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毛衣针系列杀人案：作案动机离奇，而衡量罪犯身份更觉离奇！

导语：一根闪亮的毛衣针刺进死者心脏；接着又是一桩，情节相同；又一桩……按正常思路，这说法未免被嗤之以鼻：耸人听闻，荒诞不经！然而这是国际刑警档案中的真实案件。案情离奇，作案动机离奇，再衡量罪犯身份，更觉离奇！

1962年5月的一天，家住秘鲁首都利马的木匠文森特·阿尔德斯的女仆走进屋子时，发现主人遭到暗害，横尸卧室，一根毛衣针刺进了他的胸膛。她惊恐万状，不断地叫喊。那根细亮的毛衣针插在主人的心脏里，女仆吓得都快疯了。

若是看到主人被人用绳子勒死，用匕首刺死，或用子弹打死，那倒好些，她或许能够忍受。可眼下作案工具却是一根铮亮的毛衣针，这是何等残忍啊！简直叫人无法忍受！

很快，小屋子里挤满了警察。这桩案子十分奇特，所以由奥尔蒂斯探长亲自处理。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让那位吓得魂不附体的女仆开口。

后来，好不容易从她那儿了解到：遇害者生前安于现状，与世无争，出事之前也没跟谁有过纠葛。他生活拮据，但从不负债。他终生未娶，但并不因此怨天尤人。总而言之，他称得上是一个正经人。他年近六旬，别无它求，只想安度晚年。探长还走访了邻里街坊，被问到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一生节俭，清心寡欲。从他的简朴生活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被害的原因，更不好解释为什么被人用毛衣针剌死。

木匠的家就位于繁华的闹市区，门外车水马龙，行人车辆穿梭不断。凶手进出他家时，不可能不被人看到。可是居然谁也没有发现。探长推测，凶手一定是个男性，因为用这种办法杀人，需要一定力气，而且动作必须十分准确。但凶手究竟是高个儿还是矮个儿，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衣着考究还是朴素，这些都不得而知。

奥尔蒂斯探长年近半百，身材肥胖，性情开朗。通常，他说话总是滔滔不绝，可这一回，尽管记者一再追问，他仍然沉默不语。经过几天调查和研究，案子仍无眉目，看来只好把它作为悬案搁置一边了。

以往大多数的犯罪，特别是像凶杀这样的暴力犯罪，一般都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中间，犯罪起因是人们都可能经历过的愤怒、贪婪、妒忌、报复。但是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犯罪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一种危险的暴力犯罪形式——系列暴力犯罪变得越来越普遍。由于罪犯与受害人彼此陌生，加之罪犯的作案动机日趋复杂，所以系列杀人和系列强奸案是所有案件中最难破获的。

识别罪犯的方法之一是掌握他的思维方式，就像猎人熟悉猎物的习性那样。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又是警察们必须做而且必须做好的一件事。

“还会有事情发生的，我正拭目以待。”他对自己这样说，因为他感到如果凶犯用刀子、手枪或绳索作案，不会这么有把握。但他用的是毛衣针，这说明凶手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犯，一定怀有异乎寻常的动机，或许是为执行教规或家规而杀人。总之，凶手有杀人怪癖，今后还会继续作案。只是需要等待。”

三个月以后，事情果真又发生了。

8月20日晚8时许，暮色渐渐降临，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驶来的“黄金”号英国客轮徐徐停靠巴拿马港。轮船舷梯刚刚落地，巴拿马警察立即登上轮船，径直来到旅客路易吉·阿尔瓦下榻的客舱。警察们撕掉了门上的封条。尽管警长已通过无线电报得到了通知，但当他看到眼前的情景时，依然大惊失色：一位60来岁的旅客倒在浅灰色塑料地板上，一根细长铮亮的毛衣针扎进了他的胸膛。

“是谁首先发现的？有人动过尸体吗？”巴拿马警长问。

船长回答说，客舱服务员于当天早展发现了死者，除了随船医生之外，谁也没有接近过遇害者的尸体。而且，医生到达时，发现人已死很久，尸体都僵硬了。

与警察同来的法医查看尸体，拉开死者的衬衣，见伤口周围有少量血迹，但已呈褐色。接着，他又翻了翻死者的眼皮，触摸了下四肢和肌肤。随后，他指着毛衣针问：“我可以动它吗？”

