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一位懒汉，养了一辈子的蜜蜂，很少干其它的工作

柳河村的人说起刘长河，没有不摇头的。

“懒汉”，这是全村人对他的共识。刘长河今年五十七了，一辈子没正经干过几天农活，地里的庄稼长得比谁家的都差，草比麦子高，收割的时候别人家一亩地打三百斤，他能打一百斤就烧高香了。他爹活着的时候，见了他就骂，骂完了叹气，叹完了又骂，骂到后来自己也懒得骂了，只说了一句“随他去吧”，再到后来，连说这句话的力气都没了。

可就是这么个懒汉，偏偏养了一辈子的蜜蜂。

说起来这件事情，连刘长河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是怎么开始的。他只记得二十出头那会儿，有一天去后山砍柴——那是他难得勤快的一次，在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发现了一窝野蜂。别人见了蜂窝躲都来不及，他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蹲在那里看了半天，看着那些蜜蜂嗡嗡地飞进飞出，腿上沾满了黄澄澄的花粉，觉得这东西有意思。他跑回家找了个破木箱子，把树洞里的蜂巢连蜂带蜜一块儿端了回来，往木箱子里一塞，用泥巴糊了个严实，就算是安了家。

那一箱蜂，最后活下来的不到一半。但活下来的那几只，愣是带着剩下的兄弟把新家给建了起来。刘长河不懂什么养蜂技术，全凭一股蛮劲和好奇，今天捅一下，明天看一回，被蜇得满头包是家常便饭。他娘心疼他，说你别弄那东西了，疼不疼啊。他揉着脸说没事没事，那蜜甜着呢。

别人家的男人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早起下地，日落收工。刘长河不是，他起来第一件事不是扛锄头，而是去看他的蜂箱。从一只箱子变成两只，两只变成四只，四只变成八只。他家的院子里，靠墙根的地方整整齐齐地摆了两排蜂箱，蜜蜂嗡嗡嗡地飞进飞出，整个院子都弥漫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邻居说他，你这些蜜蜂能当饭吃？他嘿嘿一笑，说能当糖吃。

还真让他说对了。

柳河村后山有一片洋槐林，每年五月开花，花开的时候满山遍野都是白色的槐花，风一吹，香味能飘出十里地。刘长河的蜜蜂最喜欢槐花蜜，一整个五月，工蜂们忙得脚不沾地，刘长河也跟着忙得脚不沾地——这是他一年当中最勤快的时候。他戴着一顶自己改的纱网帽子，穿着长袖衣服，在蜂箱跟前一蹲就是大半天，把巢脾一块块抽出来看，看蜜封盖了没有，看蜂王产卵了没有，看有没有起王台的。这些事情，他没有跟任何人学过，全是自己琢磨出来的。琢磨了几十年，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土办法。

槐花蜜下来的时候，刘长河会摇蜜。他那台手摇的摇蜜机是托人从县城买回来的，旧得都快散架了，铁丝捆了好几道，还照样能用。把巢脾上的蜂蜡割掉一层薄皮，塞进摇蜜机里，摇把一转，金黄色的蜜就从离心力里甩出来，顺着桶壁往下淌，那颜色透亮得像琥珀，香气浓郁得能把人醉倒。刘长河每次摇蜜，都要用筷子蘸一点尝尝，不是馋，是尝味道。今年雨水多了蜜就稀，雨水少了蜜就稠，洋槐花开得好了蜜就香，开得不好蜜就淡。这些门道，他说不上来，但他舌头知道。

摇出来的蜜，他留一小部分自己吃，大部分装进那种土黄色的陶瓷坛子里，盖上布，扎紧口，放在阴凉处。等攒多了，就用扁担挑着去镇上卖。柳河村到镇上有八里土路，刘长河挑着两坛子蜜，晃晃悠悠地走，坛子上盖着红布，蜜蜂一窝蜂地围着他飞，像是给他送行。路上的行人看了都躲着走，生怕被蜇。刘长河不在乎，他说自己的蜜蜂不蜇他，也不蜇他的蜜。这话是真是假没人知道，反正那些蜜蜂确实没见他被蜇过。

镇上的人认得刘长河的蜜。他的蜜不掺水，不加糖，稠得能拉丝，搁上三年都不会坏。别人卖蜜论斤称，他卖蜜论勺舀，你买一斤，他给你舀得满满当当，坛子都快溢出来。有人说他不会做生意，他说蜜蜂替我干活，我就是个跑腿的，多给点怕什么。

