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被儿媳赶出家门睡公园，陌生人一句暖心话让我瞬间破防

前夫成了我的顶头上司，这事说起来挺荒唐的。

我叫苏晚，今年二十九岁，在市场部干了五年，好不容易熬到副经理的位置。那天上午，部门群里突然炸了锅，说新来的市场总监今天入职，据说是总部空降的，履历漂亮得不像话。我当时正对着电脑改方案，随口问了句谁啊，旁边的实习生小周压低声音说：“听说姓徐，叫徐见深，长得特别帅，就是有点冷。”

我手里的笔顿了一下，墨水在纸上洇出一个小黑点。

徐见深。这个名字我太熟了，熟到曾经写了三年，写在请柬上，写在婚房的房产证上，最后写在离婚协议书上。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别多想。全国那么多同名同姓的人，怎么可能是他？他不是应该在北方的总公司那边吗，怎么会突然空降到华中分公司来？而且当年他是做技术的，根本不碰市场这一块。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把那个名字从脑子里甩出去，继续改我的PPT。

上午十点，行政部的通知下来了：全体市场部人员十点半到大会议室开会，新总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抱着笔记本往会议室走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着下个月的推广方案，根本没往那方面想。艾拉从后面追上来，挽住我的胳膊，一脸兴奋地说：“苏晚姐，你听说了吗，新总监才三十二岁，单身，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我笑了笑没接话，心想三十二岁，跟徐见深同岁。

会议室里人已经坐了大半，我习惯性地坐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那是我的老位子。前面两排坐的都是经理级别以上的人，我虽然挂着副经理的头衔，但向来不喜欢往前面凑。艾拉挨着我坐下，还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目光落在手机屏幕上，翻看着下周要用的数据报表。

门被推开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抬头。

直到一个声音响起来，那个声音穿过会议室里细碎的交谈声和翻纸声，稳稳当当地落进我的耳朵里——“大家好，我是徐见深，从今天起担任市场部总监。”

我的手指僵住了，手机屏幕还亮着，上面的数字突然变得模糊不清。我缓缓抬起头，看见了讲台后面站着的那个男人。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衫，没打领带，头发比我记忆中短了一些，整个人看起来干练而锋利。他变化不大，眉眼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下颌线更分明了，气质也比从前沉了许多，像一把入了鞘的刀。

徐见深。

真的是他。

我下意识地低下头，心跳快得不像话，脑子里一片空白。三年了，一千多个日子，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这个人。当初离婚的时候，他还在北方的研发中心做技术工程师，我也还在那边的一家小公司做策划助理。我们各自离开了那座城市，我以为天南地北，这辈子就算翻篇了。谁能想到，在这个南方城市的写字楼里，他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而且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整个会议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徐见深讲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只记得自己始终低着头，像是在看笔记本，实际上目光是散的，耳朵里嗡嗡作响。艾拉在旁边用胳膊肘捅了我好几次，小声说“苏晚姐，总监真的好帅啊”，我嗯嗯啊啊地应付着，手心全是汗。

会议结束后，我第一个站起来往外走，步子快得几乎像是在逃。回到工位上的时候，我的手还在微微发抖，握着鼠标点了好几下才打开方案文件。屏幕上的字密密麻麻的，我一行都看不进去，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画面——他站在讲台后面，目光扫过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我，不知道他看见我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一上午我都在恍恍惚惚中度过，做事的效率几乎为零。好在前两天刚赶完一个大方案，今天本来就没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我坐在工位上对着电脑发呆也没人注意。午饭时间到了，艾拉来叫我去食堂，我说不饿，让她自己去。实际上我确实不饿，胃里像是堵着什么东西，又沉又闷。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办公室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小小的骚动。我抬起头，看见行政部的小陈拎着几大袋东西走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帮忙的同事，每个人手里都拎得满满当当。小陈笑盈盈地拍了拍手，提高声音说：“来来来，徐总监请大家吃喜糖啦！人手一份，都来拿都来拿！”

喜糖。

我浑身的血液像是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小陈带着人挨个工位发过去，红色的喜糖盒子做得精致漂亮，上面印着烫金的喜字。同事们嘻嘻哈哈地接过去，有人大声道喜，有人开玩笑着问新娘子是哪位，有人迫不及待地拆开盒子尝了一颗。办公室里弥漫开一股甜腻的糖果味道，混着巧克力和奶油的香气，在我的鼻尖萦绕不去。

