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我捡了个2岁的小女孩，我妈说：养着吧，反正你也讨不到老婆

九零年，秋末的时节。

北门菜市的地面上，总有一层颜色发黑的水。

那水，有鱼摊倒掉的，也有从烂菜叶里渗出来的，还连着夜里落下的雾。

天还没亮，这水就把青石板泡得滑溜溜的。

我蹬着三轮车进了门。

三轮车的后轮压过一截白萝卜叶，发出“哧啦”一声，就像扯破旧布的声音。

我车上装着两筐白菜和一筐芹菜。

麻绳在车帮上勒出了一道道印子。

老鲁在门房口打着哈欠，手里还夹着昨晚剩下的半根烟。

我正打算把车拐到东头去。

突然，前轮边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人影。

那孩子蹲在一个翻倒的竹筐旁边。

她手里捏着半块发黏的麦芽糖。

她的棉袄前襟敞开着，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只套着袜子。

袜尖磨破了，露出一点脚趾。

我赶紧捏闸，车把抖了一下。

筐里的白菜滚下来两颗。

她抬起头看着我。

她脸上有一道灰印，从鼻子横到耳根，也不知道是在哪儿蹭的。

她不哭不闹，先把麦芽糖往嘴里塞了一下。

然后她往四周看了看，嘴里含糊地叫了一声：“娘。”

我把她抱了起来。

她身上有股奶腥味，还掺着汗和尘土的味道。

她大概两岁上下，分量不重，但胳膊抱得紧紧的。

她抓着我棉袄上的布扣子，怎么也不松手。

鱼摊的老庞伸长了脖子，好奇地看了一眼。

然后，他皱了皱眉头，摆了摆手说：“不是我家的。”

豆腐摊的赵婶听见动静，停下手中的活，摇了摇头。

她一脸认真地说：“一早就没见谁找孩子。”

旁边卖姜的老汉，缓缓蹲下身子，脸上带着温和的神情，轻声问她：“闺女，你住哪儿呀？”

她有些害怕，将头往我肩窝里一埋，声音含糊地只吐出两个字：“车车。”

我心疼地抱紧她，在热闹的菜市里转了一圈。

我先走到卖葱的摊位前，满脸焦急地问：“师傅，您见着这孩子的家人没？”

卖葱师傅摇了摇头，我又走向卖鸡蛋的摊位。

我急切地问道：“大姐，您知道这孩子是谁家的不？”

卖鸡蛋的大姐也无奈地摆摆手。

接着，我又问了卖粉条的，甚至连外头摆地摊卖针头线脑的我都没放过。

这孩子就像刚从泥堆里滚出来一样，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她身上没有一件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只有右耳后头有一小块红印，就像被蚊子叮过似的。

中午，太阳渐渐升起来，菜市顶棚的塑料布上开始往下滴水。

孩子饿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馒头摊，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我赶紧买了一个热馒头，小心翼翼地掰开，轻轻吹了吹。

她伸出小手，稳稳地接过馒头，先是啃了啃边上，一圈啃完，才开始啃中间。

老鲁在一旁看着，皱着眉头说：“先送派出所吧。”

我点了点头，把车上的菜托付给隔壁摊。

我抱着孩子，匆匆忙忙地去了南街派出所。

值班的是个姓伍的老民警，他坐在桌前，桌上铺着硬纸板，纸板上压着一本蓝皮登记簿。

他先仔细地看了看孩子，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他带着疑惑的语气问道：“你家的？”

我赶忙解释：“不是，菜市捡的。”

他把钢笔帽套上，用手背轻轻敲了敲桌沿。

他严肃地说：“你把时间地点说清楚。”

孩子乖乖地坐在长凳上。

她那两条短短的腿，根本够不着地面，只能一下一下地晃着，晃一下，又停一下。

她的小手里，还紧紧攥着我刚刚塞给她的半个馒头。

伍民警一脸温和地问她：“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孩子没有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那张褪色的年画。

年画上有一条胖嘟嘟的鱼，那尾巴黄灿灿的一片，孩子看得可专注了。

那个时候，镇上可没什么好的寻人办法。

广播站一天也就响几回喇叭，要打电话还得去邮电所排长队呢。

伍民警认真地记完信息后，开口说道：“先在所里留个底，你再回市场接着问问。这孩子太小了，晚上留在所里也不合适，你先带回去，明天再来一趟。”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张写了几行字的纸折起来，然后塞进上衣口袋。

天渐渐擦黑了，我把孩子放在三轮车前头的横梁上。

我找来麻绳，在两边拦了个圈，就怕她不小心滑下去。

孩子坐得稳稳当当的，嘴里咬着馒头皮，眼睛一直跟着街边卖糖炒栗子的铁锅转。

我推开院门，就看见我妈正蹲在灶屋门口择芥菜。

她先看到了我车头那团小小的棉袄，手里那把芥菜半天都没动一下，脸上满是惊讶，问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我把三轮车靠到墙边，然后解开麻绳，无奈地说：“没问出来她是谁家的。”

02

我妈赶紧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脸上露出心疼的神情，先把孩子抱了下来。

然后，她又转身去舀热水，嘴里念叨着：“先给孩子暖暖。”

院子里，那口压水井的旁边，常年放着一只掉了瓷的白搪瓷盆。

这只盆的盆沿裂过一道口子，还用铁丝仔细地箍着。

她将水兑到适宜的温度，然后蹲在小木凳上。

她先是小心翼翼地洗孩子的脸，动作轻柔。

接着，又认真地洗孩子的手。

随后，她轻轻地把孩子那只没穿鞋的脚托了起来。

孩子脚背上有颗黑痣，不大，也就黄豆皮那么一点。

她洗得十分仔细，连孩子的指甲缝都掏了一遍。

洗完后，她用旧毛巾把孩子的脚裹好，这才抬起头，一脸关切地问我：“派出所怎么说？”

我从口袋里慢慢摸出那张折了四道的登记纸。

我把登记纸放在饭桌上，只见纸边被白菜水浸湿过，已经起了毛。

灶上的小锅正咕嘟咕嘟地响着，面条快要煮烂了。

我妈走到咸菜坛前，夹出两根蒜苔。

然后，她又在碗底卧了个鸡蛋。

平时家里的鸡蛋都攒着，拿去换盐换火柴，很少自己吃。

孩子坐在板凳上，两只小手紧紧按着碗边。

他等不及我妈把面吹凉，就先伸出舌头试了一下。

结果，烫得他一缩脖子，抬头看了看我们，又低下头接着吃。

这孩子吃东西有个怪习惯，他先把面从中间吸断。

然后，再一根根捡起来，放在碗沿上晾。

我把三轮车上的菜卸进堂屋。

卸完后，我仔细数了一遍，看看少没少。

毕竟做买卖的人，手指头上沾了土，脑子里也得拴根绳，不然一天就白忙了。

第二天，我起得更早了。

我心里惦记着找孩子的事儿，找了一张旧包装纸，翻到背面，拿起笔写下找孩子的信息。

字写得不算工整，横平竖直是说不上，但起码能让人看明白。

我找来浆糊，用刷子仔细地刷在纸上，然后去到菜市门口，把纸平整地贴了上去。

贴好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去了客运点、粮站和供销门市外头，重复着贴纸条的动作。

孩子留在家里，由我妈帮忙看着。

中午，我抽空回了一趟家。

远远地，我就看见我妈正蹲在门槛上剥花生。

孩子乖巧地坐在她腿边，正拿着花生壳当小船，一只一只认真地摆在地上，小脸上满是专注。

我妈见我回来，先抬手给我看，手里攥着半截红头绳，那红头绳褪色褪得快发白了，是从孩子辫子根上拆下来的。

我妈皱着眉头，认真地说：“不是谁家不要的，头发昨天刚扎过。”