卖蜜的钱，勉强够他一个人过活。买米买面，交电费，偶尔打二两散酒。他穿的衣服是村里人送的旧衣裳，吃的东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个馒头蘸一碟蜂蜜就是一顿饭。有人说他懒，这话不假，但他懒的不是不分轻重。地里的草该锄了，他不管；院子里的柴该劈了，他不干；可要是蜂箱出了问题，他能整夜不睡，点着煤油灯在旁边守着，直到把事情弄明白。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零下十几度，村里好几户养蜂的人家都把蜂给冻死了。刘长河急得嘴上起了燎泡，他把自家的棉被拆了，用棉花把蜂箱裹了一层又一层，又在蜂箱周围堆了厚厚的干草。他自己晚上冻得睡不着，就爬起来用手摸摸蜂箱外壁的温度，觉得凉了就再添一层草。那年开春，别人家的蜂箱十箱死了七八箱，他的十六箱蜂只死了三箱。那些养蜂的老把式不服气，跑来问他用了什么法子，他说不出来，想了半天说了句“就多盖点棉花，别让它们冻着”。

人家笑了笑，心想这也算个办法？可刘长河就是靠这些笨办法，把蜂养了几十年。

日子一天一天过，柳河村也在变。年轻人的外出打工了，后山那片洋槐林被砍了一半种了速生杨，农药用得到处都是，蜜蜂飞出去就回不来。刘长河的蜂箱从十六箱减到了十箱，又从十箱减到了六箱。他不着急，也不抱怨，老天爷的事他说了不算，他只知道蜜蜂是他的命，只要还有一箱蜂，他就得好好养着。

村里人说起他，还是那句老话——“懒汉”。但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是瞧不起，现在倒有点像在说一个怪人，一个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怪人。别人都忙着挣钱，忙着盖楼，忙着打拼，他倒好，成天守着几箱蜜蜂，不急不躁，春夏秋冬，从来没变过。

二〇一五年夏天，刘长河遇上了一个坎。

有个收蜜的贩子从镇上过来，说要收购他的蜂蜜，有多少收多少，价格比他自己去镇上卖还要高一成。刘长河高兴坏了，把他存的几百斤蜜全搬了出来。贩子看了看，闻了闻，点了点头，说过两天带车来拉。走的时候还特意嘱咐了一句，让刘长河别卖给旁人，等他来。

刘长河等了三天，贩子没来。等了五天，还是没来。等到第七天，他实在坐不住了，跑到镇上找那个贩子，找了一圈，发现那是个流窜的骗子，已经在好几个地方骗了养蜂户的蜂蜜，卷了货跑了。

刘长河蹲在镇上的邮电所门口，半天没起来。几百斤蜜，那是他一年的心血。他不是心疼钱，他是心疼那些蜜蜂——那些小东西飞过高山飞过田野，从每一朵花里衔回那么一点点蜜，不知道要飞多少趟才能攒出一斤蜜来，就这样被人骗走了。他心里堵得慌，想哭又觉得一个大男人哭出来丢人，就那么蹲着，把脸埋在膝盖里。

镇邮电所的老周出来看见了，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长河，你咋了？”

刘长河抬起头，眼眶红红的，说了句：“老周，你说这人活一辈子，到底图个啥？”

老周是个干瘦的老头，在邮电所干了一辈子，什么人都见过。他没回答刘长河的问题，转身回了屋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两瓶白酒，往刘长河怀里一塞：“拿回去喝，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你那蜜我知道，那是好东西。好东西不怕没人要。”

刘长河抱着酒回了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到后山，在他那些蜂箱跟前坐了很久。蜜蜂们在他身边飞来飞去，有几只落在他胳膊上，一动不动。他低头看着那只蜜蜂，突然觉得这小东西活一辈子也挺不容易的。采蜜采到累死，最后那点蜜还让人骗走了。它要是能说话，非骂人不可。

他这么一想，反而笑了。

骂谁呢？骂自己傻呗。

这事儿过去之后，刘长河还是那副老样子。该看的蜂还是要看，该摇的蜜还是要摇。只不过他学聪明了，再也不信那些来路不明的贩子，宁愿自己挑着担子走八里路去镇上卖，一家一户地卖，一分钱一分钱地收。他卖蜜有个规矩，不熟的顾客一次最多卖五斤，熟客可以多要，但是得提前说。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蜜就这么多，你买得多别人就买不到了。这话听着实在不像是生意人说的，但刘长河本来就不是生意人，他是个养蜂的。

