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挑拨廖汉生与丁盛关系：两次欺负搭档！丁盛：这什么时候的事

1986年深秋，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口述史料整理小组接到一个棘手任务：为即将出版的《南京军区人物志》补齐廖汉生、丁盛两位上将的共事篇章。负责整理的研究员在审阅两人递交的回忆稿时发现一句颇为扎眼的话——“当年有人说我欺负了丁盛”。这话来自廖汉生，落款时间是1985年夏。研究员心里嘀咕：这段陈年旧事究竟是怎么来的？

把时钟拨回1975年3月。那一年，54岁的廖汉生奉命离开北京，南下南京，出任南京军区政委。在此之前，他已在总部机关干了八年，对南京并不算陌生：1954年，他曾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读战役系，随后又担任过院长。可这次的“回归”与以往大不相同，因为等待他的，是素有“敢说敢干”之名的司令员丁盛。

丁盛比廖汉生小两岁。1969年林彪事件后，他从广州军区调到江西主持工作，1973年春再度北上，接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两人其实是同窗，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课堂上就结下交情。按党内排名，丁盛是军区党委第三书记，身为政委的廖汉生则列第四，指挥权牢牢在丁盛手里。不过，表面级别的差异并未妨碍二人合作。开会时，一个讲军事，一个抓政治；下部队，一个看训练，一个访家属，说起来是无缝衔接。

正当配合愉快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皮肤毒发差点要了廖汉生的命。医生建议立即送往上海瑞金医院，否则危险。可那时的沪上局势复杂，地方负责人多出身“造反派”，部队干部住院并非一帆风顺。关键时刻，丁盛直接拿起电话拨给上海市有关负责人：“廖政委是军区首长，务必全力救治。”电话没几分钟，病房、专家、药品一应俱全。数月后，廖汉生才扛过危险期。若无这通电话，后果难料。

偏偏风波就在此刻埋下伏笔。1976年春，两位将军同赴北京参加中央会议。散会间隙，“她”——那位位高权重、脾气乖张的江某人——突然盯着廖汉生：“听说你老是欺负丁盛？”话音未落，会场一片静默。廖汉生愣了几秒，起身答道：“若有工作失误，请批评指正。但欺负司令员之说，绝无其事。”气氛瞬间结冰。主持人忙出来打圆场：“开个玩笑，别当真。”

谁知隔了没几天，另一场会议上，江某又旧事重提：“廖汉生，你得改改脾气，别欺负丁盛同志。”这回廖汉生沉住气没吭声，心里却升起疑团：哪来的风？会后他悄悄问丁盛，对方张口就来一句：“这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两人面面相觑，心照不宣——有人在挑拨。

从丁盛留下的《南国北疆五十年》手稿里可以找到侧证。他写道：“我与廖政委共事两载，从未受何欺压。若说摩擦，工作中哪能没有？可连小火星都不算。”然而，他也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运动风起时，我听说同志们对我留有微词，说我不够坚决。”那一年，清查“极左”余毒甚紧，谁也不敢轻言否认。

军区内部知道此事的干部回忆，当时的“批判会”上确有人带着口风试探：廖汉生是不是借抓战备之名压司令员？又说丁盛外放前在广州军区有“老部下”，与南京本地人马不和，廖政委未替他“说话”。这种似是而非的细节，在动荡岁月里足以点燃猜忌。

值得一提的是，廖汉生晚年曾对身边人谈及那段经历，他一句“若真有失误，骂我即可，何必编排欺负”让听者忍俊不禁。丁盛则在90岁寿辰时被问及此事，他摆手：“早翻篇啦！那点风凉话，经不起推敲。”

回到1977年春，粉碎“四人帮”后，军队清理遗留问题。中央军委派人到南京，逐个谈话。调查结论写得很干脆：未发现廖、丁矛盾。文件送上去后，毛病算是“销案”。然而在官场，人情凉暖并非纸面三言两语能抹平。有人私下揣度，这场莫名指责多少让两位老人心里留了道暗痕。

1980年代，军队精简整编，丁盛调任国防科委顾问，次年离休；廖汉生调回北京任全国人大常委，两人皆进入“专注回忆录与家务”的悠闲时期。也是这时，他们才有时间给各自的晚辈还原真相。一次聚会，丁盛把酒杯往桌上一顿：“我若真被他欺负，能一口气喝完这一满杯？”席间一片大笑。矛盾，就此随笑声散了。

试想若当年挑拨得逞，南京军区的军政关系必现裂痕。那是对稳定极度敏感的年代，任何裂痕都可能被放大为“路线斗争”。这正说明，谣言虽短，却能割裂并肩浴血多年的战友。

回看两位将军的履历，更能体会此事的荒诞。廖汉生16岁参加红军，长征路上就因伤落后，被战友抬着走；抗战时期，他在晋绥前线与日军周旋，靠一口破铜锣指挥夜袭；解放战争中，他率独立1旅奔袭榆林，成就“大破胡宗南”一战。丁盛则出身湘西，1933年参加红军，平江会师时不过十三岁。渡江战役中，他率第47军强渡长江，大旗插在南京下关江畔。两人在生死线上结下的情谊，不是几句闲言碎语能撼动。

有朋友问，江某为何要接连点名？学界常见两种推测：一是借题发挥，分化军政高层，为其个人权力铺路；二是意在敲打丁盛，让他表态站队。无论答案是哪一个，都折射出当年政治空气的紧张。

更微妙的是，廖汉生那时正因病住院，身体孱弱；丁盛却在抓军事训练，风头正健。组织内部有意利用“体弱军政”与“强势主官”的对比，搅动情绪，制造从属关系的不稳，也不是没可能。历史资料虽难给出定论，但细究当事人口述与文件交叉，能看出两点：一、那两次“批评”之前，并没有任何关于“欺负”事件的正式材料；二、事后再无干部、战士能举出具体事例。

时间来到1992年，《南京军区人物志》终于定稿。编辑部给廖、丁二老各寄去试印本，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廖汉生只在边角写下“以史为鉴，莫忘大局”八个字；丁盛的批注更简单，只有一行：“无事何必多言？”两位老战友的默契，隔着纸张也能感到。

遗憾的是，丁盛于1995年病逝，当年70岁；廖汉生则在2006年谢世，享年85岁。他们带走了太多细节，留给后人的是三言两语的回忆与若隐若现的尘封往事。然而，从已公开的档案与口述可以确认：所谓“政委欺负司令员”的说法，从头到尾就是无事生非。

至此，整理者在书稿末尾加了一段注释：“关于1975—1976年间所谓‘廖欺丁’之说，经多方查证，无确凿事例。两位当事人均予否认，可视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流言。”这段注释未必能满足所有好奇，却为读者留下一点思考：动荡时期，一句空穴来风足以搅动万千人的心。识别与瓦解挑拨，向来是政治斗争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