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总喊背疼，我陪她挂了内科，医生连病历都没看，说先抽血化验

妻子林芳喊背疼，喊了快半年了。起初她说是累的，在超市上班，每天站好几个小时，还要搬货、理货，腰酸背疼正常。我让她去医院看看，她说不碍事，歇歇就好。歇了几个月不见好，反而越来越疼。以前是隐隐的疼，现在是钝钝的、说不清位置的疼。有时候疼得厉害，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催了好多次，她总说再等等。在她心里，医院不是治病的地方，是花钱的地方。她的背疼被那些钱压着，疼了很久也不敢去查。

那天我发了火，说你再不去医院，我就打120了。她看我真急了，才答应去。县医院，离我们家不远，走路十几分钟。挂号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背疼该挂什么科？骨科？她不是骨头疼，是里面疼。神经科？她也没说麻。想来想去，挂了内科。

内科诊室在三楼，走廊上坐满了人。有老人，有孩子，有捂着肚子的，有扶着腰的。林芳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她的脸色不怎么好看，嘴唇也没什么血色，这两天吃不下饭，喝口水都胃胀。我知道她难受，她不说。

等了快一个小时，终于叫到我们的号。推门进去，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眼镜，白大褂，正低头写什么东西。他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示意坐下。林芳坐下来，我想把她的病历本递过去，医生说不用，问她怎么了。我说她背疼，疼了快半年了。又问哪里疼，林芳指了指后背，说就是这一片，说不清具体位置，有时候前面也疼。

医生问了几句，忽然站起来走到她身边，让她转过身去。他敲了敲她的后背，问她疼不疼，说不疼。又敲了敲，问这里呢，有一点酸。按了按她的肩膀，问她平时做什么工作，说在超市上班，站的时间长，还要搬货。然后他没再多说什么，也没让她做进一步检查——没有量血压，没用听诊器，连病历本都没翻开。他回到座位上，开了一张化验单，递给我说先抽血吧。

就这么简单？背疼半年了，你连病历都不看一眼，就让我们去抽血？我在心里嘀咕，但没说出来。医生既然这么开，肯定有他的道理。抽血就抽血吧。

拿着化验单出来，林芳说你看，我就说没事吧，医生都没当回事。我没接话，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先去一楼缴费，然后去二楼抽血。林芳怕疼，每次抽血都紧张。护士让她握拳，她闭着眼睛，把脸扭向一边。针扎进去的时候她的眉头皱了一下，很快松开了。抽了好几管血，胳膊上留下几个红点。

等结果要两个小时。我们在医院附近找了个快餐店，随便吃了点东西。林芳吃得很少，说不饿，喝了几口汤，吃了小半碗米饭就放下了。我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不碍事。她坐在对面，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她的脸色还是不太好，嘴唇也白。我忽然发现她瘦了很多，以前圆润的脸颊凹了下去，颧骨也凸出来了。我这天天跟她在一起的人，居然没注意到她瘦了这么多。

下午取报告的时候，我瞄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有几个标了箭头。一项一项地看，很多指标不正常，比正常值高出不少。有几个数字后面标着H，还有几个标着L。我虽然看不太懂，但知道箭头向上或向下都不是好事。林芳凑过来看了一眼，说看不懂，给我看也白看。我们来医院之前，我在家跟她拌了几句嘴，嫌她拖了这么久才来看病，说那些不该拖的。她没吭声，穿了一件她不太常穿的棉袄拉上拉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那些坏消息会从拉链缝隙里钻进来。她现在看化验单，才发现那些箭头，她早知道会有箭头，以为能躲过去。

回到诊室，医生接过报告单，他的手指在数字上慢慢划着，从第一行划到最后一行，又迅速翻回第一页，重新看了一遍那几个偏离正常值的指标。他的指尖在一个数字上停了一下，那个数字很高，它就在那里，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像什么都不是。

他放下报告，摘下眼镜，看着林芳。他说你这个情况，需要住院做进一步检查。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林芳愣了一下，她问是什么病。医生说现在还不能确定，要进一步检查。她又问很严重吗？医生没直接回答，说我建议你们尽快办住院手续。他顿了一下，看了一眼胸牌，又说，早检查、早确诊、早治疗。三个早字像三根针扎在我心上，我已经猜到不是什么好事了。

从医院出来，外面阳光很好。林芳走在前面，步子很快，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她走路慢，总让我等她。今天她走在我前面，我想叫她慢点，没叫。她的背比以前驼了，肩膀也塌了，像一株被什么东西压弯了的植物。

回到家，她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没看。她的眼神空荡荡的，看着窗外。窗外的天很蓝，有鸟飞过，她不知道在看什么。她说她以前总以为是累的，是干活累的，站久了累的。累也是病，累会死人。

我握着她的手，说不会有事的，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什么病都能治。她点了点头，没说话。那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像一张纸。纸落在地上，没有声音，像一只蝴蝶。