他结婚了。

我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僵着，一个字都打不出来。其实这很正常，不是吗？离婚三年了，他再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娶谁、什么时候娶，都跟我没有半点关系。我用理智告诉自己这件事，但心底某个地方还是像被人猛地攥了一把，又酸又涩，说不清是难过还是别的什么。

脚步声越来越近。小陈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来：“苏经理，徐总监的喜糖——”

“不用了，谢谢。”我头也不回地说，声音尽量保持平常，“我最近戒糖。”

这话说得也不算假话，我确实在控制糖分摄入。但此刻说出口，连我自己都觉得生硬。小陈大概也愣了一下，顿了两秒才说：“哦哦，好的好的，那我放一颗在这边吧，你想吃的时候再吃。”我没回头，听见她把盒子放在我桌角的动静，轻轻的一声。

小陈走远了，继续给后面的同事发喜糖。我盯着桌角那个红色的盒子，烫金的喜字在日光灯下泛着光，刺得眼睛生疼。我伸手把它拿起来，塞进抽屉最里面的角落，关上抽屉的时候用力过猛，发出一声闷响。

对面的同事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冲他扯了扯嘴角，低下头继续假装看方案。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他是总监，我是副经理，中间隔着一层，平时工作上的交集不会太多。我打算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公事公办，把私人情绪全部收起来。三年了，我早就学会了怎么把不该有的情绪打包塞到角落里去，眼不见心不烦。

可我低估了徐见深。

下午四点十七分，我永远记得这个时间。我端着杯子去茶水间倒水，刚走到门口，就看见里面站了一个人。深灰色的西装外套脱了，只穿着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中间，露出一截线条流畅的手臂。他正靠在饮水机旁边看手机，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目光落在我脸上的时候，微微顿了一下。

我想退出去，但已经来不及了。

茶水间不大，门也就那么一扇，我要是这时候转身走，未免太明显了。我咬了咬牙，面无表情地走进去，把杯子放到咖啡机下面，按了按钮。机器嗡嗡地响起来，咖啡液一滴一滴地落进杯子里，慢得让人心焦。

他就站在三米之外，我甚至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像一道有重量的视线，压得我后背发紧。我没看他，盯着咖啡机上的指示灯，心里祈祷着他赶紧走。

他没有走。

咖啡终于滴完了，我端起杯子转身就走，步子迈得又急又快。就在我即将走出茶水间的那一刻，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不轻不重地按住了我面前的墙壁，正好拦住我的去路。

我被迫停住脚步，抬起头。

徐见深站在我面前，距离近得过分。他的手臂撑在我耳侧的墙上，整个人微微前倾，把我困在墙壁和他的身体之间。这个姿势太暧昧也太霸道了，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后背抵上了冰冷的墙面。

茶水间外面就是走廊，随时可能有人经过。我的心跳快得像擂鼓，一半是慌的，一半是气的。

“苏晚。”他开口了，声音低低沉沉的，带着一种我熟悉的腔调，听不出什么情绪，“我的喜糖，你怎么不接？”

我偏过头，避开他的目光，盯着墙角的一盆绿萝，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冷淡而平稳：“我说了，我戒糖。”

“戒糖。”他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嘴角似乎动了一下，但那个弧度算不上是笑，“巧了，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吃甜的。”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说，“徐总监，麻烦你让一下，我还有工作。”

他没有让开。不但没让开，反而又靠近了一点，近到我能闻见他身上淡淡的松木香水味。这味道倒是陌生的，三年前他不喷香水，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也是，三年了，人总会变的，他身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已经陌生了。

“苏晚，三年不见，你就这么跟老朋友打招呼？”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连句恭喜都不说？”

我的手指收紧了，指甲掐进掌心里，疼痛让我保持冷静。老朋友。他说我们是老朋友。这个称呼让我的心里翻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像是平静湖面下突然涌上来的暗流，又闷又沉。

“恭喜。”我咬着牙说出这两个字，语气冷淡到了极点，“可以了吗？可以让开了吗？”

