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逃荒到姑姑家，姑父给我8斤红薯面 回家路上打开袋子我傻眼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1969年逃荒到姑姑家，姑父给我8斤红薯面，回家路上打开袋子我傻眼

第一章 那年春天，万物都在挨饿

1969年的春天，我十五岁。

十五岁是个什么概念呢？搁现在，十五岁的孩子还在为考不上重点高中发愁。可那一年，我发愁的是下一顿吃什么。

说实话，我已经记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彻底断粮的了。

只记得那年的雪化得特别晚，都三月了，背阴的地方还有积雪。地里的野菜还没长出来，树上的榆钱也还小，全村人都在熬，都在等。

等老天爷开眼，等春天真正来。

可春天来得太慢了。

我们家六口人——爹、娘、我、大弟、二弟、小妹。六张嘴，三根肠子，饿得咕噜咕噜响。

爹是生产队里的壮劳力，干一天活挣十个工分，可年底分红的时候，刨去口粮钱，只剩下一块六毛八。那块六毛八在爹的口袋里装了半年，愣是没敢花。

不是不想花，是没东西可买。

粮店里的粮食要粮票，黑市上的粮食要高价，我们家既没有多余的粮票，也出不起高价。

娘从一开始的一天三顿饭减到两顿，又从两顿减到一顿，最后连一顿都凑不齐了。她给我们的碗里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红薯面糊糊，自己端着碗坐在灶台后面，拿水涮涮锅底，把那点带着糊味的涮锅水喝了。

大弟十二岁，二弟九岁，小妹才六岁。

小妹饿得直哭，她的哭声不像别的孩子那么响亮，细细的，像蚊子哼，哼得人心都要碎了。

爹那天从生产队回来，脸色铁青。他在门槛上坐了很久，一根接一根地抽旱烟，一句话也不说。

娘走过去，蹲下来，小声问：“咋了？”

爹把烟头摁灭，声音沙哑：“你哥那边……有没有信来？”

娘愣了一下。她哥——也就是我大舅，在东北，好几年没联系了。倒不是不想联系，是联系不上。那个年头，一封信在路上走个把月是常事，丢信也是常事。

“去年冬天来过一封信，说他们那边也不好过。”娘说。

爹又沉默了很久。

“我想让建设去他姑姑家看看。”爹终于说出了口，“他姑姑嫁到河南了，那边是平原，兴许日子好过些。”

娘没说话。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姑姑嫁到河南十几年了，几乎没回来过。一是路远，二是穷，回一趟娘家花不起那个路费。姑姑跟家里的联系也就是逢年过节托人捎句话，或者偶尔来一封信。

让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跑几百里地去求人，娘心里不落忍。

可她没有别的办法。

“建设，”爹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神色，“你能去不？”

“能。”我没有任何犹豫。

十五岁的男孩子，饿得前胸贴后背，却张口就是“能”。

不是因为我勇敢，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我为这个家做事的唯一机会。

第二章 走出那片黄土地

爹跟生产队借了五块钱。

借这五块钱不容易。生产队也没有余钱，队长犹豫了好几天，最后拍了一下桌子：“孩子出门不容易，这钱队里出了。记在你们家账上，年底分红扣。”

爹千恩万谢。

娘连夜给我烙了三个杂面饼子，那是把家里最后一把杂面搜刮干净才凑出来的。饼子不大，巴掌大小，黑黢黢的，硬得像鞋底。娘用一块旧布包好，塞进我随身带的那个破布包里。

“路上舍不得吃，实在饿得不行了再吃一口。”娘嘱咐我。

“晓得了。”

她又往我兜里塞了两个煮鸡蛋。鸡蛋是邻居张婶借的，说好了秋后还。

“鸡蛋给你姑姑带的，别在路上吃了。”娘又说。

“晓得了。”

爹把借来的五块钱对折了又对折，塞进我裤腰带上缝的一个小口袋里。那是我娘专门给我缝的，贴身藏着，怕被贼偷。

“钱藏好，别露出来。”爹说，“到了你姑姑家，看着情况说话。要是人家日子也紧巴，别强求。”

“晓得了。”

我背起布包，穿上那双打了补丁的解放鞋，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小妹趴在门槛上，一双大眼睛看着我，不知道她哥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这一去要多少天。她只知道她哥要走了，于是瘪着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建设——”娘叫了我一声，又没往下说，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娘，我走了。”我说。

“路上小心。”

“哎。”

我转身走了，没敢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从我们村到河南姑姑家，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坐火车要倒三趟，走路还得大半天。

说是坐火车，其实大半程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那时候的火车慢得像老牛拉破车，逢站就停，等个人等的半个时辰都走不了。可比起走路，火车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

我没钱买全程的票。爹给我买的票只到临汾，剩下的路程，我打算扒火车。

扒火车这事儿说起来不好听，可那个年头，穷人家的孩子有几个没扒过火车？

我走了整整一天才走到火车站。其间我把那三个杂面饼子硬撑着没动，只在路过一条小河的时候喝了几口凉水，又在一棵槐树下歇了一会儿，顺手撸了几把刚冒头的槐树叶子嚼了。

槐树叶子苦，涩，咽下去的时候嗓子眼被剌得生疼。但在那个时候，有东西嚼就是天大的幸福。

到了火车站，天已经快黑了。

火车站不大，灰扑扑的站房，昏黄的灯光，稀稀拉拉几个等车的人。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车票，在人群里挤来挤去，找到了我要坐的那趟车。

火车进站的时候，一声长鸣，汽笛声在暮色里传得很远。

我跟着人群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着蓝布褂子，脸瘦得颧骨高高的，眼睛闭着，像是睡着了，又像是饿晕了。

车开了，窗外的风景慢慢从黄土变成了平原，又从平原变成了山丘。我盯着窗外，脑子里乱糟糟的。

姑姑长什么样来着？

我其实没见过姑姑几面。上一次见她是六年前，她带着表弟表妹回娘家过年。那时候我还小，只记得姑姑说话带着一股河南腔，笑起来声音很大，干活利索，一个人在灶房里能忙活出一大桌子菜。

她还给我塞过一把花生。那是六年前的事了，我都还记得。

花生在那个年代是稀罕东西，我舍不得吃，装在口袋里揣了好几天，最后被娘发现了，没收了，说留着过年吃。

后来那花生是不是过年吃了，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那把花生的味道——香，脆，带着一点点泥土的气息。