警长递给他一块手帕，说：“请吧！要提取有用的指纹恐怕是不可能了。不过，也很难说。”

法医吃力地拔出毛衣针，但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来。由此可见，死者遇害已有36小时，或许更久一些。

警长撅了撅嘴，问船长：“你们是几点钟离开利马的？”

“昨天上午10点，到现在轮船已行驶了整整36小时。这等于说，凶手上船行凶后，在轮船出发前又上了岸。”

由此推断，死者不一定是船上旅客杀害的，凶手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人。看来，巴拿马警长的分析颇有道理，凶手作案后继续滞留船上是非常愚蠢的。当然，如果是盛怒之下不慎失手，凶手留在船上倒也可以理解。然而，这是早有预谋的凶杀案。和奥尔蒂斯探长一样，巴拿马警长也认为，这是为执行教规或家规而杀人。

经过国际刑警巴拿马国家中心局，案子移交到了秘鲁。

奥尔蒂斯探长刚刚接管这第二起毛衣针凶杀案不到两天，便又接到一个电话：第三起毛衣针杀人案件发生了。

他匆匆赶到遇害者的寓所，很快展开了调查工作。死者亚历山德罗·甘博，60岁，靠定息生活，生前未同任何人结冤，不欠债，也无借贷。凶手没有拿走他家里的任何东西。但有一位邻居声称：“他爱玩女人！”

“你认为这是一起情杀案吗？他经常接触些什么女人？”

“风流女子。他对她们慷慨大方。”

除了这一细节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有关线索。

案子毫无进展。在一次临时安排的小型记者招待会上，奥尔蒂斯探长的脸拉得有一尺长，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发愁。

“我早知道凶手还会行动，但是没有料到他的行动这么诡秘。”

“你是不是认为这起凶杀案同‘黄金’号轮船的凶杀案有关系呢？”

“是的。但是，我同你们一样，除了从报纸上看到的那些情况外，对‘黄金’号案子所知甚少。我正等待着巴拿马警方向我们提供更详细的材料。”

“你真的没有线索吗？”

“有好几条线索。”探长这么回答，仅仅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线索。接着像说俏皮话一样，用大家都知道的死者年龄自我解嘲道：“木匠60岁，这位也是60岁，两人的年龄都是60岁。”

“真是巧合！”一名记者当即接应说。

探长再也没有吭声。他内心突然一顿，似有所感地思索着自己刚才说过的话：莫非真跟生辰有关？他生硬地打了一个手势，宣布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

他需要核实一下情况。两位被害者的年龄都是60岁，可是他们的生日是不是也在同一天呢？

打开卷宗，他惊讶地发现，两人都生于1902年6月1日。他原先并没有注意这一点。多么奇怪的巧合啊！若是“黄金”号轮船上的被害者也生于1902年6月11日，那么，这种巧合岂不更是咄咄怪事了吗？

8月份案件发生没多久，1962年9月，秘鲁正式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秘鲁国家中心局设在利马。奥尔蒂斯探长经手的毛衣针凶杀案，顺理成章地成为该局成立后的第一个案件。

国际刑警组织根据奥尔蒂斯探长的要求,提供了在“黄金”号上遇害的路易吉·阿尔瓦的出生日期：1902年6月11日。奥尔蒂斯的脑海立即翻腾起来。现在总算得到了一点启示，这就是线索！

无论系列杀人犯有多么狡猾，无论他有多少手段来摆脱警察的追踪，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俗话说：“青山易改，本性难移”，罪犯的特殊个性可以说是留给警探的永恒线索。一般说来，掌握罪犯的行为信息特征越多，对案情分析就越客观，分析也就会越细致，划定的作案嫌疑人圈子就越小，发现罪犯的机会就越多。

遗憾的是，这一情况转到他手里时已稍稍晚了几个小时，因为他刚刚接到了又一个这样的电话：又发生了一起毛衣针凶杀案。

这次遇刺的是一名失足女。奥尔蒂斯探长顿时感到他此前的结论站不住脚了，因为一名女子不大可能生于1902年，到这么大的年纪早就洗手不干了。他明知希望不大，但还是询问了死者的年龄。电话的另一头，正在出事地点的警察“嘘”了一声，以一种对死者不太恭敬的口气回答说：“已经上了年纪啦！”

“还不至于到60岁吧？”

