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俄罗斯做保姆，包了顿饺子，第二天领导就派人请我去做国宴

莫斯科的冬天太长了，长得让人忘记春天的样子。

我叫孙凤英，五十二岁，在莫斯科西南区一户人家做保姆。雇主姓谢，中国人，做中俄贸易发了家，在莫斯科住了快二十年。他夫人是俄罗斯人，叫娜塔莎，金发碧眼，年轻时候一定很漂亮，现在四十多岁了，底子还在。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九岁的男孩一个六岁的女孩，混血儿，长得像洋娃娃，睫毛长得能放火柴棍。

我来谢家快两年了。一五年经老家一个远房亲戚介绍过来的，说谢老板家缺个中国保姆，做饭带孩子，包吃包住，一个月一千二百美金。那时候我在老家县城给人当钟点工，一个月挣两千八人民币，这价钱对我来讲是天上掉馅饼。办签证的时候激动得好几宿没合眼，护照上的照片是头天晚上才想起来去拍的，人像被蚊子咬了似的脖子上肿了一个包。出海关那天我妈在候车厅外面哭，六十九岁的人了，抱着我那件旧棉袄死活不撒手，这辈子没跟她说一句“妈你别哭了”，说不出话来。

俄罗斯的日子不好过。语言不通，气候冷，街上的人不爱笑。头三个月我全靠比划和翻译软件活着，去菜市场买菜指着图片给人家看，人家叽里呱啦说一堆我一个字听不懂，只能赔笑脸付钱，有没有被宰也不知道。谢老板的俄语说得好，但他忙，不可能天天给我当翻译。娜塔莎会说几句中文，也就是“你好”“谢谢”“好吃”这种水平，沟通主要靠英语。我不会英语，她不会中文，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跟两个哑巴似的，只能笑，笑得脸都僵了。

唯一不跟人打交道的活，就是做饭。

我在国内就会做几道家常菜，来了这边没人管，自己瞎琢磨，反倒越做越顺手。谢老板爱吃中餐，娜塔莎和孩子们也爱吃，每次我包饺子，两个小家伙在厨房门口扒着门框看，口水滴答的，包好了煮出来，娜塔莎一个人能吃二十多个。她最爱吃韭菜鸡蛋馅的，莫斯科中超有卖冷冻韭菜，贵是贵了点，但谢老板说了，想吃就买，不差那点钱。

谢老板宽厚。不是那种嘴上说说的宽厚。来俄罗斯第一年冬天，我冻感冒了，发高烧，烧得浑身骨头疼。他家住的是独栋别墅，暖气烧得足足的，我还是冷，盖两床被子都冷。娜塔莎开车去药店给我买药，也不知道该买什么，把货架上所有的感冒药每样拿了一盒，花了好几千卢布。谢老板给我放了三天假，让我在房间里躺着，工资照发。那三天倒是让我把从家里带的《故事会》翻完了。

那天的事，说起来巧也不巧。

是二零一七年二月的一个周末。家里来了客人，谢老板生意上的伙伴，几个中国人，还有个俄罗斯人，叫伊戈尔，说是政府里管农业还是管什么的，官不小。那天我包了饺子，几种馅，白菜猪肉、韭菜鸡蛋、牛肉胡萝卜，先上了几盘当点心。面是自己和的，皮是手擀的，我一个人擀皮包馅忙了一个下午，系着的那条旧围裙上全是面粉，腮帮子上也沾到了，忙得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

包好的饺子在撒了干粉的案板上摆成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圆，中间留空，一圈一圈的像向日葵。这是跟我妈学的，她说饺子摆得好看，吃起来才香，至于什么道理，她也说不清。

饺子端上去以后，我在厨房收拾。过了一会儿，娜塔莎进来了，后面跟着那个叫伊戈尔的俄罗斯人。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里端详他。五十岁左右，个子很高，身体发福了，但肩膀还是宽的，站在那里像一堵不太端正的墙。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灰得很淡，不像十二月党人的油画，更像是冬天莫斯科河上快要开冻的那层薄冰。

娜塔莎跟他说了几句俄语，他点了点头，看着我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了一句话：“您好，饺子很好吃。我吃了很多，不好意思。”他那三个字“很好吃”咬得生硬，“好”字发成了“霍”，像喉咙里卡了一根鱼刺。

我愣了一下，不是因为他的中文，是没想到这个级别的领导会特意到厨房来跟一个保姆说饺子好吃。

我说谢谢您，您喜欢吃就好。娜塔莎在旁边笑了，用一种我听过很多次但就是从没学会的语速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串，中间夹了一个词“pelmeni”——俄罗斯饺子。我听懂了，她想让伊戈尔知道中国饺子和俄罗斯饺子不一样。

伊戈尔站在那里没有要走的意思。他低头看着案板上剩下的那几排饺子，面粉在黑色的案板上显得格外的白，像冬天刚降落的雪。

“您能教我包吗？”他忽然问。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娜塔莎。娜塔莎冲我点了点头，眼睛里有笑意。我说行，您先去洗个手。