火车晃晃悠悠地走了大半天，到了临汾。

我下了车，没出站，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翻过一道矮墙，跳到了另一条铁轨旁边。

接下来我要扒一辆往南去的货车。

货车不比客车，没座位，没窗户，有时候连车门都没有。运气好的时候能钻进空车厢里避避风，运气不好就得趴在车顶或者车底的栏杆上，风呼呼地往骨头缝里钻。

我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等到一列往南去的货车。

货车进站的时候速度不快，我瞅准时机，跟着跑了几步，抓住车厢外面的铁梯子，一个翻身爬了上去。

车厢是空的，锈迹斑斑的车底板上散落着一些稻草和煤渣。我缩在角落里，把布包抱在怀里，闭上眼睛。

车晃晃悠悠地开了，铁轮子轧过铁轨，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一下一下，像人的心跳。

我不知道这趟车会把带到哪里。我只知道方向是对的——往南，往河南。

天亮的时候，车停了。我跳下车一问，已经到了河南境内。

剩下的路得靠走了。

第三章 姑姑家

我从天亮走到天黑，走了整整一天。

中间问了好几次路，拐了好几个弯，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那些村庄跟我们村差不多——土墙，茅草顶，灰扑扑的，没什么生气。

村子里的狗叫得凶，我绕着走，不敢惹它们。

走到最后，我的腿已经不是腿了，是两根灌了铅的木棍。脚上磨出两个大泡，泡破了，袜子粘在伤口上，走一步疼一下。

天快黑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姑姑家所在的村子。

村口有棵大槐树，树下坐着一个老汉，手里端着碗，碗里是黑乎乎的红薯面糊糊。他看见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找谁？”老汉问。

“我找我姑姑，刘秀英。”我说。

“刘秀英？”老汉想了想，“她男人是不是叫赵德厚？”

“对，赵德厚，我姑父。”

“往前走，第三家，门口有棵枣树的就是。”老汉说完，低头喝糊糊，不再理我。

我谢过老汉，拖着两条腿往前走了三家，果然看见一棵枣树。

枣树不高，枝枝丫丫的，刚冒出一点嫩芽。树下是一个土墙院子，院门是两扇木板拼的，关得不严实，能看见里面的动静。

我站在门口，心跳得很厉害。

说实话，我有点怕。

我怕姑姑不认我，怕姑父嫌弃我，怕他们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怕自己白跑一趟，更怕回去以后没法跟爹娘交代。

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谁呀？”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脸。

那张脸瘦，黄，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但眉眼之间还能看出我娘的样子。

是姑姑。

“姑姑！”我叫了一声。

姑姑愣了一下，眯着眼睛看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瞪大了眼：“你是……建设？”

“是我，姑姑。”

“老天爷啊！”姑姑一把拉开门，拽着我的胳膊把我往里拉，“你这是打哪儿来的？你咋来了？你爹你娘还好不？”

她一连串地问了好几个问题，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她拉进了院子。

院子不大，收拾得还算整齐。靠墙堆着一捆柴火，墙角有个鸡窝，鸡窝里窝着两只瘦骨嶙峋的母鸡。

堂屋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男人。

四十来岁，中等个子，腰背挺得直直的，脸四四方方，浓眉大眼。穿着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但洗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我姑父，赵德厚。

“德厚，这是建设，我侄儿，我大哥家的孩子！”姑姑赶紧介绍。

姑父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那身打了补丁的衣服上停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来了？”他说。

“姑父。”我叫了一声。

“进屋坐。”他说完转身进了屋。

姑姑拉着我跟进去，让我坐在凳子上，又忙着去倒水。我端着碗喝了一口，是白开水，烫嘴，但心里暖烘烘的。

“建设，你爹你娘身体咋样？”姑姑坐在我对面，眼睛一直没离开我。

“都还行，就是……”

我没说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自己饿了，说自己走了几百里路来，就是为了找口吃的。

姑姑是聪明人，她看我的表情就明白了。

“还没吃饭吧？”她站起来，“你等着，我给你弄点吃的。”

“姑姑，不用——”

“坐着别动。”姑姑不容分说地去了灶房。

堂屋里只剩下我和姑父。

姑父坐在我对面，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慢慢地抽。烟雾在他面前散开，他的脸藏在烟雾后面，看不太真切。

“你多大？”他问。

“十五。”

“一个人来的？”

“嗯。”

“走了多久？”

“两天。”

他“嗯”了一声，没再问了。

过了一会儿，姑姑端着两碗东西进来了。一碗放在我面前，一碗放在姑父面前。

我低头一看，是一碗红薯面糊糊，稠稠的，能立住筷子。糊糊上面还飘着几片野菜叶子，绿生生的，看着就让人咽口水。

我端起碗，顾不上烫，稀里呼噜地喝了起来。

红薯面糊糊有点涩，带着一股红薯特有的甜味。热乎乎地灌进肚子里，从嗓子眼一直暖到胃里，暖得我眼眶发酸。

姑姑在旁边看着我，眼眶也红了。

“慢点吃，别烫着。”她说着，声音有点发抖。

我一口气把一碗糊糊喝了个精光，连碗底都舔了。

“还要不？”姑姑问。

我看了一眼姑父，他碗里的糊糊还没怎么动。

“不要了，吃饱了。”我说。

姑姑又去灶房了，过了一会儿端出来半碗咸菜，放在桌上：“就着吃点，光喝糊糊没味道。”

姑父把他碗里的糊糊往我面前推了推：“我吃不了那么多，你帮我吃了。”

我看了一眼姑父，他面无表情地低头抽烟。

我知道他不是吃不了，是让给我吃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端起碗，把那碗糊糊也喝了。

说实话，我那时候真饿，饿得能吃下一头牛。两碗糊糊下肚，也就垫了个底。但我不能再吃了，那是姑姑姑父的口粮，我吃多了，他们就少了。

吃完饭，姑姑给我打了盆热水，让我泡脚。

我把鞋脱了，袜子黏在脚上，撕下来的时候带下来一块皮，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姑姑看见我脚上的血泡和水泡，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可怜的娃啊，走了这么远的路。”她一边哭一边帮我把脚擦干净，又找了块干净的布给我包上。

姑父站在门口，叼着烟，看着这边，什么也没说。

但我注意到，他的眉头皱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睡在堂屋的条凳上。姑姑给我铺了一床被子，虽然是旧的，但洗得很干净，有太阳的味道。

我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睡梦中，我听见隔壁屋里姑姑和姑父在说话。声音不大，断断续续的，听不太真切。只恍惚听见姑姑说了一句“他就个孩子”，姑父回了句什么，然后就没声音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姑姑已经做好了早饭。

还是一锅红薯面糊糊，但比昨天稀了不少，稀得能照见人影。

我端着碗，心里明白了——昨天的两碗糊糊，是姑姑姑父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他们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白天，姑父去生产队干活了，姑姑在家里忙活。我闲着没事，帮着姑姑劈柴、挑水、扫院子。