我轻轻点点头，走到水缸旁，舀了两瓢凉水喝了下去。

然后，我又准备出门接着打听孩子的消息。

镇子不大，可巷子却不少。

一条条巷子夹在土墙和矮房之间，拐个弯，可能就是一家缝补铺，或者是一摊炸麻叶的油锅，那炸麻叶的香味时不时飘进我的鼻子里。

我从南街开始问起，一家一家地打听。

有人说好像见过这个孩子，可又说不清楚到底在哪儿见过。

还有人拉着我问：“这孩子是不是你亲戚家的啊？”

我知道他们的心思，无非是想借机和我搭话。

我没接他们的话茬。

这样的搭话我听过不少了。

不是媒婆，就是卖炭的老婶，她们跟我说话，三句话一绕，总能绕到“你这院子要是有个女人收拾就好了”。

多数时候，我只顾着低头捆菜。

麻绳紧紧勒进手里，生疼生疼的。

即便周围有什么声响，我就当没听见，一心只在手上的活儿上。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

孩子已经在热乎的炕上甜甜地睡着了。

我妈把她的那只独脚鞋放在窗台上晾晒。

那鞋面是蓝布做的，鞋头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

针脚密密麻麻的，一看就是谁在煤油灯下熬着眼睛一针一线做出来的。

夜里，孩子尿了炕。

我睡得正浅，隐隐约约听见我妈在西屋轻轻翻身。

接着，又听见木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她端着那盏煤油灯，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了起来。

然后，夹着湿被褥往院里走去，准备晾一晾。

十月底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

煤油灯的灯焰在玻璃罩里左右晃动，忽明忽暗的。

灯光映照下，她鬓角的那几根白发一亮一暗。

我赶忙穿上棉袄，跟了出去。

走到她身边，我伸手接过她手里的被子。

我妈皱着眉头，轻声说道：“明天还得找。”

说着，她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便低头拧起了水。

我点点头，应道：“找。”

03

三天过去了，依旧没人来认孩子。

又过了七天，菜市门口那张寻人启事被夜里的露水浸得皱巴巴的。

我重新写了一张，工工整整地贴了上去。

伍民警见到我，总是先翻开登记簿仔细查看。

然后，他会抬起头看看我身后。

有时候，孩子也跟着我一起来，坐在我三轮车的车斗里。

她把两腿夹着一颗大白菜，就像坐在一张绿椅子上似的，模样十分可爱。

可她还是说不出自己叫什么。

那天，妈妈从院子里拿起晒着的谷穗，笑眯眯地逗她，扬起眉毛问道：“乖孩子，你看看这是啥呀？”

她仰起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谷穗看了老半天，小嘴巴张了张，奶声奶气地吐出一个“穗”字。

从那之后，妈妈就开始这么称呼她了。

“穗穗，吃饭啦！”妈妈站在厨房门口，双手叉腰，大声喊着。

“穗穗，可别去抠炉灰哟！”妈妈皱着眉头，一脸担心地叮嘱。

“穗穗，你的鞋我给补好啦！”妈妈拿着补好的鞋，满脸笑意地告诉她。

她听得多了，也明白是在叫自己，小脑袋一歪，咧嘴一笑，然后撒开小腿就跑，那模样别提多可爱了。

自从这孩子来到家里，日子变得热闹起来，到处都有从前没有的响动。

木盆里，她玩水玩得可欢了，“扑通扑通”的水声一阵接一阵。

窗台上，她穿着小鞋子，“哒哒哒”地磕着木头，那声音清脆悦耳。

就连我用了好几年的算盘，也被她拨得“噼啪”乱响，她那小手不停地在算盘珠子上扒拉着，眼睛里满是好奇。

刚开始，我真有点不习惯这种热闹。

每次从菜市回来，我还是习惯性地先站在门口，用力地把裤脚上的泥跺干净，这才准备进屋。

可现在，进屋之前我还得仔细看看地上，瞅瞅有没有她扔的栗子壳，有没有她搬出来的矮凳。我小心翼翼的，就怕一脚踩空，摔个大跟头。

有一回，她跟着我去市场。到了菜摊前，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称菜，小脸上满是羡慕，拽着我的衣角，奶声奶气地说：“我也要学称菜。”

我没办法，只好把秤杆递给她。她两只小手紧紧地抱着秤杆，秤砣拖在地上，一路磕过去，“叮当叮当”响个不停。

卖鸡的老周看到这一幕，笑着打趣道：“阿平，你这可倒好，一脚跨过去，当爹都不用拜堂啦！”

我听了，无奈地笑了笑，把秤拿回来，挂得高了些，生怕她再去乱动。

回到家后，我找来了废木条，在三轮车斗里认真地钉了两根横栏。我一边钉，一边仔细地检查，把边上磨出的倒刺都削平，就怕扎到她。

那根木条，原本是打算给院里架豆角用的。

削木条的时候，木屑纷飞，落了一地木花。

穗穗坐在门槛上，神情专注，一片一片地把木花往鞋里塞。

半个月的时间，如流水般匆匆快过去了。

然而，还是没有那个人的踪影。

那天晚上，一家人吃的是玉米糊糊，还配了一碟我妈亲手腌的芥菜疙瘩。

穗穗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勺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碗边。

敲一下，停一下，那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显得格外清晰。

她每次睡前都爱这么做，就像是在给自己默默点数。

我妈坐在一旁，低着头，专心地给穗穗纳一只新鞋底。

那鞋样，是照着穗穗的那只蓝布鞋比出来的。

她纳到一半，突然停下手中的动作，缓缓说道：“养着吧，反正你也讨不到老婆。”

我正夹着芥菜疙瘩，听到这话，手中的筷子不小心在碗沿上碰了一下。

一时间，屋里只剩下穗穗敲碗的声音，气氛有些沉默。

我妈没有抬头，手中的针线一穿一拉，线在昏黄的油灯底下闪一下，又消失不见。

其实，她这话也不是头一回表达这个意思了。

只是从前说得比较委婉，绕了好几个弯，这回倒省事了，直接把话摆在了明面上。

我把那口玉米糊糊咽了下去，心里有些五味杂陈。

伸手把炕角那只破了边的搪瓷碗拿过来，仔细看了看。

第二天，收摊之后，我去了南街的杂货铺。

在杂货铺里，我挑了一只小碗，红边白底的，碗底还印着两条并在一处的鲤鱼，看着挺喜庆。

我又买了根细皮筋，想着专门给三轮车前头拴个布兜。

这样就能把穗穗的水壶和手绢放在里面，方便又实用。

回来的路上，风呼呼地刮着。

树上的梧桐叶被风卷着，打着转儿，边缘都有些卷曲。

我一边用力蹬着自行车，一边陷入了回忆。

两年前，有人来家里说媒。

姑娘家的大哥站在院门外，皱着眉头，先是看了看我们家那面掉灰的墙，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显得十分破败。

接着，他又看了看我妈，我妈正背对着他，不停地咳嗽着，身体都跟着颤抖。

最后，他只是淡淡地说等回去商量商量。

结果呢，从那之后就没了消息。

那时候，我还满怀希望，重新扯紧了晾衣绳，把东屋漏雨的瓦换了三块。

可最后，这些努力都白费了，真是白忙一场。

再后来，我就不怎么去想这些事了。

我心里明白，人要是总盯着一扇没开的门，脚下的路就容易踩空。

那天傍晚，我把小碗带回了家。

穗穗两只小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小碗，眼睛紧紧地盯着。

在灯光的映照下，碗底那两条鲤鱼仿佛活了一般，轻轻晃了晃。

我看着家里那张饭桌，忽然觉得，少一双筷子好像也不算什么大事。

可要是多一双筷子，那位置却好像一直空着，让人心里有些失落。

04

穗穗在第十一天晚上发起了烧。

一开始，她的脸就红得不正常，像是被火烤过一样。

吃到一半饭，她就把勺子放下了，额头紧紧地贴在炕沿边，一动不动。

我妈赶紧走过去，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眉头一下子就皱了起来。

她二话不说，转身就去灶上添柴，想烧些热水。

我急忙拿过棉袄，轻轻地给穗穗裹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抱起来，快步往巷口诊所跑。

