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去卫生所看病，女医生是我同学，她拿起针管：裤脱了咱再算帐

楔子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我裹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袄，踏进了公社卫生所的大门。那天北风刮得紧，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咳嗽得厉害，整夜整夜睡不着，实在扛不住了才来的。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来苏水的味道扑面而来，混着煤炉子烧出来的那股子焦味儿。我正要往诊室里面走，就看见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人从里屋出来，手里端着个铝饭盒，像是刚吃完早饭。她抬起头来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嘴角慢慢往上翘，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赵秀兰。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像是被人拿砖头拍了一下。我不是不知道她在公社卫生所上班，可这几年我躲着这条街走，就是不想碰上她。今天实在是咳得没办法了，想着早点儿来，趁人少，找个大夫开几副药就走，哪成想偏偏就碰上了她当班。

赵秀兰把饭盒放在桌上，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她那眼神我熟悉得很，上学时候她看我就这眼神，又像生气又像笑，让人浑身上下不自在。她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铝针管，那针管在冬天的晨光里泛着冷光，她拿在手里晃了晃，然后看着我，慢悠悠地说出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裤脱了，咱算算帐。”

就这六个字，一下子把我拽回了十几年前。

我认识赵秀兰的时候，还是一九六五年。那年我十六岁，在县城中学读初中。说是初中，其实课本都没几本，但好歹能认几个字。我们家在黄泥沟大队，离县城三十多里路，我是我们生产队头一个考上县中的。我爹为这高兴得喝了两斤地瓜烧，醉得在院子里唱了半宿的样板戏。

赵秀兰是邻村赵家庄的，她爹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在方圆几十里都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她家条件比我们家好得多，她穿的衣服虽然是蓝布衣裳，但干干净净的，没有补丁。她长得不算多漂亮，但那双眼睛特别有神，看人的时候像是能看透你的心思似的。

我们俩被分到了一个班，座位隔着一条过道。那时候男女同学不说话，课桌中间都划着一条线，谁过了线就要被对方拿胳膊肘顶回去。可赵秀兰从来不顶我，有时候我的书或者本子过了线，她就当没看见。我那时候傻，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觉得这个女同学还挺好说话的。

真正让我们说上话的，是那次劳动课。

那时候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去农场干活，挖地、施肥、收庄稼，什么都干。我从小干农活长大的，这点活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赵秀兰不一样，她爹是医生，家里就她一个闺女，娇生惯养的，哪干过这些。那次是去地里刨红薯，她抡不动锄头，刨了两下就刨到自己脚上了，虽然没出血，但疼得她眼泪汪汪的。

别的男同学都不敢上前，我就过去了。我说你歇着吧，我帮你刨。她抬头看我，眼眶红红的，点了点头。我就帮她把那一垄红薯都刨完了。下午收工的时候，她从兜里掏出两个煮鸡蛋塞给我，说谢谢你了。那时候鸡蛋金贵，我哪能要她的，推了半天，她硬塞到我书包里，转身就跑开了。

那是我第一次吃煮鸡蛋，以前家里母鸡下了蛋，我娘都拿到供销社换盐了。我剥开蛋壳的时候，心里头暖烘烘的，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从那以后，我们就慢慢熟了起来。说是熟，其实也就是上课的时候偶尔对视一眼，或者在食堂打饭的时候她给我多舀一勺菜汤。可就是这些小事，让我每天都盼着去上学。早上起来天不亮就出门，走三十多里路也不觉得累，一到学校就往教室里张望，看见她坐在那儿，心里就踏实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喜欢。

一九六六年夏天，学校停课了。老师们被拉出来批斗，校长戴着高帽子站在操场上，脖子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还打了叉。我和赵秀兰站在人群里，她攥着我的袖子，手在发抖。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悄悄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瘦得能摸到骨头。

学校散了，我们都回了家。临走那天，我们在学校后面的小河边见了最后一面。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头发扎成两个辫子，眼圈红红的。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是她的单人照，黑白的，背面写着“友谊长存”三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我把照片揣进贴身的口袋里，说我会去找你的。她没说话，眼泪就掉下来了。

