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龄修：记王毓铨先生

我知道王毓铨先生的大名，已过去整五十年了。1954年，他在《历史研究》杂志当年第二期发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辨正》一文，指出亭是半军事性质的治安组织，不是乡与里之间的地方行政单位，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十里一亭”的“里”是指“步里”之“里”,是长度、距离单位，“十里一乡”的“里”是指“里居”之“里”,是据居住区域而划定的行政单位，两个“里”含义不同，所代表的制度也不一样。当时我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一年级，而且正听讲《中国通史(二)》,即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王毓铨先生这一发挥汉史问题新解的文章，很吸引我这刚踏上学习史学之路的青年人的注意力。我特别喜欢文章中说明从什么地方引起疑问，怎样提出和解决问题等内容。一种有趣的历史问题新说诞生，使先生的大名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958年9月，我被分配到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工作。不久，所里把我派定在明清史组。这个组的组长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白寿彝教授兼任，但不常到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组长就是王毓铨先生，名学者有谢国桢先生。这三位先生都是我多少熟悉的。在他们领导和指导下工作，我心情愉快。与王先生最初几次接触，给我留下鲜活的印象，至今恍然如昨。最初他将我介绍给全组，是在东四头条一号历史所旧址，明清史组开会的办公室则在朝阳门内大街九爷府后面(东四头条一号院与九爷府内是相通的),时间约在国庆节假后上班时。组内有十多人，济济一堂。王先生说：“我们今天欢迎新同志，各人轮流自我介绍姓名、籍贯，互相认识一下。我们这里号称明清史组，实际上是大明天下。”然后转向我说："你来了，就搞清史吧!”这几句话，简明而风趣，使我知道这么多人都是研究明史的，而我也被一语定终身，有了毕生的努力方向。11月，历史研究所搬到了建国门内大街五号原海军大楼内。王先生在办公室内第一次找我谈话，问了一些在校学习的简况，有没有毕业论文给他看看。我有一篇题为《明代的山陕商人》的毕业论文，是读明清别集和受傅衣凌先生《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影响定的课题，在袁良义师指导下写成的，学习傅先生一一列举明代山陕商人各行业经营活动的证据，还试图就商人资本组织、运用方式和盐商资本活动做经济学分析。我赶紧取了这篇不成样子的论文呈上。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谈话。一见面，他没有就文章做任何褒贬，只问我在家时是不是要料理、照顾自己的生活。我听了一惊，问他怎么知道。很意外，他竟说，从文章中看得出来。我懂了，文章写得很幼稚很浅薄，在写作过程中我就曾为深入不下去、无力突破而苦恼，先生不愿指摘这点，是不愿挫伤一个史学新手的自信和自尊，而降低一下要求，但文章多少具备的一点条理性得到了先生的首肯。也就是说，自己远远不足，但并非一无可取。先生给我指出了一个清晰的起点，自己要加倍努力。

1959年3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边建边准备陈列，从历史研究所借调我们去协助做中国通史陈列设计。我在王先生为首的明清段，亲眼见到他敬业工作的情形。他不仅做研究、设计和文字工作，而且挂展品，搬东西，做体力活。半年后回所，我们的接触较前频繁。他那时每天读明人别集。他说：做历史研究，要尽量找原始史料，明史史料除档案、契约等外，最重要的就是《明实录》和别集。他已读完《明实录》,摘抄过有关资料。1960年代初，所里组织各种科研工作小组。我被调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组，随后又改调太平天国史组。他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农民战争史需要研究，但农民战争是在经济、政治败坏，矛盾尖锐化基础上爆发的，因此要先研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状况，才能看清楚农民战争的问题。他的明史研究，根据自己的认识，从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研究入手，尤其重视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阶级分野和各阶级在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地位的研究(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是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把钥匙),依次完成研究军屯、王府庄田、勋贵地主、缙绅地主的著作，计划中的皇庄和庶民地主等的研究则尚有待。研究明代勋贵地主、缙绅地主的两文写成后，我有幸成为第一读者，记得两文规模虽不如研究王府庄田的一文宏大，字数各在五万字以内，但是构成其明代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研究系列的有机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他也十分关注赋役制度问题，曾质疑当时一些权威观点。他并没有忽略阶级斗争史，曾以王世贞《张司马定浙二乱志》为基本史料写过关于浙江兵变的文章，以堵胤锡《堵文忠公集》为基本史料写过关于崇祯年间长沙反吉王事变的文章，主要是梳理史实，后者可能是研究王府庄田的副产品。我那时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些根本问题自己没有认识，便服膺主流观点，对一些工作安排则听从所领导决定，对他的话并不能完全信从，这是1957年后的政治气氛下一种很自然的选择。我本可以接受他更多的学术熏陶，结果连略窥门径都谈不上，更不用说升堂入室了。