诊所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的白漆掉了一半，有些地方都露出了木头的本色。

我冲进诊所，里面值夜的是个瘦大夫。

他戴着老花镜，眼镜架在鼻梁尖上，随时都好像要掉下来。

煤球炉上正煨着药罐，屋里弥漫着一股碘酒和陈皮混在一起的味道。

他小心翼翼地给穗穗量了体温。

随后，又轻轻扳开穗穗的小嘴，仔细查看她的喉咙。

看完后，他皱着眉头说穗穗是着了凉。

接着，他开了两包退热粉，还特意叮嘱回去用温水给穗穗擦拭身体。

穗穗平时特别认生，不肯让生人抱。

可那晚她却出奇地安静，没有哭闹。

只是把小脸紧紧往我胸口埋，呼出的气滚烫滚烫的，透过棉袄直往里钻。

回到家后，我妈满脸担忧，一整晚都没怎么合眼。

她心疼地把旧床单撕成小块。

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在温水里拧干，轻轻地搭在穗穗的额头上。

搭了一会儿，布变热了，她又赶紧换一块新的。

我坐在灶前，静静地看着火。

炉口里的火苗忽明忽暗，铁壶盖子也随着热气轻轻跳动。

鸡叫第二遍的时候，穗穗身上慢慢出了汗。

贴身的小褂湿了一层。

我妈这才松了一口气，松开一直紧握着的手。

她端起木盆里的水，走出屋子，把水泼了出去。

院子里天还黑着。

墙角那棵石榴树光秃秃的，枝杈上挂着两片碎叶子。

风一吹，那两片碎叶子轻轻碰在一起，发出细微的声响。

第二天，我没去出摊。

赵婶热心地替我照看了一会儿菜摊。

老鲁中午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有人问那孩子是不是送人了。是个外乡男人，年纪四十来岁，牙缝里还塞着韭菜叶呢。他说话绕来绕去的，说他知道有对没孩子的夫妻，要是这孩子真找不着家，托他帮忙送人也成。”

我正拿着搪瓷勺给穗穗冲药，听了老鲁的话，我缓缓放下手里的勺子，抬头看向他。

老鲁抬手把帽子摘了下来，一边扇着风，一边说道：“我没接他的话，直接把他轰走了。”

我轻轻点了点头，随后起身走到院门口，小心翼翼地又给院门的插销加了一道。

到了下午，穗穗退了烧，悠悠转醒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找水喝。

她喝水的时候，嘴唇边上还沾着药粉留下的白渍，每喝一口水，就会不自觉地皱一下鼻子，模样十分可爱。

我轻轻把她抱到门槛上晒太阳，她伸出小手去够晾在竹竿上的小袜子，可惜够不着。

够不到袜子，她就把脚往半空里踢，小脚丫在空中晃悠着。

我看着她脚背上那颗黑痣，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贴出去的寻人纸。

到这会儿，镇上该问的地方都已经问遍了，剩下的只能往周边的几个集上找找看。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穗穗托付给我妈照顾，自己蹬上自行车，准备前往南坝集、河湾集，还有西坡那片摆野菜的露天场。

路上尘土飞扬，车轮一圈圈地裹着泥，每转一圈都显得有些沉重。

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停下自行车，向周围的人打听。

我满脸期待地问他们，看有没有谁家丢了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穿着蓝布鞋，脚背上有颗痣，话也不多。

有人听完后，只是轻轻摇了摇头，眼神里满是无奈。

有人则把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遍，又看了看我车上空出来的一角，问得那叫一个仔细，就像在盘账一样。

快回来的时候，一个卖刷子的女人在路边扯着嗓子叫住了我。

她热情地说道：“西堤那头住着个卖针线的，前几天也在到处问孩子的事儿，说是孩子从三轮车上掉下来丢了。”

她不识字。

菜市门口那张纸，都贴了好几天了。

她瞅了好几眼，愣是没看明白纸上写的啥。

还是后来别人念给她听，她才知道上面写的内容。

我把车掉了个头。

车链子哗啦啦地响着。

风呼呼地从耳边灌过去，吹得眼睛都发涩了。

我在路上想了好多事情。

可又好像什么都没仔细想成，只记住了那句“从三轮车上掉了”。

想象着人掉下来，车却还继续往前走。

也不知道得走出多远，才会发现后头空了。

05

第三天一早，菜市刚开门。

一个女人脚步匆匆地站到了我摊前。

她穿着一件灰蓝棉袄，袖口都磨得起毛了。

头发在脑后挽成了一个小揪，像是走得太急，鬓角散落下几根头发。

她手里紧紧攥着一只小鞋，是蓝布做的，鞋头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

她先是看到了我车边那块寻人纸。

接着又看到了我摊后头那只挂在竹竿上的旧帽子。

她眼睛亮了亮，急忙问道：“你这里，前些天捡到个小女孩？”

我把手里正摆弄的白菜放了下来。

看着她，问道：“多大？”

她连忙回答：“两岁上下，左脚背有颗黑痣。”

我上下打量了她一眼，只见她衣襟上沾着点白色线头，指甲缝里还有浆糊印，看样子像是常年拆货包的人。

我点了点头，说：“在我家。”

她喉咙口动了动，嘴唇微微颤抖着，也没再追问别的。

只是把手里那只鞋递了过来，小心翼翼地说：“你看看，是不是这孩子的。”

我伸手接住了鞋子。

将两只鞋放在一起比对，发现鞋头那朵小花的针脚一模一样。

只不过，这一只鞋子的后跟还缝了块补丁。

我跟赵婶打了个招呼：“赵婶，麻烦您帮我看会儿摊。”

赵婶笑着点头：“行嘞，你去吧。”

随后，我带着她往家走去。

路上，她脚步有些急切，走两步又会慢下来。

她眉头微皱，眼神里带着思索，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又生怕遗漏了什么重要的事。

到了院门口，她先停住了脚步。

抬手轻轻理了理有些凌乱的头发，深吸一口气后，才跟着我进了院子。

此时，穗穗正蹲在地上专心地掰着玉米粒。

听到脚步声，她先是抬头看了看我，眼神里带着疑惑。

接着，她又看向我身后的人，手里那半截玉米棒“啪”地掉在了地上，骨碌碌地滚到了桌腿边。

那女人站在门里侧，没有上前，嘴唇动了动，轻轻叫了一声：“小穗。”

穗穗没有动，身子往我妈身边挪了挪，眼神里满是警惕。

我妈正坐在矮凳上摘豆角，听到声音后没有作声。

她把围裙在腿上抹了抹，往旁边挪了挪，给那女人让出个地方。

女人小心翼翼地坐下，手背不小心碰到了桌沿。

桌上一只搪瓷缸里的水晃了一圈，泛起了小小的涟漪。

女人开口说道：“俺叫秀兰，住在西堤后头那排土房里。”

我好奇地问：“那您平时靠啥营生啊？”

秀兰笑了笑说：“平时就在各个集上卖点针头线脑、头绳夹子，有时候也倒腾点糖果饼干。”

我接着问：“那生意咋样啊？”

秀兰叹了口气说：“也就勉强糊口呗。半个月前，俺借了辆三轮车去县里进货。”

秀兰眼神有些黯淡，接着说道：“天没亮就走了，孩子在后头睡着，裹着被子，边上压着两包货。俺以为她一直在。”

她说到这里，缓缓伸出手，将那只小巧的鞋子轻轻放在膝盖上。

接着，她用拇指在鞋边上来回摩挲着，眼神有些黯淡。

“到了批发行门口，我去搬东西，掀开被子一看，才发现里面空了。”