回到家之后，我就开始在生产队干活了。我爹身体不好，我妈还要照顾我两个年幼的妹妹，家里就我一个壮劳力。我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收工，一年到头挣的工分刚好够全家糊口。有时候累得躺在炕上动弹不了，我就把赵秀兰的照片拿出来看看，看着看着就不觉得累了。

可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这三十里路，而是两个家庭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

我家是贫农，祖上三代都是给地主扛活的。赵秀兰家虽然不是地主富农，但她爹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在村里算是有身份的人。她妈管她管得严，不让她跟我来往。有一次我走了三十里路去赵家庄找她，还没进村就被她妈拦住了，她妈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叉着腰对我说，我说你这个小子，你别来找我们家秀兰了，你们不是一路人，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我站在那儿，脸上火辣辣的，像被人扇了一巴掌。赵秀兰听见动静从家里跑出来，她妈一把拽住她，说你要是敢跟他走，我就死给你看。赵秀兰哭得跟泪人似的，被拖回了家。我一个人站在村口，站了很久很久，直到太阳落山，才转身往回走。

那一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到现在都记得。三十里的土路，我走了将近四个小时。脚上磨出了血泡，鞋底磨穿了，可我心里头比脚还疼。我边走边想，她妈说得对，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一个穷种地的，拿什么娶人家医生的闺女？我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更别说给彩礼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找过赵秀兰。不是不想，是不敢。我知道去了也是自取其辱，不如把她忘了，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可有些人是忘不掉的，你越是想忘，她就越是在你心里头扎得深。

一九七一年，我二十三了，在农村已经算是老光棍了。我娘急得不行，托了好几个媒人给我说亲。相了好几个，不是人家嫌我家穷，就是我看不上人家。后来媒人给我介绍了隔壁村的王桂兰，说她比我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人老实肯干活，就是长得粗糙些，问我要不要。

我去看了一眼，王桂兰黑黑胖胖的，一双大手跟男人似的，笑起来露出一嘴黄牙。我心里头不乐意，可我娘说，你也不看看咱们家什么条件，有人愿意跟你就烧高香了，你还挑什么挑。

我一咬牙，就答应了。彩礼是二百块钱，外加两床被子、一辆自行车。这钱是我娘把家里的老母猪卖了，又跟亲戚借了一圈才凑够的。结婚那天，我穿着借来的中山装，站在院子里给亲戚们敬酒，脸上笑着，心里头却空落落的。

王桂兰是个好人，真的。嫁过来之后，她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没吃过一口好的，整天在地里干活，比我还卖力气。她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取名叫大军，小儿子取名叫大兵。她话不多，晚上躺在炕上也不跟我说话，就是有时候半夜醒了，会伸手摸摸我的脸，叹口气，又翻过身去睡。

我知道她心里苦，可她不说，我也就不问。我们就这样凑合着过，谈不上多好，也谈不上多坏，就是搭伙过日子。

赵秀兰那边的情况，我也断断续续听人说起过。她后来嫁给了公社供销社的一个主任，姓孙，比她大八岁，家里条件好得很。结婚那天吹吹打打的，光陪嫁的家具就拉了三大车。她妈逢人就夸她女婿有本事，吃商品粮的，一个月四十二块钱工资。

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正在地里刨红薯，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来气。可转念一想，也对，她嫁得好，比跟着我强。我一个种地的，给不了她好日子。这样挺好，挺好。

后来我爹得了肺气肿，咳嗽得厉害，我带他来公社卫生所看过病。那时候我就怕碰见赵秀兰，每次来都赶在她不当班的时候。有一次在大街上远远看见了她，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列宁装，头发烫了，看着洋气多了。我赶紧躲到一棵树后面，等她走远了才敢出来。

不是怕她，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时间过得快，一晃就到了七八年。

那一年，变化可真大。先是听说国家要恢复高考了，接着又听说要搞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我们村里的人一开始都不敢信，在地头上议论了半个月，后来看到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着，才慢慢相信这是真的。