姑姑不让我干活，说我是客人。我没听她的，该干嘛干嘛。吃人家的饭，不干活我心里不踏实。

劈柴的时候，姑姑在旁边跟我说话。

“你爹……”姑姑欲言又止，“他身子骨还行？”

“还行，就是吃得少，瘦了不少。”

姑姑叹了口气。

“你娘呢？”

“也瘦，但她不让我们看见。”我说，“她把吃的全给了我们几个小的，自己喝涮锅水。”

姑姑的眼泪又下来了。她这个人爱哭，说两句就哭。

“日子难啊。”姑姑抹着眼泪说，“哪儿的日子都难。你姑父在生产队一天挣八个工分，年底分红能分个百把块钱，可粮不够吃。你们在山西难，我们在河南也一样难。”

我没说话，低头劈柴。

“你姑父那个人，”姑姑顿了顿，“你别看他话不多，心不坏。就是这几年日子紧巴，他心里头急，脾气不太好。”

“我晓得的。”

“你来的事儿，昨晚我跟他商量了。”姑姑看了我一眼，“他……”

“他咋说？”我忍不住问。

姑姑犹豫了一下：“他说……看看再说。”

我不知道“看看再说”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敢再问了。

第四章 八斤红薯面

我在姑姑家待了三天。

这三天里，我尽量少吃饭，多干活。姑姑端上来的糊糊，我每次都只喝半碗，剩下半碗推给姑父。姑父每次都看我一眼，然后把碗推回来。

“你吃。”他说。

“我吃过了。”

“你再吃。”

就这么推来推去，最后往往是姑姑把这半碗糊糊分了，一人几口，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第三天的晚上，姑姑对我说：“建设，明天我让你姑父去大队借点粮食，你带回去。”

“借？”我说。

“嗯，先借着，以后慢慢还。”

“别借了。”我说，“姑姑，你们日子也不好过，别再给我们添负担了。”

“你这话说的，”姑姑不愿意了，“你是我的侄儿，我能看着你们一家饿死？”

我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又听见姑姑和姑父在隔壁屋里说话。这次声音比前两天大了一些，我能听清几个字。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姑姑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有什么办法？大队那边我也说不上话。”姑父的声音闷闷的。

“你不是跟大队书记熟吗？你跟他说说——”

“说啥？说我侄儿从山西来了，让我们借点粮食？大队又不是我开的，我说借就能借？”

“那你就眼睁睁看着建设空手回去？”

沉默了很久。

“我再想想。”姑父说。

第二天一早，姑父没去上工。

他吃了早饭，换了件干净的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然后出门了。

“你姑父去大队了。”姑姑跟我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希望。

我在院子里等了一上午，心一直悬着。

快到中午的时候，姑父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没说话，径直进了堂屋。

姑姑跟了进去。

我站在院子里，没敢跟进去。但堂屋的门没关，他们的对话我能听得一清二楚。

“咋样了？”姑姑问。

“大队说没有余粮。”姑父的声音很冷。

“一点都没有？”

“有一点，但不敢动。说是要留到夏收，怕万一青黄不接的时候断了顿。”

姑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姑姑又说：“那……咱自己家的呢？”

“咱自己家还有啥你不知道？”姑父的声音提高了，“咱家就剩下那点红薯面了，给了建设，咱吃啥？”

“咱省着点吃——”

“省？你告诉我怎么省？”姑父的声音越来越大，“咱俩已经一天两顿了，再省就是一顿。一顿你能撑得住，我能撑得住，那两个孩子呢？他们也跟着饿？”

我站在院子里，手脚冰凉。

姑姑和姑父有两个孩子，表弟赵小军八岁，表妹赵小燕五岁。这三天我见过他们，两个瘦巴巴的孩子，眼睛又大又亮，看着人的时候像两只受惊的小兔子。

他们也没吃饱过。

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不该来。

我来之前想的是找姑姑帮忙，可来了以后才发现，姑姑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我这不是求人帮忙，是给人添堵。

我应该走的。

我转过身，想去屋里收拾东西，准备下午就走。

就在这时，堂屋里传来姑姑的哭声。

“德厚，我求求你了。我大哥一家在山西都快饿死了，建设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跑了这么远的路来，你就忍心让他空着手回去？”

“我没说不给他——”

“那你倒是给啊！”

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我听见姑父长长地叹了口气。

“行了，别哭了。”他的声音低了下来，“你去找个袋子，把咱家那点红薯面分一半出来，给建设带上。”

“一半？”

“一半。”姑父说，“给建设一半，咱留一半。”

我能听出来，“一半”这两个字，姑父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我的心像是被人攥了一下，又酸又疼。

下午，姑姑找了一个布袋子，开始往里面装红薯面。

红薯面是装在缸里的，掀开盖子，一股红薯特有的甜味飘出来。姑姑一瓢一瓢地舀，每舀一瓢，缸里的面就少一截。

姑父站在旁边看着，面无表情。

姑姑装了大概有七八斤的样子，把袋子口系好，递给我。

“建设，这是八斤红薯面。你带回去，让你娘掺点野菜，能撑一阵子。”姑姑说着，眼眶又红了。

我接过袋子，沉甸甸的，压在手上，也压在心上。

“姑姑，姑父，谢谢你们。”我说，声音有点哑。

“谢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姑姑抹了把眼泪。

姑父站在旁边，从兜里摸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我低头一看，是两块钱。

“拿着。”姑父说，声音不大，但很干脆。

“姑父，我不要——”

“拿着。”姑父的声音大了一些，不容拒绝，“路上要吃饭，不能饿着肚子往回走。”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了那两块钱。

钱是皱巴巴的，有股烟味。

我攥着那两块钱，心里头翻江倒海的。

“姑父，姑姑，等我回去了，以后日子好过了，我一定还你们。”

姑父摆了摆手，没说话，转身去院子里抽烟了。

第五章 回家的路上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出发了。

姑姑送我到村口，嘱咐了一遍又一遍：“路上小心，看好东西，别让人偷了。饿了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别硬撑着。”

“晓得了，姑姑，您回去吧。”

“慢点走。”

“哎。”

我走出老远，回头看了一下，姑姑还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晨风吹着她的衣角，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个黑点。

我转过身，加快脚步。

回家的路和来的时候一样远，但我的心比来的时候沉了很多。

来的时候，我心里还抱着希望，想着到了姑姑家，或许能带回一些粮食，让全家老小吃上几顿饱饭。

现在粮食是有了——八斤红薯面。

八斤，听起来不少，可那可是全家人几天的口粮啊。拿回家掺上野菜，最多能吃十来天。十来天以后呢？

我不敢想。

更让我心里不是滋味的，是那八斤红薯面是怎么来的。

那是姑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姑父咬着牙从自家口粮里分出来的一半。我拿走了那八斤面，姑姑一家人就得饿肚子。

