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深处藏着沈阳的另一副面孔

（来源：沈阳晚报）

转自：沈阳晚报

　　沈阳的春天终于有了实感。

　　中山路两旁的桃花开得不管不顾，粉白的花瓣落在人行道上。风里带着温润的香气，不再是冬天那种割脸的干冷。从二纬路拐进九如东巷，被一栋红砖楼拽住了脚步。

　　穿过一扇不起眼的铁门，奉天海关大楼藏在小区里头。

　　红砖墙，绿坡顶，平面呈“凸”字形，像旧式西装马甲上别出心裁的一道折痕。这是沈阳现存最早的纯英式建筑，1909年建造，距今一百一十七年。木楼梯、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作响，扶手被磨得油亮。

　　说起来，这栋楼的诞生，源于1907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一个不平等条约。首任税务司是英国人欧礼斐。当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海关，自己说了不算。这座楼是城市曾经的一道疤。

　　岁月从不喧哗，它只是伫立在寻常巷陌里，回忆往昔的蹉跎。

　　如今，伤疤早已愈合。在这里，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抽象名词，而是可以触摸的红砖、可以踩踏的木梯。

　　从海关大楼出来，沿九如东巷南行，到中山路口，便是214号。

　　东侧一栋日式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曾经是酒庄、酒吧、海鲜饭店。但你要是知道这儿住过谁，一定会驻足。

　　蔡少武来沈阳居住于此。蔡少武，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或许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沈阳，“蔡少武”三个字就是票房的保证。他1919年生于北京，8岁加入飞车旅行团跑江湖。17岁那年，他琢磨出一个绝活——在墙上骑自行车。那个年代，自行车本身就算稀罕物，他却能让车在垂直的墙面上飞驰。

　　1951年，他来到沈阳，在北市场借钱做了一个11米高的大木桶，开始表演“飞车走壁”。最红的时候，他在中山公园表演，1200人的场子，场场爆满。后来从自行车升级到摩托车，再到汽车，蔡少武的名字红遍全国。更难得的是，他把全家都带上了这条“飞车”路。妻子彭凤是“中国女子飞车第一人”，八个子女被称为“蔡氏八宝”。全盛时期，蔡家三代十三口人，全部从事飞车表演。

　　1996年，蔡少武因病在沈阳逝世。

　　站在小楼前，忽然明白：真正的传奇，是藏在寻常巷陌里的，静默如常。

　　再往西，走到中山路196号，便是于济川公馆。

　　它俗称“虎楼”——平面呈“凸”字形，形似伏虎。法式风格，三层，门厅前有十级弧形台阶，四根圆形水泥柱撑着一楼抱厦，二三层是宝瓶式雕空栏杆。红木门窗，楼梯扶手的球顶据说是玉制的。

　　于珍（字济川）有个外号叫“五不将军”：不抽大烟、不饮酒、不纳妾、不打牌、不扣军饷。在那个军阀混战、声色犬马的年代，这五个“不”字，每一个都重得像秤砣。

　　他原是奉系军长，管过京畿卫戍。后来厌倦了内战，五次请辞，1927年总算获批。本以为能安生过日子，“九一八”炮火一响，日本人找上门来。战犯土肥原贤二、本庄繁，关东军的头头脑脑轮番请他出山，要他当“奉天省警备司令”。他一概回绝。理由说得体面，“身体不好、退出军界多年、无心从政”。可谁都知道，这是不想当汉奸。

　　骨头硬不硬，不看他在台上说什么，看他关起门来做什么。

　　日本人拿他没办法，只好派人住到隔壁监视。他也不怕，照旧在自家公馆里营救抗日志士。1932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人找到他，说需要面见国联调查团，当面揭露日军暴行。于济川二话没说，安排秘书联系法国友人，把人乔装打扮，坐着小汽车闯过日军层层封锁，将人送进了大和旅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宾馆。

　　新中国成立后，于济川被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辽宁省政协常委。1959年病逝。

　　春日的午后，我坐在中山路与三经街路口的口袋公园中，在桃花的暗香里，忽觉沈阳这座城市有一种独特的脾性，它的故事从来不在玻璃幕墙后面，都藏在这种不起眼的巷子里。你不刻意去找，它们就安静地待着；你愿意走进去，它们便毫无保留地讲给你听。

　　九如巷不长，从北到南，慢悠悠地走，也不过一顿饭的工夫。但你要是肯停下来，听一听红砖墙里的故事，摸一摸木楼梯上的包浆，看一看桃花掩映下的老屋檐，你会觉得，这一下午，走得值。

　　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地方。它从来不急着向你证明什么，只是安安静静地，把所有的故事都藏在日常里。

　　你路过，便是相逢；你记得，便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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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