我家的情况也不太好。王桂兰前两年查出来有心脏病，干不了重活了，家里的担子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两个儿子都还小，大军刚上小学，大兵还在家里吃奶。我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回来还要照顾孩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着凉之后就开始咳嗽，一开始没当回事，扛了半个多月，实在扛不住了。有天晚上咳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王桂兰看见了，吓得脸都白了，说你可不能再拖了，明天必须去卫生所看看。

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头其实不想去。我知道现在公社卫生所的大夫就两个，一个是老刘大夫，六十多了，耳朵背得厉害，你说咳嗽他给你开治拉肚子的药。另一个就是赵秀兰，她接了她爹的班，在卫生所当医生。

可不去又不行，我怕万一是肺上的毛病，拖严重了更麻烦。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想着早点去，趁赵秀兰还没上班，让老刘大夫给我看看。哪成想老刘大夫那天正好去县城开会了，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就看见赵秀兰一个人坐在诊室里，手里端着个饭盒，正喝粥呢。

我在门口站了好几秒钟，想转身走，可她看见我了。

“你是来看病的？”她放下饭盒，看了我一眼。那语气很平常，就像对一个陌生人说话一样。

我点点头，硬着头皮走了进去。诊室里很暖和，煤炉子烧得通红，上面坐着个铝壶，壶嘴冒着白气。我坐在她对面那张木头椅子上，忽然觉得嗓子眼里痒得厉害，忍不住咳了起来，咳得弯下了腰。

她皱了皱眉，站起来绕到我身边，一只手按在我肩膀上，另一只手搭在我的额头上试了试温度。她的手还是那么瘦，骨节分明，可是比从前粗糙了不少，指尖上还有冬天冻裂的口子。

“烧着呢。”她说着，转身去拿体温计，甩了甩递给我，“夹上。”

我把体温计夹在胳肢窝里，大气都不敢出。诊室里安静得很，只有煤炉子里偶尔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不敢看她，就盯着墙上那张人体穴位图发呆。

她没说话，在抽屉里翻了翻，拿出一个铝针管，又从柜子里取出一盒药，用砂轮划了一下，把安瓿瓶掰开，药水吸进针管里。她把针管举到眼前，推了一下，药水从针头里滋出来，在空气里划出一道细细的弧线。

然后她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了那句话。

“裤脱了，咱算算帐。”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帐？我跟她之间有什么帐？

她见我没动，又说了一遍，这次语气更重了：“我说，把裤子脱了，趴在床上。你这咳嗽拖了这么久，光吃药不行，得打青霉素。”

我这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看病的事。我松了一口气，可紧接着心又提了起来。打针就打针，她说“算算帐”是什么意思？

我磨磨蹭蹭地站起来，走到诊室角落的检查床边。那是一张木头床，上面铺着一层白布，白布上有一块洗不掉的黄色碘酒印子。我解开裤腰带的时候，手都在抖。不是怕打针，是觉得在赵秀兰面前脱裤子，这件事太羞人了。

我趴在床上，脸埋在胳膊里，不敢抬头。就听见她把针管拿过来，酒精棉球擦在我屁股上的时候，凉得我打了个哆嗦。

针扎进去的时候，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赵秀兰的手很稳，推药水推得很慢，一边推一边说：“你这身体是咋搞的？才三十来岁的人，看着跟四五十岁似的，瘦成这个样。你是不是不好好吃饭？”

我没吭声。我能说啥？说家里老婆有病，孩子要养，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说有时候忙起来连早饭都顾不上吃，饿着肚子在地里干一天活？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她推完药水，拔出针管，拿棉球按在针眼上，说：“行了，起来吧。”

我提上裤子，坐回椅子上，低着头不说话。她回到桌子后面坐下，拿出处方笺，开始写病历和药方。写了几笔，她忽然停下来，抬起头看着我。

“你还打算躲我到什么时候？”

我抬起头，撞上她的目光。她的眼睛还是那样，又亮又有神，可是眼角已经爬上了细细的皱纹，鬓边也有了几根白发。她穿着白大褂，领口处露出里面一件深红色的毛衣，那毛衣的领子有些松了，线头都露了出来。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没躲你，可是这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我确实在躲她。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她问，语气缓了下来，少了刚才那股子硬气。