先生是1955年春调到历史研究所的。他原来一直研究秦汉史、先秦史，回国后他购买了《卜辞通纂》《殷契萃编》《两周金文辞大系》等许多书籍和考古发掘报告，证明他的专业方向仍定在这里。到历史研究所后，所领导因缺少明清史专业带头人，让他转到研究与秦汉史相距逾千年的明史。他那时四十五岁，毅然放下现成业务，从头开始学习和熟悉一个新的领域。这种转变不像办一件具体的事那样简单。熟悉另一个领域、另一个朝代，放弃原来长期的积累，所需时间动辄以五年、十年计，对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并非易事。先生的态度证明他是能服从大局的。从此时到1960年代初，大约只有八九年时间，他用最紧张的学习、研究，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明史大家。能做到这样，是因为他作为早已成名的史学家，其经验、学养、识见、方法是现成的，也就是说他的起点是很高的，进展相对便捷；而且，他从系统阅读、利用明史第一手资料人手，从明代社会经济制度和封建社会两大阶级的研究人手，一下子抓住明史可靠依据和根本问题，较快开辟了进入明史广阔无垠领域的坦途。正是他的经验、学养、识见、方法的丰厚积累，使他能够择定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治学路线。我认为，这两种因素对他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一位明史大家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这八九年是他明史研究的黄金阶段。

此后十多年，客观环境没有再给他提供伏案学习、研究的条件。1964年9月，我们去山东搞“四清”时，他被派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回所后他告诉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体会，只有九个字：“生活很好，批判很严厉。”“文革”动乱十年，是可悲的“糟蹋圣人”的十年。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不肖之徒随意上门查抄，许多手稿被作为专案材料调去审查，最典型地表现了学术问题的政治化。还有不堪的是扣发工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积蓄花光，开始卖书，一部开明版二十四史只能卖得人民币四元，精装硬封皮还得撕去。1969年11月，他的情绪低落到近于绝望，把我找去，要我把精装《明经世文编》拿去，说对我可能还有点用。我因自己的藏书都当成废纸基本上卖完了，不愿接受。他塞给我江苏碑刻集、《晚明民变》、《韩昌黎集》,叫我留作纪念，其余的书除一堆从美国带回的外文书外都给他拉到中国书店去卖掉。我给他先装满一三轮车，蹬到前门大街路东中国书店，一个中年人出来，见到满满一车甲骨文、金文书籍和考古报告等等，一声不吭，绕车转了三圈，然后问：“为什么卖掉?”我说：“没用了!也没处放。”中年店员叹气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现在卖不起价钱。拉回去，堆在角落里。半年，准涨!那时，要卖，再拉来。”又满有把握地重复说：“再过半年，准涨!现在卖，不是不收，太可惜了。”我很感动，中国书店培养了这样的业务员，真正爱书，能体谅知识分子买进这些书不容易，并且较能看清形势，知道文明终究要恢复自己的尊严。我至今很感念这位先生，后悔当时没有问他的姓名。当时，我转身就把一车书原封不动地蹬回去。不久，我就去河南息县我们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了。1971年，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都转到河南信阳明港镇搞运动。