“说不定呢！探长。”

“找到她的证件了吗？你赶快看一看……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探长：1902年6月11日生于利马。”

片刻之后，探长来到了那位不幸女人遇难的旅馆。这家旅馆的名声不太好。探长装着十分肯定的样子，声称凶手是一名嫖客。

“她真倒霉，遇到了一个疯子！”一位警察说道。

但奥尔蒂斯探长心中有数，她的死绝非偶然，根本不是什么运气好坏的问题。他不想再为确定罪犯的相貌特征而浪费时间。此事可以晚些时候解决。当务之急是设法避免发生新的毛衣针杀人案。为此，必须搞到一份1902年6月11日的出生者的名单。这样的名单只有在市政厅才能找到。

探长急步跑向市政厅。他跑得气喘吁吁，自叹不如20岁时那么年轻力壮了。在利马市政厅里，奥尔蒂斯对女职员说：“我是警察，我想查阅一下1902年的户籍档案。”

女职员大吃一惊：“那有好几本呢！”

“我要查1902年6月11日出生登记册。”

女职员快怏不乐地走到隔壁办公室，找来了档案室主任。主任头发稀疏，肥头大耳，活像一尊拙劣的雕像：雕刻者费力地凿了鼻子、眼睛和下巴，却忘了嘴巴，只好用笔草草地划了一道完事。

“我是奥尔蒂斯探长，”探长说，“我想查阅一下1902年6月11日出生者名单，事情很紧急。”

“当然可以，不过我们要花时间查找。你能不能下午再来？”

“我马上就要。听见了没有？我是警察！”

“可我还得翻找半天呢！”

这一回，探长真生气了。他绕到柜台后面，命令那个胖家伙领他去档案室。到了那里，他很快就在布满灰尘的书架上找到了1902年4~7月的户籍，四个月的登记册装订成了厚厚的一卷。他自作主张地从书架上取下户籍册，摊在一张桌子上。

奇怪，1902年6月11日这一页不翼而飞了！

“这是怎么回事？”

档案室主任的脸立刻变得苍白。

“我不知道，也不清楚。50年来，肯定有很多人进出过这间房子。再说缺这一页又有什么关系呢？。”

探长注意打量这位档案室主任：他身材魁梧彪悍，年约六旬。这时，他的眼睛发出灼人的光芒，仿佛是勉强压抑着怒火。

“请问尊姓大名？”探长慢条斯理地问道。

“佩德罗·拉索梅诺。”档案室主任的目光更加灼人……

“你的出生日期？”探长还是那么慢条斯理地询问。他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凶手就在眼前。他来不及思考，问题就脱口而出了。

档案室主任大声咆哮：“1902年6月11日！”说完就向探长扑过来，掐住了他的喉咙。

探长终于拔出了手枪。档案室主任觉得枪管顶着自己的胸膛，松开双手，转身从探长身边溜过去，喘着粗气。随后，他打开窗子，纵身跳了下去。档案室主任的身体坠落地面时，发出了沉闷的声音。那位女职员惊恐至极，大叫一声。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五秒钟。

在跳楼自尽者的口袋里，人们发现了一份名单，上面记载着12名1902年6月11日出生的秘鲁人的名字。其中四人已被红笔勾掉。当然，那是四位被害者。名单上还剩下七人。

奥尔蒂斯之所以能很快猜中凶手的杀人动机，是因为他一直悉心研究秘鲁的历史，特别是关于古代印第安人的一支印卡人的种种传说。他知道，印卡人认为，同一天来到世上的人，不管有多少，只拥有一个灵魂和一股生命力；在同一天降生的人中间，死去的人越多，幸存者的寿命就越长。

于是，佩德罗·拉索梅诺利用他在档案室工作的便利，找到了与他同一天出生者的名单。如果他能够把其他11人统统杀掉，他岂不可能独享这股生命力了吗？他多么希望自己能长命百岁啊！

可是，他为什么要用毛衣针杀人呢？

因为现代的印卡人已经不用祖先的长矛和匕首了，佩德罗出于自己的爱好，选定了特别的武器：他同真正的女生一样，很会织毛衣，他身穿的背心都是自己织的。他担心死亡在即，企图以用熟了的毛衣针杀人，以实现自己长生不老的愿望。

至此，毛衣针系列杀人案终于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