“还行。”我说。

“还行？”她轻轻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说不清的味道，“你看看你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这叫还行？你媳妇不管你？”

“她身子不好，心脏病。”

赵秀兰的笔顿了一下，在处方笺上留下一个墨点。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又问：“孩子呢？几个？”

“两个，都是小子。”

“多大了？”

“大的七岁，小的三岁。”

她没再问了，低下头继续写处方，写完了撕下来递给我。我接过来看了一眼，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药名和用法，我一个都认不出来。

她站起来，走到药柜前面，给我拿药。我趁机打量了一下这间诊室，墙上挂着毛主席像，下面是一幅“为人民服务”的标语，靠墙的柜子里摆满了药瓶，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医学书，书页都卷边了。角落里堆着一些报纸和杂志，最上面那张报纸的日期是一个月前的。

她把药装进一个纸袋里，递给我的时候没有松手，就那么捏着纸袋的一角，看着我。

“以后别躲了。”她说，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有病就来看，我又不会吃了你。”

我接过纸袋，说了声谢谢，转身就往外走。出了卫生所的门，冷风迎面扑来，我打了个哆嗦，眼眶忽然就热了。我使劲眨了眨眼，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沿着土路往家走。

走出去老远，我回头看了一眼，卫生所的门还开着，赵秀兰站在门口，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正看着我这个方向。见我回头，她转身进去了，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这件事我以为就这么过去了，可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始。

那针青霉素确实管用，打了两针之后，我的咳嗽就好多了。赵秀兰给我开了三天的针，让我每天都来打。第二天我去的时候，特意挑了下午去，想着她上午当班下午总该休息了吧，结果去了还是她。

“你怎么下午来了？”她看见我，倒是没生气，语气还挺随和。

“上午忙。”我说。

“忙啥？农闲的时候还有啥忙的？”

我没好意思说我是故意躲开她当班的时间，就含糊地说家里有事。她也没多问，让我把病历本给她，看了看，说今天打最后一针，打完再开点口服药就可以了。

这次打针的时候，她没让我脱裤子，而是拿了根皮筋把我的袖子勒起来，在胳膊上打了。我心里头暗暗松了一口气，可又有一点点说不清的感觉，像是失望，又像是别的什么。

打完针，她没急着让我走，倒了杯热水递给我，说坐下说说话吧。我把杯子捧在手里，热水透过搪瓷缸子的壁传过来，烫得手心发疼，可我没舍得放下。

“你家黄泥沟的，今年收成咋样？”她问。

“还行，比去年强点儿。”我说。那年的庄稼确实比往年好，天公作美，雨水调匀，玉米棒子长得比胳膊还粗。

“分了多少钱？”

“队里倒找钱。”

赵秀兰叹了口气。她当然明白“倒找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年干到头，不但分不到钱，还要倒找给队里钱。我们那儿好些人家都是这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你媳妇不能干重活，就靠你一个人，确实难。”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从前没听过的心疼，不是那种客套的同情，是真真切切的心疼。

我心里头一酸，差点没忍住。这些年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王桂兰不会说，她觉得男人吃苦是应该的。我娘倒是心疼我，可她自己都顾不过来，能说什么？

赵秀兰又给我倒了杯水，然后坐下来，跟我聊起了从前的事。她问我记不记得那次劳动课她刨到脚的事，我点点头，说记得。她又问我记不记得我们去农场干活的时候，她给我带的鸡蛋，我说记得。她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一种孩子气的得意，说那鸡蛋是她从家里偷出来的，她妈要是知道了，非得骂死她不可。

我被她逗得也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心里头就更酸了。那些年，多好啊。虽然日子苦，可心里头有盼头，就觉得什么都好。现在呢？日子还是苦，可连盼头都没了。

她问我结婚之后过得怎么样，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就说凑合着过呗。她听了这话，沉默了半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头翻江倒海的话。

她说：“我过得也不好。”

我抬起头看她，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掉眼泪。她咬着嘴唇，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似的，半晌才说：“早知道……算了，不说这个了。”