同年，先生从明港镇调回北京，到中华书局点校《明史》。1972年3月，我也回京参加写作《中国史稿》。我与先生又有机会接触。他说，他的一些未刊文稿被专案组抄去后没有发还，还有史料卡片柜(立式多屉柜，装所抄明史资料卡片)留在历史所，让我留意替他找找。当时全所只有我们《中国史稿》组和图书室共十余人上班，其他人还滞留在明港。我替他四处寻觅，终于在图书室过道里发现他的卡片柜，就邀同事刘重日用三轮车替他运回家，卡片没有丢失。文稿则因是专案组收缴的，我不便查问。直到1972年8月全所回京后，有一天，办公室林宝根女士蹲在大院二号楼北车库内满地废纸旁，见我路过，大声喊我，叫看看这是什么。我跑去一看，天哪，是王先生研究明代勋贵地主的文稿，已所余无几了。我蹲下来，把地上的废纸一一仔细翻了个遍，再没有发现王先生的片纸只字。我问林宝根。她说，卖废纸，装麻袋前检查一遍，已经卖过一次了，这是最后一麻袋。她又说，过去卖的谁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法追查了。我痛心地望着满地废纸，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为辜负先生嘱托而深感自责。也让我感到骇异的是，被审查人现成的未刊文稿怎么就成了废纸?难道没有登记、保管的制度?倘若被审查人要求发还，怎么办?谁来负责?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把这一小叠劫余文稿交给先生时，表示很对不起他。先生倒很坦然，他似乎还没有从对史学的绝望中解脱出来，对几年的心血化为泡影、化为纸浆仍表现出惊人的麻木，连声说：不干你事，不干你事嘛。找到这些就行了。我想，他将伤痛埋在了心底，而这种伤痛是比爆发出来更剧烈更深沉的。后来，他把这点劫余文稿略加剪裁，题为《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发表在《文史》第五辑，作为纪念，还将抽印本送给我。这是怎样的一种纪念啊!仿佛自己的孩子丢了，却留下他的一些毛发指爪做纪念，看着这些毛发指爪，该是一种什么心情?

点校《明史》在先生个人经历上是值得一记的。标点本二十四史出，在使用上已取得定于一尊的地位。他在中华书局前后约有三年。三年中，他是完成此项巨大文化工程《明史》部分的主力，自己还有其他收获。他告诉我，提高了对《明史》的认识，说“《明史》真有好材料”,在史学家眼中，史籍的价值首先就表现在有没有说明问题的好材料，有多少这种材料。“真有好材料”无疑是很高的评价。原来他对依据原始材料编成的《明史》抱有的一点轻视去掉了。他还告诉我说，中华书局曾请他点注《明史》的《流贼》传，拟作为活页文选印行。他答应后，一上来就碰到难题：李自成父守忠祷神求嗣，神示梦将以破军星为其子，破军星是什么星?破军星转世有何含意，寓何褒贬?请教多位合作标点二十四史的满腹经纶的同事，也都瞠目不知所答。只有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告诉说，自己年轻时，因岳父家有小楼，富于藏书，便常登楼阅读，不懂得拣择，挨个儿翻看，记得某丛书一种讲堪舆的书里谈到过破军星(丛书名、堪舆书名，我都已年久失记)。先生赶忙借到该书查看，果然不差。他衷心赞叹说：“王仲荦先生读书多，学问好，记性又那么好，连堪舆书上看起来像不要紧的东西都记得那么牢!"《明史》标点本出版后，先生不认为是工作的结束，到处征求意见，收集反映，以便再版时改正。他叫我在使用《明史》时留意此事，并把听到的别人的批评转告他。我曾把同事陈高华关于《仇钺》传中误“饭村店”为地名等意见告诉他，也把自己所见《诸王世表》中与傅维鳞《明书》的不同点写给他。他统统收集起来，来得及的就在第二次印刷本上改正了。据说内蒙古大学教授周清澍曾说，二十四史点校结束后，继续关注、征求意见的，只有王毓铨先生一人。这给后辈留下了典范。

