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没多少人知道,这个翻译过《荒原》《草叶集》的才女,以前得过精神分裂症;更没人清楚,她心里那个一直没愈合的窟窿,是1966年爱人陈梦家走时留下的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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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那年,她没读初中,直接跳级进了燕大附中,比同班同学小了两岁,成绩却一直是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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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赵萝蕤,身边从不缺追求者,其中就有后来写出《围城》的钱钟书,他常说“萝蕤是燕大最会读书的姑娘”,可她偏偏看上了“新月派”诗人陈梦家。
陈梦家比她大两岁,写诗厉害,人也俊朗,穿件洗得发白的长衫,站在燕大的银杏树下读诗时,总引得女生偷偷看。
抗战打响后,陈梦家去了昆明西南联大教书,赵萝蕤也跟着去了。以前在北平住大院子,有佣人伺候,到了昆明只能挤在一间漏雨的土坯房里。
赵萝蕤从名门闺秀变成了操持家务的主妇,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排队买米,回来还要自己生炉子做饭,陈梦家的长衫破了,她就戴上老花镜一针一线缝补。
那时候虽然穷,可家里总有书香和笑声,赵萝蕤说,那是她这辈子最踏实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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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国内局势动荡,美国的朋友劝她留下,说给她找好大学教职,可她摇头,“梦家要回去,我得跟着”。夫妻俩带着简单的行李,坐了半个月轮船回了北平。
赵萝蕤躲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口号声,突然就倒在地上抽搐,被送进医院,医生说她是“急性精神障碍”,这是她第一次精神崩溃。
1966年9月3日早上,赵萝蕤去买菜,回来推不开卧室门,撞开后看见陈梦家吊在房梁上,脚下是踢翻的板凳。她没哭,就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直到邻居来叫她,她才突然尖叫一声,晕了过去。
从那以后,赵萝蕤的精神分裂症就没好过。有时候清醒,就坐在书桌前翻陈梦家留下的书;有时候糊涂,就对着空气说话,喊“梦家,该吃饭了”。
单位把她安排进一间小破屋,墙皮都掉了,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堆着她没译完的书。她白天去扫大街,晚上回来就抱着书发呆,谁也不理,只有书陪着她。
1979年,赵萝蕤快70岁了,身体也不大好,精神分裂症时不时就犯。但她想起以前和陈梦家聊天,陈梦家说惠特曼的《草叶集》写得好,充满了生命力,还说要是有人能把它完整翻译过来就好了。赵萝蕤就想着把这本书翻译出来,算是给陈梦家一个交代。
就这么熬了十二年,1991年,《草叶集》全译本终于出版了。书一出来,不光中国的学者说好,连美国的读者都不敢相信,这么厚的一本书,居然是一个得了精神病的中国老太太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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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站在鲜花和掌声里,她眼神里那片深不见底的忧伤,比奖杯还沉。
有记者问她,为啥不写写陈梦家,她捏着奖杯的手紧了紧,沉默半天,才轻轻说“梦家的事,我不愿意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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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支撑她的,是翻译《荒原》《草叶集》的才华,像铠甲一样护着她熬过苦日子;可也是这才华,让她比谁都清楚失去梦家有多痛,像盐撒在伤口上,一直疼。
现在她终于不用再疼了,在另一个世界里,她应该能找到那个穿长衫的少年,他还站在燕大的银杏树下,笑着喊她“萝蕤”,这一次,再也不会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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