徐见深看了我几秒钟。他的目光很深，深得像是要把我看穿，里面翻涌着某种我看不懂的情绪。那双眼睛我曾经太熟悉了，熟悉到闭上眼就能描绘出眼尾的弧度。可现在这双眼睛里装着的东西，我却一点都读不懂了。

他终于往后退了半步，收回了撑在墙上的手臂。我立刻从他身侧走过去，几乎是落荒而逃，步子快得像是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回到工位上的时候，我的心跳还没平复下来，端着咖啡杯的手微微发颤，滚烫的咖啡液晃出来几滴，溅在手指上，烫得我一哆嗦。

我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算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

三年前是他提出的离婚，是他说的“苏晚，我们过不下去了”，是他签了字头也不回地走的。从那以后，我们各自删了联系方式，换了手机号，甚至连共同的社交圈子都断了个干净。我以为他和我一样，恨不得把那段过去从人生里彻底抹去。可现在他出现了，以我顶头上司的身份，然后当众拦住我，问我为什么不接他的喜糖。

他是在示威吗？还是单纯地觉得有意思？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恐怕不会太平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换了鞋，把手提包扔在沙发上，瘫坐下去很久都没动。窗外的天色从橘红色慢慢暗下去，最后变成一片深蓝，楼下的街灯亮起来，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墙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光影。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脑子里乱成一团。

这套小两居是我离婚后第二年买的，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足够我一个人住。阳台上养了几盆绿植，厨房里的冰箱上贴着几张外卖单子和超市小票，客厅的茶几上放着没看完的书和半杯凉掉的水。这个空间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亲手布置的，带着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痕迹。我这三年过得不算精彩，但好歹平静，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没有波澜，也没有惊涛。

可现在，一块巨石从天而降，砸进了这条河里。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三年前的画面。那些我以为早就忘掉的片段，此刻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清晰得让人窒息。

我和徐见深是大学同学，大二那年在一起的。那时候他是计算机系的才子，我是商学院的活跃分子，两个人在一次社团活动上认识，从朋友到恋人，顺理成章。他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嘴笨，不会说甜言蜜语，但他会在我生病的时候默默煮一碗粥，在我加班到深夜的时候骑四十分钟的自行车来接我回家。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人虽然话少，但心里是有我的。

毕业后两年，我们结了婚。

婚后的日子，一开始也是甜的。我们在那个北方城市的郊区租了一套小房子，两个人一起挣钱还房贷，周末的时候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饭，晚上窝在沙发上看电影。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平淡而温暖，像所有普通夫妻一样，相伴到老。

可后来，事情慢慢变了。

他进了那家大型科技公司的研发中心，工作越来越忙，加班越来越晚，回家的时间从晚上八点变成十点，又从十点变成凌晨。我一个人吃了无数顿晚饭，一个人过了无数个周末，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晚安。我开始抱怨，开始闹脾气，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爱我了。而他呢，他只是沉默，他的沉默像一堵墙，把我所有的情绪都堵在外面，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对着一团空气呐喊。

矛盾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可以作为导火索，但正是那些细碎的、日复一日的失望和孤独，像沙子一样堆积起来，最终压垮了我们的婚姻。

离婚是他提出来的。那天是十一月的最后一天，窗外下着雪，冷得彻骨。他坐在餐桌对面，看着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平静到让我觉得这三年的婚姻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

“苏晚，我们过不下去了。”他说。

我没有哭，也没有闹。我把桌上的离婚协议拿过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在最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的那一刻，我甚至没有看他一眼，收拾了几件衣服和必要的东西，拖着行李箱走出了那个住了三年的家。

外面的雪很大，打在脸上冰凉冰凉的。我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他没有追出来。

那场雪下了整整一夜。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我们去了民政局，办了手续，分了财产，卖了房子。从头到尾，我们之间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最后一件事办完的那天，我删掉了他的手机号、微信、QQ，把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收进了一个箱子里，塞到了储物间的角落。

然后我辞了工作，离开了那座城市，一路南下，最后在这个南方城市落了脚。我进了现在这家公司，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走到副经理的位置。三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脱胎换骨。我不再是那个会因为一个人吃晚饭就难过的小姑娘了，我学会了和自己相处，学会了把所有的情绪收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我以为我彻底翻篇了。

