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学院到法律援助：我和室友的五年人生对比

创作声明：本文系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2016年夏天，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转眼快十年了。

高考那年我冲进全省前千分之一，如愿拿到人大录取通知书。

村里摆酒那天，我爸喝得脸红脖子粗，拉着亲戚们反复念叨一句话： “以后可就是大律师了。”

我母校法学院，教育部学科评估常年获评A+，位居全国顶尖梯队，“五院四系”里绝对是前排硬通货，业内公认的“红圈”律所招聘核心目标院校之一。

在老家亲友团眼里，穿上人大四个字的硕士袍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北京CBD的顶级写字楼，年薪百万走路带风。

我报的专业法学，当年选它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数学，我高中物理化学已经补到崩溃，听说法学纯文科；

二是所有长辈都拍着胸脯打包票，学法律出来不是法官就是大律师，考公务员岗位一大把——体面又稳定。

直到入学我才知道这个专业的真实底色。

大一刑法课，老师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刑法的谦抑性”，台下一百五十个年轻人眼里泛着光，仿佛看到自己未来在法庭上舌战群儒的模样。

那一年我们班98个学生，期末考试几乎没人掉队，每个人都绷着一根弦——学院挂了不少课直接淘汰出局，四年读完拿不到学位证的大有人在。

大家凌晨三点还在明德楼里死磕法条，困了就趴在图书馆高低床格式的铁架子上眯十分钟。

宿舍里4个人，我和三个哥们从五湖四海凑到一起。

入学那天谁也没想到，同样一张法学学士学位证书，五年后会把人带往截然不同的人生。

那时候我们深夜卧谈会最常讨论的不是案子，而是彼此的原生家庭。

老李来自河北邯郸下辖的一个农业县，父亲是村里会计，母亲务农。

老李家全年开销控制在两万块以内，他的第一个行李箱是念高中时姑姑送的编织袋，来人大报到那天，坐在上铺收拾的时候从袋子里掉出来一包散装饼干，他自己没哭，把我们仨看哭了。

阿辉是广东潮汕人，家里做五金批发生意，父母属于典型的小老板，对儿子的期待既明确又朴素：在老家开个事务所，给家族企业做法律顾问，顺便帮亲戚那边跑跑合同和诉讼。

小马来自江苏南京的一个领导干部家庭，父亲在地级市法院做到庭长，母亲在司法局分管法律援助工作，从小饭桌上全是法律、司法和职业道德的话题。

我爸是在村里的建筑工地搬砖的，供我读大学靠在工地扛水泥攒出来的学费。

大一寒假回家，我爸叼着旱烟问我以后几年怎么安排。

我说保研要排在前10%，我大一排名全系37%，大概率保不上了。

我爸沉默了很久：“那就找工作，别考研了，早点来钱。”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在被窝里掉眼泪了，但怕发出声被同宿舍的人听到，只能把枕头整个压在脸上。

01

老李是宿舍里最早决定考研的人。

大二他就给自己规划了清晰的路线：考研本校，然后进红圈所。

这个目标在宿舍里听起来非常遥远，因为红圈所招人出了名的严苛——国内知名法学院本科是标配，还要通过司法考试，英文能作为工作语言，面试刷人毫不留情，起薪确实高，业内被称为“两万元俱乐部”。

他的原生家庭不可能提供任何帮助。

大学四年，老李最拼。

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出现在明德法学楼占自习室，司法考试复习刷了三遍教材，我至今记得他大四冲刺阶段困得受不了，直接用风油精抹太阳穴，疼得龇牙咧嘴但还能撑下来不睡觉复习。

老李考上本校国际经济法方向硕士的那天晚上，从不喝酒的他买了一箱燕京啤酒。

研二他去了两家红圈所实习，每天穿着廉价西装挤早高峰地铁去国贸。

红圈所起薪高但培养周期也长，从律师助理到合伙人的标准路径至少8到10年，层层考核。

研究生毕业求职，老李拿到了一家红圈所的录用通知。

刚入职第一年，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凌晨一两点收发邮件是常态，被骂出错是家常便饭。