她没说完的那句话是什么，我知道。

从卫生所出来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对了。走在大街上，看见什么都觉得恍惚。回到家，王桂兰正在灶台前忙活，大兵趴在她背上哭，大军蹲在门槛上写字，小脸冻得通红。我过去把大兵接过来，抱在怀里，大兵不哭了，伸着两只小手抓我的脸。

王桂兰看了我一眼，说：“打针了？”

“打了。”

“大夫说啥了？”

“说拖得太久了，差点转成肺炎，以后要注意。”

王桂兰没再问了，转过身继续烧火。我就抱着大兵站在灶台边，看着锅里的玉米糊糊冒泡，心里头想着赵秀兰的那句话。

“我过得也不好。”

什么叫过得好？什么叫过得不好？从前我以为，嫁了个有钱人，吃穿不愁，那就是过得好。可赵秀兰说她过得不好，那她心里的“好”又是什么样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王桂兰和大兵挤在炕那头，大军睡在我旁边，小腿搭在我肚子上，热乎乎的。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屋顶，脑子里面乱得很，一会儿想起赵秀兰的模样，一会儿又想起王桂兰的脸。

赵秀兰瘦，白，说话轻声细语的，像一朵开在墙角的茉莉花。王桂兰粗，黑，嗓门大得像吵架，像地头那些没人管的野草。把她们放在一起比，简直是天上的云和地上的泥。可就是这个泥一样的女人，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在这个穷家里没日没夜地操劳，连句怨言都没有。我有什么资格嫌弃她？

这么一想，我觉得自己真是个混蛋。人家赵秀兰是别人家的老婆，我想她干什么？我老婆还在灶台边给我熬药呢，我还惦记着别的女人，这不是人干的事。

可有些事，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住的。

三天的针打完了，我的咳嗽好了很多，按理说不用再去卫生所了。可我拿起药袋子看了看，发现里面那瓶止咳糖浆快喝完了，就想着再去拿一瓶。我自己跟自己说，这是看病，正大光明的事，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可我心里清楚，我想见赵秀兰。

这次去的时候，卫生所里人多了一些。几个大人带着孩子坐在长凳上排队，赵秀兰正在给一个老太太量血压。她看见我进来，点了点头，示意我坐下等。

我就坐在长凳上等着，看着她在病人中间忙来忙去。她对每个病人都很耐心，量血压的时候会握着老人的手，轻声问哪里不舒服，咳嗽多久了，吃饭怎么样。有个小孩子怕打针，哭得撕心裂肺的，赵秀兰从抽屉里拿出一颗水果糖塞到孩子手里，说“乖，打了针就不生病了，不生病就能吃糖了”。那孩子拿着糖就不哭了，打针的时候连哼都没哼一声。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头忽然涌上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个女人，从我认识她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软软的，暖暖的，像冬天里的棉袄。谁能娶到她，那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可她说过得不好，那个姓孙的，到底是怎么对她的？

等到病人都走了，赵秀兰才腾出空来招呼我。她看见我手里的药袋子，问：“怎么了？药吃完了？”

“止咳糖浆快没了，再拿一瓶。”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种了然的意味，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她没多说什么，转身去药柜里拿了一瓶止咳糖浆给我，然后坐下来，看着我说：“你最近气色好一些了，比上次来的时候强。”

“多亏你给看的。”我说。

“别跟我客气。”她摆摆手，“你回去以后要好好吃饭，别光顾着干活。你这个年纪，要是把身体搞垮了，以后日子更难过。”

我点点头，接过药瓶子，刚要掏钱，她说：“这个不用给钱，是上次多开的，没算进账里。”

我知道她说的是假话，上次的账我看了，止咳糖浆就开了一瓶。她这是不想收我的钱，又怕我不肯要，才编出这么个理由。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说声谢谢，转身要走，她又叫住我。

“等一下。”

她走回里屋，过了几分钟出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递给我。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件半新的棉袄，蓝布面子的，虽然旧了，但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棉袄上面还放着两双袜子，也是旧的，但补过了，补丁补得很仔细，针脚又密又匀。

