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瑞峰：五师旧事

五师旧事

吴瑞峰

五寨师范，我们叫它“五师”。原是市里的中专，前几年停办了。县里接收了校产，把五寨中学迁进去，又把原来的实验楼改成了校史陈列馆。

前几日陪人去看过一回。

远远就望见了那棵老槐树。

进了大门，先去陈列馆。馆不大，几间旧房，收拾得干净。展板挂着老照片，柜子里摆着旧课本、作业本、奖状，几支铁笔、一筒蜡纸，还有一台油印机。看着这些老物件，心里还是动了。

出了陈列馆，走到老槐树下。

传说这树是唐朝栽的。树干粗，三四人拉手才抱得住。树皮皴裂，硌手。可年年开春照例抽芽，夏里撑出一大片凉荫。我们在校时，常抱着书蹲在树下默背，或者靠着树干啃干粮、说闲话。老师、工友也搬个小板凳来，坐下唠家常。风起了，槐花瓣簌簌地落，沾在肩头、发间，散着淡香。如今树还在，枝叶疏朗，风过沙沙有声，像极了当年树下的低语。

往树下一站，五师的模样，就像风儿翻书，一页一页展开了。

这学校有些来头。它原先不叫师范，叫晋绥二中。建于一九四一年。起先在河曲海潮庵，一座庙里，不久又搬到保德二郎庙。抗战胜利了，才到五寨。听老辈人说，那阵子不专培养老师，主要给共产党培养干部。条件是苦，可出去的人都能干。解放后改成师范，先是省里管，后来交给地区。我们念书那会儿，不懂这些，就知道这是个吃饭的地方——毕业了有工作，别的不管。

再后来，国家调整教育政策，中专不兴了，五师也就慢慢停了。有人说可惜。可天下的事，哪有不变的？

八十年代初，农家孩子考上师范，就端上“铁饭碗”，是顶大的喜事。录取通知书是一张三十二开普通白纸，铅字印得周正，我的名字端端正正落在中间，红印章的印油微微洇开一点。我攥在手里，翻过来覆过去地看，指尖沾了淡淡的墨香，心里欢喜，又有几分慌。五寨和我老家都在晋西北，相隔一百二十来公里，可那地方是何模样，我一概不知，只听人说——冷。

背一卷粗布铺盖，扛一个旧木箱，搭了辆拉煤的卡车，就到了五寨。学校在县城西街，门口的柏油路早被碾得成了土路，晴天走一裤脚黄土，雨天走鞋底糊满泥疙瘩。校园里大多是青灰平房，只一栋矮矮的二层楼，是图书馆和实验室。砖铺小路弯弯曲曲，下雨天砖缝里生出青苔，踩上去滑溜溜的，女孩子们相互搀着，轻声笑着，小心翼翼地走过。宿舍是大平房，里头两条大通炕，一炕挤六七个人，被子挨着被子。夜里你一言我一语，闲扯到老师来查寝，才渐渐静下来，只剩了均匀呼吸。

明明是秋天入的学，可我总觉得，五师日子从冬天开始。冷，刻在骨子里。

屋外滴水成冰，风刮在脸上细沙似的打。窗玻璃上结着厚冰花，形态各样，有的像枝丫，有的像草叶，凑近了看倒是玲珑有致。屋里生着生铁炉子，炭火噼啪响，炉壁烫得碰不得，可满屋子也就十来度。被窝冰得扎手，睡觉要穿着绒衣绒裤，再把棉袄压在被子上，才能暖过来。早上六点铃声一响，再贪恋被窝也要爬起来，套上棉鞋顶着风往操场跑，六点十分准准站齐。砂土跑道跑起来噗噗作响，尘土扬起，口号清亮。操场边堆着莜麦秸，干草清香混在冷风里，飘满整个校园。

学校没有饭厅，吃饭都在大礼堂。礼堂空空落落，没桌没椅。我们十个人一组，每顿两人轮流去食堂窗口打饭，一个铁桶盛菜，一个柳条笸箩装主食。大家或站或蹲，围着桶和笸箩，搪瓷碗、铝饭盒碰在一起叮当响。早晚饭多是小米稀饭，配玉米窝头或是白面馒头，就着咸萝卜、腌芥菜。偶尔有本地的莜面拨烂子，黏牙，噎人，我不大爱吃。午饭最盼的是一周两三顿的猪肉烩菜。五寨豆腐嫩，吸足了菜汤，粉条炖得软烂，几片五花肉熬得油亮，拿馒头蘸着汤吃便是顶好的滋味。同学之间从不分你我，你分我一口拨烂子，我舀你一勺菜，碗里的热乎气暖了一整个冬天。