可今天，在那个茶水间里，当他拦住我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心里那个早就结了痂的伤口，又被硬生生地撕开了。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艾拉发来的消息。我拿起来一看，一连串的消息弹出来：“苏晚姐！！你看到了吗！！徐总监真的好帅啊啊啊啊！”“我今天去交报表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了两句话，声音好好听！”“听说他是主动申请从总部调过来的，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是总部压力太大了？”

我盯着最后那条消息看了很久。

主动申请调过来的。以他在总部的资历和级别，调到华中分公司来，怎么看都像是降级。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不明白，也不想想明白。

我放下手机，起身去厨房倒了一杯水，冰凉的水顺着喉咙滑下去，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不管他为什么会来这里，不管他到底在想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他是总监，我是副经理，我们之间只需要保持工作关系就好，其他的，一概不碰。

三年了，我学会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日子过成一条直线，不被任何东西干扰。

可那天晚上，我还是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回放着白天茶水间里的那一幕。他的手臂撑在我耳侧的墙上，他的声音低沉地问我“我的喜糖，你怎么不接”，他的目光沉沉地落在我身上，像是要把我整个人都看穿。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用力地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到公司的时候，我在电梯口碰见了他。

说“碰见”其实不太准确，准确地说，是我从一楼大厅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好站在电梯前等电梯。周围还有三四个同事，看见他纷纷打了个招呼，他点了点头算是回应。我远远地看见他的背影，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心里盘算着要不要等下一趟。

可他像是背后长了眼睛似的，忽然回过头来，目光准确无误地落在我身上。

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站在人群的最外面，低头假装看手机。电梯来了，大家鱼贯而入，我故意落在最后面，等到所有人都进去了才迈步。电梯里不算挤，但也没有太多空余的位置，我站在靠门的角落里，他站在最里面。

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地往上跳。电梯里的同事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盯着门上跳动的红色数字，后背绷得笔直。从电梯门的镜面反光里，我能看见他站在那里，微微低着头看手机，姿态随意而松弛，和我的紧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电梯在七楼停下，同事们陆续走出去。我正要跟着往外走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他的声音：“苏经理。”

我脚步一僵，停在了电梯门口。

电梯门在我面前缓缓合拢，又被我下意识地伸手挡住。我转过身，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公事公办：“徐总监，有什么事吗？”

电梯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收起手机，走到我面前，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然后递过来一个东西。我低头一看，是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

“上个季度的市场数据汇总，”他说，语气和昨天在茶水间里判若两人，完全是上级对下级的公事口吻，“我昨晚看了一遍，有几个数据需要你这边核对一下，下午之前给我。”

我伸手接过来，手指碰到文件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他的指尖。温热的触感只持续了不到一秒，我像是被烫到一样缩回手，把文件袋抱在胸前，点了点头说：“好的，我尽快。”

然后我转身就走，步子快得像是落荒而逃。

身后的电梯门缓缓合拢，发出轻微的机械声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里面看着我，也不想知道。

回到工位上，我打开文件袋，把里面的资料抽出来。厚厚一叠，每一页都用红笔做了批注，字迹工整而锋利，是他一贯的风格。我翻开第一页，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让我愣了一下——他看得太仔细了，连小数点后面两位的出入都圈了出来，旁边写着简短的意见和修改方向。

我看得出来，他昨晚花了很长时间做这些。

我把资料平铺在桌面上，深吸一口气，开始逐一核对。工作了五年，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事较真，一件是一件事，从不含糊。不管我对徐见深这个人有多大的情绪，工作上的事情，我不会拿来赌气。

一上午的时间在数据的海洋里翻过去了。午饭的时候艾拉来叫我，我说手头有事，让她帮我带一份三明治回来。我一边啃三明治一边对着电脑改表，改到下午两点的时候，终于把所有需要核对的数据都过了一遍。我把修改后的表格整理好，打印出来装进文件袋里，起身往总监办公室走去。