表弟小军八岁，表妹小燕五岁，他们也要跟着饿。

我想着想着，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十五岁的男孩子，饿了两天肚子，走了几百里路，没哭过。可想到那两个瘦巴巴的孩子，想到他们或许会因为少了这八斤面而饿得更瘦，眼泪就忍不住了。

我使劲吸了吸鼻子，把眼泪憋了回去。

不能哭。没出息。

走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到了一个镇子。

镇子不大，一条土路从中间穿过，两边有一些店铺——供销社、邮局、铁匠铺、一个小饭馆。

小饭馆门口支着一口大锅，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一股香味从里面飘出来，钻进我的鼻子里。

是面的味道。

我的肚子“咕噜”叫了一声，叫得又响又长。

我咽了口唾沫，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姑父给的那两块钱。

要不要买个馒头吃？

来的时候，娘给我烙的三个杂面饼子，我在路上省着吃，每顿只咬一小口，一共吃了两天。最后一个饼子在昨天下午吃完了。今天早上在姑姑家喝了半碗红薯面糊糊，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早就消化干净了。

我饿了，饿得胃里像有只手在拧。

可我又舍不得花那两块钱。

那两块钱是姑父给的，不是我的。我花了，回去怎么跟爹娘交代？爹娘要是知道我路上把钱花光了，会怎么想？

我咬了咬牙，从小饭馆门口走过去了。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路过一个村庄。村口有口井，几个妇女在井边打水。

我走过去，跟一个大婶说：“大婶，能给口水喝吗？”

大婶看了我一眼，看见我背上的布袋子，又看了看我脚上破了洞的解放鞋，叹了口气。

“等着。”她拿了个破了边的碗，从桶里舀了一碗水递给我。

“谢谢大婶。”

“不谢。”大婶上下打量我，“你打哪儿来？”

“河南。”

“往哪去？”

“山西。”我说。

“哎哟，那可远着呢。”大婶咂了咂嘴，“你这娃娃胆子不小啊，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

我笑了笑，没说话。

喝完水，把碗还给大婶，继续赶路。

太阳越来越高了，晒得人头皮发烫。我把布包从背上取下来，换了只手拎着，腾出一只手遮太阳。

走着走着，我忽然觉得不对劲。

手里的袋子，好像比姑姑刚给我那会儿轻了不少？

我停下脚步，把袋子放在地上，仔细看了看。

袋子口系得好好的，没有松开。袋子上也没有破洞。可我就是觉得轻了。

我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蹲下来，解开袋子口的绳子。

然后我就愣住了。

袋子里的红薯面，少了。

不是少了一点，是少了一大截。

我往袋子里看了看，又把手伸进去摸了摸。没错，面少了很多，大概只剩下一半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明明一路上都没打开过袋子，面怎么会少了？

难道是谁偷了？什么时候偷的？谁偷的？

我脑子嗡嗡的，拼命回想这一路上的经过。

从小饭馆门口路过的时候，我把袋子拎在手里，没放下过。在村口跟大婶要水喝的时候，袋子也一直在我手里，没有离过身。

不对，有一次，袋子离过身。

我想起来了——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我把袋子放在地上，靠着墙根打了个盹。

就是那一次！

我在火车站睡着了，大约睡了一两个小时。醒来的时候袋子还在，系得好好的，我就没打开检查。

一定是那时候被人动了手脚。

有人在袋子上扎了个小洞，用什么东西把里面的面给掏走了。

我赶紧翻过袋子，仔细找，果然在袋子底部发现了一个小口子。口子不大，像是用刀子划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我浑身一下子凉了，像是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盆冰水。

八斤红薯面啊，那是我姑姑姑父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救命粮啊！

我蹲在路边，抱着那个少了一半的布袋，浑身发抖。

不是气的，是怕的。

不是怕自己挨饿，是怕回去没法跟爹娘交代，更怕对不起姑姑姑父。

人家从嘴里省出来的粮食，我还没到家就给弄丢了一半。我算什么男人？算什么儿子？算什么侄子？

我蹲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过了好一会儿，我慢慢地站起来，把手伸进袋子里，把剩下的面掏出来看了看。

大概还有三四斤的样子。

三四斤，连姑姑给的一半都不到。

我把袋子口重新系好，抱在怀里，继续往前走。

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趟。

我想了很多。

想到了娘蹲在灶台后面喝涮锅水的样子，想到了爹坐在门槛上愁眉苦脸地抽烟，想到了小妹趴在门槛上看着我离开的那个眼神。

想到了姑姑哭红的眼眶，想到了姑父咬着牙说出“一半”那两个字时的表情。

想到了那两块钱。

两块钱还在口袋里。

我突然站住了。

两块钱。

姑父给我的两块钱。

我摸了摸口袋，那两块钱还在。

如果把这两块钱花了，能买多少红薯面？

我转过身，朝来时的方向走了一段路。走了没几步，又停下来了。

不行。

往回走太远了，天黑之前赶不到那个镇子。而且这个年代，买东西光有钱不行，还得有票。供销社里的粮食是要粮票的，我没有粮票，有钱也买不到。

黑市倒是能买到，可两块钱在黑市上能买多少？顶多一两斤。

而且我没有门路，找不到黑市在哪里。

我又蹲了下来，抱着脑袋，使劲想。

想了一会儿，我决定先把袋子里的面倒出来看看，到底还有多少。

我把袋子里的面小心地倒在一张油纸上——那是娘包饼子用的油纸，我一直没扔，叠好了放在布包最底下。

面倒在油纸上，成一个小堆。我用手比划着估了估，大概有三斤半左右。

三斤半红薯面，加上娘之前那三个杂面饼子被我吃了，口袋里只剩两块钱。

这就是我带回家的全部。

我蹲在路边，面前是那堆红薯面，口袋里是那两块钱，脑子里是爹娘和弟妹的脸。

十五岁的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走投无路。

第六章 袋子里的秘密

我在路边蹲了很久。

路上的行人不多，偶尔有个赶路的从旁边经过，看我一眼，又匆匆走了。没人停下来问我要不要帮忙。这个年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谁也没多余的力气管别人的闲事。

太阳从东边移到了南边，又慢慢往西边偏了。

我不能再蹲下去了。再蹲下去，天黑之前到不了下一个能歇脚的地方。

我把油纸上的红薯面小心地重新装回袋子里。袋子底下有个口子，我把那个口子打了个结，系紧了，又把袋子口捆好，背在身上。

走吧。有三斤半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我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太阳偏西了。天边起了一片云，灰蒙蒙的，风也大了，吹得路边的杨树哗啦啦地响。