学校有个农场，地不在一块，东一片西一片，散在城外各处，种土豆、胡麻、茴子白，也有玉米、莜麦，还养了几口猪。那时候上头早不喊“学工、学农”那些话了，可学校里还留着老传统——学生不能光啃书本，也得知道庄稼怎么长。秋收时，全校停课，各班分片包干，也算是上劳动课。

我们班分到的是一块沙土地，种土豆。五寨的沙土地最适合长土豆，一锹扎下去用力一撬，圆滚滚的土豆就滚出来，沾着湿土，黄澄澄。大家弯腰拣拾，裤脚、脸颊都沾了泥土，谁刨着大个的便举起来喊旁人瞧。忙一上午，手上磨出小水泡，腰也酸得直不起来。中午不回校，学校用行军锅把熬好的稀饭送到地里，每人发两个方饼子。五寨方饼子出名，糖油足，撒一层芝麻，咬一口松软香甜，吃下去满身的疲累就散了大半。

记得有一回晚自习，农场侯老师推门进来，笑着骂：“死娃子！你们一个班刨的土豆，还没人家老乡捡走的多！”原来是附近老乡拾秋，在我们刨过的地里捡了好几麻袋土豆，用小四轮拉走了。

师范讲究“一专多能”，办了不少兴趣小组。我喜欢读书、爱写字，进了文学社和书法组。

文学社里，我们办了个小刊物，叫《春草》。开始是一张小报，后来慢慢编成一本小杂志。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字，手腕要稳，力道要匀，刻错了就取一点蜡油在火上烤化了慢慢补。搬出老旧油印机，蘸上油墨，推着滚筒一遍遍滚，淡淡的油墨香散开，一张张刊物就印好了。纸边毛毛糙糙，可大家都抢着看。写几句小诗，记一段随笔，聊些校园琐事，都是心里的实在话。我在陈列馆又看见那样的油印机，站住盯了好一阵。

课余时间，我常泡在书法组。夜里点一盏昏黄的灯，铺一张旧报纸，磨好墨，写颜体、舒体。一笔一画慢慢写，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墨香萦绕，心便静得很，格外踏实。有一回和忻州师范合办书法比赛，我写了张九龄的诗：“兰叶春葳蕤，桂花秋皎洁……”得了二等奖。奖品是一本《黄自元楷书间架结构九十二法》，薄薄一本，我珍藏了好多年，书页翻得卷了边也舍不得丢。

夏天跟着生物组，去芦芽山采标本。山上松林成片，野花遍地，空气里裹着松脂和青草的湿气。背着帆布包，拿着小铲子、小镊子，轻轻挖取花草，指尖沾了泥土也染了花香。山风吹过，松涛阵阵，浑身都畅快。花草采回来，夹在旧报纸里，压上厚书，阴干了做成标本，整整齐齐放在盒子里。

有一次，学校搞歌咏比赛，以班为单位，大合唱。大概是过“七一”，天已经热了。我们班练了几回，唱得实在不怎么样，大伙儿心里有数——得奖根本没指望。那时刚看过电影《少林寺》，可能是受了十三棍僧启发，我们想出个“绝妙”的主意——剃光头。以为这样一来，别人注意力就不在唱得好坏上了，光看脑袋。主意一出，十三个男同学暗暗应了，没跟老师说，各自找了校门口的剃头铺子，几毛钱一个，推得精光。

比赛那天，大礼堂坐满了人。轮到我们班，幕布一拉开，灯光一打——台上齐刷刷十三个光头，亮得晃眼。全场愣了一瞬，接着哄堂大笑，笑得前排老师也撑不住。指挥的同学举起手，笑还没收住，嘴里喊“预备——起”，调子就起歪了。唱得自然还是一般，可没人注意了。下台后，班主任贺老师过来，看了我们半晌，说了一句：“你们这帮娃娃……”想骂，也没骂出来，一脸无奈。

