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不否定辽、宋、金各为正统的修史方式，反对过分强调“华夷之辨”

乾隆时期形成的“二十二史”“二十三史”“二十四史”三套官方正史，都包含了《辽史》和《金史》。这就说明，清朝主流的正统观念里，依然承认辽、宋、金三个政权各自拥有正统地位。

“正统之争”的由来

关于辽和金算不算“正统王朝”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辽、宋、金三国史书的编修问题展开的。

元朝人承认辽、金是正统，是从确立“辽、宋、金三国各自算正统，分别用自己的年号记史”这一规则开始的。到了明朝，有人反对辽、金的正统地位，本质上也是反对元朝将三国史书分开编撰的“正统体系”，主张把辽、宋、金三国的历史合在一起，编成一部完整的《宋史》。

清朝人对辽宋金“分开编史、各自正统”的说法也有不同意见。一些清朝的“前明遗民”，依然持有“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的旧观念，反对三朝分开编史、各自算正统的做法。比如学者黄宗羲，就曾主张重新编写《宋史》，把辽、金、元三国的历史放到记载少数民族的“四夷列传”里。

不过，大多数清朝的知识分子并不反对这种“三国分开编史，各为正统”的正统体系。

乾隆皇帝尽管说过“三朝正统属于宋朝”的话，但这是他针对杨维桢专门讨论三国编史问题撰写的《正统辨》一文做出的批示。

爱新觉罗・‍弘历

按道理说，如果乾隆皇帝认可杨维桢的正统观念，就应该支持他把辽、宋、金三国历史合编为一部《宋史》的主张，彻底推翻三国分开编史的体系。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乾隆皇帝没有按照杨维桢的想法，开设史馆、组建编纂机构，重新编写一部包含辽、宋、金三国历史的《宋史》；相反，他承认了明朝定下的、包含《辽史》《金史》在内的“二十一史”的正统地位，还在这个基础上，亲自审定了包含这两部史书的“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这恰恰说明，乾隆皇帝并不反对辽、宋、金分开编史、各自正统的体例，依然承认这三个政权各自的正统地位。

乾隆皇帝对“正史”地位的全面敲定

在《明史》正式编撰完成之前，清朝一直沿用着“二十一史”作为正史的统称，这其中就包括了《辽史》和《金史》。

除此之外，朝廷还根据社会需要，重新刊刻了国子监版本的“二十一史”，并按“购买《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籍，发放给各地学校的教官保管，让读书人认真研读熟悉”的要求执行。

乾隆皇帝即位后，也曾答应协办大学士三泰的请求，下令“给各省省会的府学各发一套《十三经》《二十一史》，交由各省督抚刊印，再分发给下属各府、州、县的学校”。

乾隆十二年（1747年），重新刊刻的《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完成，乾隆皇帝还亲自为《重刻二十一史》作序，文中写道：“朕既命校刊《十三经注疏》定本，复念史为经翼，监本亦日渐残阙，并敕校雠，以广刊布，其辨讹别异、是正为多。卷末考证，一视诸经之例。”他还进一步指出：“《明史》先经告竣，合之为二十二史，焕乎册府之大观矣。”

爱新觉罗・‍弘历

从上述做法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认可元朝把辽、宋、金三国分开编史的方式，也认同明朝官方将《辽史》《金史》纳入“二十一史”的说法，根本没有否认“辽宋金各自为正统”的想法。

不光“二十二史”是乾隆皇帝审定的，“二十三史”与“二十四史”也由他亲自定下来，只是关于两套正史的组成，有两种不同说法。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记载：“臣等伏案薛居正等所修《五代史》，原由官撰，成自宋初，以一百五十卷之书，括八姓十三主之事，具有本末，可为鉴观。虽值一时风会之衰，体格尚沿于冗弱；而垂千古废兴之迹，异同足备夫参稽。故以杨大年之淹通，司马光之精确，无不资其赅贯，据以编摩，求诸列朝正史之间，实亦刘昫《旧书》之比。乃征唐事者并传天福之本，而考五代者惟行欧阳之书，致此逸文，浸成坠简。阅沉沦之已久，信显晦之有时。钦惟我皇上绍绎前闻，纲罗群典，发秘书而雠校，广四库之储藏。欣觏遗篇，因裒散帙，首尾略备，篇目可寻。经呵护以偶存，知表章之有待，非当圣世，曷阐成编。臣等谨率同总纂官右春坊右庶子臣陆锡熊、翰林院侍读臣纪昀，纂修官编修臣邵晋涵等，按代分排，随文勘订，汇诸家以搜其放失，胪众说以补其阙残，复为完书，可以缮写。窃惟五季虽属闰朝，文献足征，治忽宜监。有《薛史》以综事迹之备，有《欧史》以昭笔削之严，相辅而行，偏废不可。幸遭逢乎盛际，得焕发其幽光，所裨实多，先睹为快。臣等已将《永乐大典》所录《旧五代史》，依目编辑，勒成一百五十卷，谨分装五十八册，各加考证、粘签进呈。敬请刊诸秘殿，颁在学官。搜散佚于七百余年，广体裁于二十三史。著名山之录，允宜传播于人间；储乙夜之观，冀禀折衷于睿鉴。”