这种敬业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表现在他承担的一切工作上。改革开放之初，明清史各自分开设室，他担任明史研究室主任。培养人才是其绝顶重要的任务。我们得承认，他们那一辈人信奉的史学人才培养方法，是反对急功近利的，要求坐冷板凳，多读书，多练习，多研究、思考，不急于发表，甚至有三五年不发表文章的说法。而我们的时代就不同了，要求一上来就工作，“边干边学”,后来又推行早出成果、多出成果的措施，评职称、加工资、分住房都靠文章说话，三年不出成果就考虑调动工作。上上下下与他的信条都不协调。当他与我谈到新任主任时，我便劝他“少管”。他很惊讶，说：“你提的跟赵守俨说的一模一样!”涉及室主任的根本责任问题，他不可能听赵守俨先生和我的劝告，按照他的性格他一定要管，一一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做出安排。直到有一天他碰到让他生气的事，他似乎也渐渐了解他的一套已不大适应潮流，才逐步淡出。不久，开始普遍进行职称评审。他审读有关申请人的著作和材料，在看完本室一位申请人的著作后，马上打电话给室学术秘书曹贵林，说研究室给这位申请人写的意见，评价低了一点，不完全符合实际，要改。评审进行中，他听到对一位申请人的尖刻评论，就亲自到申请人家里去索看著作，做调查研究，力图取得真知，在人才的进退上做到公平、准确。有一次，一位外地的中年学者登门，请他为自己的一本新著作序。他的原则是不读此著作从不凭空作序。但这位中年学者是首次登门求助，不便拒绝，就说：我很愿意为大作作序，但我杂事很多，我建议你除我外再请一个人作序，到时候我的序交卷了，并列两序也很好，万一我耽误了，大作还可以有一篇序。他说，他只好这样讲，他要对学术负责，对作者负责，讲真话，不能够胡吹乱捧，信口雌黄。我想，作者如把书稿寄给他阅读(他总是细心读别人赠送他的著作的),他一定会写一篇发自内心的序。作者既没有拿新著给他看，又没有表示准备给他看，他终究没有写成此序。

点校《明史》的工作结束后，先生虽年逾花甲，春秋尚富，精力犹盛，常与同事张书生结伴骑车游香山，攀鬼见愁。还可以效法古人谈迁，利用现成的史料，恢复失去的文稿。但他没有顾及自己迫在眉睫的工作，却答应协助白寿彝先生完成其《中国通史》巨著,以后又承担《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明代部分、《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屯垦史》明代部分的任务。等到1980年代后半期，我再劝他恢复研究明代勋贵地主、缙绅地主的文稿时，他淡淡地说：“恢复不了啦。精力不济了!就这样吧!”从他的神情上，我已经看不到他1960年代初那种谈论这类历史问题的浓厚兴趣。我想，主要是十年动乱严重挫伤了他对宏伟学术目标的追求，摧残了他的科学创造的激情，他再也没有能完全恢复过来。

先生是历史研究所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形成了完整体系性学说的第二人，另一位是侯外庐先生。王毓铨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概括为“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他关于这种社会形态的全部观点，没有专著进行集中论述，分见于他的许多论著中。晚年他曾企图做一些较深入、较系统的阐发，写成比较详细的《〈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附录在《莱芜集》中，又写成简略的《明朝的民差与民田》提纲，附录一《明人论南北役法》,附录二《种田纳粮也是当差：赋役名异实同》,有油印本，但终究限于精力，除附录二写成为短文《纳粮也是当差》外，其他都仅表达出思路、一些观点和著作结构，未能实现为精密的科学论著。1990年2月15日，他把我叫到他的家中，赠以《纳粮也是当差》、《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二文，说是近年所作诸文中最重要者。可见此二文是反映他的中国封建社会学说体系的重要文章。我乘机面询：《莱芜集》中最重要、最具体系性的一文，是否就是附录《〈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先生一再点头肯定。附带指出，可喜的是有两篇后学写的文章，一是周绍泉作《王毓铨先生传略》,一是张显清作《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论——记近年来王毓铨先生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论述》都完整地阐述了先生的学说体系，忠实地反映了先生的观点。内容在此不赘述。张显清的文章稍详，而且频繁引述先生著作中原文加以表达，尤能体现先生观点的细微精神。两文发表前都经过先生亲自审阅，是具有权威性的，可以稍补先生没有留下专文专著集中论述的缺憾。记得有一年，我同先师邓恭三(广铭)先生谈起王毓铨先生，恭三先生忽然郑重地称赞他的这位同乡兼同窗说：“这个人可真能做大学问呀!”我猛然一惊，因为我有恭三师不轻许人的印象，这是头一回听他这样称赞同辈学者。恭三师似乎留意过“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论或有关的一些观点。