要变天了。

我加快了脚步。

又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子。村子不大，十几户人家的样子，土墙茅顶，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飘出炊烟。

看见炊烟，我的肚子又叫了。

今天一整天，我就喝了半碗红薯面糊糊。从早上走到现在，走了快十个小时了，肚子里那点糊糊早就消耗光了。

我想找个地方歇歇脚，再讨口水喝。

进了村，沿路走了几家，看见一户人家的院门开着，一个老太太坐在院子里择菜。菜是野菜，蔫巴巴的，大概是刚从地里挖回来的。

“大娘，”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能给口水喝吗？”

老太太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看我。

“进来吧。”她说。

我走进院子，老太太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递给我。

我接过来，咕咚咕咚喝了个痛快。

“谢谢你，大娘。”

“不谢。”老太太看着我，目光落在我背上的布袋子上，“娃娃，你一个人？打哪儿来？”

“河南，回山西。”

“哟，那可远。”老太太说，“还没吃饭吧？”

我犹豫了一下，没说话。

老太太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转身回了屋。过了一会儿，端出来一个碗，碗里是半碗红薯面糊糊，稀稀的，能看见碗底。

“吃吧。”老太太把碗递给我。

我想说“我不饿”，可肚子不争气，又“咕噜”叫了一声。

“别客气了，吃吧。家里就我一个老婆子，吃不了多少。”老太太说着，把碗塞到我手里。

我端着碗，鼻子发酸。

“大娘，谢谢您。”

“谢啥，谁还没个难的时候。”老太太摆了摆手。

我端起碗，喝了那半碗糊糊。

糊糊很稀，几乎就是一碗带点面味的水。可就是这样一碗稀糊糊，喝到肚子里，整个人都暖和了起来。

喝完糊糊，我把碗还给老太太，从口袋里摸了摸，摸出两毛钱。

“大娘，这钱给您——”

“拿走拿走！”老太太把钱推回来，“我一个老婆子要你的钱干啥？你自己拿着路上花。”

“可您给了我吃的——”

“半碗糊糊值什么钱？别跟我客气了。”老太太把钱塞回我手里，又看了我一眼，“你这孩子，心善。”

我不觉得自己心善，我只觉得自己欠了好多人的人情。

跟老太太道了别，我继续赶路。

走了一会儿，起风了。风很大，卷着地上的尘土，打得人脸生疼。我缩了缩脖子，把布袋抱在怀里，低着头往前走。

按照来时的记忆，再走大概两个小时，就能到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就能坐上往北去的货车。坐上货车，再走一天多，就能到家了。

我加快了脚步。

可没走多远，天边那团灰云就压过来了。云很低，很厚，灰蒙蒙的一片，遮住了整个天空。风更大了，吹得路边的树枝咔咔作响。

然后就下雨了。

不是那种温柔的小雨，是那种夹着风的、斜着往下砸的雨。雨点又大又密，砸在脸上生疼，砸在地上溅起泥点子。

我来不及找地方躲雨，只能抱着布袋往前跑。雨越下越大，土路很快变成了泥路，脚踩下去，泥浆没过脚踝，拔出来的时候费好大的劲。

我跑了几步，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了泥地里。

摔得结结实实，膝盖和手掌都磕破了，火辣辣地疼。

可我来不及管自己，第一反应是去看怀里的布袋。

布袋在我摔倒的时候飞了出去，掉在了泥水里。

我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把布袋捡起来。布袋湿透了，沉甸甸的，袋子口系的绳子松了，泥水灌了进去。

完了。

红薯面完了。

我把袋子口重新系紧，抱着布袋，蹲在雨里，浑身发抖。

雨哗哗地下，雷轰隆隆地响，闪电一道接一道地划破天空。

我蹲在路边，泥水没过我的脚面，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浑身湿透了，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

十五岁的我，蹲在雨里，终于忍不住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咬着嘴唇、压着声音的哭。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泪，哪个是雨。

我哭，不是因为疼，不是因为冷。

是因为我让全家人失望了。

是因为我辜负了姑姑姑父。

是因为我辛辛苦苦走了几百里路，最后带回家的，只剩下两块钱和一袋子灌了泥水的红薯面。

我哭了好一会儿。

雨慢慢小了，从暴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雷声也远了，闷闷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我站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低头看着怀里的布袋。

布袋上面全是泥，脏得不像样子。袋子底部的那个结还在，但被水泡得松了，泥水就是从那里面渗进去的。

我犹豫了一下，把袋子打开，想看看里面的红薯面还能不能要。

袋子里的红薯面已经不成样子了——泥水灌进去，和红薯面搅在一起，成了一团黑乎乎、黏糊糊的东西，根本分不清哪是面哪是泥。

我捧起那团东西，闻了闻。

有红薯面的味道，也有泥腥味。

能吃吗？

能吃。

但那不是给人吃的，那是给猪吃的。

我把那团东西重新放回袋子里，抱着袋子，站在路边，看着灰蒙蒙的天，脑子里乱糟糟的。

怎么办？

回去？怎么回去？带着一袋子泥回去？

不回去？不回去又能去哪儿？

就在我站在路边发呆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转过头，看见一个老头从雨雾里走过来。

老头六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件黑色的旧棉袄，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手里拎着一个竹篮子。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是在雨中散步。

他走到我跟前，停下来，看了我一眼。

“娃娃，咋一个人蹲在这儿？”老头问。

“大爷，我……我要回家。”我说。

“家在哪儿？”

“山西。”

“山西？”老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这是从哪儿来？”

“河南，看我姑姑。”

老头点了点头，目光落在我怀里的布袋上。

“袋子里装的啥？”

“红薯面。”我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红薯面？”老头看了看布袋上的泥巴，又看了看我脸上的泪痕，“让雨给浇了？”

我点了点头，眼眶又红了。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指了指路边的一棵大树——那棵树很大，枝叶茂密，树下有一块干爽的地方。

“去那儿坐坐吧。”老头说。

我跟着老头走到树下，把布袋放在脚边，靠着树干坐了下来。

老头也坐下了，把竹篮子放在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烟袋锅，装上烟丝，点上，慢慢地抽。

雨还在下，但大树的枝叶像一把大伞，把雨水挡住了。树下很安静，只能听见雨点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沙沙沙的，像有人在轻声说话。

老头抽了一会儿烟，然后慢悠悠地开口了。

“你这娃娃，心里有事。”

我没说话。

“你把那袋子打开给我看看。”老头说。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布袋打开了，把那团黑乎乎的东西捧给他看。

