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废了投票权保护，理由是美国变好了，一天不到被打脸

最高法院在“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案”中的裁决，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会自行做出公正之举。可这一前提，早已被证明空洞无物。

6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作出了一项裁决。表面上看，这项裁决基于这样一种判断：美国已经发生了足够大的变化，以至于《投票权法》提供的保护已不再必要。没有人应该天真到相信这一点。

1901年，也就是我曾祖父出生的那一年，乔治·亨利·怀特最后一次在第56届美国国会发表讲话。他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是整个国会中唯一一名黑人议员。

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所代表的州通过了立法，使他根本不可能再次当选。重建时代此前早已被逆转。掌权者一步步收缩、拖延，最终抹去了多种族民主的承诺，而这一承诺，原本是联邦军士兵和获得自由的黑人共同以鲜血换来的。

怀特的告别并不是认输，而更像是一则预言。他说：“主席先生，这也许是黑人暂时告别美国国会，但我要说，他终将像凤凰一样，有一天重新崛起，再次归来。”他说对了。只是，这一切用了64年，经历了塞尔玛那座桥上的游行，也经历了一位总统签署1965年《投票权法》。

但怀特所说的凤凰之所以能够重生，并不是因为掌权者值得信任，而是因为我们的前辈迫使美国违背自身惯性采取行动。《投票权法》不是施舍，而是64年持续抗争的结果，是逼迫这个国家兑现那些它原本并不打算履行的承诺。

到了周三，最高法院拆除了这道约束。

在“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案”中，法院并没有在形式上废除《投票权法》第2条。法条仍然存在，但它还能发挥的作用已所剩无几。若撇开那些程序性措辞，这项裁决实际上建立在一个单一前提上：美国已经改变到足以让这些保护措施失去必要性。阿利托大法官写道，“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已经发生了社会变化”。

约翰·罗伯茨自从在罗纳德·里根政府司法部任职时起，就一直在提出这一论点。这是他们立场的核心，也理应受到审视。

2012年至2022年间，白人选民与非白人选民之间的投票率差距持续扩大，到2022年已达到18个百分点。而在那些曾受《投票权法》第5条保护的县，这一差距扩大的速度几乎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路易斯安那州从未在一个黑人不占多数的选区中选出过黑人国会议员，一次也没有。最高法院这次摧毁的机制，几乎是该州黑人政治代表得以存在的唯一原因。法院收起了雨伞，却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可暴风雨并没有收到这个通知。

法院实际上作出了一种判断：除非有立法者亲自留下承认自己怀有偏见的“供词”，否则选区划分就是合宪的。这样一来，唯一有资格界定种族歧视行为的人，反而成了实施歧视的人。

国会在1982年就意识到了这种荒谬，因此立法者把“结果导向”的标准写入法律。歧视从不会自己张扬出来。以“主观意图”作为标准，不过是懦弱者的遮羞布。

罗伯茨多年前就已设下这个陷阱：在“鲁乔诉共同事业案”中，他裁定，出于党派利益的选区操纵不属于联邦法院审查范围。如今，任何稀释黑人投票力量的选区地图，都可以躲在“党派策略”背后，法院也无从介入。更荒谬的是，法院甚至制造出一种更扭曲的逻辑：为了保护黑人选民而划区，反倒成了种族歧视；抹去他们的政治力量，却不是。

法院所依赖的那个前提——美国是可以被信任的——连一天都没撑过去。裁决作出后数小时内，佛罗里达州就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其设计目的就是为共和党额外拿下4个席位。

路易斯安那州则宣布推迟本州初选——当时邮寄选票已经发到选民手中，提前投票也近在眼前——以便立法者重新划线，取消《投票权法》原本要求保留的黑人占多数选区。

代价不会只是抽象的。下一次总统选举到来前，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中多达30％的成员可能失去席位。共和党还可能在南方各州抹去民主党目前掌握的近200个州议会席位，而美国一半黑人就生活在那里。

选区操纵不会止步于国会，它还会蔓延至州议会、县委员会、学区董事会，乃至黑人社区自1965年以来逐级建立起政治力量的各层级政府。在那些历史上投票歧视最为暴烈的州，黑人国会代表席位甚至可能很快彻底消失。

民主党或许仍可能在11月赢得众议院或参议院多数，但在这项裁决之后，这并不能证明什么。除非该党把这视为一场更长期民权斗争的开端，着手恢复《投票权法》，否则这不过是这个国家再熟悉不过的一幕：用“进步的表象”替代真正的进步。

11月的选举，也不会减缓他们借这项裁决已经开始推进的事情。在我的家乡俄亥俄州，国土安全部人员已突然出现在县级选举办公室，要求调取选民记录和登记数据。

有记录显示，政府效率部门人员依据一项秘密协议，与外部否认选举结果的人士合作，分析选民名册，试图在特定州推翻选举结果。司法部民权司70％的律师已经离职——政府在裁决公布前就将他们清理出局。

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看，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保护被削弱，执法被削弱，施加在选举机制上的压力则越来越大。

特朗普是近一代人以来，第一位在《投票权法》保护并不完整的情况下当选的总统。而周三的裁决确保，他不会是最后一位。

此刻有一种特别深重、深入骨头的疲惫，我必须把它说出来：那是一种对不断重复的疲惫。每一代好不容易为自己争取到一点进步的美国黑人，都会眼看着下一代继承同样的斗争，只不过换上了新的、更加体面的法律术语。我们并不是站在前辈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我们又一次不得不把一生耗费在捍卫和重建这些成果上。

这是一种惊人的时间浪费。

乔治·亨利·怀特当年对第56届国会说，凤凰终将升起。它确实升起了，但不是因为美国愿意如此，而是因为人们用64年时间逼迫它如此。《投票权法》正是这样的产物：它不是礼物，不是让步，而是我们的前辈强加给这个若无约束便不会行正道的国家的一道限制。

在这件事上，我不相信美国。我想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相信。相比之下，我更想问的是：面对一个从来不会主动做正确之事的国家，我们准备采取什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