他就那样站在厨房的操作台前，把衬衫袖子卷到手肘，跟着我学擀皮。擀面杖在他手里像一根不听话的指挥棒，面皮不是擀得太厚就是擀成了歪的，歪得像个心事重重的人。有一个实在是歪得太离谱了，他皱着眉看着那片面皮，像在看一道解不开的数学题。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他也笑了，笑起来的样子跟在饭桌上判若两人，嘴角往上弯的时候露出了很大一截牙龈，天哪他笑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那天他学了大概四十分钟。临走的时候跟我握了手，说了一句很长的话，娜塔莎翻译给我听：“他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饺子。他说如果有机会，想让更多的人尝到你的手艺。”

我当时没当回事。领导嘛，客套话总是要说的。这四十年我听过太多这样的话了。就像十年前那个说要提拔我的厂长，说“凤英啊你这几年表现不错，我跟上面提了”，提了三年我还在车间扫地。后来厂子都倒闭了。再后来我跟他老婆在菜市场碰见，她买菜我卖菜，彼此都装作不认识。

第二天下午，谢老板公司的助理小刘来了，开着一辆很大的黑色越野车，神色跟平时不太一样。他进厨房跟我说凤英姐，你准备一下，晚上跟我去个地方。我问去哪儿，他说克里姆林宫。我当他在开玩笑，手里切菜的刀没停，说你别逗我了。

小刘把手机递到我面前，屏幕上是一封俄文的邮件。我看不懂上面的字，但我认识那个抬头——俄罗斯国徽，双头鹰。

小刘说克里姆林宫的宴会厅要办一场重要的外事晚宴，有外国元首来访。主宾是个中国人，所以菜单里要加一道体现中国特色的菜品，相关部门的思路是饺子。俄罗斯相关部门的名单不知怎么辗转到了伊戈尔那里，伊戈尔说他知道一个人。

我手里的菜刀放下了，刀刃贴在大拇指侧面，感觉到一片薄薄的凉。双头鹰的国徽印在白纸黑字上，那两只鹰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像在看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我看着那两只鹰，觉得自己仿佛也正在被它们看着。

我六神无主了，给谢老板打电话。谢老板在电话那头笑，说凤英你别紧张，就是去做一顿饭。你的饺子我吃了两年了，比莫斯科任何一家中餐馆的都好吃。我们娜塔莎也这么说，孩子们也这么说。你做你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这话说得轻巧，像把一颗钢珠丢进一个空心玻璃球里，听着响，不知道往哪里碎。

当天晚上小刘送我去了克里姆林宫。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晚上。车经过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每次都有穿着制服的人拿着电筒照证件，照我的脸，照小刘的脸，最后挥手放行。我从车窗往外看，红场上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像一个巨大的彩色冰激凌，灯光亮得不像是人间的东西。那晚还在飘雪，是那种很小很密的雪，打在车窗上沙沙沙的，像千万条蚕在啃桑叶。

进了厨房以后我反而不紧张了。厨房是我的地盘，不管是在县城的小饭馆，还是在谢老板家的别墅，还是在这个全世界可能最戒备森严的地方。炉灶还是炉灶，锅碗还是锅碗，面粉还是面粉。不一样的是案板比谢老板家的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刀也多，人手更多，光帮我打下手就不下七八个。那些人穿着白色的厨师服，系着白色的围裙，帽子戴得高高的。我站在他们中间，穿着那件从谢老板家穿来的旧毛衣——袖口脱了线，用同色的毛线粗略地缠了几圈，不细看看不出来。脖子上一只很旧了的银项链，坠子是一颗黄豆大小的观音像，我妈在我出国前专门跑去寺庙里请的。

我擀皮。面不能太软，太软了煮出来没嚼劲；也不能太硬，太硬了捏口的时候会裂开。这是手的学问，说不出来，只能靠感觉。那些俄罗斯厨师围在旁边看我擀皮的动作，一个金发小伙子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旁边的翻译小声跟我说：“他说您的手好快。”

快吗？我没觉得。我包了一辈子饺子。小时候我奶奶教我包，说饺子要包得好看，褶子要匀，收口要紧，煮出来像一个小小的元宝。现在我奶奶坟头的草都不知道多深了，擀面杖在我手里转得比她当年还快。

馅是提前调好的，白菜猪肉，韭菜鸡蛋。白菜要杀水，杀太干了柴，杀不干煮的时候会破皮。这个分寸没法教，就是包得多了，手知道。我尝了一口咸淡，盐少了小指甲盖那么一小撮，让旁边的厨师加了一点。他加的时候很小心，用指尖捏了一丁点，那个谨慎的样子让我想笑。

饺子包了几百个，在撒了干粉的案板上排成一圈一圈的，像向日葵。

后来他们告诉我，宴会厅里坐了十几桌。主桌上坐着一个我常在新闻里看到的面孔，旁边坐着几个外国人。饺子是作为一道特色点心上的，每人面前一小碟，三只，配一小碟醋。醋是中国醋，专门从国内空运过来的，据说花了不小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人吃饺子的时候说什么了。我站在后厨的角落里，穿着一件不知道谁递给我的干净的白色厨师服，那件衣服太大了，袖口卷了两道还是长。脖子上的银观音藏在领口下面，硌着锁骨，凉丝丝的。

