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前焦虑不是矫情：NRS每高1分，手术取消风险上升4%

手术当日取消是围术期管理中一个长期存在且令人困扰的问题，不仅影响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加医院运营成本，更会给患者带来身心负担，延误疾病诊治。既往研究已识别出多种与手术取消相关的危险因素，包括患者社会人口学特征、合并症、手术类型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然而，在临床实践中，即便排除上述客观因素，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在手术当日“无故”失约或临时决定取消手术，这提示可能存在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潜在影响因素。

术前焦虑是围术期常见的心理现象。据文献报道，手术患者术前焦虑的发生率在11%至80%之间。适度的术前焦虑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但过高水平的焦虑可能影响患者的决策能力和治疗从依性。理论上，严重的术前焦虑可能导致患者逃避手术、未能按时到院，或在术前等待区因情绪失控而拒绝配合，从而直接增加手术当日取消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既往关于焦虑与手术取消关系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国际疾病分类（ICD）编码系统中“焦虑障碍”的正式诊断。然而，临床实践中大量存在显著术前焦虑却未被精神科正式诊断的患者——他们可能从未接受过专业心理评估，或者其焦虑本质上是针对手术情境的急性、状态性反应，而非慢性焦虑障碍。因此，仅依靠ICD诊断码可能严重低估术前焦虑的真实负担，也无法准确捕捉其对手术取消的独立影响。

在此背景下，Ramishvili等开展了一项大样本前瞻性研究，旨在评估患者自我报告的术前焦虑水平与择期手术当日取消之间的独立关联。该研究于2023年4月至2025年1月在美国纽约Montefiore医学中心完成，成果发表于2026年4月Journal of Clinical Anesthesia。

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严格遵循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规范（STROBE）指南。研究对象为计划在Montefiore医学中心接受择期日间手术或当日入院手术的成年患者。所有患者在术前1日（中位数时间，四分位间距为术前1至4日）接受由护士通过电话进行的术前评估，并完成焦虑自评。

图1 研究队列。该图展示了研究的筛选流程：2023年4月至2025年1月期间在Montefiore医学中心共进行了6779例围术期焦虑评估，其中403例因无法提供焦虑水平而被排除，最终有6469例纳入分析。

焦虑水平采用数字评定量表（Numeric Rating Scale, NRS）进行评估，量表范围为0至10分，0分表示“完全不焦虑”，10分表示“极度焦虑”。研究将NRS评分≥5分定义为高水平焦虑。此外，患者还被询问对即将进行的手术是否存在具体担忧，并可多选回答最担忧的事项；同时询问其接受手术的主要期望。研究的主要暴露为高水平术前焦虑，主要结局为手术当日取消，定义为在预定手术时间24小时内发生的取消事件。

研究者采用改良Poisson回归模型计算调整风险比（RRadj）及95%置信区间（CI），以估计高水平焦虑与手术当日取消之间的关联。在建立模型时，将以下变量作为潜在混杂因素纳入调整：年龄、性别、种族、体重指数（BMI）、居住地与医院的距离、年收入、是否拥有初级保健医生、既往爽约史、既往手术史、术前30天内阿片类或苯二氮葯类药物使用史、手术类型及科室、手术预约时间（是否提前30天以上预约、是否安排在周一或周二）以及既往焦虑障碍诊断。研究还进行了多项敏感性分析，并通过交互作用检验评估了焦虑效应是否在不同性别、年龄组和手术类型间存在效应修饰。此外，研究者探索了焦虑NRS评分作为连续变量与结局的剂量-反应关系。研究使用Stata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P<0.05为统计学显著性水平。

结果

在研究期间，共有6779例患者接受了术前电话评估，最细6469例（95.4%）完成评估并纳入分析。队列中女性占60.4%，70岁以上患者占14.8%。大多数患者（3858例，59.6%）报告术前“完全不焦虑”（NRS=0），而报告“极度焦虑”（NRS=10）者有167例（2.6%）。总体而言，1248例（19.3%）患者被归类为高水平焦虑，其中66.7%为女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高焦虑患者中，高达90.5%（1130/1248）并无任何正式的焦虑障碍诊断记录。这一数据强烈提示，若仅依赖ICD诊断码，绝大多数术前高焦虑患者将被临床系统“视而不见”。