社交平台的帖子说得明白：红圈所合伙人认为年轻律师24×7待命是天经地义的。

他自己也跟我吐槽过，大三那年春节回老家，除夕晚上接到合伙人电话让他改PPT，改完发过去，对方一个字都没回就直接安排了新的任务。

工作第三年，老李升到主办律师，但每次跟我视频，他的脸上都是控制不住的憔悴。

他的创收压力巨大，红圈所竞争白热化，如果三五年内达不到一定创收指标就可能被边缘化。

老李常常加班到凌晨两点，第二天照样准时打卡。

虽然升得快——第五年已经升到资深律师级别，被团队按“准合伙人”方向培养——但每次通话他都说：“还好你当时选了那个岗位，你那个安稳。”

第五年的那个春节，老李回老家相亲没成功，女方直接问他年收入，老李说还没合伙人，一年五六十万吧。

对方说，“这不就只有三十多万吗？我查了你那个所的薪酬，深圳那个工作好，能存下来钱买房吗。”

吃完饭回来老李坐在我家的水泥地上，问了一句扎心的话：“你说我要不要回来做县城这边的小律师？我在北京活得特别累，一次病都不敢生，连感冒都不敢，怕影响进度。”

现在他马上要参评合伙人了，至于年创收门槛——还远没达标。

他刚进入红圈所晋升通道的最后一个快车道，但家里催婚催到头秃，同时还要面对北京让人窒息的高房价和永远加不完的班。

02

阿辉选的是完全不在法学赛道上的路。

大一下学期他就发现自己真心不向往民商法、刑法那些大法门。

他喜欢捣鼓自媒体，大二就在人人网上开了个资讯号，专门做法学考研、法考的干货分享，粉丝不多但黏性贼高。

到了大三，他靠当时积累的自媒体账号，搞了一个线上自习室社群，专门帮助备考法学生、职律师分享笔记和打卡刷题。

大家当时都觉得法学能进的红圈所才是最体面的归宿，阿辉这些话听起来有点“不走寻常路”。

毕业那年，家里催他回家帮忙打理家族五金店生意，他投了几个月律所简历基本没了下文，只有老家一个小所给了一个销售顾问的岗位——天天跑法院、去公安局附近发名片拉业务的那种，底薪两千五加提成。

阿辉直接拒绝了，转头入职一家新媒体公司做法学院线运营，每个月转正后工资七千多，在老家人眼里这是个“不孝子”，好好的法学学士每天在网上打打字发发文章，也不考公务员也不做律师。

但三年后，这个决策被证明极其正确。

他自建的法学考研群积累到接近八万用户，他和几个自媒体合伙人退出原来的公司，创办了自己的教育科技工作室，专门给法学专业学生用户提供考研、法考、法硕一系列备考资源产品。

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刚在成都买了一套三居室，微信签名写的是：“感谢不杀之恩的法律考试，让我用最迂回的方式陪伴本专业同行。”

阿辉的新年祝福永远带着他自己的特有风格，特实在。

他的原生家庭教育非常务实——家里做生意赚不赚钱最重要，不图虚名。

03

小马是宿舍里过得最安稳的一个。

他大三就把目标锁定在家乡市司法局的公务员考试上。

凭借着法学专业知识积淀、家庭在江苏体制内的人脉环境，加上大四一学期系统化准备的行测申论，小马应届那年顺利上岸了家乡某市政府司法局的行政执法监督岗位。

小马是宿舍里唯一一个在大学期间感情相对稳定的。

他在读研二时结了婚，女方是当地初中老师，家庭构成跟父亲当年一模一样。

司法局日常工作相对稳定，工作量不像红圈所那么卷，但也确实一眼望得到底。

公务员的薪水跟红圈所没法比，但老家物价低、房价低、孩子以后上学方便舒适，小马每天六点下班后陪孩子去公园溜达，周末就带孩子去万达广场。

2023年春节他开车回老家串门，我坐他副驾，随口提了一句以前大家最想去追求的光鲜亮丽的律所生涯里，现在反倒过得最自在的是你这种人。

他笑了笑说：“我没什么赚大钱的大本事，但这一辈子也不要在城市CBD写字楼里跟一群陌生人通宵熬夜打工。回到这里，挺好的。”

04

最后说说我自己。

2016年毕业那年我没有考研。

家里人催我先全力找工作养活自己，法考一战过了，我没进律所，选择了离家五百公里外的一个中原人口大县的司法局。

进入法律援助中心的原因很简单：报考门槛相对比较低，对学历要求就是法学本科加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基本门槛；