后来想想，我们那点小心思哪里瞒得住人，可老师们到底没点破。那十三个光头在灯光下亮晃晃的，把我们那点少年的窘迫和逞强照得彻彻底底。

五师的先生们，脾性各异，待人却都是温温厚厚，一片真心。

校党委张书记，是五师校友，早年从这里毕业，在地方做了多年干部，我们入学第二年调来当书记。他个子高，比旁人高出半头，梳着大背头，走路腰杆笔直，却从不端架子。整日穿一件灰布中山装，扣子系得严整，开会从不念稿子，说几句实在话便作罢。平日里在校园里闲逛，背着手，见了学生只微微点头，从不厉声呵斥。

那时候日子紧，学校伙食清淡，窝头咸菜是寻常饭，有段时间更是清简。学生年轻，心里憋闷，便闹起了罢饭。老书记没发火，把学生代表叫去，安安静静听大家诉苦，末了只说：“我给大伙儿想办法。”他一遍遍跟农场、后勤协调，多把农场的蔬果肉食调去食堂，又跑上边争取补助。折腾小半个月，食堂饭菜渐渐好了，菜里有了油水，猪肉烩菜的肉片也厚了些。他还筹划着拆了旧校舍，盖起几栋二层小楼。具体跑前跑后的，是一个姓王的副校长。

王校长是神池人，高高大大的。他教物理，当了副校长还兼着课。上完课，袖子上的粉笔灰还没拍干净，转身就去工地。他有一股闯劲儿，别人觉得办不成的事，他一咬牙就去办了。

教学楼封顶那天，他从工地上下来，脸上、脖子上都是灰，蹲在台阶上喝了一搪瓷缸水。喝完站起来，看着那栋新楼，咧嘴笑了一下。就那一下。

班主任贺老师教物理，比我们大十来岁，像亲兄长一般。严肃时，自习课上有人窃窃私语，他不骂不喊，静静站在人身后，片刻学生便红着脸低下头。心细时，天凉了守在宿舍门口挨个叮嘱添衣；谁生了病，兜里的药片悄悄放在枕头边。他讲物理，黑板上公式写得整整齐齐，擦黑板连一道粉笔印都不留。他说：“物理讲的是道理，道理通了，题就会了；做人，也是这个理。”

首任语文老师苏先生，是晋南人，口音重，和晋西北方言大不相同。他定了死规矩——上课必须说普通话，可他自己却满口晋南话。开学头几堂课，一开口学生们都面面相觑，听不大懂。慢慢听了一个多月才顺了耳朵，反倒觉得他的方言讲起古文来格外有韵味。他批改作文，错字别字一个个圈出，批语写满格子，连标点都不肯放过。可惜教了没多久便调走了。

后来的董老师，是雁北人，年纪比我们稍大点儿。课上从不讲大道理，只是一篇篇领着我们读范文，读到妙处停下说：“你们看，这里写得好。”好在哪里，让我们自己品、自己悟。课下和我们挤在一起，聊闲书，聊未来，心里的迷茫、想家的心思，聊几句就通顺了。

朱老师是团委副书记，教音乐，五师留校生。他这个人，快。说话快，走路快，做事快。连拉二胡都快——不是赶，是干净。《赛马》那曲子，别人拉得尘土飞扬，他拉得马蹄声一个是一个，清清利利。拉完了把弓子一放，说：“就这个节奏。”也不问听懂没有。团委活动多，歌咏比赛、元旦晚会、学雷锋上街，都是他张罗。他从不啰嗦，往台上一站，三两句把任务说清。

有一回演讲比赛，一个农村来的学生紧张得直哆嗦，稿子都拿不稳。朱老师走过去把他拉到后台，没说“别紧张”那类话，只问：“你老家哪里的？”学生说：“岢岚。”他说：“岢岚人说话最清楚。你就当台下坐的都是你们村的羊，该咋讲咋讲。”那学生上台，还真讲下来了。

那阵子有本小说叫《新星》，写改革家李向南的。朱老师读了好几遍，那本书搁在办公桌上，封面都磨花了。有人问他为什么总看这本，他抬起头说：“李向南那个人，说干就干，不粘不糊。人活着，就得这样。”

后来他当了校长，说话办事一如从前，干脆利落，从不含糊。他尤其看重招生。有一年几个县的教育局长来五寨开会，朱老师去了，他当着大家的面说：“各位局长，你们送来的学生，底子要给我把好关。你们影响我三年，我可是要影响你们三十年。”话不长，说得硬。在座的人都不吭声了。

