄能摸到肩胛骨的形状。

“李建国，你要是不娶我，我就杀了你。”她闷在我胸口说。

“好。”我说。

第十二章 归来

方惠的申请回上海的事，出乎意料地顺利。

公社这边，老赵书记帮她说了话。县里知青办的人说，父母重病，独生子女可以优先安排回城。方惠虽然不是独生子女，但她弟弟才十五岁，还在学徒，照顾不了生病的父亲，方惠的情况符合照顾条件。

一九七六年春天，方惠走的那天，天上下着小雨。

她没让我送。

“你别送。”她站在粮站门口，拿着一个帆布行李袋，雨丝打在她的肩膀上，她浑然不觉，“你要是送，我就不走了。”

“方惠——”

“你闭嘴，听我说。”她深吸了一口气，“我回去之后，会给你写信。你别担心我，我会好好的。你在粮站好好干，别因为我不在了就不好好吃饭，别晚上不睡觉，别——”

她的声音终于哽咽了。

我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行李袋，放进旁边停着的三轮车后斗里。

“我送你到县里。”我说。

方惠张了张嘴，没有拒绝。

那天我们坐了一辆去县里拉货的拖拉机，一路上谁都没说话。方惠靠在我肩膀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在装睡。她的手一直攥着我的手，攥得很紧，好像一松手就会失去什么。

到了县汽车站，方惠去买票之前，忽然转过身来，死死地看着我。

“李建国，你看着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

“你别找别人。”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凶，像在跟谁吵架，“你等我，我一定会回来。”

“好。”

“你别光说好，你发誓。”

“我发誓，我方惠不回来之前，李建国谁也不找。”

方惠被我气笑了：“李建国，你是不是傻？你应该说‘我方惠不回来我就孤独终老’。”

“行，你替我掌嘴。”

方惠真的伸手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脸，那一下轻得像风。

然后她转身去买票了。

上车之前，她隔着车窗玻璃看我，嘴巴一张一合地说了什么。我没听见，但从口型来看，她在说：“等我。”

我站在汽车站的广场上，看着那辆长途汽车冒着黑烟驶出车站，拐了一个弯，消失在了街角。

天上的雨越下越大了。

我在雨里站了很久，直到浑身湿透，才想起该回去了。

回粮站的路上，我把方惠的那条灰色围巾从口袋里掏出来，围在了脖子上。

围巾上还有她的味道，说不清楚是什么味道，但闻着就觉得她在身边。

方惠走后的日子，像是被抽走了什么东西。

粮站的机器还是那些机器，账本还是那些账本，食堂的饭菜还是那个味道。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好像整个世界都缺了一块颜色。

早上起来，我会习惯性地去敲方惠的宿舍门，敲了两下才想起来她不在。晚上加完班，我会习惯性地去仓库看一眼，总觉得她还蹲在机器旁边拧螺丝。

红红写信来问：“哥，方姐姐去哪了？”

我回信说：“她回上海了，过一阵就回来。”

说“过一阵”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

方惠回去之后，第一个月来了一封信，说她已经到家了，见到了父亲，父亲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看见她回来，高兴得老泪纵横。她娘也老了，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跟刀刻似的。

信的最后一段，她写的是：“建国，我在粮站的这些年，是这辈子最苦的日子，也是最好的日子。苦是因为活得累，好是因为遇见了你。”

我看了不下二十遍，最后把信纸叠好，放到枕头底下。

第二个月的来信，方惠说她父亲住进了医院，需要长期治疗，她在一家街道工厂找到了工作，在车间当维修工，工资不高但够用。

第三个月，没有信。

第四个月，还是没有信。

第五个月，我急了，给她写了三封信，全都没有回音。

我开始失眠，每天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她是不是不回来了？她是不是在上海有别人了？

最后一个念头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不会的，方惠不是那样的人。

可人的信心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就像冬天里的炉火，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摇摇欲灭。