总监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之前这间办公室空了大半年，上一任总监离职后就一直没人用。我走到门口，抬手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出他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看见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办公桌上放着一杯黑咖啡，没加糖没加奶的那种，颜色深得发黑。这个习惯倒是没变，他以前就爱喝这种苦得让人皱眉头的咖啡。办公室里收拾得很整洁，书架上还空着一大半，显然是刚搬进来不久。窗帘半拉着，午后的阳光透过缝隙在地板上画出一道明亮的条纹。

“徐总监，数据核好了。”我把文件袋放到他桌上，语气公事化到了极点，“批注里提到的几个出入我都重新做了核对，有问题的部分已经修改过了，修正说明附在最后一页。”

他拿起文件袋，抽出里面的资料翻了翻，目光快速扫过那些数据。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只有纸张翻动的细碎声响。

“效率不错。”他放下资料，抬头看我，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个弧度算不上是笑，但比刚才在电梯里的表情柔和了一些，“不愧是市场部的王牌。”

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怎么听都带着一点别的意味。我没接这个话茬，只是点了点头说：“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等一下。”他叫住我。

我已经转过半个身子了，只好又转回来，看着他，等着他说下去。

“我初来乍到，对这边的情况还不太了解。”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桌上，姿态看起来随意，但目光很专注地落在我身上，“接下来可能要麻烦你多配合。”

“这是我的工作，谈不上麻烦。”我说，语气淡淡的。

他看了我几秒钟，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好，你先忙。”

我转身走出去，轻轻带上了门。走廊里空荡荡的，我一个人站在那里，闭了一下眼睛，然后快步走回自己的工位。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就这么过着。我和徐见深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工作上的交流礼貌而生疏，该汇报的汇报，该签字的签字，多一个字都不说。同事们似乎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的关系，毕竟三年前的那段婚姻发生在另一座城市，和现在的工作圈子没有任何交集。在所有人眼里，我和徐见深就是一对普通的上下级，仅此而已。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种表面的平静下面涌动着什么。

他会在大会议室里开周会的时候，目光越过前面两排人的头顶，准确无误地落在我身上。那种注视很短，短到别人根本注意不到，但每一次都能让我后背一紧。他会在我的方案交上去之后，在批注里写下大段大段的意见，详细得几乎像是重新做了一遍，却又在最后加上一句“整体思路不错”。他会在茶水间碰到我的时候，微微侧身让出位置，然后什么也不说，端着杯子走开。

每一次接触都像是一根细小的刺，不疼，但扎在那里，让人无法忽略。

我开始加班比以前更晚，不是工作真的多到做不完，而是我不想在正常下班时间跟他在电梯里偶遇。我宁愿在工位上多待一个小时，对着电脑做一些可有可无的调整，等人走得差不多了再收拾东西离开。艾拉说我最近工作狂附体，我笑了笑没解释。

苏晚，你最好打起精神来，把这个人从你的脑子里赶出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可老天爷显然不打算让我如愿。

周五下午，我正在准备下周的推广方案，总监办的秘书小周过来了，敲了敲我的桌子说：“苏经理，徐总监让你去一趟他办公室，讨论下个季度的大方案。”

我放下鼠标，心里沉了一下。该来的总会来的。那种大方案不可能一个人完成，需要多部门协作，而市场部这边的牵头人必然是我。这意味着，在接下来至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徐见深之间会有大量密切的工作接触，躲都躲不掉。

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拿起笔记本，朝走廊尽头的那间办公室走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站了几秒钟，抬手敲了敲门。

门没关严，虚掩着一条缝。里面传出他的声音，和另一个人的笑声——是小陈的声音，就是那天发喜糖的那个行政部姑娘。我透过门缝看了一眼，小陈站在他的办公桌旁边，微微弯着腰，正和他说着什么，笑得很开心。他也笑了笑，手里拿着笔在文件上写着什么，姿态很随意。

我敲了两下门，推门进去。小陈看见是我，直起身子笑了笑：“苏经理来了，那我先走了。”她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带起一阵甜甜的香水味，跟她那天发的喜糖的味道很像。

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窗帘半开着，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在那排崭新的专业书籍上投下温暖的光斑。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气，混着纸张和墨水的味道。

他抬起头看我，目光平静无波，跟他看小陈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

但那道目光落在我身上的一瞬间，我莫名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变重了。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走过去坐下来，翻开笔记本，摆出一副准备做记录的架势：“徐总监，您说吧，方案的方向和要求是什么？”