老头看了一眼，没说话，又抽了一口烟。

“大爷，您有办法救救吗？”我几乎是带着哭腔问的。

“救？”老头摇了摇头，“泥都搅进去了，救不出来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不过，”老头话锋一转，“你袋子里的东西，你仔细看过了没有？”

“什么东西？”

“我不是说你灌了泥的面。”老头指了指布袋，“我说的是袋子本身。你这袋子是哪儿来的？”

“我姑姑给我的。”

“你姑姑给你的？”老头眯起眼睛，“你自己做的，还是她做的？”

“我姑姑做的。”

老头不说话，把烟袋锅在树干上磕了磕，然后又凑近看了看那个布袋。

“你过来看看。”老头指着布袋底部那个我打结的地方，“你仔细看看这里面。”

我凑过去，顺着老头指的方向看去。

布袋底部是双层的，我刚才打结的地方，是外层的一个小口。可老头的目光盯着的，是内层。

我翻过布袋，把手伸进去摸了摸，忽然觉得不对。

内层的布料，手感不一样。外层是粗麻布，粗糙扎手。内层是一种细棉布，光滑柔软，像是旧衣服上拆下来的。

而且内层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袋子？

我沿着内层的边缘摸了一圈，发现内层的边缘缝了一层细细的针脚，针脚很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这是……”我抬起头看老头。

“你再摸摸，里头有没有东西。”老头说。

我的心跳忽然加速了。

我把手伸进内层和夹层之间，沿着布料慢慢摸索。

然后我摸到了什么东西。

硬硬的，扁扁的，像是一个小纸包。

我心里一惊，把手伸进去，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纸包掏了出来。

那是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小包，报纸已经发黄发脆，边缘磨毛了边。纸包不大，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

我的手开始发抖。

打开报纸，里面包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和一张——

我愣住了。

和一张十斤的粮票。

十斤。

全国通用粮票。

在那个年代，粮票就是命。地方粮票只能在本地用，但全国通用粮票，走到哪儿都能买粮食。

十斤粮票，能换十斤粮食。

我把那张粮票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手抖得不像样。

“这……这是……”

“看看那纸条上写的啥。”老头说。

我哆嗦着把纸条展开。

纸条上的字歪歪扭扭的，像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写的。墨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还能看清上面的内容。

“建设：

这十斤粮票是姑父年轻时攒下的，一直没舍得用。你来了，姑父不能让你空手回去。面是面上的，粮票是粮票上的。你现在不要看，等回去了再看。别让你姑姑知道。（后面跟着一行小字）路上小心，别弄丢了。

姑父 赵德厚”

我拿着那张纸条，整个人僵在了那里。

原来姑父给我装的那个布袋，是特制的。外层是红薯面，内层的夹缝里，藏着这张粮票和那张纸条。

怪不得他要把面装在这个袋子里，怪不得他要嘱咐姑姑“用这个袋子装”。

他不是舍不得那八斤红薯面。

他是把能给我的，都给我了。

八斤红薯面，加上十斤全国通用粮票。

在那个饿殍遍地的年代，十斤粮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十斤粮食，意味着几十顿稠的，意味着一个人的命。

姑父说，这是他年轻时攒下的，一直没舍得用。

他攒了多少年？五年？十年？

他不知道这个年头还要持续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这几张粮票。他舍不得用，留着，留着救命，留着以防万一。

但他给了我这个侄儿，一个十五年没见过面、从几百里外跑来的侄儿。

他给了。

雨水顺着树叶滴下来，滴在我脸上，凉凉的。

我捧着手里的粮票，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不是那种压着声音的哭，是嚎啕大哭，是再也忍不住的那种哭。

老头在旁边看着，没说话，又点了一锅烟，慢慢地抽。

雨停了。

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

第七章 到家

我把粮票和纸条小心翼翼地重新包好，塞回布袋的夹层里。

剩下的那些混了泥水的红薯面，我没舍得扔。我把它们从布袋里倒出来，用油纸包了几层，塞进布包最底下。

面虽然混了泥，但回去洗洗，把泥沉淀掉，红薯面还是能吃的。这个年头，谁还在乎泥不泥的？有东西吃就不错了。

我谢过老头，继续赶路。

老头看着我的背影，喊了一句：“娃娃，路上小心！”

“哎！”我回头应了一声，声音还是哑的。

接下来的路程，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来的时候，我是心里揣着希望，但脚底下没劲儿。回去的时候，我是脚底下有劲儿了，心里也踏实了。

十斤粮票揣在身上，比什么都管用。

到了火车站，天已经黑了。

我在候车室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把布包抱在怀里，靠在墙上，不敢再睡着了。我睁着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人，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事情。

想姑父。

姑父这个人，话少，脸冷，看起来不好接近。他在姑姑家那几天，一共没跟我说几句话。我以为他不待见我，以为他嫌我白吃白住。

可他背地里，把能给的都给了我。

八斤红薯面，十斤粮票，两块钱。

那两块钱，大概是他兜里仅剩的。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两块钱，攥得紧紧的。

等了两个多小时，来了一列往北去的货车。我趁着天黑，翻上火车，缩在车厢的角落里，抱着布包，闭上眼睛。

火车咣当咣当地开了。

我听着铁轨的声音，心里默默算着路程。

还有一天多，就能到家了。

第二天傍晚，我到了我们县城。

从县城到我们村，还有三十多里路。天快黑了，我本来想在县城住一宿，明天再走。可我又舍不得花钱，也等不及了。

我想回家。

我想把粮票交给爹娘，想告诉他们，姑父给了我们十斤全国通用粮票。

十斤啊。

我咬咬牙，迈开了步子。

三十多里路，我走了将近五个小时。

天很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我一个人走在土路上，四周黑漆漆的，偶尔有风吹过路边的庄稼地，发出沙沙的响声。

我不怕。

心里有底，就不怕黑。

快到村口的时候，我看见远处有一点亮光。

那点亮光在黑暗里一摇一晃的，像是一个人提着一盏马灯。

我加快脚步，走近了，才看清那个人是谁。

是我爹。

他穿着一件破棉袄，缩着脖子，手举着马灯，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朝路上张望。

“爹！”我叫了一声。

马灯晃了一下，爹看见了我。

“回来了？”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我能听出来，那个平静底下压着的是多少担心。

“回来了。”我说。

爹举起马灯照了照我。我浑身是泥，裤腿上全是泥浆，解放鞋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脸上也脏兮兮的，像个泥猴。