这时，我妈手里正掐着豆角，“啪”地一声，掐断了一根。

她皱着眉头，问道：“你一路都没回头看看吗？”

秀兰低着头，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神情有些愧疚。

“风太大了，车上又吵。而且后头绑着铁皮盒，一路哐当哐当响个不停。”

说完，她掉头回去寻找。

从西堤开始，一路找到菜市，又找到了南街派出所。

然后，她挨个去问路边摊的摊主。

可那几天她住的那片地方，没几个认字的人。

别人给她念寻人纸，也念得很晚。

穗穗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看了好一会儿，她忽然伸出手，指了指秀兰布包上缝的一块红花布。

秀兰见状，把布包放了下来，从里面掏出一块芝麻糖。

她轻轻把芝麻糖搁在门槛边上，没有硬塞给穗穗。

穗穗没有去拿。

她往后靠在我妈的腿边，鞋尖一下一下地蹭着地面。

秀兰一直坐到天黑才起身准备离开。

走的时候，她把那只单鞋留在了桌上，说自己明天再来。

我妈把她送到门口，轻声说了一句：“别硬拽，孩子认人慢。”

那晚，穗穗睡得并不早。

她紧紧攥着那块还没拆纸的芝麻糖，在床上翻来覆去。

纸角在被面上摩擦，发出细细的声响。

我躺在东屋。

隔着一堵墙，我听见那响声。

脑海中，浮现出白天秀兰坐在门边的模样。

她棉袄下摆沾着两点泥，像是路上赶得太急，连掸都没顾上掸。

06

接下来的几天，秀兰天天都来。

有时候，她赶在我出摊前就到了。

有时候，她等我收摊后才过来。

她每次来都不会空手。

今天，她带了一小包白果糖。

明天，她拿了两根红头绳。

后天，她又拿来一只用竹篾编的小风车。

她把东西放下后，会坐到稍远的地方。

先是陪着穗穗玩耍。

等孩子肯往她跟前挪动了，她才伸手给穗穗理衣领。

第五天，穗穗肯让她梳头了。

秀兰手法很利落。

木梳从后往前一带，再一分，辫子就编好了。

她编得不紧，辫梢留了一点蓬松，免得扯到头皮。

梳完后，她顺手把穗穗后脖颈处翻进领子里的棉絮揪了出来，动作十分熟练，像是做惯了一样。

我站在院里修秤盘，看到这一幕，手里的锤子停了一下。

后来，我送她回过一回西堤。

她租的那间房在一排土房的最里头。

门口堆着几只空纸箱，箱上印着大红喜字。

我估摸这些纸箱是从婚庆糖盒上拆下来的，然后翻过来用来装货。

走进屋里，只见一张床，还有一张小方桌。

桌上摆着线轴、发卡、针包，还有一本旧账本。

账本用黑线装订，边角都卷了起来。

我好奇地问：“这些空纸箱留着干啥呀？”

秀兰笑着说：“还能装装东西，扔了怪可惜的。”

我又指了指那本旧账本：“这账本记录啥的呀？”

秀兰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些日常的小收支，自己记着玩。”

在墙角的位置，立着一辆三轮车。

那车帮上有一块木板是重新补上去的，上面的钉子头都外翻着，看起来有些扎眼。

秀兰热情地给我倒了一碗白开水。

我注意到，碗底沉着一点还没化开的糖粒。

她轻轻叹了口气，缓缓说道：“那天就是借这辆车去进货的，穗穗坐在车后头。我怕孩子着凉，还特意垫了棉被呢。”

她微微皱着眉头，继续说：“可车上的货压得太高了，我前头又得拐弯看路。走到东堤那段碎石路的时候，也没察觉后头什么时候空的。”

“回来找了五天，就只找着这一只鞋。”

她目光有些呆滞，把视线落在门外那辆三轮车上。

我忍不住问：“那边的人呢？”

她自然知道我问的是谁，抬手慢慢去拨弄桌角那枚掉漆的发卡，淡淡地说：“早不在一处了。”

她话不多，我后来才慢慢拼凑出事情的全貌。

秀兰先前和丈夫一起摆过摊。

她丈夫嫌弃小买卖来钱慢，后来就沾上了牌桌。

家里攒的那些零碎钱，一点点从抽屉里变少了。

秀兰想拦着，可根本拦不住。

她索性把货分出来，自己租了屋子，带着孩子单过。

人刚分开，手续还没办。

在三轮车丢孩子那天，她还在往后收拾那些烂摊子。

到了第七天傍晚，那个人找上了门。

我刚收摊回来，三轮车还没停稳呢。

就看见院门被人从外头“哐当”一声推开了。

来的是个高个子男人。

他的脸瘦瘦的，眼袋耷拉得很深，鞋子上还沾着泥，一看就像是刚从某个牌桌旁直接过来的。

他先看了看我，接着又看向院里坐着的秀兰和穗穗。

他粗声粗气地说：“孩子给我。”

顿时，院里安静了下来。

秀兰把手里正给穗穗擦嘴的手绢仔细地折了折，然后放在了膝盖上。

她坚定地说：“她跟我。”

那人往前迈了一步，眼神里带着些不耐烦：“你跟不跟我，回头再说。孩子给我。”

我把车把上的麻绳解了下来，轻轻地搭在车斗边上。

我看着他，严肃地问：“你找过她没有？”

他看了看我，眼皮抬了抬，满脸不屑地说：“我跟她说话，轮不到你插嘴。”

我提高了音量：“派出所留了底，菜市贴了半个月纸。你人呢？”

他嘴角往一边歪了歪，像是想说句什么，犹豫了一下，最后只甩出一句：“孩子带回去，事就算了。”

秀兰这回缓缓抬起了头，眼神里满是决绝：“我不回。”

那人伸手就去拽穗穗。

穗穗吓得一缩，赶紧钻到我妈小腿后面。

我妈生气地把手里的锅铲往灶台上一拍，铁器碰在锅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她大声说道：“院里有孩子，别动手。”

可那人的手并没有停下，秀兰眼疾手快，先一步挡在了穗穗前面。

结果胳膊让他抓了个正着。

她棉袄袖口往上窜了一截，露出手腕上一圈旧青印，那青印已经黄了边，像是早前被勒出来的。

我向前跨出一步，伸手用力将他的手掰开。

他目光紧紧盯着我，足足看了两息时间，鼻翼微微扇动着。

他满脸不耐烦，冷声道：“一个外人，倒是管得挺宽。”

我表情严肃，认真说道：“明天去县里，一切都得按规矩来。”

他愤怒地甩开手，像啐出一口唾沫似的呼出一口气，眼神阴鸷。

最终，他没再去碰那孩子，转身大步出了院门。

“咣”的一声巨响，门板被他带得狠狠关上，墙上挂着的筛子也跟着晃了好半天。

屋里一片寂静，没人说话。

穗穗害怕地躲在我妈身后，手里还紧紧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白果糖。

那糖已经被她捂化了，黏糊糊地沾满了小手。

秀兰低着头，伸手把袖口往下拉，想要整理一下，却没拉平，犹豫了一下，手又放了下来。

我走进堂屋，把这些天剩下的寻人纸，还有派出所那张登记底单都拿了出来。

我将它们摊在桌上，小心翼翼地压平。

这些纸边曾经潮过，又被烘过，摸上去硬邦邦的。

我看着秀兰，坚定地说：“明早去县里。”

我把登记底单往她面前轻轻推了推，接着说道：“该立的字据立，该打的官司打。我陪你。”

07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把菜摊托付给了老鲁。

老鲁一边接过摊子，一边嘴上念叨着：“你这一车菜，一天要是卖不完，回头蔫了可不算我的啊。”