严谨、平实，是先生学风的特点。他揭举“宁质勿夸，宁拘勿达”为自己著作的圭臬。采取这样的八字方针，不能说学术问题政治化对他没有影响，但依我看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史学的认识和信念，认为史学是老实的学问，不容丝毫的轻忽、草率、唐突、苟且。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的史学活动虽重点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土地、人户、等级、阶级以及封建家长制专制政权”等重大问题，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体系性学说，但却总是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入手，既有高屋建瓴的全局的观察、分析、概括，又有严丝合缝的具体的举证、考辨、探索，不空泛，也不烦琐，是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准确运用，理论与历史实际的完美结合，论从史出、寓论于史的典型。我读《明代的军户——明代配户当差之一例》这篇文章，感觉这虽是研究中国历史上人户问题，但以明代军户作为剖析的实例，理清军户来源(原籍、从征、归附、谪发、垛集、抽籍、土军)、身份、义务等各方面问题，得出重大的结论，认定“明代的皇帝显然对军户操有人身的强制支配权力；军户是缺乏人身自由的人户。也可以说，军户对皇帝有浓厚的人身隶属关系，主奴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关系的来源，形成其体系性学说的部分理论。《纳粮也是当差》一文也一样，其最后结论是："土是‘王土’,民是‘王民’。为王之民，耕王之土，食王之利，就得为王当差。理固宜然，分所当然。徭役固然是差役，纳粮也是差役。纳粮不仅是差役，而且还是‘正役’。如此税粮，如此正役，中国古代的税粮(夏税秋粮)不是一个公民向其国家缴纳的所得税，而是一个人身隶属于或依附于帝王的编户民服事其君父的封建义务。故曰纳粮也是当差。”这项研究同样是从明史具体切入的，“不敢通论全史，请暂以明朝事例为限”。本文也是贯彻其学说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爱摆理论家架势者，率尔而作者，很难理解他的学风的特点。

我与先生相处几十年，原来一直觉得他是埋头做学问的人，“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才了解他的炽热的爱国心、坚毅的爱国行动。1936年，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只工作了一年左右，七七事变爆发后就回了家乡山东莱芜，主持莱芜抗日救亡运动委员会，配合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抗日。1938年，他到美国，根据他的了解，写成长文《一个鲁南典型的游击区的组织》,刊于《在旗帜下》杂志，美国人民始知道有八路军山东游击队抗日活动，很好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做了一次宣传。随后，他按月将工资的百分之五捐寄保卫中国大同盟，支持抗日。为此，他收到大同盟主席宋庆龄的许多亲笔信或签名信。此时，他在美国积极从事史学工作，声名渐盛。1947年，他应聘出任美国古钱学会远东部主任。次年，北京大学筹建博物馆学系，由校长胡适写信聘请先生原配夫人胡先进教授回国主持其事，当时先生一家未能成行。1950年，先生听到周恩来总理关于海外中国人回国建设新中国的号召，毅然响应。