二〇一八年，柳河村搞起了美丽乡村建设，村里来了个年轻的驻村干部，姓陈，是个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姑娘。小陈书记走村入户，了解各家各户的情况。走到刘长河家的时候，她愣了一下——她没想到村子里还有这样的房子，土墙灰瓦，院墙矮得能直接跨进去，院子里最显眼的就是那一排蜂箱，嗡嗡嗡的声音像是一支永不停歇的交响乐。

刘长河正在院子里喂糖水。他戴着他那顶纱网帽子，手里拿着一个喷壶，往一个浅盘子里喷糖水，蜜蜂们密密麻麻地趴在盘子边上，黑压压的一片。小陈书记站在院门口喊了一声：“刘大叔！”

刘长河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说：“你站远点，别让蜂蜇了。”

小陈书记往后挪了两步，提高声音说：“我是村里的驻村干部，过来看看您的情况。”

刘长河没接话，继续喂他的蜂。喂完了，才慢吞吞地走过来，在门槛上坐下，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他打量了小陈书记一眼，说：“你一个女娃子，跑这穷地方来干啥？”

小陈书记笑了：“来帮大家致富啊。刘大叔，我听村里人说您养了一辈子蜜蜂，蜜特别好，是真的吗？”

一说到蜜蜂，刘长河的眼睛亮了。他从屋里拿出那坛子蜂蜜，用筷子挑了一点，递过去让小姑娘尝。小陈书记尝了一口，眼睛瞪得溜圆：“天哪，这也太香了！比我以前吃过的所有蜂蜜都要好！”

“那当然，”刘长河难得露出一点得意的神色，“我这蜜蜂是从后山的洋槐林里采的蜜，没有污染，不掺假。我养了几十年，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小陈书记问了他很多养蜂的事情，什么时候取蜜，怎么过冬，蜂王几年换一次，一年能产多少蜜。刘长河一一回答，话匣子打开了就收不住。最后小陈书记说：“刘大叔，您的蜂蜜品质这么好，我可以帮您联系销路，卖到县城去，卖到省城去，卖个好价钱。”

刘长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那蜜产量不高，一年也就几百斤。多了我也养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伺候不了太多蜂。”

“没关系，品质取胜嘛。”

小陈书记说到做到，回去之后就开始帮刘长河的蜂蜜做推广。她在朋友圈发消息，拍了几张蜂蜜的照片，又请人写了一篇报道，发在县里的公众号上。标题很时髦，叫《柳河村的最后一位养蜂人》。文章写得挺好，把刘长河形容成了一位坚守传统的老匠人，持之以恒地守护着一份甜蜜的事业。刘长河自己看了，说这写的是我吗？我咋觉得写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呢？

不管认不认识，这篇文章确实起了作用。那一年秋天，刘长河的几百斤蜂蜜不到两个月就卖光了，价格比他以前在镇上卖的翻了一倍多。还有好几个人打电话来预订明年的蜜，有一个省城的中年人直接开车过来了，说要一次买五十斤。刘长河说没有那么多，最多卖你十斤。那人急了，说我出三倍的价钱。刘长河想了想，还是说只有十斤。

小陈书记问他为什么不卖，他说蜜是有限的，卖了这个人，那个人就买不到了。而且他怕那人不是自己吃，是要拿去倒卖的。他讨厌倒卖的。

小陈书记哭笑不得，但也拿他没办法。

秋天的最后一场雨下过之后，天气凉了，蜜蜂们开始准备过冬。刘长河把蜂箱搬到向阳的地方，在箱子外面裹上稻草和塑料布，又给每箱蜂喂了足够的糖水。他蹲在蜂箱前，一只一只地检查，动作轻得像在摸婴儿的头发。那些蜜蜂似乎也知道他在干什么，安安静静地待在箱子里，不再像夏天那样到处乱飞。

做完这一切，刘长河坐在门槛上，点了一根烟。他很少抽烟，只有在秋天的时候才偶尔抽几根。他看着院子里那些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蜂箱，看着看着，突然咳嗽了一声，声音有些发哽。