也就是说，“二十三史”就是在“二十二史”的基础上加上了《旧五代史》。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却有另一种说法：“《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

按照这个说法，乾隆帝批准在“二十二史”中加《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再加上《旧五代史》成为“二十四史”，和赵翼的记载存在些许差异。

《四库全书》

学者赵慎畛的《榆巢杂识》中也有类似记载：“我朝文渊阁虽为大学士兼衔，并非职掌，且自来实无其地。乾隆四十一年，诏搜辑遗集，汇为《四库全书》，特命于文华殿后建阁弃之。又于《永乐大典》散篇内，裒集《麟台故事》一编，为宋待制程俱撰。所载当时典掌三馆秘阁书籍，从执政领阁事。又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立制差为赅备。因命大学士等参仿宋制，会同定议：置文渊阁领阁事二员，以满、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学院学士兼充，总司典掌。置文渊阁直阁事六员，以满、汉内阁詹事、少詹事、讲读学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厘辑之事。置文渊阁校理十六员，以满、汉庶子、讲、读、洗马、中赞、修撰、编、检及内阁侍读等官兼充，分司注册点验之事。以上皆设为定额。仍仿宋代馆职结衔之例，凡章奏文移，概令署衔于本职之上。遇领阁事、直阁事阙员，由翰林院列名具题。遇校理阙员，由领阁事大学士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遴选学问优长者带领引见充补。凡管鑰启闭，典之内府，仿宋制秘书省，有提举官，以从臣充。特派内务府大臣一员兼充文渊阁提举阁事衔，至阁内收发宿直等事，由于内府司员、笔帖式内分派掌管。”“御花园攡藻堂中，本就大内所有书籍分贮四库。乾隆辛卯、壬辰，屡诏访集天下遗书，于是各省大吏、搜集所属呈出者，汇送京师，都下藏书之家及四方仕宦于朝者，咸以书献，人思甄录为幸。复允馆臣请，编校翰林署所贮之《永乐大典》，特命内廷大学士等为总裁，抡选翰林、分司校择。辑书之始，请锡嘉名，命以《四库全书》，就翰林院署设局编纂。其校勘《永乐大典》者，于原心亭列席；校勘遗书者，于宝善亭列席。部曹及子官属，亦有选预纂修者，在籍进士、举人征预分校者五人。特谕内府司官办给饮膳，盛夏、隆冬，颁冰给炭。凡书佳者，悉缮录汇列四库。次则标存名目，附列书末。其不经及伪托者，概从摈斥。书篇仿《永乐大典》式，印界朱阑。选举、贡、监生字画端楷者，就武英殿书局分领缮写。于全书内择其精醇，先为荟要，缮贮攡藻堂，即以武英殿纂修翰林分校荟要，选派中书、助教等官，司全书覆校、分校事。每分校二员，设覆校一员，重加磨勘。书内有关学术经济者，咸付刊印，用广流传。仿宋人活版字法，刊成单字排印。书函每以浆气致蠹，易以木匣。经、史、子、集，以青、赤、白、黑四色分别装潢。通计每分三万六千册。”“宋开宝中，诏修《五代史》。卢多逊诸人同修，宰相薛居正监修。书成，凡五十卷。其后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殁后，官为刊印，与薛史并行。当时以薛史为旧史，欧史为新史。至金章宗泰和时，始诏学官专用欧阳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传本渐就湮没。我朝修《四库全书》，词臣于《永乐大典》各韵所引甄录条系，得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诸书，以补其缺，卷帙悉符原书。允馆臣请，仿刘晌《旧唐书》之例，列于《二十三史》，刊布学官。薛史文笔虽不及欧史谨严，而叙事详核，司马温公《通鉴》多采用之。”

除此之外，《清史稿・邵晋涵传》也记载：邵晋涵“在史馆时，见永乐大典采薛居正《五代史》，乃荟萃编次，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并参考通鉴长编诸史及宋人说部、碑碣，辨证条系，悉符原书一百五十卷之数。书成，呈御览，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列于廿三史，刊布学宫，诏从之。由是薛史与欧阳史并传矣。”

这两部书都提到把《旧五代史》列入“二十三史”，看起来像是“二十二史”加《旧五代史》变成“二十三史”，但文中又明确说，这么做是仿照《旧唐书》列入正史的例子，这又间接说明《旧唐书》早就被列入正史了。