住院以后又做了很多检查。CT、核磁、B超，还有各种看不懂名字的化验。每次检查她都配合，不叫苦，不喊疼。她的话越来越少了，以前爱唠叨，家长里短说个不停。现在不说了，整天沉默着，有时候看着窗外发呆。她的心里一定很怕，怕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她不说，她怕我担心，怕孩子担心，怕这个家还没散就垮了。她那些年扛过的苦、受过的累、咽下的委屈，在她生病住院的时候，全在她身体里翻涌，她一个人忍着。

结果出来了，胰腺癌，晚期，已经转移到肝脏了。

主治医生把我和孩子叫到办公室，关上门，拉上窗帘。办公室里光线很暗，灯管滋滋响，像什么东西在漏电。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晰，“胰腺癌晚期，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只能做化疗和放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我问还有多长时间，他沉默了一下，说如果积极治疗，也许一年左右。

孩子哭了。

我没哭。我不能哭。我哭了，林芳怎么办？我还得照顾她，还得瞒着她，还得在她面前装没事人。那些坏消息被我咽进肚子里咽了一路。它不胀不疼，它也在那里。医生替我咽了，他说要跟病人本人说吗，我说我自己处理。

林芳躺在病床上，问结果出来了没有？我说出来了，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胃有点毛病，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她问真的？我说真的。她看着我的眼睛，我把目光移开了。

那些年我骗过她，骗她说我不累，骗她说我不饿，骗她说我不疼。今天又骗她，用一句不是大问题的谎言，把她那个问题很大、可能治不好、她也许快要死的真相，藏在那张没有拿给她的化验单里。替她把她消化不了的坏消息，全吞了。

治疗开始了。化疗，输液，一瓶一瓶的药水输进她的血管。她的头发开始掉，一把一把地掉。枕头上有，衣服上有，到处都是。她对着镜子看了很久，说给我买个假发吧。

她的胃口越来越差，吃不下东西，一吃就吐。瘦得更厉害了，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凹下。她躺在病床上，像一张纸，薄薄的，轻轻的，风一吹就会飘走。她吃饭的碗壁上，粥干了，结成一层膜，她用勺子刮了刮，刮不动，堆在碗底。那层膜在碗壁上，替她把那些咽不下的东西、喝不进的粥、咽不掉的日子全挡在嘴边。她喝了几口，不喝了。

有一天，她忽然拉着我的手说，她想回家。她说她不想死在这里，她想死在自家的床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说胡说什么，你会好的。她没再说话，把脸转向窗外。窗外的树绿了，叶子在风里晃着。

她的眼睛看着那些叶子看了很久，也许在想，明年的叶子还会绿，她还能不能看到。

她在医院住了不到一个月，走了。

临终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了声对不起。她的手慢慢松开了。

我跪在床边，把脸埋在被子里，哭了很久。

处理完后事，回到家。家里空荡荡的，少了她的身影，少了她的唠叨，少了她的咳嗽声。灶台冰冷的，锅碗瓢盆安安静静地待在原位，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人。

那些天我浑浑噩噩的，吃不下睡不着。脑子里老是浮现她最后的样子，那张瘦削的脸，那双失神的眼睛，那只握着我的手慢慢松开。我对不起她，没有早点带她去医院。总以为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拖了大半年，拖成了癌症晚期。如果早点去查，也许不是这个结果。没有也许。

孩子安慰我，说爸你别自责了，谁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我说我应该早点带她去的。

那天下午，我收拾她的遗物，翻开她藏在枕头底下的日记本。她在扉页上写了几个字，纸已经黄了，还贴着我年轻时候的照片，是一张一寸黑白照，边角卷起来了。她的字歪歪扭扭的，写的是——“老周，我这辈子嫁给你，不后悔。”

那张照片后面还有一行字，写的是——“藏好，别让老周看见，他该笑话我了。”

她怕我看见，她的字越写越抖，写到最后一行，笔尖把纸戳破了。她划掉了几个字，重写，最后留下一句：“我舍不得你。”

窗外的天快黑了。我合上日记本，抱着它，哭了很久。

她的日记本放回枕头底下，她的枕头早没人枕了。他枕过的枕头还留着，他舍不得扔，那上面有她的味道，洗发水的味道，淡淡的，快要散尽了。

窗外下着雨。我替她撑着伞，雨水打在伞面上啪嗒啪嗒的。她的墓在山上，路滑，我走得很慢。她的脚沾不了泥，她的鞋干干净净的。我蹲在坟前，把伞斜靠在墓碑上，替她挡着。

她的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生卒年月。她在那个黑框里看着我笑，嘴角微微上扬，不知道在笑什么。她笑早了，她不知道剩下的日子还有多长，够不够她把那场没去成的北京之行补上。

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买了一束花，插在墓碑前的瓶子里。我在坟前站了一会儿，风很大，吹得我眼睛疼。

我说，林芳，你在那边还好吗？冷不冷？饿不饿？有没有人陪你说话？风把我的话吹散了。

我老了，腿脚不行了，走不了太远的路。我给你买的花，你喜欢吗？

山路弯弯的，她躺在这里，风很大。

我走得很慢。她的墓很小，他很快就看不见了。她的坟头会有人来替她拔草。天冷，雪大，她的坟茔会被雪盖住，太阳出来，雪会化。她的碑会露出来，上面的字又被风吹日晒褪色一层。老周会再来描，描到描不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