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万留守红军遇绝境，陈毅项英遭50万大军围剿，血战三年生还者仅剩两千人！

1934年10月，八万六千名红军突围渡河，把三万留守官兵连同七千多名重伤员关进了五十万大军的包围圈里。这支孤军每天靠分发不到半斤的糙米度日，顶着密集的炮火死守阵地，却根本不知道主力部队早已撤离苏区。在兵力相差十七倍的死局里，这三万留守红军靠什么拼出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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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央苏区犹如一座被抽空基石的大厦，主力军一走，留下来的家底薄得可怜。账面上的三万人听起来不少，可里面充斥着各县的保卫队和赤卫队，这些地方武装手里攥着的往往是红缨枪和大砍刀。真正能打硬仗的正规军，全靠周建屏带领的红二十四师和三个独立团撑场面。

这支唯一的师级部队下辖三个团，满打满算也就两千多人。加上三个兵力千人上下的独立团，整个根据地拿得出手的主力仅仅只有五千人。剩下的有生力量去哪里找，全靠战地医院里陆续伤愈归队的老兵。主力撤离时留下的七千多名伤病员里，只有三千人勉强能扛起枪重新回到连队。

更要命的是剩下的四千多名重伤员，面临着缺医少药的绝境，只能趁着夜色被分散安置到瑞金和于都等地的老乡家里。然而摆在留守部队面前最大的催命符，并非蒋介石调集的五十万正规军，而是极度不对等的情报封锁。基层指战员完全不清楚大部队已经远走高飞。

当时主持工作的博古留下了一道堪称紧箍咒的死命令，要求留守部队必须死死钉在瑞金到宁都的三角地带。为了掩护主力突围的保密需要，直到大部队安全抵达湖南之前，苏区内部严禁公开任何撤退消息。这道命令直接把留守红军推向了万劫不复的阵地战绞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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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弹按颗分配连草鞋都穿不齐的极端恶劣环境里，留守红军放弃了最擅长的游击战术。他们用血肉之躯在狭长的阵地上挖战壕，正面硬刚敌军的飞机重炮。直到形势彻底无法挽回，陈毅在中央分局的会议上拍了桌子，强力要求部队砸碎阵地战的枷锁全面转向游击战。

主持工作的项英面对每天成百上千的伤亡报告，最终同意了陈毅的突围方案。1935年2月，被死死困在于都南部的上万名红军和机关人员，开始化整为零向外猛冲。由于敌军早已织起密不透风的火力网，这场突围从打响第一枪起就变成了修罗场。

赣南省苏维埃副主席王孚善带着四百多人的队伍刚冲出包围圈，迎头撞上了国民党粤军的主力。经过几昼夜的拼死突击，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带着最后五十多个满身是血的战士退到梅州山区，最终在敌人密集的机枪扫射下壮烈牺牲。

相比之下，陈潭秋和谭震林率领的四个连情况稍好。他们在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后，带着残部一路杀到永定，成功与张鼎丞等人会合建起了闽西南游击区。而同样带着四个连往外冲的王金祥等人，在杀出重围抵达寻乌时，原本建制完整的八个连活下来的只剩区区二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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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率领红七十一团突围的龚楚，出师未捷就被粤军余汉谋的部队死死咬住。虽然队伍拼尽全力杀出了一条血路转战到湘南，但这位曾经的军区参谋长却在残酷的拉锯战中心理防线崩溃。他最终举起双手投靠了国民党，给游击战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破坏。

当时留下来的高级将领中还有毛主席的亲弟弟毛泽覃，他带着一个连的战士计划向闽赣边境转移。由于兵力实在太单薄，1935年4月底在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重兵包抄。为了给身后的游击队员争取撤退时间，毛泽覃亲自端着枪留下断后连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

赣南省委书记蔡慧文以及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带头突围的队伍足足有两千多人，里面夹杂着大量机关干部和文工团成员。这支队伍在敌人装甲车和炮兵的联合绞杀下寸步难行，大部分人没能挺过那个寒冷的春天，突围成功的极少数人也只能在深山老林里啃树皮。

苏区最后撤离的是项英和陈毅的核心队伍。直到1935年3月其他部队基本撤空后，他们才决定带着红二十四师的残部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击。这支最后的火种被编成四个大队，由袁血卒带领的第四大队接下了最要命的任务，替中央分局的长官们挡住背后的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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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队在阻击战中几乎全军覆没，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在阵地上拖住了敌人的脚步。大队长袁血卒等几个人靠着装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路乞讨辗转逃到了上海。而负责带领第三大队的周建屏同样损失惨重，在突围过程中连政委杨英也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下。

时任中央分局委员的贺昌在战斗中大腿被炸断，面对漫山遍野围上来的国民党兵，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高呼红军万岁，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红二十四师在突围后彻底打光了建制，师长周建屏重伤离队，几经辗转才在抗战爆发后重新归队。

项英和陈毅虽然在掩护下冲出了第一道封锁线，但很快就在敌人的重重追击中走散。部队在深山里被打散成了几十个人的小股队伍，项英在山林里转悠了几个月才和陈毅重新碰头。这时候他们手里能够指挥的兵力，已经从撤退前的几千人缩水到了一百来人。

为了活下去，他们把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托付给绝对可靠的老乡，自己则换上破破烂烂的粗布麻衣扮成砍柴人。在当地地下党员的拼死接应下，这支仅存的骨干队伍才摸黑爬到了信丰油山地区，和当地的特委会成功接上了头，标志着长达三年的南方游击战争正式拉开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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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南方的各块红色根据地在随后的日子里几乎被国民党军全部犁平，蒋介石调集重兵对这些残余的红军武装展开了梳头式的扫荡。为了切断老百姓对游击队的支援，国民党军甚至在山下建起了密集的碉堡群，封山烧林试图把红军活活饿死在深山里。

在这三年里，赣粤边、闽赣边以及闽西等主要游击区的红军战士过着野人一般的原始生活。没有盐吃就吃草木灰，没有被子就钻草堆。到了1937年国共合作前夕，项英和陈毅直接领导的闽赣边游击队，在敌人的疯狂扫荡下最惨的时候全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

即使是发展得相对较好的闽西游击区，在邓子恢等人的苦心经营下，也只能勉强保持一千多人的规模。等到1937年下半年，这四个地区的游击队趁着国共和谈的间隙重组发展，被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时，花名册上能够统计到的所有兵力加在一起仅仅只有两千二百多人。

回顾这段历史，三万多留守红军加上上万名地方游击队员，在三年的时间里阵亡率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不仅仅是一连串冰冷的数字，而是三万多个鲜活的生命被永远埋在了南方的红土地下。这种几乎灭绝性的伤亡比例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长征路上主力部队的折损程度。

根据严谨的军史数据对比，红军主力在两年的长征途中阵亡的军级以上指挥员大概十多位。而在这暗无天日的三年游击战里，倒在血泊中的省级和军级以上干部足足超过六十人。这批替大部队挡下所有炮火的留守红军，用最决绝的牺牲换来了革命火种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