“这是我男人的，他不穿了，扔了怪可惜的。你拿去穿吧，你身上那件棉袄都破成啥样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盯着桌面上那张报纸看。

我愣住了。我知道她这是在帮我，可她男人不要的东西给我，这叫什么事？我说我不要，我有棉袄穿。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忽然变得很认真。

“你别跟我犟了。你这件棉袄，领子那块都露棉花了，袖子也短了一截，胳膊肘露在外面，这么冷的天，你不冷吗？你拿回去，能穿就穿，不能穿就拆了做别的用，总比扔了强。”

我想起她男人的身份，供销社主任，吃商品粮的，一件棉袄算什么，人家有的是。可我心里头就是过不去这个坎，总觉得拿了这棉袄，就欠了她什么似的。

赵秀兰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叹了口气，说：“你就当我是在帮你，不行吗？咱们好歹是老同学，我就看着你在外面冻着，我良心上过不去。”

最终我还是拿了那个布袋子，出了门。走到街上，我把布袋裹在怀里，怕人看见。这东西要是让人知道是她给我的，还不知道会传出什么闲话来。

回到家，我把布袋藏在床底下，没敢让王桂兰看见。王桂兰心大，但这种事要是让她知道了，她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不好受。过了两天，我趁她带孩子去她娘家的功夫，才把那件棉袄拿出来试了试。棉袄虽然旧了点，但很暖和，比我那件破棉袄强了不知道多少倍。我穿上之后对着镜子看了看，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城里人了。

可我心里头更难受了。这种难受说不清道不明，像是吃了蜜糖之后又喝了黄连水，甜的滋味还没散尽，苦的就泛上来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那年的冬天似乎格外长，北风呼呼地刮，把树枝都吹断了。我不再去卫生所了，不是因为病好了，而是我不敢去了。我怕自己控制不住，做出什么对不起王桂兰的事。赵秀兰是有婆家的人，我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我们要是真的怎么了，那就是伤风败俗，在那个年代，这种事传出去，不光我们俩抬不起头，连两家人都没法做人。

可我管不住自己的心。每天晚上躺在炕上，我就会想起她。想起她说话的语气，想起她给我打针时的样子，想起她那件领口松了的红毛衣，想起她说的那句“我过得也不好”。我想起从前上学的时候，她在课桌下面偷偷塞给我的那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今天放学别走，我有话跟你说”。那次我没敢去，我怕同学们看见了说闲话。现在想来，那天要是去了，也许一切都不一样了。

可人生哪来的那么多也许？

转眼到了腊月。有一天我去镇上买盐，路过供销社的时候，看见赵秀兰从里面出来。她穿着那件灰色的列宁装，头发盘起来了，脸色不太好，嘴唇发白，像是哭过。她低着头匆匆往前走，没看见我。我正要叫她，就看见一个男人从供销社里追了出来，一把拽住她的胳膊，扯着她往回走。那男人个子不高，圆脸，留着分头，穿着一件呢子大衣，脚上的皮鞋锃亮。他拉着赵秀兰的胳膊，嘴里骂骂咧咧的，声音不大但很凶，说的什么我没听清，就看见赵秀兰被他拖得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我当时就想冲上去，可我忍住了。那是人家的家事，我一个外人，凭什么管？再说了，人家是夫妻，两口子吵架拌嘴是常事，我要是多管闲事，反而给赵秀兰添麻烦。

我站在供销社门口，看着赵秀兰被拖进去，门帘落下来，遮住了一切。我攥着手里那两块钱的票子，手心全是汗，心里头像是有团火在烧。我忽然明白她说的“过得不好”是什么意思了。

那个姓孙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回到家之后，连着好几天都睡不好觉。王桂兰问我咋了，我说没事，就是咳嗽还没好利索。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说没发烧，然后翻了个身又睡了。我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声，脑子里全是那天在供销社门口看到的一幕。