从手术科室分布来看，术前焦虑水平最高的前三位科室依次为心血管外科（中位焦虑评分4分，四分位间距3至5分）、神经外科（4分，3至5分）和胸外科（3分，3至3分），这与这些科室手术的高风险、高侵袭性特点相符。

图2 术前焦虑原因与手术后期望。A）柱状图显示患者报告的术前焦虑原因，左侧y轴为患者人数，右侧y轴为占总回答数的百分比。B）柱状图显示患者报告的手术后期望，左侧y轴为患者人数，右侧y轴为占总回答数的百分比。

当询问患者对手术的具体担忧时，最常见的前三位担忧依次为：担心术中并发症（1147例，17.7%）、担心术后并发症（811例，12.5%）和担心疼痛（682例，10.5%）。而患者接受手术的最主要期望则是希望改善生活质量（1074例，16.6%）、改善身体功能（1035例，16.0%）和减轻疼痛（624例，9.6%）。

在主要结局方面，6469例手术中共有408例（6.3%）在当日被取消。取消原因分析显示，334例（81.9%）系患者未能在手术当日到院，74例（18.1%）在术前等待区因医学或行政原因取消。在低焦虑组（NRS<5，n=5221），手术当日取消率为6.0%（312例），其中80.1%为未到院；高焦虑组（n=1248）取消率为7.7%（96例），其中87.5%为未到院。两组风险差异为1.7个百分点（95%CI：0.1%至3.3%，P=0.025）。

图3 按术前焦虑评分调整的手术当日取消发生率。该图展示了随着自评焦虑评分升高，手术当日取消发生率呈调整后的剂量依赖性增加。

多变量调整分析显示，高水平术前焦虑与手术当日取消存在独立的统计学关联：调整风险比为1.29（95%CI：1.04至1.62，P=0.023）。归因风险分数计算结果表明，在高焦虑患者中，22.1%的手术当日取消可归因于其高水平焦虑。当将焦虑视为连续变量时，NRS评分每增加1分，手术当日取消的调整比值比（ORadj）为1.04（95%CI：1.01至1.08，P=0.019），呈现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

图4 焦虑水平与手术取消的关联及与年龄、性别和手术类型的交互作用。图中展示了焦虑水平与性别、年龄和手术类型之间的效应修饰。性别（交互P=0.498）、年龄（交互P=0.738）未见显著交互作用，而手术类型（交互P=0.014）存在显著交互作用。高焦虑效应在非普通外科手术中被放大（RRadj 1.52；95%CI：1.19-1.96；P=0.001），而普通外科手术则未达显著性（RRadj 0.74；95%CI：0.44-1.25；P=0.260）。

亚组分析提示了有趣的效应修饰现象。手术类型对焦虑与取消的关联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交互P=0.014）：在非普通外科手术中，高焦虑的调整风险比为1.52（95%CI：1.19至1.96，P=0.001），效应显著；而在普通外科手术中，调整风险比为0.74（95%CI：0.44至1.25，P=0.260），未达统计学显著。性别和年龄方面未观察到显著交互作用。

探索性分析还发现，日间手术患者的术前焦虑风险显著低于需入院手术的患者（RRadj 0.77，95%CI：0.64至0.94，P=0.008）；手术复杂度与术前焦虑无显著关联。既往焦虑障碍ICD诊断虽见于476例（7.4%）患者，但与手术当日取消无显著关联（RRadj 0.97，P=0.889），再次印证了正式诊断无法替代患者自评的术前焦虑筛查。

敏感性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主要结果的稳健性：排除既往有焦虑障碍诊断的患者后，高焦虑与手术取消的关联依然存在（RRadj 1.30，95%CI：1.03至1.65，P=0.027）。

结论

术前焦虑是择期手术当日取消的独立、可量化且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其临床影响远超既往认知。将简单的0-10分 NRS 焦虑量表纳入常规术前评估，并针对高风险患者建立分层分级的心理干预体系，可减少约五分之一的手术当日取消，显著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并改善患者体验。

麻海新知的述评

本研究是迄今为止样本量最大的探讨术前焦虑与手术当日取消关联的前瞻性研究，其结果不仅填补了领域空白，更对全球围术期管理模式的转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它首次用高质量循证证据打破了"只有确诊焦虑障碍才需要干预"的传统观念，将“情境性术前焦虑”这一普遍存在却被长期忽视的临床问题提升到了围术期安全管理的核心层面。