我笑了笑，把算好的价钱工工整整地写在纸壳上，然后压在菜筐边。

我又仔细地把零碎钱分开扎好，这才放心地带着秀兰出了门。

穗穗留在家里，由我妈看着。

去县里的路，可比去那几个集远多了。

得先经过东桥，然后再上土公路。

清早的风，从车篷的缝隙里灌进来，吹在人耳朵上，冻得人耳朵都发木了。

秀兰怀里紧紧抱着那本用黑线订的账本，手指一直压在封面的边角上，眼神里带着一丝紧张。

县法院在一栋灰楼里。

门口有两棵梧桐树，树根边堆着扫起来的落叶，显得有些萧瑟。

民事庭里接待的人不多。

里面有一张长桌，一把搪瓷壶，还有两条掉漆的长凳。

办事员看到我们，先开口问道：“你们是为啥事儿来的呀？”

秀兰有些局促地看了看我，我便让她慢慢说。

之后，办事员让秀兰填表。

她认字不多，我便把她口述的时间、地点一条条写在表格上。

“哪年结的婚？”我一边问一边写。

“哪天分开住的？”

“哪天孩子丢的？”

“哪天找到的？”

“丈夫什么时候来抢人的？”

“家里有哪些货是她自己拿钱进的？”

写到一半，钢笔没水了。

我把笔尖在墨水瓶边上蹭了蹭，又继续认真地写着。

办事员看完表格后，说道：“先受理了，后头还要调解、取证呢。孩子跟谁过，也得看平时谁照料、谁有住处、谁有收入。”

从法院出来后，我对秀兰说：“咱再去南街派出所看看。”

到了南街派出所，伍民警见了我们。

他先把老花镜扶正，然后从柜子里翻出当初那本登记簿。

那登记簿的纸张发黄，角上还有油印的痕迹。

他仔细对照着日期，郑重地开了张证明。

证明上写明，某日某时，我在北门菜市发现了一名大概两岁左右的女童。

当日我就来进行了报备，后来女童由生母秀兰认领。

这张纸可太要紧了。

有了它，要是后头再有人说三道四，他们那嘴总得先消停消停。

我回到菜市，没有立刻出摊。

而是挨个去找到几家平日里经常打照面的摊主。

我先找到了赵婶，笑着对她说：“赵婶，麻烦您帮我按个手印。”赵婶二话没说，爽快地按了手印。

接着我又来到鱼摊，跟老庞说明情况，老庞也麻溜地按了手印。

就连卖豆芽的老许，也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然后伸出大拇指，按了个红印。

我写的都是实情。

某一天，我在菜市捡到了女童。

之后我张贴了寻人纸，还去进行了报备。

秀兰在半月之后，拿着孩子遗失的鞋到我家认领。

她丈夫之前既没到菜市找，也没去派出所找，后来却到我家来争抢孩子。

就这么几行字，字数不多，可压手的却是一个个红彤彤的手印。

秀兰在旁边看着，偶尔提醒我一句日期。

或者纠正我某个摊位是在东头，而不是西头。

她说话比先前稳多了，就好像走在坑洼的路上，脚下终于试探出哪块地是实在的。

一直忙到晌午，我才把自己的菜重新摆开。

秀兰没有回西堤。

她在我摊边支了张旧木桌。

然后把她那两只装着针线头绳的铁皮盒摆了上去。

盒盖轻轻一打开，

里头的彩色头绳如同成串的小果子般，

这一对比，让我摊位上的白菜土豆显得愈发土里土气了。

这时，有人路过，不禁多瞧了两眼。

也有人故意停下脚步，开始问这问那。

我才懒得解释那些绕来绕去的话，

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买不买菜？”

要是不买，我就说：“麻烦让一让，后头还有人挑葱呢。”

下午，穗穗被我妈领了过来。

她乖乖坐在木桌后面，手里捏着一卷没穿线的空线轴。

她先是看了看我，

接着又看了看秀兰，

最后把线轴放在了我们两人中间，就好像在桌上摆了个界限。

黄昏时分，准备收摊了。

秀兰仔细算了算自己卖出去的东西，钱并不多，零零碎碎的一小把。

她小心翼翼地把钱平平整整捋好，装进了那个旧布包里。

秀兰说：“这摊位钱，我出一半。”

我一边把菜筐往车上抬，一边说道：“先摆着吧，等官司的事儿走完再算。”

她听了，也没再争论，只是把那张派出所证明仔细折好，夹进了账本的最里头。

那本账本原先薄得都快空了，夹了这些纸以后，合上的时候居然鼓起来了一点。

08

从那以后，秀兰就把摊位摆到了我旁边。

她卖的东西不怎么占地方，一块布往地上一铺。

针头线脑、发卡头绳、小镜子、纽扣盒，一样挨着一样，码得整整齐齐的。

这天正好赶上逢集。

集市上热闹非凡，女人们纷纷出来买菜。

她们在挑选新鲜蔬菜的同时，还会顺手捎上两根发绳，再买上一卷线。

看着这热闹的生意场景，比我预想的还要红火。

我也没闲着。

穗穗之前从三轮车上掉过一次，虽说不是在我照看的时候发生的，但从那以后，我每次看到三轮车，总会先仔细看看后头那块板结不结实。

收摊之后的那天，我翻找出几根废钢筋。

接着，我去铁匠铺借了一把小锤。

我打算给三轮车前头加上个半圈围栏。

围栏弄好后，我又在里面绑了条宽布带，就像小孩坐椅的腰封一样。

那扣子是我从旧军挎包上拆下来的，铜色的，按一下还会响。

我试了几回。

发现坐进去的孩子身子会往前倾。

于是，我又在脚下加了块挡板。

穗穗坐进这个新弄的“小座椅”里。

她先是好奇地低头看着铜扣。

然后抬起脚踢踢挡板。

直到脚踢不出去，她才满意，似乎才算完。

我妈站在院门口，眼睛盯着这边，嘴里说道：“你这是做了个小牢笼。”

我手里拿着钳子，用力把最后一点铁丝拧紧，回了句：“小孩子坐车，牢一点好。”

秀兰在旁边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抿了抿嘴。

她走到晾衣绳旁，把一块小花布收起来。

然后用这块小花布包住穗穗新做的棉背心。

她没接我的话。

可到了第二天，她把自己那辆旧三轮车也推到我院里。

她笑着对我说：“你给我这三轮车后头也添两根栏杆吧。”

官司还在按程序进行着。

可西堤那边却不太平，似乎有什么不安分的事情要发生。

有天傍晚，太阳渐渐西沉，院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烟火气。

一个和秀兰同院住的女人匆匆走到我跟前，神色有些紧张地给我递话：“我说，秀兰那男人在打听她屋里的货呢，还问她最近是不是都在北门菜市摆摊。”

我听完，眉头微微一皱，心里琢磨了一下，没有立刻去堵人，而是决定先去一趟西堤。

西堤的院子里，秀兰原先住的屋子显得有些杂乱。

屋里堆着纸箱、铁盒，还有两捆新进的袜子，角落里放着一包散装糖。

我当晚就借了一辆板车，一趟趟地往我家偏房运东西。

每运一样东西，我都把房东老太太叫到门口，让她站在那儿看着。

我一边搬，一边在纸上记一笔，然后对老太太说：“大妈，您不会写字，按个手印就行。”老太太点点头，颤颤巍巍地按了手印。

秀兰的那台缝纫机特别重，我使出浑身力气也搬不动。

于是，我找来工具，把抽屉先卸了下来。

抽屉里存着线团、布头，还有一些零散的钱，我把它们都另装进一个箱子。

做这些的时候，秀兰蹲在一边折空纸盒，她折得很认真，动作很轻，像是怕纸响大了，就把谁招来了。

她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担忧，时不时地抬头看看四周。

第二天夜里，月色朦胧，那男人果然去了西堤。

他到的时候，屋里只剩下一张床板，一把椅子，还有墙上钉着的一面小圆镜。

只听见“砰砰”几声，他把门踢得很响，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最后，他连墙上的镜子也摘走了。