我该不该去问问她？我问自己。问了又能怎样？我能管得了人家两口子的事吗？我是她什么人？老同学？朋友？还是别的什么？

可我就是放不下。一想到她可能正受着委屈，我的心就像是被人攥住了一样，喘不上来气。

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找了个借口去公社，绕到了卫生所。我到的时候正是中午，卫生所的门关着，上面挂着个牌子写着“午休时间”。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正要走，门忽然从里面打开了，赵秀兰探出头来，看见是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有些哑，眼眶底下有青黑的影子，一看就是没睡好。

“路过，顺便来问问，我那个咳嗽老不好，是不是要换个药？”我编了个理由。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说“你骗得了谁”，但她没拆穿我，侧身让我进去了。诊室里冷飕飕的，炉子灭了，她正在重新生火，地上散落着一些碎纸和木柴。

我蹲下来帮她生火，把纸点着了，放上细柴，等火旺了再架上粗柴。她站在一边看着，没说话。等火烧起来了，屋子里渐渐暖和起来，她才开口。

“你都看见了？”她问。

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事，点点头。

“他经常这样吗？”我问。

赵秀兰没回答，走到桌子后面坐下，两只手交叉放在桌面上，手指绞在一起。她盯着自己的手指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口。

“他喝了酒就这样。也不是天天打，就是喝了酒，脾气上来了，摔东西，骂人，有时候动手。”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平时还好，给我买衣服，给孩子买玩具，在外人面前对我也好。就是不能喝酒，一喝酒就变了个人似的。”

“那你就不让他喝呗。”我说。

赵秀兰苦笑了一下，“他不听我的。我说了他就跟我吵，吵急了他就摔东西。我想过离婚，可那个年代，离婚是个多大的事？我爹我娘的脸往哪搁？再说了，离了婚我带着孩子去哪？我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

“你不是在这儿上班吗？”我问。

“这工作是他帮我找的，我要是离了婚，他肯定要把工作收回去。我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怎么活？”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扎在我心上。我以为她嫁得好，吃穿不愁，谁知道她过的竟是这样的日子。表面上光鲜亮丽，背地里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

“那你……”我张了张嘴，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能说什么？说“你跟他离了吧，我养你”？可我有这个本事吗？我一个穷种地的，老婆还有心脏病，两个孩子要养活，我拿什么养她？

赵秀兰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笑了笑，那笑容里满是苦涩。“你别替我操心了，这都是命。我当初……算了，不说这个了。你呢？你媳妇对你好不好？”

“还行吧。”我说，“凑合着过。”

“她会打你吗？”她忽然问。

我觉得好笑，“打我倒不至于，就是有时候吵两句。”

“那是你命好。”赵秀兰说着，眼眶又红了，“我以前不信命，现在信了。该嫁给谁，该过什么日子，都是命里注定的，逃都逃不掉。”

我看着她的眼睛，真想告诉她，不是这样的。你本来可以嫁给别人的。你本来可以嫁给一个会好好待你的人，比如我。可我那时候穷，连提亲的勇气都没有，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你嫁给了别人。

这些话我终究没有说出口。说了又怎样？不过是给彼此心里添堵罢了。

从那以后，我跟赵秀兰见面的次数多了一些。不是刻意的，就是有时候去公社办事，顺路去卫生所坐坐，说说话。我也不常去，十天半个月去一次，每次待个半小时就走。我怕去勤了惹人闲话。

就这么过了大半年，到了七九年秋天。

那年的秋天，我们生产队开始搞承包，把地分到了各户。我们家分到了八亩地，虽然不多，但够种了。我干劲十足，翻地、施肥、播种，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来。王桂兰身体好了一些，也能帮着干点轻活了。大军上了小学，大兵送到了我娘那边，家里的日子眼看着一天天好起来。

有一天我从地里回来，王桂兰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进来，说：“今天公社有人来找你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谁？”

“不认识，说是公社的干部，让你明天去一趟，说是有好事。”

公社的干部找我有什么好事？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第二天我换了件干净衣服，一大早就去了公社。到了公社大院，有人把我领到了一间办公室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坐在里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

“你就是黄泥沟大队的李大壮？”那人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里的纸。

“是。”

“我们打算在你们村办一个砖瓦厂，需要一个人当厂长。听人说你以前在建筑队干过，懂这一行，你有没有兴趣？”