孙站长看我这个状态，找了一个晚上跟我谈心。他喝了半斤白酒，脸红得像煮熟的虾，说话也直来直去。

“建国，你跟方惠的事，我看悬。她在上海，你在咱们这儿，隔着一千多公里。时间一长，什么感情都淡了。你要是实在放不下，就等等看。但别耽误自己，该相亲相亲，该成家成家。”

我没喝酒，但孙站长走后，我自己又喝了两杯。

那是我第一次喝醉酒。

我趴在宿舍的桌子上，把那瓶红薯干酒喝了一大半，喝得头晕眼花，看什么都重影。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方惠最后说的那句话：“等我。”

等了快半年了，你人呢？

第十三章 重逢

一九七六年秋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县知青办来了通知，说全国知青大返城开始了。所有插队知青都可以申请回城，政策放宽了。

粮站剩下的几个知青，一天之内全走了。

孙站长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叹了口气：“都走了，就剩我这个老头子喽。”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知青们打包行李、收拾东西，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方惠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拎着一个帆布行李袋，说走就走了。

她什么时候回来？

十月底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粮站后面清点仓库，忽然听见院门口有人喊：“李建国！有人找你！”

我以为又是刘大姐来给我介绍对象，头都没抬：“就说我不在。”

“真不在？那我走了。”

我手里的账本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

那声音，那个说话的调子，那个“走了”两个字后面的笑意，我太熟悉了。

我冲出去，差点被门槛绊个大跟头。

方惠站在院门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大衣，头发烫了，变成了齐肩的卷发，耳朵上多了一副小小的银耳环，手里拎着一个皮箱。

她瘦了，比以前更瘦，下巴尖尖的，颧骨也没有以前那么饱满。脸色也不太好看，嘴唇没有多少血色。

可是她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亮得跟冬天里烧得最旺的那炉火一样。

“咋了？不认识我了？”她歪着脑袋看我，嘴角弯着，“李建国，你是不是胖了？”

我站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都迈不动。

不是迈不动，是不敢迈。我怕这是一场梦，我走一步、梦就醒了，方惠就不见了。

“方惠。”我叫她的名字。

“嗯。”

“方惠。”

“你到底叫多少遍？”她笑了，但那笑容里带着泪光。

我走过去，一把抱住了她。

皮箱被她扔到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方惠被我抱得喘不过气来，伸手捶了两下我的后背，然后又死死地搂住了我的脖子。

“李建国，你轻点，腰要断了。”

“你不是说不回来了吗？”

“我说的是过一阵就回来，谁说我不回来了？”她的声音闷在我肩膀上，带着鼻音，“我爹上个月走了。我把他送走了，把我娘安顿好了，我就回来了。”

我心里一震，松开她，看着她的脸。

她的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她在回来的路上大概已经哭够了。

“你爹——”

“肺癌。去年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医生说最多撑半年。他撑了一年多，就是为了等我回去。”方惠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疼，“我回去之后，一直在医院陪着他。他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方惠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他说，闺女，你找的那个小伙子，要是靠得住，就嫁了吧。”

我的鼻子一酸，眼眶热了。

方惠伸手在我的脸上抹了一把：“别哭，你一个大老爷们，丢不丢人？”

“我没哭。”

“你骗人。”

我把方惠带回宿舍，一路上粮站的工友们都探出头来看，有的还吹起了口哨。

“李建国，你对象回来啦？”

“建国，你俩啥时候办事？别忘了请我喝酒！”

方惠被看得不好意思，低着头走得飞快，差点撞上孙站长。

孙站长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站在走廊上，看见方惠，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回来好，回来好！方惠，你那个工位还在呢，我让人给你留着。不过话说回来，你回来还干技术员？你现在可是上海来的，咱这小地方还留得住你？”

“孙站长，”方惠笑着说，“我要是想走，就不回来了。”

孙站长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方惠，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行，你们年轻人说话吧，我不碍事了。”