二十四史简介

这么一来，应该是“二十二史”加《旧唐书》成为了“二十三史”，再加上《旧五代史》成为“二十四史”，这和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说法是一致的。

不管这两种说法哪个更准确，乾隆帝审定的“二十二史”“二十三史”“二十四史”这三套正史里，都包含了《辽史》和《金史》。

乾隆帝“言行不一”的底层逻辑

明朝有些读书人想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核心就是不满意元朝把三国史书分开编的体例，想重新编一部只认宋朝为正统的《宋史》，本质上就是反对把《辽史》《金史》算进正史里。

但是，乾隆帝审定的这三套正史，既没把《辽史》《金史》从正史里去掉，也没像加《旧唐书》《旧五代史》那样，把明朝柯维骐编的、否定辽金正统的《宋史新编》等书列入“正史”的大名单，更没命令四库馆臣重新开馆，编一部只认宋朝为正统的《宋史》。以上种种足以说明，乾隆帝不反对辽、宋、金分开编史、各自正统的观念，也没有否定辽、金正统地位的意思。

乾隆帝虽然说过“正统属于宋朝，不属于辽金”，但他的实际做法却承认了辽、宋、金各自的正统地位，这显然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局面。乾隆帝绝不是糊涂人，这种矛盾背后的原因值得仔细琢磨。

爱新觉罗・‍弘历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他批阅《通鉴辑览》时，反对书中“记载宋辽、宋金打仗时，都把辽、金写成‘入侵’”的说法，强调“朕之厘正书法，一秉至公，非于辽金有所偏向”。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他命令皇子和军机大臣修改《通鉴纲目续编》中辱骂辽金等少数民族的话，说：“谕存杨维桢《正统辨》，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春秋》之义，实为大公至正，无一毫偏倚之见。明使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意存轩轾，甚失皇祖降谕之本意也。”

乾隆帝一再强调“公正”“大公无私”“不偏袒”，其实已经说清了一件事——自己为什么说“正统在宋不在辽金”。

原来，明朝的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满洲是女真人的“余孽”。因此，清军攻占辽东后，曾“惑于形家谬说，疑金代陵寝与本朝王气相关，将房山县金陵拆毁”。

实际上，努尔哈赤曾说过，“我本大金之裔”，还提到“昔大辽帝欲杀忠顺安分之人，故我金汗兴师征辽”、“昔汝等之赵徽宗、赵钦宗二皇帝亦为我金汗所掳”。皇太极时期，崔应时在奏折中也表示：“今大金之后天聪皇帝出师而御世，是为英明皇帝”；乾隆皇帝也说过，“金源即满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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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后来清朝人为了避免汉人对金人的仇恨，故意回避自己是金国女真人后代一样，乾隆皇帝也怕别人说他偏向辽金，所以才说“正统在宋不在辽金”，以此表明自己“大公无私、不偏不倚”，对各个民族一视同仁。这才是他说这句话的真实想法，并不是要否认“辽、宋、金各为正统”的地位。

当然，乾隆皇帝说“正统在宋不在辽金”，也有承认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意思。但他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推崇的不是只有汉文化这一种，而是包含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

实际上，他反对儒生过分强调“华夷之辨”“华夏高贵、少数民族低贱”，主张淡化这种民族区别。他说这句话，既是为了拉拢汉人，同时也在提醒满族等少数民族，不要在正统问题上太计较，免得影响满汉合作。这不是否定“辽、宋、金各为正统”，而是既承认宋朝是正统，也承认辽、金是正统。

民族观念的发展大势

总的来说，有清一代，没有人提出过要“推翻辽、宋、金三朝分编正史的体系”、重新编写《宋史》的想法，普遍认为，“元朝将辽宋金三史分修，诚为定论”。

所以，乾隆皇帝也没有贬低辽金的想法。他不仅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坚持“辽、宋、金各为正统”的观点，还审定了包含《辽史》《金史》的三套正史。这说明，清朝统治者转向大一统王朝的立场后，辽、宋、金三朝分编正史的体系没有被推翻，辽金的正统地位也没有被否定。

和其他中原王朝一样，清朝的统治阶层基于维系国家稳定和巩固统治的需要，不主张强化“华夷之辨”或“尊夏贱夷”等观念，而是主张淡化民族界限。因此，对于那些满脑子“华夷之辨”、想借此否定辽金正统地位的读书人，朝廷并没有给予支持。

这也说明，近千年来民族观念的发展变化，不是越来越强调“华夷之辨”、区分正统与非正统、抬高华夏、贬低少数民族，而是逐渐淡化民族隔阂，强调各民族是一家人、融为一体，主张各民族文化相互吸收，从“只推崇汉文化”，转向了“重视多种文化共存”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