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联手追讨历史旧账，正义迟到但永不缺席

东京大审判并未随着历史烟云的散去而宣告终结。近日，在东京大审判开启80周年之际，中国与俄罗斯联手向国际社会发出正义呼吁：要求对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战争暴行进行无时限的法律追诉。

4月29日，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再次将世人的目光引向那段惨烈的历史。中俄双方共同主张，尽管在1946年至1948年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对日本二战罪行及主要责任人进行了法律层面的审判与惩处，但由于历史局限性与外部势力的干预，那场审判并未能彻底根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毒瘤。

这不仅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更在当下的国际局势中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当年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的主要战胜国，中国与俄罗斯郑重号召国际社会必须正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复活的迹象，必须对日本的历史罪行进行彻底清除，且这种追诉不应受到任何时间期限的限制。

《人民日报》曾深刻指出，东京大审判之所以被视为“尚未结束”，是因为它留下的后遗症过于深重。当年诸多关键性的历史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核心方面：

其一，为何放过了发动战争的头号罪人——日本天皇？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与最高决策者，天皇未能承担法律责任，这直接导致了日本战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

其二，制造了骇人听闻罪行的“731部队”为何能逃脱惩罚？这支以活人实验为手段的细菌战部队，在战后竟以某种隐秘且卑劣的方式苟延残喘，未能接受应有的审判。

其三，对女性身体进行肆意羞辱与摧残的“慰安妇”制度，为何没能被列入东京大审判的正规审理内容？这一反人类的系统性犯罪在当时被刻意忽略，导致受害者至今未能获得法律层面的公正。

其四，在数量庞大的日本战犯群体中，为何最终仅有寥寥数人被送上绞刑架？绝大多数满手鲜血的战犯，竟然通过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逃脱了法律的严惩，重返社会甚至跻身政坛。

如果不针对这些暴行进行无时限的追诉，我们就无法告慰那些在二战中惨死于日本屠刀下的无数冤魂。面对历史责任，中俄两国必须铁肩担大义，发起法律攻势。那么，在东京大审判80周年之际，中俄为何要发出如此强力的正义呼声？这需要从当年审判不彻底的三个深层因素说起。

第一个因素，在于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员构成与思维局限。法庭的主要成员由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主导，他们过度迷信所谓的“法律至上主义”，强调严苛的证据闭环。尽管日本侵略者的残忍行径举世皆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罄竹难书，但在这些欧美法官眼中，他们认为中国未能提供符合其意识形态与法律逻辑的、能够形成闭环的铁证。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尽管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当时的西方视角下，中国仍被视为积贫积弱的国家。即便日本已战败，欧美国家在内心深处仍将日本视为“自己圈子”里的一员。在这种白人至上主义与种族优越论的作祟下，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回忆录中悲愤地写道：如果国家实力不强大，整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就无法在国际法庭上得到公正的伸张。

第二个因素，是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在情感共鸣上的巨大差异。在针对纳粹德国的纽伦堡审判中，苏联、美国及欧洲各国法官对纳粹的罪行有着切肤之痛，因为无论是犹太人、苏联人还是英法民众，都曾直接承受过纳粹的蹂躏。这种情感上的共鸣使得审判极具震撼力与彻底性。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当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法官审视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时，他们往往缺乏这种共情，而是以一种所谓的“理性人”或旁观者的姿态冷眼相对。这种情感上的隔阂与白人至上主义的傲慢，导致他们对日本战犯产生了不该有的同情，使得东京审判的震慑力远逊于纽伦堡审判，从而为军国主义的余灰复燃埋下了祸根。

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因素，源于美国的战略私利。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迅速稳固对日本社会的控制，将其打造为对抗苏联的前哨阵地，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政府选择了保全天皇制度。他们试图通过控制天皇这一象征，来实现对整个日本的低成本统治。为此，美国不惜罔顾中国提供的铁证，强行干扰司法公正。这种对日本的偏袒与对中国正当诉求的无视，正是东京审判留下诸多后遗症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审判不彻底的祸根就在于美国的战略考量。

时至今日，中俄两国联手提出无时限追诉，不仅是对历史的清算，更是对现实的警示。日本目前正加速推动新型军国主义的复活，甚至试图在核武器领域寻求突破。一旦日本突破防御临界点，必将再次成为亚洲战争的策源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日本这个国家，如果当年的宽大放行未能换来其感恩与反省，反而被其视为失败者的暂时屈服，那么一旦其自认为拥有了翻盘的实力，必然会再次铤而走险。

因此，对日本争暴行的追诉绝不能划上句号。只有通过无时限的法律追责，才能真正铲除军国主义的毒瘤，维护国际正义与亚洲的持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