爹什么都没说，接过我手里的布包，转身往回走。

我跟在他后面，踩着马灯投下的光，一步一步往家走。

到家的时候，娘已经把饭做好了。

说是饭，其实就是一锅红薯面糊糊，比我们走的时候还稀。糊糊上面飘着几片野菜叶子，青黄不接的颜色。

但娘在糊糊里加了几块红薯，那是我们家最后几块红薯了。

小妹趴在桌边，眼睛盯着碗里的糊糊，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大弟和二弟也在，两个人都瘦了一圈，颧骨高高地突出来。

“建设！”娘看见我，眼眶一下子红了，上下打量了好一阵，“瘦了。”

“没瘦，还胖了呢。”我说。

娘不信，但还是笑了。

“赶紧吃饭。”娘把一碗糊糊端到我面前，碗里那几块红薯，都挑到了我这碗里。

我看着碗里的红薯，心里酸得不行。

“娘，我有话跟你们说。”我把碗放下，从布包里掏出那个布袋。

爹娘看着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把布袋翻过来，指着底部那个夹层的位置。

“爹，娘，你们看看这个。”

我用手指把夹层的线挑开，把手伸进去，摸出那个报纸包。

爹眯着眼睛看着，娘凑过来，一家人的目光都盯着我手里的纸包。

我打开报纸，把那张十斤的全国通用粮票和姑父写的纸条，一起放在桌上。

粮票在煤油灯下，泛着微微的光。

十斤。

全国通用。

娘看见那张粮票，脸上的表情变了。先是愣住，然后眼睛瞪大，然后嘴开始发抖。她伸出手想摸那张粮票，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像是怕碰坏了。

“这是……”娘的声音在发抖。

“姑父给的。”我说，“他把粮票藏在布袋的夹层里，我没发现。回来路上袋子让贼偷了，面被人掏了一半，又摔了一跤，泥水灌进去，把面全糟蹋了。”我说着说着，嗓子又有点哑，“我以为什么都没了。可后来有个大爷提醒我，我才发现里面还有个夹层，夹层里头藏着这个。”

“十斤……”爹拿起那张粮票，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手也在抖。

“全国通用的。”我说，“走到哪儿都能用。”

爹把粮票放在桌上，拿起那张纸条，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姑父的字写得不好，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建设：这十斤粮票是姑父年轻时攒下的，一直没舍得用……”

爹念出声来，念到一半，念不下去了。

他放下纸条，转过身，面朝着墙，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爹是个硬气的人，在生产队干再重的活，从不喊一声累。家里断了顿，他一声不吭，把稠的让给我们喝，自己喝涮锅水。

我从没见过他哭。

但那天晚上，他哭了。

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在抖。

娘拿过纸条，看完以后，眼泪哗哗地流。她把粮票捧在手里，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你姑父……”娘抹着眼泪，声音断断续续的，“你姑父这个人……”

她没说完。

小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看见娘在哭，也跟着哭了起来。大弟和二弟对视了一眼，都低下了头，不敢说话。

我在旁边站着，看着这一幕，鼻子酸得不行。

但我没哭。

我把眼泪咽了回去，端起那碗红薯面糊糊，几口喝了个精光。

“爹，娘，”我说，“咱们有粮票了。明天我去镇上，买十斤粮食回来。”

爹转过身，用袖子擦了一把脸，嗓子哑得厉害：“明天……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哎。”我说。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煤油灯已经灭了，屋里黑漆漆的，只有窗外的风声一阵一阵的。

我摸着口袋里的那两块钱，想着姑父把粮票藏进布袋时的样子。

他是什么时候藏进去的？

大概是在姑姑装面之前。他先找了一块细棉布，缝了一个小夹层，把粮票和纸条塞进去。然后让姑姑往袋子里装面，装满了，系好口子。

从头到尾，姑姑都不知道。

他不是信不过姑姑，是不想让姑姑知道。

姑姑心软，要是知道他把粮票也给了，一定会跟他闹，说他不要命了。可他还是给了。

给了以后，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让我“拿着”那两块钱。

他大概是想，八斤红薯面加上两块钱，已经够了。那张粮票，是额外多给的。

是背着所有人，偷偷塞给我的。

我翻了个身，面朝着墙，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不是难过的眼泪，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又酸又暖的眼泪。

姑父，谢谢你。

那张十斤的全国通用粮票，我们家用了一个多月。

爹第二天一早就拉着我去了镇上，在黑市上换了十斤玉米面。十斤玉米面掺上野菜、榆钱、槐花，我们一家六口吃了整整一个多月。

那一个多月，是我们家半年来过得最好的日子。

虽然还是吃不饱，但至少不用喝那种能照见人影的稀糊糊了。每顿饭都能吃上稠的，虽然稠里掺着不少野菜，但能顶饿。

小妹的脸上终于有了点血色，不再像之前那样蜡黄蜡黄的。大弟二弟也不喊饿了，一个个安安静静地吃饭，吃完饭就去院子里玩。

娘看着弟妹们的样子，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

“你姑父这个人，”娘老念叨，“嘴上不说，心里比谁都明白。”

爹不说话，但他的碗里永远是最稀的。

他把自己碗里稠的挑给我们，自己喝汤。我们让他吃，他说他不饿。

我知道他不是不饿，他是舍不得。

我爹就是这样的人。

秋收的时候，我跟爹商量了一下，从收成里挤出一点粮食，凑了十斤玉米面，托人捎去了河南。

不是还债，是还情。

我知道十斤玉米面跟十斤全国通用粮票没法比，但那是我们家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

姑姑后来托人捎了话回来，说收到了，说姑父让他转告我们：“别惦记，好好过日子。”

就这么一句话。

但我知道，姑父说“别惦记”的时候，心里头是惦记的。

第八章 后来的事

后来的事，说起来就长了。

那年秋天，雨水好，庄稼收成比往年强了不少。加上爹在生产队多挣了些工分，年底分红的时候，我们家第一次分到了超过二十块钱。

日子慢慢缓过来了。

第二年春天，娘把存下来的那点钱买了一头小猪崽，养在后院的猪圈里。小妹天天守着猪圈看小猪，看得比谁都仔细。

“等猪长大了，杀了卖钱，给你买新衣裳。”我跟小妹说。

小妹摇摇头：“不要新衣裳，我要吃肉。”

全家人都笑了。

可谁也没想到，那头猪长到半大的时候，得了一场病，死了。

小妹哭了好几天。

猪没了，日子还得过。

那年夏天，爹跟生产队申请了一块荒地，带着我和大弟开荒种菜。荒地贫瘠，石头多，土质不好。我们一镐头一镐头地挖，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捡出去，又从别处运来好土填上。