他没有立刻回答，修长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似乎在思考怎么开口。

然后他抬眼看我，那双眼睛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出一点浅浅的棕色，深沉而专注。

“苏晚，”他忽然叫了我的全名，语气不再是刚才对上小陈时的随意，而是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认真，“在谈方案之前，我想先跟你说一件事。”

我握着笔的手微微收紧，心跳漏了一拍。我看着他，等着他接下来要说的话，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各种可能性。他要说什么？为什么突然这么严肃？

他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斟酌措辞。阳光从他身后的窗户照进来，在他的轮廓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金边。这个场景忽然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那会儿我们还没离婚，他在家里的书房加班，我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推门进去，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也是被这样逆光的阳光笼着。

那时候我以为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

可现在，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我坐在对面，我们之间隔着不仅仅是一张桌子的距离。

“什么事？”我听见自己问，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

他微微前倾，双手交叠放在桌上，目光一瞬不瞬地看着我。办公室里安静极了，我甚至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像心跳。

“我想说的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办公桌上的座机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在安静的空间里格外刺耳。他顿了一下，低头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眉头微微皱起，伸手拿起了听筒。

“嗯……好，知道了。”他简短地应了几声，挂断了电话，抬眼看向我，表情恢复了公事公办的模样，“总部的紧急视频会议，十分钟后开始。方案的事改天再谈，你先回去吧。”

我站起来，点了点头，抱着笔记本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已经转过身去面对电脑屏幕了，背影笔挺，肩膀的线条在白衬衫下清晰可见。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调开得很足，凉意透过薄薄的衬衫料子渗进皮肤里，我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出了一层薄汗。我快步走回工位，把那本什么都没记的笔记本丢在桌上，坐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他要跟我说什么？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我想不出来，也不愿意去想。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艾拉发来的消息：“苏晚姐，晚上部门聚餐，徐总监请客，你去不去？”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打了一行字又删掉，删掉了又打，最后只发了两个字：“不去。”

发完消息，我把手机扣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窗外的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了，这个城市华灯初上的时候，总是格外好看。可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进去，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反反复复地盘旋着。

徐见深，你到底想干什么？

那天晚上，我还是去了聚餐。

不是因为我想去，而是因为艾拉拉着我不放手，说这是新总监第一次请部门吃饭，我不去太不给面子了。她不知道我和徐见深的关系，自然觉得我只是单纯地不想参加集体活动。我拗不过她，最后还是跟着一起去了。

吃饭的地方是公司附近的一家川菜馆，不算特别高档，但味道不错，部门聚餐经常选在这里。我们到的时候，包间里已经坐了大半的人，两张圆桌拼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坐了一圈。徐见深坐在正中间的位置，左右两边分别坐着部门经理老周和行政部的小陈，小陈正侧着身子跟他说着什么，脸上的笑意还没收住。

我故意挑了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下，对面是艾拉和几个年轻同事。刚坐下没一会儿，老周就冲着我说：“苏经理，你怎么坐那么远？过来过来，这边还有位子。”他指了指徐见深左手边的一个空位。

“没事，我坐这儿挺好的。”我笑了笑，拿起桌上的茶壶给自己倒了杯茶。

老周还想说什么，徐见深开口了，语气随意得像是在聊天气：“随她吧，大家自在就好。”

这话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但落在我耳朵里，总觉得他话里有话。我没看他，端着茶杯抿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

饭吃到一半，气氛热闹了起来，同事们开始互相敬酒。这种场合我在公司经历得多了，早就练出了一身应对的本事，该喝的喝，该推的推，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可今天不一样，今天坐在那张桌子正中间的人是徐见深，而我不想在他面前喝多。

偏偏怕什么来什么。老周端着酒杯站起来，笑呵呵地说：“来，大家一起敬徐总监一杯，欢迎徐总监加入我们市场部！”

所有人都站起来举杯，我也只好跟着站起来。玻璃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端着杯子抿了一口，正准备坐下，老周又说：“诶，苏经理，你可是咱们部门的骨干，这一杯得单独敬徐总监啊。”

