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黑帮要接管国家，选举黑钱高达80亿，14名通缉犯照样参选

专家警告，犯罪团伙与国家机器之间正在形成严重的共生关系。非法资本对政治领域的侵蚀，正威胁民主制度。如何避免犯罪势力成为巴西的实际治理者？

2024年至2026年间，巴西有组织犯罪与政治体系的共生现象，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度复杂的阶段。它不再只是对特定地盘施加影响，而是进一步演变为对国家机构的结构性占据。

过去，这类势力主要通过胁迫边缘地区选民来左右选举。如今，它们已转向一种“制度俘获”策略。像首都第一司令部、红色司令部以及里约热内卢州的民兵组织，不仅资助候选人，还推动自己的人进入公职体系，并直接在行政机器内部运作。这一局面给巴西民主投下阴影，也意味着监管和监督机制必须进行深度重构，才能避免犯罪资金最终成为公共治理的主要燃料。

里约热内卢仍是这种政治污染最典型的试验场。在那里，公共权力与民兵组织之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2024年，随着马里埃莱·弗朗哥案的推进，布拉藏兄弟被捕。其中，希基尼奥·布拉藏当时是联邦众议员，多明戈斯·布拉藏则担任里约热内卢州审计法院顾问。案件暴露出，议会席位和审计机构职位如何被用来保护非法房地产生意和准军事土地利益。2025年，里约热内卢州议会部分部门随后遭到干预，这进一步显示，民兵势力渗透并非个别官员的失范行为，而是一种犯罪化治理模式：它利用公共预算资助地盘扩张，再以稳定票仓作为交换。

在里约热内卢西区，设置“幽灵职位”、瓜分市政秘书处等做法，为相关团伙持续输送资金。如今，这些势力控制的范围，已从液化气罐销售延伸到整片街区的互联网接入，形成了一个完整生态：政客成了私人武装的合法外壳。

在这种现实下，资金究竟如何流入这些人手中，成为讨论的核心。

刑事法律师吉列尔梅·奥古斯托·莫塔表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监管思路。“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是把监管前移。巴西选举制度目前仍把大量监督工作集中在事后财务申报上。虽然这很重要，但往往是在政治过程已经受到影响之后才发挥作用。真正的关键，是把监管转移到竞选之前以及竞选进行过程中，对资金来源进行实时追踪。”

他认为，如果选举司法机构、金融活动控制委员会和侦查机关之间不能实现联动，无法及时识别虚假捐款，那么整个体系就只能被动反应，而无法事先预防犯罪势力渗透政治。

在圣保罗，犯罪团伙的策略已经转向更具公司化和技术化的路径，重点盯上公共招标链条的上层环节。

2024年至2025年间展开的“穆迪蒂亚行动”和“巴扎尔行动”已经发出预警。执法部门在费拉兹·迪瓦斯孔塞卢斯、圣伊莎贝尔和库巴唐等城市逮捕了多名市议员，他们涉嫌参与总额高达数亿雷亚尔的招标欺诈。

当时，一个事实已经十分清楚：首都第一司令部利用城市清洁、垃圾收运、社区卫生站等基础服务企业，通过看似合法的合同清洗毒品交易所得。对有组织犯罪而言，税收资金天然带有“合法”外衣，因此，虚增公共合同金额，已成为当下最有效的洗钱方式之一。

另一个标志性案件是“终点线行动”。该行动针对圣保罗的公交企业展开调查，相关企业高管被怀疑利用公交车队隐藏约6亿雷亚尔的帮派资金。这表明，控制公共交通不仅关系到城市运行，也对犯罪活动的机动和物流具有战略意义。

犯罪势力渗入这些日常公共服务后，打击难度明显上升，也对地方政府的专业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恰恰是许多市政府所欠缺的。

选举法专家雷纳托·里贝罗强调，选举程序能否保持健康，取决于对竞选账目的严格审查。里贝罗拥有圣保罗大学法学院国家法博士学位，并在麦肯齐大学获得政治与经济法硕士学位。

他说：“最重要的措施还是监督。这包括数据交叉比对、严格核实，以及对竞选账目的审慎审查，尤其是候选人自筹资金、竞选特别融资基金和政党基金的使用情况。”他还指出，必须加强对供应商的监管，以遏制那些足以左右选举结果的账外资金操作。