另一个隐蔽得多的原因——我提前了解过报名人数才9个人，竞争压力相对小，比去大律所挤破头稳得多。

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工作主要以指派办案和接待群众咨询为主，服务对象基本上是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下岗职工甚至孤寡老人。

我一个新人律师，第一年在法律咨询窗口值班，遇见过被老板欠薪三年的农民工，拿着几张手指印按下工条的破纸来找我；

遇见过被家暴五年终于鼓起勇气离婚的农村妇女，那是一个眼睛淤青肿到睁不开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全程不哭不闹但浑身在发抖。

法律援助律师的工资实际上很微薄，我们办案主要依靠地区财政分配给法律援助中心的补贴，不像商业律师有创收提成。

县城一级法律援助案件的补贴标准通常在1500元至3000元一件浮动，对民事案件来说经常需要跑两三个乡镇调查。

刚来的第一年，经常有人进来问某一个案子值不值得帮，其实我心里明白他没什么钱，但我还是帮着启动程序帮到底了。

同事们有时开玩笑说我过于上心，付出太多时间成本。

但每次想放弃的时候，看到那些当事人接过判决书时眼里亮晶晶的光，心里就会涌出一股极其旺盛的冲动：法律在县城的土地上，真的可以保护点什么。

法律援助在基层县城是一门纯公益性的事业，大部分资深律师不愿意做这类收费低的案子，刚执业的新律师就成了主力。

收入别说跟红圈所比老李了，跟阿辉比也差距巨大。

但如果说老李是北上广律政职场剧里的精英主角，那我更像县城法治故事里那个默默码字的“律师后台”，在很多人看不见但是最缺公共法律服务的角落里一步一步走。

五年下来，我经手的法援案子一共200多件，帮助当地的农民工、留守妇女和一些孤儿寡母挽回经济损失我粗略算过大概超过600多万元。

最高兴的一刻是哪次？

是有一个留守老太太终于拿到拖欠多年的赔偿款后在法律援助中心门口站着哭，围观的志愿者帮她把锦旗递给我，我其实不擅长收锦旗，但那次我没忍住掉了眼泪。

最近小城房价又降了点，我还没有买房，单位提供廉租房租金一个月三百多，虽然紧巴但过得安心。

前几天老李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张国贸CBD窗外的夜景照片，配文是“明天要见并购项目的客户，又要加班改100多页的材料了，我要死了”。

我在下面回了一句话：“记得按时吃胃药。”

毕业五年回看这四段人生，心中五味杂陈。

人大法学院的学历含金量毋庸置疑，但在县城法律援助这一亩三分地上，我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学历红利的消失，不如说是市场化赛道之外“学区房溢价”显得不那么重要。

我们98个同学，将近四成进了体制内，三成去了各类律所，两成转了公司法务，剩下的人包括阿辉在做法律周边衍生行业。

如果非要说什么真实感悟，我只想说：学法学的路从来不止一条。

有人在高楼大厦里做并购案，有人在县城小房间里帮老太太讨工资；

有人跟钱打交道，有人跟人的命运打交道。

你问我哪一种更高级？

两年前老李问我后不后悔，我说我后悔的从来只有一件事——那个高考填志愿、我爸拿着烟和啤酒的夜晚，我没有先读懂自己。

近几年法考报名人数屡创新高的同时，法律行业就业同质化内卷尤其激烈。

残酷的事实或许在于顶尖法学院红圈所越来越难挤进去的同时，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力量却一直处于短缺状态。

我们的同学当年选择的路都不相同，也都没有后悔，但也都没有彻底解脱。

这行里没有完美的选择，法律是工具，怎么用它才决定你是谁。

再过几年，也许老李升了红圈所合伙人然后年薪百万，我在县城继续做我的法律援助，帮更多人拿到应得的赔偿。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我们大学毕业那天，离开人大校门时班主任说了句话，“不管在哪里执业，永远不要忘记法律背后人心冷暖的分量。”

今天写这一段话，算是我与十年前的自己达成了和解，与自己做过的最不后悔的决定握手言和。

祝愿下一届毕业的师弟师妹们，做自己的光。

创作声明：本文素材来源于互联网，经过艺术加工，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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