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治不了的歪风陋习！唯独毛主席年代，竟一举彻底全面根除。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里，北平市公安局出动两千四百多名干警。在这之前的几小时，代表会议刚刚通过相关决议。十二个小时内，全市二百二十四家挂牌的妓院全部被查封。

一千两百多名妓女被集中收容，妓院老板全部被押走。在此之前，这项产业在中国合法存在数千年，历朝历代都会从中抽取重税。这种突如其来的全面取缔，让当时习惯了旧秩序的人感到异常突然。

查封只是第一步，新政权随后设立了妇女生产教养院。被收容的妇女在这里接受身体检查，当时数据显示超九成人员患有性病。政府直接调用了当时属于稀缺物资的盘尼西林，给她们免费打针治病。

身体康复后是技能培训。教养院里搬来机器，专门的技工手把手教她们纺织或做火柴。完成培训后，民政部门将这些妇女分批安排进国营工厂，换上统一工装，按月领取固定的工资。

上海的情况截然不同。作为工商业中心，其相关场所数量巨大，且与青帮等地方黑社会深度绑定。接管初期，并没有立即采取一刀切的查封行动，而是实行先限制后取缔的策略。

管理部门停止核发新营业执照，接着大幅度提高专项税收，用经济手段压缩老板逃税的利润空间。直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上海才集中警力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

伴随这些场所消亡的，是盘根错节的黑恶帮派。旧社会的帮派依靠包揽黄赌毒产业维持运转，头目与军警高层相互勾结。新政权直接打掉非法产业，帮派失去经济来源后迅速瓦解。

同样瓦解的还有庞大的民间秘密组织“一贯道”。他们利用迷信思想敛财，甚至配合潜伏特务从事破坏活动。一九五零年底，全国开展了针对此类组织的取缔行动。

面对被洗脑的信徒，公安机关在北平、天津等地的公园举办大型实物展览会。查抄出来的骗人道具被全部公开展示。展品中有暗藏弹簧的神佛雕像，有制造所谓鬼火的化学材料。

这种将骗局底牌彻底公开的展示，打破了信徒对组织高层的盲从。大批基层群众看清实物后，主动在报纸上声明退出。失去底层供养的组织高层失去了活动空间。

毒品治理同样严峻。从晚清到民国，鸦片税是地方军阀的重要军费来源。许多军阀强迫农民在良田里改种罂粟，不种就会被征收高额税款。毒品交易深植于当时的农业体系。

一九五零年二月，政务院发布通令。各地派出人员深入农村，强制铲除罂粟改种粮食。对于制毒贩毒首要分子予以严厉制裁，没收非法所得，彻底切断原有的流通网络。

针对吸毒人员，政府设定明确期限。限期内主动上交烟具的人员免予追究责任。各地卫生部门设立戒毒所配制戒断药物，成瘾者在民兵监督下集中进行劳动改造。

这次的处理方式，在于重构了基层的政治经济制度。土改消灭了旧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街道居民委员会，将日常的治安防范网络落实到每一个胡同和家庭。

治保委员对所在街区的人口流动了如指掌。任何外来可疑人员进入辖区，立刻会被周边居民发现。这种群防群治的人员管理模式，使当时的刑事犯罪率呈现断崖式下降。

切断了原有的利益链条后，为了防止接管城市的行政人员沾染旧习气，一九五一年末开展了反贪污浪费运动。各级机关成立核算委员会，鼓励职工直接查对日常账目。

这场运动中，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和现书记张子善的贪污案被查处。两人都在战争年代有过重大立功记录，却在接管城市后利用职权盗窃国家资财一百七十一亿多圆旧币。

一九五二年二月，两人被执行死刑。这一决定震慑了当时的行政管理系统。所有人员实行严格的级别工资制，下基层参加体力劳动成为干部的常态化硬性考核规定。

国家的财政收入切断了特种税这根支柱，所有财务账目要求向基层公开。当权者个人的吃穿用度与普通工人的配给标准直接挂钩，管理人员的行政权力被置于普通职工的视线范围之内。

那些曾经躲在幕后收钱的黑帮大亨，在交出全部地盘后真的甘心每天去扫大街吗？当他们握着竹扫帚，看着周围路过的街坊再也没有人停下来鞠躬叫爷的时候，心里最顾虑的，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