回到宿舍，方惠坐下来，打量着这个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小屋。墙上的旧报纸换了新的，床单换了蓝色的，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一杯浓茶。

“你这是给我准备的呢？”她指着那杯茶问。

“不是，我自己喝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茶了？以前不是只喝白开？”

“你走了以后开始的。”我说，“晚上睡不着，喝点茶提神加班。”

方惠看着我，忽然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建国，你瘦了。”

“你也瘦了。”

“我瘦是正常的，我们家那一摊子事，谁也胖不起来。你瘦什么？没人给你包饺子了就没好好吃饭？”

我说：“我天天吃饺子，供销社老王头包的那种，不如你包的好吃。”

方惠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李建国，你是不是学会了油嘴滑舌？”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说太多话。

方惠累了，她也瘦了很多，眼睛下面挂着明显的黑眼圈。我让她躺在床上休息，我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坐着，看着她闭上眼睛。

“你别走了。”我说。

她没睁眼，嘴角却弯了一下：“不走了。”

第十四章 提亲

方惠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去公社找老赵书记要了一张结婚登记表。

老赵书记看了我一眼，把表递给我，说了一句：“建国，好好过日子。”

我说：“一定。”

接下来的事，就是去方惠家提亲了。

我带着红红专程去了一趟上海。

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下火车的时候，我被这座城市的繁华晃得眼花缭乱。南京路上人来人往，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电车在街上叮叮当当地响，女人们穿着时髦的裙子，男人们骑着锃亮的自行车。

我跟红红站在火车站广场上，觉得自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方惠的娘家在上海老城区的一条弄堂里，房子不大，一间半，住着方惠的母亲周玉兰和她弟弟方强。

周玉兰是个瘦小的老太太，五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六十多。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但眼睛很有神。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脚上一双黑布鞋，站在弄堂口等我们。

“阿姨好。”我走到她面前，规规矩矩地鞠了一个躬。

周玉兰打量了我好一会儿，点点头：“进屋坐。”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有一张黑白照片，是个精神矍铄的中年男人，应该是方惠的父亲。

周玉兰在相框下面放了一碟子瓜子、一碟子花生、一壶茶，这是我们带来的。

“建国，”周玉兰坐在我对面，开门见山地说，“小惠在我面前提过你很多次。说你在粮站帮了她不少，说她落难的时候是你拉了她一把。这些话，我都记着。”

我连忙说：“阿姨，方惠也帮了我很多，应该说是我欠她的。”

周玉兰摆摆手：“你们年轻人谁欠谁的，我跟你说不清楚。我就问你一件事。”

“您说。”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小惠爹走了，我这个当娘的没有工作，身体也不好，小惠还有个弟弟要成家。你要是娶了小惠，你能保证她过上好日子吗？”

这话问得太直接了，但我知道这是每个母亲都会问的问题。

“阿姨，我现在是粮站的正式会计，一个月四十一块五。县城房子买不起，但公社给我分了宿舍，两间，以后条件好了可以换大的。方惠回粮食站继续当技术员，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过日子没问题。”我看着周玉兰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现在给不了方惠什么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我会对她好。她饿了有我一口吃的，她冷了有我的衣服，她病了我在床头守着。我李建国说话算话，您放心。”

周玉兰听完，沉默了很久。她转过头，看着墙上那个相框，嘴唇微微颤了颤。

“老方，你听见了吗？”她的声音很轻，“你就放心吧。”

说完，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眼角涌出了泪水。

“建国，小惠交给你了。”

红红在旁边，已经哭成了泪人。

从上海回来的火车上，方惠靠着我的肩膀，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

“建国，你跟我妈说什么了？她这两天一直念叨你，说这小伙子实在，靠得住。”

“我说我会对你好。”

“就这些？”

“就这些。”

方惠哼了一声：“你肯定说了别的，我妈那种人，最会看人了。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她放心的。”

我没有解释。

火车轰隆隆地往前开，窗外的风景从繁华的城市变成了广袤的田野，从高楼大厦变成了一排排低矮的农舍。

“建国，你说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方惠忽然问。

“什么样？”