体育刘老师，长得壮实，脸膛黝黑，往操场一站像一堵墙。跑操时谁步子错了，他眼一瞪，旁人便不敢马虎。可心最软，有学生扭了脚，他蹲下身，大手捧着脚脖子轻轻揉捏，像校医一样仔细。跑操累了，自掏腰包买汽水、饼干塞给学生，总说：“身体是读书的本钱。”这话我们记了一辈子。

有一回上体育课，刘老师站在队伍前朗声说：“身体不舒服不能上课的同学，请出列站到一边。”话音落，两个女同学便站了出去。班里有个年纪小的男同学，本就不爱动、不爱上体育课，见有人出列也跟着站了出去。刘老师一眼看向他，皱着眉问：“你怎么回事？”那男同学梗起脖子，指着旁边的女同学理直气壮地反问：“她们怎么回事，我就怎么回事。”刘老师又好气又好笑，低声跟他说：“她们是来例假了，身体不方便。”哪知道这男同学年纪小，压根不懂什么是例假，只当是普通的请假名目，立刻大声说：“我也请例假！”一句话说完，全班同学笑疯了，连一向严肃的刘老师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少年懵懂无知的憨态，成了五师日子里格外鲜活的一段乐事。

美术老师姓姚。一副近视眼镜架在鼻尖上，摇摇欲坠的样子，可他也不怎么去扶。看人的时候，他习惯仰起头，脖子微微梗着，目光穿过镜片的下沿瞄过来——那副眼镜还稳稳架在鼻尖上，像长在那儿似的。看画板的时候他又低下头，从镜框上边瞅，反正他自有办法。他是个话少的人，不爱讲什么构图、色彩，上课就是画。往画板前一坐，拿起笔就画，头也不抬。同学们围在旁边看，有人憋不住问：“姚老师，这棵树怎么画？”他手不停，头也不回，只说：“就像我这样画，看着。”又问：“那这朵花呢？”他还是那句：“就像我这样画，看着。”说完仰起头，看看问话的同学，又低下头接着画。一笔一笔，不紧不慢，把一朵花、一棵树、一片山水从无到有变出来。我们便不再问了，只安安静静地看。看久了手也痒了，跟着他画。画画这事儿，在他那里，不是说的，是看的，是练的。

生物李老师，偏关人。每次上课怀里抱一大卷白报纸进来，那上头画着图、列着表，都是他课前预备下的——搁现在就叫课件。讲开课了，一张一张展开贴在黑板上，把课程内容梳理得清清楚楚。他还爱编顺口溜，好记。比方讲雄蜂，就编了“贪吃贪睡，只管交配。”同学们一听就笑，也就记住了。大家都怕误了他的课。有一回老家给他捎来羊杂碎，他在宿舍的小煤炉上慢炖，香气飘满走廊。他喊我们几个学生过去，挤在小屋里围着炉子喝汤，热气腾腾的。那个滋味，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觉得暖。

还有几位先生，印象也深。教历史的李老师从不带课本，讲课望着窗外，好像外面有什么更紧要的物事。教政治的袁老师成天笑眯眯的，讲“矛盾”时说：“你冬天想出被窝又不想出。”一堂课下来，干巴巴的理论都活了。另一位教生物的李老师，矮墩墩的，常年戴一顶蓝帽子。有一回组织体育测试，男生引体向上，女生仰卧起坐，有人拉不上去吊在杠上直蹬腿。他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旁边同学帮着数数吧。”说完转过身去看别处了。我们便自己数着，后来都达标了。教书法的高老师说话轻声细语，字写得清爽有力，他说：“写字就是做人，横平竖直，一笔一画都马虎不得。”图书管理员魏阿姨嗓门敞亮，想找冷门的老书，她踩着梯子从书架深处翻出来，拍拍灰递给你，从不嫌麻烦。

学校办了几十年，走出去的人成千上万。晋西北那些沟沟岔岔，只要有所学校，讲台上站着的，十有八九是五师毕业的。有的教了几年书，改了行，到了县里、市里、省里，再往上，也有。坐机关的，办企业的，做学问的，搞科研的，都有。

在忻州市，随便哪个场合，坐下一聊，总能碰见五师的人。大家笑着说：“又是五师的。”有人戏称我们是“五师大”。也有叫“晋西北黄埔”的——当然是句玩笑话，可说着说着，也就没人反驳了。

五师出来的，大多不声不响。教书的就一辈子教书，改行的就老老实实干那一行。一个带一个，一届传一届。

树下站了一会儿，起了一阵风。槐花瓣落下来，有一片沾在袖口上。我没摘。

又站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