第三天，菜市里热闹起来，人们开始窃窃私语。

有人凑到我跟前，阴阳怪气地说：“嘿，我看你捡个孩子是假，借机拐个女人进门才是真。”

也有人在一旁不怀好意地说：“秀兰还没办完手续呢，就天天跟你并摊，这话里有刺，专挑人多的时候往外抖。”

我没有跟他们起争执。

中午的时候，菜市场里人少菜也少。

我把派出所开具的证明、寻人启事的底稿，还有摊主按了手印的证明，都仔细地夹在一块硬纸板上。

然后，我带着这些东西去找老鲁。

老鲁是菜市门房，也负责管理摊位。

他认得很多字，说话还特别直爽。

我把东西递给老鲁，他认真地看完后，走到门口。

他伸手拿起那只小铜锣，“当当”敲了两下。

老鲁提高嗓门说：“谁要是再在市场里胡编乱造，就自己来我这儿拿字据核对。没有字据的，就少在那儿瞎咧咧。”

他这话一说出来，周围嘈杂的声音总算小了些。

到了晚上收摊的时候，秀兰走到放铁盒的地方。

她慢慢地把我垫在铁盒底下防潮的旧报纸抽了出来。

接着，她换了一张新报纸，动作十分缓慢。

她小心翼翼地把报纸的每个角都压平，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你这几天菜卖得少了不少呢。”

我手上正拧着麻绳，听到她这话，抬起头看着她，说：“回头从腌菜里补回来。”

秀兰顺着我的话，看了看院里那两口大缸。

她轻声说：“我会腌萝卜条，也会腌蒜苔。”

听到她这么说，我手上拧麻绳的动作停了下来，再次抬头看向她。

此时，天边最后一丝光亮从墙头滑落下去。

院子里只剩下灶屋窗户透出的一格昏黄的光。

穗穗在炕上拍着布老虎，嘴里嘟嘟囔囔地念叨着几个不成句子的词。

院门外不时有人推着车路过，车轮轧在石子路上，发出一阵一阵的声响。

我忽然就觉得，家里那两口空了一半的大缸，好像等这句话等了好些天。

09

第一次调解定在了腊月前。

那天，我和秀兰一大早就出了门。

我妈把穗穗裹成了一个圆滚滚的小棉团，然后送到隔壁赵婶家去玩。

穗穗出门前还惦记着自己那只竹风车，非要把它插在棉帽边上，风车的翅子转得歪歪扭扭的。

县法院的调解室不大。

里面有一张长桌，桌子两边各放着四把椅子。

墙上贴着一张已经褪色的法制宣传画。

桌角放着一个暖瓶，壶嘴上缠了一圈布，怕人烫手。

秀兰的男人来得比我们晚。

他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黑棉袄的年长男人，应该是他哥。

两人进门后，先找了个位置坐下。

坐定之后，他们才抬眼看了看我们，那模样，就好像是来谈一桩生意似的。

调解员把材料翻了一遍。

他先开口问道：“你们双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秀兰把事情说得很简洁。

她从家里钱莫名变少说起，讲到货物被拿走。

又说到自己出来租房，以及孩子丢失后自己怎么寻找、怎么认回来的过程。

她没有绕弯子，每一个日期都没有遗漏。

当说到孩子从三轮车上掉下来那段时，她手里账本的边角都被她摸得发亮了。

调解员看向那男人，示意他说说看法。

那男人清了清嗓子，说道：“夫妻之间拌嘴是常有的事儿，女人回娘家也是常有的事儿。”

顿了顿，他又接着说：“孩子嘛，就该跟男方的户口走。秀兰既然自己跑出来了，那就有点不守规矩了。”

调解员一脸严肃地问他：“孩子丢了之后，你有没有去找过？”

他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口说：“找了。”

可紧接着，他又挠了挠头，有些茫然地说：“我记不清哪天去的菜市了。”

我赶紧把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和寻人纸的底稿拿出来，又把连着摊主们按了手印的证明一起放在桌上，动作十分急切。

纸张一张张在桌上铺开，上面的日期都清晰可见。

调解员仔细地看完后，目光又转向他，问道：“你第一次去女方现住处，是在孩子找回后，还是找回前？”

他眼神闪躲，没有完整回答，只是干巴巴地说：“我知道孩子迟早能找到。”

这话一说完，屋里瞬间安静下来，气氛有些尴尬。

调解员皱了皱眉头，拿起笔在纸上划了两下，随后又把目光转到秀兰的账本上。

秀兰小心翼翼地拿起账本，里面夹着不少零碎纸条。

有进货单，纸张有些陈旧，边角都微微卷起。

有借车人的字据，字迹歪歪扭扭的。

还有一张缝纫机修理票，颜色已经有些泛黄。

她一页页地翻给调解员看，一边翻一边解释：“这笔钱是我卖头绳攒下来的。”

“那笔钱是进糖果压的货。”

“这页让人撕过一半，你看这边口，还留着齿印似的毛边呢。”

那男人皱着眉头，提高声音说：“那些货是婚后置办的，算共同的。”

我没有插嘴，只是默默地把另一本单独记着秀兰摆摊收入的小本递了上去。

我轻声说：“这是这几个月她在菜市摆摊，我帮着她记的。”

“每天卖了几卷线、几根发绳、几包糖果，都记在上面，清清楚楚的。”

调解员接过小本，认真地看了许久，然后扶了扶眼镜，说道：“孩子目前先跟母亲生活，男方不得擅自带走。”

“离婚和财物分割的问题，过完年后正式开庭。”

若男方再有抢夺、滋事的行为，就由派出所另行处理。

从法院出来时，天上悠悠地飘起了小雪。

那雪不算大，轻飘飘地沾在棉袄上，就像白花花的盐粒。

秀兰小心翼翼地把账本揣进怀里，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儿，随后掏出两块硬邦邦的糖递给我。

她笑着说：“路上含着，风大，含着糖就不呛喉咙啦。”

我接过一块糖，另一块她没收回，捏在手里好半天，最后还是塞进了自己口袋。

回镇上的车摇晃得厉害，冷风从车窗缝里一个劲儿地往里钻。

秀兰坐在我旁边，肩上落了几点还没化开的雪。

我忽然就想起她第一次来我家时，棉袄下摆那两点泥，到今天好像都还没完全拍干净。

人一旦翻起一捆旧日子，那灰尘啊，总要跟着飞一阵。

“这雪看着不大，还挺冷的。”秀兰搓了搓手说道。

“是啊，风一吹更冷了。”我回应着。

回到菜市的时候，已经快傍晚了。

我妈把穗穗抱了过来，穗穗在我怀里摸索了两下，就从我口袋里摸出那块硬糖，自己先含上了。

她含得可认真了，小脸鼓起一边，竹风车仍旧插在帽边，翅子让风吹得转不动，只是一颤一颤的。

秀兰站在旁边，伸手把她歪掉的帽带系正，笑着说：“小丫头，帽带都歪啦。”

“等年后开了庭，我把西堤那屋退了。”我说道。

“行，退了也好。”秀兰点点头。

我说：“西屋的炕这两天补一补，先把货搬过来放。”

她手上的动作稍稍停顿了一下。

接着，又继续把帽带仔细地打了个结。

“先等文书下来。”她说道。

我轻轻点了点头。

这句话之后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可回家的那晚，我还是来到西屋墙角。

看着那堆旧竹筐，我皱了皱眉头，咬了咬牙，把它们一个个搬了出去。

随后，我又找来泥灰，仔细地把炕沿掉渣的地方一点点抹平。

10

年根底下，菜市的情况乱极了。

到处都是人，买年货的人们脚步匆匆。

卖鸡鸭的小贩大声吆喝着，声音此起彼伏。

还有背着麻袋换粉条的，也一股脑地往菜市里面挤。

地上满是鸡毛、蒜皮和红纸屑，都被人们踩成了一团。

就连我平时摆菜的那条线，也被拥挤的人群挤得看不清了。

我和秀兰一人守着一边。

我负责卖菜，摊位上的青菜、萝卜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她卖糖果和红头绳，色彩鲜艳的糖果和红头绳吸引着过往的行人。