回国后，他们全家投奔北京大学。那时北京大学由汤用彤先生主持，承认胡适原聘请信有效，接纳胡先进教授，经协商后安排王毓铨先生去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胡先进教授后因博物馆学系没有设立而改调新建的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先生到历史博物馆任职。新中国建国初，实行以小米为计算标准付酬。先生新从海外归国，所定小米数额标准较高，高出副馆长韩寿萱一大截，而韩先生也是海外归国人员，但归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所以未蒙优待。于是有人动员先生申请削减小米数额，他慨然递上书面申请，要求降低一半小米数额给酬，得到批准。他转到历史所二所工作不久，碰上定职称、工资级别。据说，主持者副所长向达依据王先生的小米数额折成四级(四级是研究员、副研究员交叉级)副研究员。从对王先生的研究能力和史学成就的评价说，这样定职定级应该是一个失误，但审核时显然没有引起异议。我想，早知如此折合，他假使不提出小米减半申请，折成一级研究员还有富余，比向先生本人还高。对人的评价和待遇不公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对此深感挫折，面对既成事实，心理不平衡是很自然的。这样过了二十多年，到1980年起他才转为研究员，又过了几年才提高级别，后又定为终身研究员。这样的聊显公正，实在是“迟到的春天”,令人慨叹。但是，他始终按自己的原则做人。他平时生活俭朴，在美国就是这样过来的，一辈子没有改变。他从物资上、经济上帮助生活困难的同事，却并不吝惜。1966年春，他把自有的巨宅交公使用，自己搬进本单位提供的一套公寓楼房。198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距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过了六十一年。

他一生中最后的将近十年是在病榻上度过的。1989年，他在家中跌倒，摔断尾骨，愈合后体质迅速衰弱，江河日下，几年过去，终于卧床不起，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以后症状增加而且明显，关节强直，表情僵化，口齿不清，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我认为他又患上了帕金森病，后来病危时还查出有糖尿病。这真是一连串的不幸。不幸中的大幸是，他碰上一位心地善良而又善于照顾病人的安徽籍保姆张秀英，使他始终得到了周到的照顾，但其生活质量差却是无法改变的。在不能阅读后，他的思想仍然活跃。据他的助手张宪博的文章说，王先生还两次致信白寿彝先生，讨论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的目的、功用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应该是告诉人们，自己的历史是怎么样前进的，如何前进的，应该怎么样再前进，这是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的积极目的”。现代社会每门科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目的、功用，以解决各门科学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以及各自为什么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等根本问题。史学无疑研究人类“自己的历史是怎么样前进的”,它是否承担研究“应该怎么样再前进”的任务，也是可以讨论的，而且研究过去对走向未来肯定有启发、借鉴的作用。不管怎样，萦绕在他脑际的，仍有许多大问题。一个人到了自顾不暇的死生之际，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问题，绝对是这个人情趣和品格的试金石。这两封致白先生的信，不正是王毓铨先生高尚情操的反映吗?此外，他也常回顾生平，有时痛自责备，以至哭泣。2002年春节，同事王曾瑜与我去给先生拜年，谈话中间，他忽然对着我们大哭。曾瑜和我都感到愕然，丝毫没有觉得这是我们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谈话。难道先生有预感?或者先生触发什么回忆而生出悔恨?曾瑜认为是痛心于不能继续工作。但我认为对于一位缠绵病榻有年的耄耋叟说来，这一点应是能放得下的。所以先生此哭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谜。这年夏秋颇多活动和事故，我未能赶在劳动节、国庆节两次长假期间去看望他。10月，先生患内出血，来势凶猛，未及查明出血部位，即于23日辞世。

家属持治丧从简的原则，不发讣告，不通知同事友好。遗体告别仪式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举行，只有亲属和闻讯赶来的少数同事同行向他致敬，为他送行，气氛冷清寂寞，但是庄重肃穆。这与先生朴素的一生也是完全吻合的。我蓦然想起，他在世时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形式主义的事情，只有工作、著作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先生虽撒手人寰，其著作却是一笔实实在在的遗产。中华书局迅速将出版他的全集纳入规划，着手编辑，是令人鼓舞的证据。他的学说，将长期哺育广大史学后学，将在昌明中国史学上作出重要的贡献。先生大名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