我的手指收紧了，握着杯子的指节微微泛白。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带着善意的好奇和起哄的笑意。我没办法拒绝，只好倒满一杯酒，端着走过去。

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抬起头看我，包间里的灯光落在他眼底，亮得有些晃眼。

“徐总监，欢迎。”我言简意赅，举了举杯子，然后仰头一口喝干。白酒的辛辣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我抿了一下嘴唇，面不改色。

他也站起来，端着杯子跟我碰了一下，然后仰头喝干。他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脸上，那种注视让我觉得不自在极了，好像我的一切都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谢谢。”他说，声音不大，只有我能听得见，“很高兴能和你共事，苏晚。”

我转身就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心跳又快了起来。艾拉在旁边小声说：“苏晚姐，你酒量真好啊。”我笑了笑没说话，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嘴里的味道却一点都尝不出来。

饭局在九点多的时候散了。大家都喝了酒，没人开车，三五成群地站在路边等网约车。我站在人群的最外面，夜风吹过来，带着这个季节特有的温润气息，吹散了一些酒气。我喝得不多，脑子还是清醒的，但脸上微微发热，是被酒精蒸出来的温度。

一辆又一辆车开过来，把同事们一个个接走。老周走的时候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今天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艾拉跟几个年轻同事拼了一辆车，摇下车窗冲我挥手说再见。最后，路边只剩下我和小陈，还有站在几步之外的徐见深。

小陈显然是喝多了，脸颊红扑扑的，站都有些站不稳，整个人靠在路边的灯柱上。徐见深看了她一眼，然后目光移向我：“你住哪？”

“不用管我，我自己打车。”我说，低头拿出手机准备叫车。

他没说话，只是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让我把后面拒绝的话咽了回去。一辆黑色的商务车缓缓停在我们面前，是他叫的车。他拉开后排的车门，对小陈说：“上车，先送你。”

小陈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扶着车门爬了进去。然后他转过身看我，微微歪了一下头，示意我也上车。

“我说了不用——”

“上车。”他打断我，语气不算强硬，但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笃定，“这么晚了，你一个人打车不安全。”

我咬了咬嘴唇，最终还是弯腰钻进了车里。我坐到了第三排，离他最远的位置。他坐上第二排，关上车门，跟司机报了一个地址——是小陈的住处。

车里安静极了，只有小陈靠在座椅上发出的轻微呼吸声。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在车窗上拉出流动的光影。我靠在座椅上，偏头看着窗外，指尖无意识地掐着掌心。这座城市夜晚的街景我已经看了三年，每一条路、每一栋楼都熟悉得像老朋友，可此刻坐在他的车里，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

“苏晚。”他的声音从前排传过来，低沉而清晰。

我僵了一下，没有转头，继续盯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霓虹灯光：“嗯？”

沉默了一会儿，就在我以为他不会说话的时候，他终于开口了。

“我没有结婚。”

车窗外正好驶过一排明亮的街灯，橘黄色的光一瞬间涌进来，照亮了车厢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的呼吸停了一拍。

“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轻得几乎像是耳语。

他没有重复，也没有解释，只是从副驾驶的座位上拿起一个什么东西，反手递到后排来。我低头一看，是一个红包——就是那种婚礼上用的、印着烫金喜字的红包。

我接过来，手指不自觉地微微发抖。红包在我手心里沉甸甸的，我翻过来看了一眼，上面用黑色签字笔写了三个字：徐见深。

是他的笔迹，我认得。

我拆开红包，里面没有钱，只有一张纸条。我把纸条抽出来，借着车窗外忽明忽暗的灯光看清楚了上面的字——

“份子钱退给你。”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好久，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是有一群蜜蜂在耳边飞舞。然后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念头像是一道闪电劈进脑海里，把我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

那天小陈发的喜糖，根本就不是他和小陈的。

我把这个红包翻过来又翻过去，翻了好几遍，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大到我忍了三秒钟，终究还是没忍住。

“你跟谁结婚？”

徐见深靠回椅背上，侧头望向窗外。

窗外的光影在他侧脸上流动，明灭不定。他的下颌线绷得很紧，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下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

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的声音响起来，很轻，轻到几乎要被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盖过去。

“三年前。”

“我想结的那场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