她还从我妈那儿学了两样腌菜，切成小碟摆在桌角。

路过的人尝上一口，觉得味道不错，就会顺手捎上一小罐。

穗穗坐在我改好的小车座里，一脸好奇地东张西望。

小车座前头围栏上拴着那只竹风车，风一吹，转起来时嗒嗒嗒地响。

晌午那阵，人多得简直要把菜市挤爆了。

我刚替人称完两斤萝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回头一看，却发现穗穗那只小车座空了。

布带还垂着，铜扣晃来晃去，发出清脆的声响。

她平时就算下来，也会先跑到秀兰摊边。

可今天那边却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的心猛地一紧，手上的秤砣差点砸到脚背。

我瞪大了眼睛，焦急地喊道：“穗穗呢？”

秀兰猛地抬起头。

她手里正在找零的一把分币，“哗”地一下散落在桌上。

这时，人群里传来一阵小孩子的声音。

声音不算远，还断断续续的。

我赶紧挤过去。

先是看到一截蓝棉裤腿，接着又看到那男人的后背。

只见他一手拎着穗穗，一手使劲拨弄着周围的人，正往粮店后头那条窄巷钻去。

我把手里的麻绳甩给老鲁。

然后几步追了上去。

这巷子很窄，那男人转不过身。

穗穗的一只鞋掉了，袜子踩在湿泥上，她的脚缩着，一直在发抖。

不过她没哭，只是脖子使劲往后仰，手紧紧抓着那男人棉袄前襟上的扣眼。

我伸手把孩子抱过来，放到自己肩头。

那男人伸手来阻拦。

他大声说：“这是我家的。”

我冷冷回应：“孩子不是货。”

他盯着我，额角的青筋都鼓了出来。

他又说：“她户口在我那儿。”

我把穗穗往上托了托，说道：“她跟谁过，规矩就往哪边写。”

这三句话一说完，巷子口就围上了人。

老鲁来了。

赵婶也来了。

后头还跟着两个穿蓝棉制服的治安员。

年关前市场怕出事，门口天天都有人巡逻。

秀兰跑得飞快，鞋后跟都踩塌了一边。

她到跟前时，手里还攥着几枚没来得及放下的分币。

治安员走上前来，满脸严肃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鲁赶忙把我递给他的那捆纸往前一伸，只见里面有派出所证明、法院调解记录还有摊主证明，它们夹在一起，纸边都被磨得毛毛糙糙的。

那个男人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这时，秀兰眼疾嘴快，抢先把话接了过去，语气坚定地说：“现在正在诉讼期间呢，法院都已经明示了，不得擅自带走孩子。”

治安员仔细看了看那些文件，又目光锐利地看了那男人一眼，然后大声说道：“你跟我去所里，把事情详细记清楚。”

那天下午，那男人就跟着治安员去了所里，一直待到了后半夜。

后来听伍民警说，问到最后，那男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连自己第一次去菜市是年前还是年后都说不利索。

伍民警严肃地记了一笔，还警告他：“再闹的话，可就不是坐半夜这么简单了。”

这事一发生，市场上的闲话彻底变了风向。

有人在买菜的时候，一边挑着菜，一边顺口夸我改的车座特别牢靠。

也有人特意跑到秀兰的摊位前，满脸好奇地问：“秀兰，你这腌菜咋卖啊？”

老鲁更痛快，直接动手把我和秀兰的摊往里挪了半尺，紧靠着门房。这样一来，谁进市场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们两家。

晚上收摊以后，整个院子里只有灶屋亮着昏黄的灯光。

我轻轻地把穗穗抱回炕上，她已经睡得很熟了，小脚心冰凉冰凉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根不知道什么时候捡来的红头绳。

我心疼地给她脱鞋，看到她脚背上那颗小黑痣，不禁想起半个月前我第一次抱起她的时候，她的袜尖磨出了洞，脚趾头都露在外面。

昏暗的屋内，妈妈在灶前忙碌着添煤球。

那跳跃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照在她的侧脸上。

我静静地蹲在门槛上，仔细地把今天掉下来的鞋底泥一点点抠干净。

随后，我将鞋底放到一旁，让它自然晾干。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缓缓开口说道：

“等文书下来，我想把事办了。”

妈妈听了，默默地用火钩捅了捅炉心。

她神色平静，缓缓说道：

“日子要人过，不是让人看。”

就在这时，煤球里“啪”地炸出一点火星。

不过，那火星很快又暗了下去。

11

正月刚刚过去，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这起案子。

这一次去法院的人比调解那次少了许多。

但大家说的话却更加实在、真切。

调解员换成了审判员，审判桌上多了印章和卷宗。

秀兰把前几个月收着的材料全都带上了。

我也把菜市里后来那次抢孩子的处理记录一并交了过去。

那男人来的时候，脸色显得十分憔悴。

他的脸比年前又瘦了一圈，整个人看起来有些萎靡。

他一开始还试图绕圈子，态度有些躲闪。

他说夫妻之间总会有些小摩擦、小拉扯。

还说孩子跟着母亲在市场里跑不是长久之计。

审判员把前后几份记录整齐地摆在一起。

然后严肃地问他，孩子丢失后为何没有尽到查找义务。

还询问他分居后为何多次拿走女方的货物。

以及抢孩子时为何无视先前的调解意见。

听着审判员的审问，那男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嘴里那点硬气，一句句地往下掉。

案子并没有拖太久。

到晌午前，审判结果就定下来了。

婚姻关系就此解除。

孩子由秀兰抚养，男方以后不能再擅自把孩子带走。

财物方面，家里大件物品不多，就算争来争去，也争不到一间房或者一块地。

最后，只认定秀兰现有的货物和缝纫机归她所有。另外，男方之前拿走的一部分货款，要分期补给秀兰。

虽然数目不算大，但白纸黑字写下来，就不是男方说一句“算了”就能了事的。

从法院出来的时候，天空有些阴沉，风呼呼地吹着，把院里那两棵梧桐树刮得沙沙直响。

秀兰小心翼翼地用布把文书包好，然后夹在腋下。

她走到门口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楼，眼神里带着一丝复杂。

我站在台阶下静静地等着她。

她慢慢走过来，把布包往怀里紧了紧，像是在保护着最重要的东西。

“回吧。”她轻声说道。

回到镇上，我先去菜市看了看。

老鲁正替我守着摊，秤砣旁边还压着两棵别人预定的花菜。

赵婶远远地冲我摆摆手，示意这边不用着急。

此时天色还早，我便和秀兰决定先回家。

推开院门，我妈正在太阳底下晒被子。

她眼尖，一下子就看到了秀兰手里的布包，心里便明白事情进展到哪一步了。

她没多问，只是默默地把西屋门上的旧挂锁摘下来，然后把钥匙在围裙上擦了擦，递给秀兰。

“里头我收拾过了。”我妈温和地说。

“炕席是新铺的，柜子还空着两层呢。”

妈妈笑着把钥匙递给秀兰，“你先把货放进去。”

秀兰伸手接钥匙，手指碰到妈妈掌心时，稍微停顿了一下，才紧紧握住钥匙。

我走上前去，用力推开西屋的门。

屋里的泥墙刚补过，窗纸也换成了新的，透进来的光线比以前亮堂多了。

炕头摆放着一只樟木箱，这可是妈妈陪嫁时留下的老物件，平时轻易都不给别人用。

箱盖上有一道浅浅的烫痕，像是从前不小心掉了一滴油灯留下的印记。

我把门再往里顶了顶，热情地说道：“西屋离前院近，摆货搬货都省腿。你要是乐意，就先把东西往这边挪。”