首先，本研究彻底颠覆了既往对术前焦虑风险的认知框架。长期以来，全球临床实践均以ICD编码的精神科诊断作为识别焦虑高风险患者的唯一标准，却完全忽略了占比超过90%的"隐匿性"情境性焦虑患者。研究证实，正是这些无正式诊断、仅表现为"有点紧张"的普通患者，才是导致手术当日取消的真正独立危险因素，且其影响呈明确的剂量依赖性。22.1%的归因风险分数意味着，若能建立有效的术前焦虑筛查与干预体系，仅手术取消这一项就可为全球医疗机构节省约五分之一的围术期资源浪费，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难以估量。

其次，研究精准揭示了术前焦虑导致不良结局的核心机制——对未知风险的恐惧引发的逃避行为。高焦虑组87.5%的取消源于患者未到院，这与患者最担忧的术中并发症、术后并发症和术后疼痛"三大问题高度吻合。这一发现彻底纠正了患者失约是因为不重视或时间安排问题的错误认知，为干预指明了根本方向：有效的风险沟通和预期管理，比反复的术前提醒和惩罚性措施更能降低失约率。

第三，亚组分析结果为精准分层管理提供了循证依据。非普外科手术（尤其是心胸、神经外科等重大手术）患者、女性和≤70岁患者是术前焦虑的高风险人群，也是干预的重点对象。这一结果与全球多个地区的临床观察一致，具有广泛的普适性。

本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在将其应用于中国临床实践时，必须充分考虑中美医疗体系的本质差异。本研究纳入的主要是美国门诊手术和当日入院手术患者，患者术前与医院接触时间短，心理支持不足，容易因焦虑而临时取消手术。而中国绝大多数择期手术采用“先住院、后手术”的模式，患者入院后有1-3天的术前准备时间，与医护人员接触充分，且已完成各项术前检查和医疗准备，因单纯焦虑而主动要求取消手术的比例确实显著低于美国。中国患者普遍更信任医生权威，对医疗决策的依从性更高，即使存在明显焦虑，也较少直接拒绝手术，更多表现为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取消。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患者手术取消率低，绝不意味着术前焦虑不存在或不重要。相反，大量临床观察和国内研究表明，中国择期手术患者的术前焦虑发生率高达30%-50%，与本研究的19.3%相比甚至更高。这些未被识别和干预的焦虑，虽然很少导致手术取消，但会显著增加术后疼痛敏感性、谵妄发生率、阿片类药物用量，并延长住院时间、降低患者满意度，其对围术期结局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基于本研究结果并结合中国医疗实际，建议将术前焦虑筛查纳入常规术前评估：推荐使用简单易行的0-10分NRS焦虑量表，在患者入院后24小时内完成筛查，耗时仅需数秒。对于NRS≥5分的患者，标记为围术期不良结局高风险人群。对于轻度焦虑（NRS 5-6分）患者，由管床护士进行标准化宣教，重点讲解手术流程、麻醉方式、术后疼痛管理方案和康复计划，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患者疑问，消除其对未知的恐惧。对于中度焦虑（NRS 7-8分）患者，在标准化宣教基础上，术前30分钟建议常规给予短效苯二氮卓䓬药物（如咪达唑仑1-2mg静脉注射）。这一方法简便、有效、成本低廉，适合中国繁忙的临床环境，已被多项国内研究证实能显著缓解术前焦虑并改善术后结局。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首先，焦虑评估通过电话进行，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部分患者可能倾向于隐藏真实焦虑水平。其次，尽管研究者进行了详尽的多变量调整，残余混杂（如患者对疾病严重程度的认知等）仍不能完全排除。第三，研究未深入探究高焦虑患者未到院的具体原因——是刻意逃避、因焦虑引发躯体不适，还是交通等客观因素？最后，单中心研究的外部推广性有待多中心验证。

综上所述，Ramishvili等人的研究以坚实的证据将术前焦虑从一种“司空见惯却无人问津”的围术期现象，提升为影响手术流程效率和质量的可干预靶点。在ERAS日益强调全程管理、注重患者体验的今天，正视并主动管理术前焦虑，或许是进一步优化围术期医疗质量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编译：徐婉卓

评述：薄禄龙

原始文献：

Ramishvili T, Khandaker R, Himes C,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preoperative anxiety and case cancellations: Prospective study. J Clin Anesth. 2026;112:112205. doi: 10.1016/j.jclinane.2026.11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