不是生病，是有一些东西堵在他心里，说不出来。

他想起来了。二十岁那年，他在后山那棵老槐树里发现了那窝野蜂。他蹲在那里看了半天，看着那些蜜蜂忙忙碌碌地进进出出，腿上沾满了花粉，像一个个小小的搬运工。那时候他想，这些小东西真勤快啊，怎么我这么懒呢？

后来他把那窝蜂带回了家，养了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到底是真的懒，还是不愿意做那些他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情？种地、锄草、收割、打场，这些事情他觉得自己也能干，但干着没劲。唯独养蜂这件事，他从来不觉得累，从来不觉得烦，从来不需要别人催他去做。天冷了要保暖，天热了要通风，蜂少了要查原因，蜂多了要分箱，这些事情不用人教，他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

他会偷懒不洗衣服，不收拾屋子，不做饭。但从来不会在养蜂这件事上偷懒一丁点儿。

邻居张婶说他，长河啊，你要是把养蜂的心思拿出一半来拾掇拾掇自己，你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是光棍一个。

他听了就笑，说张婶你这话说得不对，养蜂的心思怎么能拿出来呢？拿出来了蜂怎么办？

张婶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扭头走了。

其实刘长河不是没想过成家。年轻的时候也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见过两面，人家姑娘嫌他懒，嫌他没出息，嫌他不务正业。他不怪人家，因为他确实懒，确实没出息，确实不务正业。可问题是，他觉得务正业的人多了去了，不差他一个。他养蜂，蜜蜂帮他种地，帮他授粉，帮他让后山那些花花草草长得更好。这算不算务正业？恐怕不算，按照村里人的标准，这顶多算个副业，还是个不怎么挣钱的副业。

但他不在乎了。这么多年过去，他已经习惯了跟蜜蜂打交道。蜜蜂不会嫌他懒，不会说他的闲话，不会嫌他穿得破旧。它们只是默默地干活，采蜜，酿蜜，然后死掉。一只工蜂的寿命在采蜜季节只有四十天左右，从出生到死亡，它们一直在干活，直到翅膀磨破了，身体耗尽了，才从空中掉下来，连个墓都没有。

刘长河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像一只工蜂的。一辈子就做一件事，一件事做一辈子。做完了，也就该走了。

今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十一月中旬，一场大雪就落了下来，把整个柳河村盖得严严实实。刘长河那几天感冒了，发着低烧，浑身没力气。但他还是每天都要去院子里看看他的蜂箱，摸摸那些裹在外面的稻草，听听箱子里有没有嗡嗡的声音。只要还有声音，他就放心了。

小陈书记带着卫生院的医生来看他，给他量了体温，开了药。小陈书记看着院子里那几排被雪盖住的蜂箱，突然问了一句：“刘大叔，您这辈子后悔过吗？养蜂这件事。”

刘长河靠在被子上，想了很久。

“后悔过，”他说，“年轻的时候后悔过。看着人家娶媳妇生孩子，盖房子买彩电，我也后悔过。后来不后悔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不管我怎么后悔，我都离不开这些蜜蜂。有一年我想开了，不养了，把蜂箱都送人了。在家躺了一个月，浑身难受，不是生病，是心里空落落的。后来我又把蜂箱要回来了，人家已经弄死了两箱，我心疼得三天没吃下饭。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我这辈子就是养蜂的命，跑不脱了。”

小陈书记走了以后，刘长河一个人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屋里很冷，墙皮掉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土坯，炕上的铺盖薄得像一张纸。但他不在乎这些。他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全是那些蜜蜂——春天在油菜花田里采蜜的蜜蜂，夏天在槐花林中穿梭的蜜蜂，秋天在野菊花间忙碌的蜜蜂，冬天蜷缩在蜂箱里抱团取暖的蜜蜂。

他养了它们一辈子，它们也养了他一辈子。

深夜，雪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把银白色的光洒在院子里。刘长河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过来的时候，听到院子里传来嗡嗡的声音。他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挣扎着爬起来，掀开窗帘往外看。

院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白茫茫的雪，和雪下面那些沉默的蜂箱。

他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那嗡嗡声是从他脑子里响起来的，响了四十多年，已经响成了他生命里的背景音。没有了这个声音，他就不是刘长河了。

他重新躺下来，闭上眼睛，让那个声音带着他，沉沉地睡过去了。

窗外，雪地里的蜂箱安安静静地立着，像一个沉默的方阵，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