这轮升级的顶点，出现在2026年4月底。圣保罗州民警启动“污染行动”，揭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与资金布局，也让外界看到犯罪势力如何在市政体系内部推进“犯罪数字化”。

调查显示，首都第一司令部试图通过设立金融科技公司，例如“四体银行”，渗透市政府的财政管理系统。其目标相当大胆：让这些数字金融机构承接市政税款收取、房产税缴费单和各类收费票据的开具业务。

如果这一计划得逞，税款在进入市政金库之前，就会先流经由犯罪团伙控制的银行系统。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实现工业化规模的洗钱，还可能在资金正式入账前就完成挪用。

案件中，多名关键人物被捕，包括被指为金融操盘手、同时也是该金融科技公司所有者的商人若昂·加布里埃尔·山脇，以及圣安德烈前市议员蒂亚戈·罗沙·德保拉。这表明，有组织犯罪如今试图掌控城市的金融“操作系统”。

执法部门冻结了5．13亿雷亚尔资产，并查明在瓜鲁柳斯、坎皮纳斯和桑托斯等城市，一些受任命的公职人员充当了与首都第一司令部高层直接联络的纽带。这说明，渗透已经深入到政府的信任岗位。

谈到这一新的技术化趋势，刑事法律师莫塔提醒，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正面临新的挑战。“交易速度快、金额分散，再加上身份核验结构相对不那么传统，这些特点都可能被利用来增加资金来源追踪的难度。过去依赖实体结构完成的操作，如今转移到了数字环境中，速度更快，短期内也更难追踪。”

不过，里贝罗也指出，非法融资在很多情况下仍然依赖相当原始的方式，以躲避数字监管。“很多时候，这类操作通过现金完成，游离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因此难以追踪。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资金没有经过控制机制，不会被记账，却往往在选举中起决定性作用。”

他还强调，这些资金来源可能是犯罪活动、腐败行为，甚至宗教机构。这种系统性的“污染”现实，正在给巴西当局带来近乎生存层面的挑战。

据估算，2024年市政选举中投入的相关资金高达80亿雷亚尔。这个数字表明，犯罪势力的融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已经超过官方政党基金。这造成了明显的不公平竞争：诚实候选人很难与那些被非法资金淹没、又受到帮派恐吓保护的竞选活动抗衡。

此外，在最近一轮选举中，仍有数十名与有组织犯罪有关、却背负未执行逮捕令的候选人参选，仅圣保罗州就至少有14人。这被外界视为一种大胆尝试，即借助议员豁免权为自己构筑保护屏障。

许多候选人在竞选中高喊“对犯罪零容忍”，但选后的现实往往并非如此。选举法学者雷纳托·里贝罗指出：“巴西国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非法利益的影响，尤其是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利益。因此，必须加强对竞选融资的监督，防止这些组织施加不当影响，维护民主程序的完整性。”

莫塔的表述则更为直接。他认为，这些黑帮势力正在试图直接占据民选职位。“这种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当非法融资在源头得不到阻断时，有组织犯罪就不再只是外部金主，而会直接影响权力结构。议席不再只是政治代表，而会变成非法结构的延伸。”

他表示，强力回应应包括立即冻结可疑资金，并以滥用经济力量为由撤销相关当选资格。犯罪与政治的共生，正在制造一个恶性循环：非法利润换来公共合同，公共合同又带来新的利润，用于腐蚀更多官员。

这个“平行国家”，已成为2026年巴西主权面临的最大威胁。要应对这一局面，巴西不仅需要强化金融活动控制委员会对公共合同中金融科技公司的追踪能力，也需要推动行政改革，为公共招标建立更严密的防护机制。

正如莫塔所说：“打击选举中的有组织犯罪，不能等到账目审查阶段才出手，关键是要在资金进入系统之前，就控制其来源。”

如果不能有效把黑钱清除出公共生活，巴西民主就有可能被一个个犯罪化的“董事会”所操控，公共利益则会被牺牲在毒品交易和民兵势力的祭坛上。未来几代政治秩序能否保持完整，取决于制度层面是否有勇气立刻正视并应对这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