案板上还剩下一些饺子皮，我拿剩下的皮包了几个糖饺子，白糖拌了点面粉做馅，捏成三角形的。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那个年代糖是稀罕东西，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回。我把糖饺子下到锅里煮了，捞出来自己吃了两个，盛了几个给旁边那些忙了一晚的厨师们。那个金发小伙子咬了一口，眼睛瞪得溜圆，嘴里含混地说着什么，腮帮子鼓得像只松鼠。

糖饺子。甜的，烫的，咬开的时候糖汁流出来，差点烫了舌头。我还想再吃一个，忽然鼻子一酸，眼眶热了一下。

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厨房里，背靠着全俄罗斯最有权势的灶台，吃了一颗糖饺子。白糖拌面粉，五毛钱能买一大包的东西，在这里吃出了山珍海味都带不来的心安。

后来宴会结束了，人散了，厨房里的灯一盏一盏地关了。我脱掉那件不合身的厨师服，换回自己的旧毛衣，袖口那圈脱线的线头还在，我伸手下意识地捻了一下，线头又长长了一截。

小刘开车送我回谢老板家。莫斯科的深夜雪下得很大，大到我几乎看不见路边的房子。车子经过莫斯科河的时候，河面上的冰在路灯下闪着冷光，像一条巨大的蛇蜕了皮。我把额头抵在车窗玻璃上，冰凉的，玻璃内侧很快蒙上了一层雾气。我用手指在雾气上画了一个圈，圈里面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谢老板在饭桌上跟我说，宴会那边传话来，说饺子很成功。主桌上那位中国客人吃了三只，跟他旁边的俄罗斯客人说“这个饺子很地道”。俄罗斯客人也说好吃，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饺子。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国宴”。我就是在后厨包了顿饺子，跟我在谢老板家包的没什么两样——面是一样的面，水是一样的水，盐是一样咸，皮是一样薄。可能不一样的是吃饺子的那些人。他们平时吃的是山珍海味，什么好东西没尝过。忽然吃到一顿普普通通的家常饺子，反倒稀罕了。就像大鱼大肉吃多了，偶尔来一盘凉拌黄瓜，觉得格外爽口。我不是什么国宴大厨，我就是那盘凉拌黄瓜。

后来有一回，伊戈尔又来了。这次不是突然造访，是提前打了招呼的。他来谢老板家吃饭的时候我照例包了饺子，吃到一半他让翻译跟我说：“伊戈尔先生想知道，您愿不愿意去他的家里做厨师。”

我看着那个翻译，又看了看伊戈尔。他坐在餐桌对面，手里端着半个喝完了的伏特加酒杯，那杯子的水晶壁很厚，把他的手指照得变了形。

我想了一下，说：“替我谢谢伊戈尔先生，我还是想在谢老板家做。”

翻译把我的话翻过去。伊戈尔听完了点了点头，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没有再说什么。倒是娜塔莎在厨房里帮我收拾碗筷的时候，从后面抱了我一下。俄罗斯女人个子高，她抱着我的时候下巴搁在我头顶上，那个姿势不太舒服，但我没有动。

做人不能忘本。我来俄罗斯是谢老板给的机票，住在谢老板家，拿着谢老板的工资。人家的饺子好吃，是人家的面好、馅好、火候好。换了别家的灶，未必能做出这个味道。这话我没跟伊戈尔说，跟谢老板我也没说。我就是心里知道。

事情过去好几年了。我还在谢老板家做，他们还吃我包的饺子，我还隔三差五地跟我妈视频。我妈八十了，耳朵背了，跟她说话得扯着嗓子喊。有回她问我，凤英你在那边都给谁做饭啊？我想了想说，给一家人做饭，一家挺好的人。我妈说一家人好，一家人好，一家人你好好做。

我没告诉她克里姆林宫的事。说了她也不信，以为我在吹牛。我们老孙家的人，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会吹牛的。我奶奶不会，我妈不会，我也不会。我就是会包饺子。皮擀得圆，馅调得香，褶子捏得匀。老天爷赏了我这双手，我就用这双手，在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安安稳稳地活了这么多年。

锅里煮着饺子，娃们在客厅里疯跑。娜塔莎在喊“米沙别跑”，谢老板在阳台上打电话，说的是我听不懂的俄语，那语气跟他在家说中文的时候不一样，在家是软的，在电话里是硬的，棱角分明，像一个人同时长了两副面孔。

我系着那条沾满面粉的旧围裙站在厨房里，水开了，白汽扑在脸上，把窗户玻璃糊成一面毛玻璃。窗外的莫斯科还是莫斯科，雪还是雪。我用手指在玻璃上画了一条线，线弯弯扭扭的，从左上角走到右下角。

像一条回家的路。只是这条路太长了，长得我走了好几年还没走到。

但也许。不用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