秀兰站在门槛边，眼睛先是落在那只樟木箱上，又看了看窗边的小木桌。

她没有马上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小心翼翼地把怀里的文书放到桌上，一页页仔细地抹平。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认真地说：“先把官司文书收好，再搬货。”

第二天，秀兰就从西堤退了房。

货搬过来之后，院子里一下子变得满满当当的。

线轴、糖盒、缝纫机、空纸箱，还有一捆捆做腌菜用的萝卜干，堆得到处都是。

穗穗兴奋地在两间屋里跑来跑去，把小风车插在每个箱子缝上做记号，跑得脚底噔噔响。

春天还没到，我们就简单地把事情办了。

没有大摆酒席，只是在菜市的后院支起了三桌。

鱼摊老板热情地送了两条鲤鱼，脸上带着朴实的笑容，说道：“拿去吃，图个热闹。”

豆腐摊的摊主也大方地送了一板老豆腐，拍着胸脯说：“这豆腐新鲜着呢。”

赵婶手脚麻利地蒸了一屉白面馒头，热气腾腾的，香气四溢。

老鲁在门房里翻找了半天，终于找出一挂去年没放完的红纸灯，他举着灯，乐呵呵地说：“瞧，这灯还能用。”

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饭。

彼此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趁着这个机会，认认新排下来的座次，就算是成了。

成了事之后，活儿变得更多了。

我把原先只卖菜的摊子往旁边扩了半截。

摊子前头摆着新鲜的蔬菜，水灵灵的，十分诱人。

后头则摆着腌菜和秀兰的小百货。

秀兰挺会记账，我也擅长跑进货的路子。

我们两个人凑到一起，账目比先前清楚多了，进货的时候也敢多压一点货了。

我妈在家里负责照看炉灶和孩子。

她闲下来的时候，还帮忙择菜、拌酱、补袋口，忙得不亦乐乎。

第一批腌萝卜条卖得特别快。

那是秀兰调的味，盐、糖、辣椒面的用量她都拿捏得特别准。

她切的萝卜条细细的，拌出来吃起来嘎嘣脆。

有人买过一回，隔天就提着空罐子来续，还笑着说：“这萝卜条太好吃了，再给我来点。”

老鲁尝了一口，吧唧吧唧嘴，说：“比他家老婆子腌的有滋味多了。”

到了第二周，我就又去进了两袋白萝卜。

忙起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我就出门了。

直到天擦黑，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不过人一忙起来，脚底下反倒稳当了。

从前我总觉得自己就像那辆旧三轮车。

车链松松垮垮的，轮圈也有点瓢。

它能跑倒是能跑，可没人指望它能跑多远。

现在，院里新添了人，摊上也新添了货。

我坐在桌前拨弄着算盘，那珠子碰撞的声音，仿佛都比从前更清脆了些，我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到了第二年秋后。

我们在北门菜市里，已经拥有了两个连着的摊位。

一个摊位摆着蔬菜和腌菜，另一个摊位放着针线糖果。

摊位前头挂着两块木牌，那字都是我自己刷上去的，白底黑字，一点也不花哨，远远地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老鲁在一旁瞅了瞅，笑着说：“你这字比前几年看着顺眼多了。”

我仔细看了看，心想笔画还是那些笔画，不过现在手腕落下去的时候，不再抖那一下了。

穗穗也长高了一些。

她有了两双新布鞋，一双蓝色的，一双红色的。

“妈妈，蓝的我平时穿，红的留着逢年过节穿。”穗穗开心地说道。

她现在坐在我那辆改过的三轮车里，不用我提醒，自己就会把宽布带往腰上一扣，然后拍拍铜扣。

听到“咔嗒”一声，她便笑着说：“好了！”

我每次出门前，总会蹲下来，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

看看围栏松没松，脚挡板牢不牢，后轮气足不足，车斗里的麻袋有没有压住。

唉，人一旦在同一个地方摔过一次，后来就算路再平，手也会多摸两遍。

秀兰每天早起，总比我快一刻钟。

清晨，天还蒙蒙亮，秀兰就轻手轻脚地起床。

她先走到腌菜坛子前，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子透气，嘴里还念叨着：“让腌菜透透气，味道才更好。”

接着，她打来热水，把勺子和小碟放进热水里烫了一遍。

穗穗身上的棉袄是前一年就裁好了尺寸，还特意留了边。

今年把边放出来，穿在她身上正合适。

衣领里面还缝了一块小小的名字布。

这倒不是怕衣服丢了，而是穗穗说，小孩穿新衣，总得有个记号才行。

如今，我妈不怎么去前头久站了。

她的腿脚比以前慢了许多，常常坐在院里晒太阳。

脚边还搁着一篮没剥完的蒜。

要是有熟客从院门口探头叫她，她就会扬声应一句，嗓门依旧响亮。

偶尔有人拿旧事打趣，说她当初一句话就把儿子的事全说准了。

她就会把蒜皮往地上一弹，不接这个话茬。

有天下午，我收摊回来后，在柜子底下翻出一叠旧纸。

纸的边缘都毛糙了，上面的字也被潮气晕开了不少。

仔细一看，原来是当年那几张寻人纸和派出所底单。

那时写这些纸的时候很着急，笔画有深有浅。

最底下的一张还沾着一点白菜帮子的绿汁，到现在都没退干净。

穗穗蹲在旁边，看到了这些纸，伸手就过来摸。

“这是什么呀？”她好奇地问道。

“是旧纸。”我回答道。

“上面写的啥？”她接着问。

我把纸又折好，塞回抽屉里，说：“写的是你。”

她眨了眨眼睛，没再继续问，转头去数刚收上来的鸡蛋。

她数数不太稳，常常数到七又回到五。

可每回她都要从头再来，不肯糊弄。

傍晚时分，菜市比清早安静了许多。

收了摊的人们推着车，慢悠悠地往外走，地上留下一道道湿亮的车辙印。

东头卖粉条的老许正在洗木盆，水哗啦啦地响着，声音在寂静的菜市中格外清晰。

秀兰仔细地把最后一包头绳收进铁盒，接着拿起抹布，认真地擦拭着桌面，连边角都不放过，擦得干干净净。

我将三轮车推到摊位前。

穗穗自己爬上三轮车，乖乖地坐好，然后低下头，仔细地扣上铜扣。

她把那只竹风车又插回了围栏上，风一吹，风车的翅子转得飞快。

穗穗抬起头，冲我喊道：“爹，今天多进点藕，赵婶说想要嫩的。”

我应了一声，双手握住车把，往上一提。

秀兰把一只布袋挂到车边，袋子里装着明早要带的饼和热水。

她顺手轻轻拍掉我肩头那点菜叶，然后转身去关摊位的木门。

“咔”的一声，锁头锁住了木门，此时巷口的天空已经微微发青了。

我妈站在院门里，手里还拿着半头蒜，她往我们这边瞧了一眼。

我跨上三轮车，脚下一沉，车轮稳稳地压过门口那块磨亮了的石板，朝着批发行那条路驶去。

前头的天还没大亮，街口豆浆锅冒出的白气已经缓缓往上冒。

穗穗坐在围栏里，小手有节奏地拍着车帮，一下又一下。

那声音，和很多年前相比，已经截然不同了。

她微微皱眉，陷入回忆。

那时候，那声音空荡荡的，仿佛在茫茫人海中急切地寻找着什么。

每一声呼唤，都带着无尽的迷茫与渴望。

如今，清晨的风轻轻拂过，那声音也融入其中。

她静静地站在风中，侧耳倾听。

此时，前头是清晰可见的道路，充满了希望与未知。

而后头，也总有温暖的回应，让人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