种了白菜、萝卜、南瓜，又种了几垄红薯。

秋天的时候，菜地丰收了。白菜长得又大又瓷实，萝卜脆生生甜丝丝的，南瓜黄澄澄的，红薯挖出来一看，个个都有胳膊粗。

菜地的收成，加上生产队的工分，这一年，我们家终于没再断顿。

冬天的时候，娘把白菜腌成酸菜，萝卜晾成萝卜干，红薯切成片晒在房顶上。院子里摆满了一缸一缸的咸菜，灶房里堆满了柴火。

那个冬天，是我们家最踏实的一个冬天。

过年那天，娘包了一顿白菜猪肉馅的饺子。猪肉是跟村里王屠户赊的，不多，两斤。娘把肉剁得细细的，拌上白菜，调了一大盆馅。

饺子出锅的时候，小妹站在灶台边，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的饺子，小鼻子一吸一吸的。

“娘，能吃了吗？”

“再等等。”

“我等不及了。”

娘笑着盛了一碗递给她：“小心烫。”

小妹夹起一个饺子，吹了又吹，塞进嘴里，腮帮子鼓鼓的，眼泪掉下来了。

“咋了？”娘吓了一跳。

“好吃。”小妹呜呜地哭，“好吃死了，娘。”

全家人都笑了，笑着笑着又都红了眼眶。

我看着满桌的饺子，心里头忽然想起了姑父。

想起了那个话不多、脸冷、但心里比谁都热的姑父。

不知道他们家在河南，过年吃了什么饺子。

我把这个念头放进心里，没说出来。

过完年，我找了一个信封，从小学的作业本上撕了张纸，给姑父写了一封信。

信写了三遍，撕了又写，写了又撕，总觉得写不好。

最后留下来的，只有几行字：

“姑父：我是建设。我们家的日子好过些了，您别惦记。我和爹商量了，开春以后，我跟我爹去河南看您和姑姑。您给我那十斤粮票的事情，我这辈子都记得。建设。”

信寄出去以后，我就盼着回信。

可等了两个月，也没等到回信。

我心里开始不安。

又过了些日子，我托了一个去河南那边办事的远亲帮忙打听。远亲回来以后，带回来一个消息。

姑父病了。

那天秋收，姑父在生产队干活，从坡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三根肋骨，还伤了肺。养了几个月，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

姑姑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又要照顾姑父，日子过得比我们家还难。

爹知道以后，二话没说，把家里存的二十斤白面装上车，带着我去了河南。

二十斤白面，在那个年头，是我们家攒了大半年的家底。

爹推着独轮车，我背着布包，父子俩走了三天，到了姑姑家。

推开门的时候，我和爹都愣住了。

姑姑比上次见的时候老了十岁。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手粗糙得像老树皮。

表弟小军和表妹小燕站在姑姑身后，比上次又瘦了一圈，但眼睛里还有光。

“哥！”姑姑看见我爹，叫了一声，眼泪就下来了。

爹把独轮车推进院子，从车上搬下那袋白面，放在灶房门口。

“秀英，”爹叫了姑姑一声，嗓子哑得厉害，“我来晚了。”

姑姑哭得说不出话，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我爹磕了个头。

我爹也跪下了，兄妹俩跪在院子里，抱头痛哭。

我在旁边站着，看着这一幕，心里像刀绞一样。

姑父躺在里屋的炕上，盖着一床破被子，脸瘦得只剩下骨头。他看见我和爹进来，动了动嘴唇，没说出话。

“德厚。”爹走到炕边，握住姑父的手。

姑父的眼睛睁开了，浑浊的目光看着我爹，又转到我身上。

“建设……”他的声音很小很小，像风里的蛛丝，随时会断。

“姑父，我在这儿。”我凑过去。

姑父看着我的脸，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只挤出几个字：“来了就好。”

就四个字。

“来了就好。”

我攥着姑父的手，那双手瘦得皮包骨，指甲发青，手背上全是针眼。

“姑父，您好好养病，”我说，“我们还指望着您呢。”

姑父微微摇了摇头，嘴角动了动，像是一个苦笑。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姑父。

三个月后，姑姑托人捎信来，姑父走了。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干活。手里的锄头掉在地上，我愣住了，半天没回过神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坐了一整夜。

爹出来看了我三次，每次欲言又止，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回去了。

娘端了一碗面出来，放在我脚边，也回去了。

面凉了，我没吃。

我想起了姑父给我装的那袋红薯面，想起了那张藏在夹层里的十斤粮票，想起了纸条上那行歪歪扭扭的字。

“建设：这十斤粮票是姑父年轻时攒下的，一直没舍得用。”

他没舍得用，却舍得给我。

一个十五年没见面的侄儿。

后来我才从姑姑嘴里知道，姑父当年把那十斤粮票给我的时候，自己偷偷哭了半宿。

姑姑说：“你姑父那个人不会说好听的，他心里装着事，全憋在肚子里。给了你粮票以后，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问他咋了，他说没事。可我听见他在被子里头哭。”

姑姑还说：“你姑父老跟我说，建设那孩子实诚，是个好娃。他说，他要是有办法，就想多帮帮你们家。可他没有办法，他也就那点家底，全给你了。”

我听着姑姑说这些，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姑父，你不欠我的。你什么都不欠我的。

是我欠你的。

尾声

很多年以后，日子好了。

不愁吃了，不愁穿了，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通了电，买了电视机。

小妹长大了，嫁了人，生了孩子，过得不错。大弟二弟也成了家，各自有了自己的日子。我妈头发白了，腰弯了，但精神还好。我爹还是那个不爱说话的爹，脸上皱纹多了，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褶子能夹死苍蝇。

我没去城里。我在村里承包了鱼塘，养了二十多年鱼。日子不算大富大贵，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每年过年，我都会给姑姑寄一张汇款单，不多，一千两千的。

姑姑每次收到钱都打电话来说：“建设啊，你姑不花钱了，你别寄了。”

我说：“不花就存着，存着以后给小军小燕娶媳妇嫁闺女用。”

姑姑在电话那头哭，说：“你这孩子，跟你姑父一个样，闷头做事，不吭声。”

听到这话，我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

1999年，我专程去了一趟河南，给姑父上了坟。

姑父的坟在村后的山坡上，不大，一座土坟，坟头长满了草。墓碑是块普通的青石板，上面刻着：赵德厚之墓。

我跪在坟前，摆上供品，烧了纸钱。

纸灰飞起来，飘飘扬扬的，像一群黑色的蝴蝶。

我磕了三个头。

“姑父，我来看您了。”我说，“您给我的那十斤粮票，我这辈子都记得。”

风从山坡上吹过来，吹得坟头的草沙沙作响。

我不知道姑父在天上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但我相信他能。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话不多，但心里什么都明白。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下山。

走了几步，又回过头看了一眼。

阳光洒在坟头上，那些草绿得发亮。

姑父，您在那边，应该不缺粮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