“你看那些老头老太太，在墙根底下晒太阳，儿孙满堂，多好。”

“你想当老太太了？”

方惠伸手拧了一下我的胳膊：“说正经的呢。”

我想了想，说：“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但不管变成什么样，咱们在一起就行。”

“你这人说话越来越肉麻了。”方惠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声音闷闷的。

窗外的风吹进来，吹动了方惠额前的碎发。我伸手帮她把头发别到耳后，她没躲，脸却红了。

那年秋天，我跟方惠领了结婚证。

婚礼没有大操大办，就是在粮站食堂里摆了四桌酒席，请了粮站的工友、公社的领导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孙站长当主婚人，喝得烂醉，拉着我的手说：“建国，你小子有福气，方惠是咱们粮站最好的姑娘。”

方惠在旁边红着脸说：“孙站长，粮站就我一个姑娘，当然是最好的。”

众人哄堂大笑。

那天晚上，宾客散尽，我跟方惠回到宿舍。她把辫子散开，头发披散在肩上，穿着红红给她做的一件红棉袄，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像画里走出来的人。

“看什么看？”她被我盯得不好意思。

“看你好看。”

“油嘴滑舌。”

方惠走过来，把她的东西一样一样摆进我的柜子里——她那条灰色围巾、她那个扳手、她那个工具箱，还有一张她在上海拍的、黑白的、比巴掌还小的照片。

照片上的方惠大概十八九岁，扎着两条辫子，穿着一件白衬衫，站在外滩的江边，笑得眼睛弯弯的。

“那时候我还没下乡。”她说，“那是我最好的时候。”

“现在也是你最好的时候。”我把照片放回柜子里，转过身看着她。

方惠看着我的眼睛，嘴唇微微弯起来。

“李建国，我嫁给你了。”

“嗯。”

“你得对我好一辈子。”

“好。”

“说话不算话你是小狗。”

“方惠，”我被她逗笑了，“你二十六了，还要当小狗？”

她伸手捶了我一下，然后靠进我怀里。

外面起了风，吹得窗户纸哗哗地响。

但屋里很暖。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安静而绵长，像往后的日子。

尾声

一九七七年秋天，红红师范毕业了，分配到县里一所小学当老师。

她写信来的时候，特意加了一句：“哥，方姐姐的肚子大了吧？等我放假回去给侄子织小毛衣。”

方惠看完信，坐在床沿上，手搭在已经隆起的肚子上，笑了半天：“红红这丫头，嘴上没把门的。”

“她高兴。”

“我也高兴。”方惠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肚子，声音忽然柔软了下来，“建国，你说这孩子像你还是像我？”

“像你好看。”

“万一像你呢？”

“像我怎么了？我又不难看。”

方惠白了我一眼：“你是挺好看的，就是脑袋一根筋。”

我笑着没说话。

窗外，秋天的风吹过粮站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树叶哗啦啦地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方惠的身上，把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的。

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一波三折的传奇，就是一个粮站的小会计和一个上海女知青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被命运的潮水推着走。

但不管走到哪里，不管遇到什么风浪，两个人都没有松开牵着的手。

就像方惠说的：“这辈子最苦的日子是遇上你之前，最好的日子是遇上你之后。”

我在粮站干了大半辈子会计，后来入了党，当了粮站站长，后来又调到县粮食局工作。方惠在粮站当技术员一直干到退休，成了全县公认的粮食加工技术专家。

我们的儿子李念方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在上海工作。每次回去看他，方惠都会在外滩站一会儿，看着黄浦江水浩浩荡荡地流。

“想家了？”我问她。

“家？”她摇摇头，挽着我的胳膊，“我现在只有一个家，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上海的外滩，风呼呼地吹。方惠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脸上也有了皱纹。

但她笑起来的眼睛，还是跟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一样——亮得像冬天里烧得最旺的一炉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