我愣住了。砖瓦厂？厂长？我？

“这个……我不太懂。”我说。

那人笑了笑，“不懂可以学嘛。我们给你派技术员，你负责组织生产就行。一个月工资四十五块，比你在生产队挣工分强多了。”

四十五块！我一个月挣工分也就折合十来块钱，这翻了四倍多！

我心里头又激动又紧张，腿肚子都有点哆嗦。我说我考虑考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那人说行，但别考虑太久，过几天就要定下来。

从公社出来，我第一时间就想去找赵秀兰，想告诉她这个好消息。我跑到卫生所，推门进去，看见她正在给一个老太太看病，就在旁边等着。等她忙完了，我迫不及待地跟她说了这事。

赵秀兰听完，眼睛亮了一下，可那亮光转瞬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她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想去吗？”

“当然想啊。”我说，“一个月四十五块钱呢。”

“当了厂长，以后就忙了。”她说，语气淡淡的。

“忙点怕啥，挣钱多就行。”

赵秀兰低下头，摆弄着手里的笔，半晌才说了一句：“那你以后就不常来了吧。”

这句话像一盆凉水浇在我头上，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的意思。是啊，我要是当了厂长，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哪有时间来公社？不能来公社，就见不到她了。

我站在那里，心里头乱成了一锅粥。一边是好日子，一边是她，我该选哪个？

赵秀兰抬起头看着我，眼里的神情复杂得很。她忽然笑了一下，说：“你别想多了，这是好事，你该去。你有两个儿子要养，老婆还有病，你得过好日子才对。”

她嘴上这么说，可我听得出来，她心里头不好受。

我站在那里，想说点什么，可嘴巴像是被缝住了一样，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最后我说了声“那我先走了”，转身出了门。走出去老远，我回头看，卫生所的门关着，窗帘也拉上了。

回到家，我跟王桂兰说了这事。王桂兰正在灶台边煮面条，听了这话，手里的筷子掉在了地上。

“真的？”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那张粗糙的脸上第一次有了光彩。

“真的，一个月四十五块呢。”我说。

王桂兰蹲下去捡筷子，起来的时候眼眶红了。“你总算熬出头了。”她说，声音有点发抖。我看着她那样子，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愧疚。这些年，她跟着我吃了多少苦，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好日子，我却在想着别的女人。

我这还算个人吗？

我答应了公社的邀请，当了砖瓦厂的厂长。说是厂长，其实就是一个工头，带着几十个农民干活，烧砖、码砖、出窑，什么都干。可不管怎么说，工资是真的，一个月四十五块，比公社干部的工资都高。

砖瓦厂建在村东头的一片荒地上，离赵秀兰的卫生所很远。我忙起来之后，确实没时间去见她了。头几个月还好，忙着建厂买设备招工人，每天累得倒头就睡。等厂子走上正轨了，闲下来的时候，脑子里就全是她。

我想写信给她，可提笔又不知道写什么。我想过偷偷去找她，可又怕被人看见。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像是被撕成了两半，一半在厂里忙工作，一半在她身上。

有一天晚上，我从厂里回来，路过村口的小卖部，看见柜台上有两部公用电话，忽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我拿起电话，拨了卫生所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赵秀兰，听见我的声音，她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还好吗？”她问。

“还好，就是忙。”

“厂子怎么样了？”

“还行，出了几窑砖，质量不错，都卖出去了。”

“那就好。”她说完这两个字，就没再说话了。我握着电话，听见那边细微的呼吸声，心里头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爬。我想说“我想见你”，可这四个字在嘴边转了几圈，就是说不出来。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以后别打电话了，这是公家的电话，被人听见不好。”

“嗯。”

“你自己多保重身体，别太累了。”

“你也是。”

电话挂断了，我拿着话筒愣了好一会儿，听着里面“嘟嘟嘟”的忙音，心里头像是什么东西碎了。

八零年的春天，我们的砖瓦厂出了大事。

那天窑上的温度表坏了，技术员不在，工人不懂，就凭经验烧了一窑砖。结果火候没掌握好，一窑砖全烧过了，鼓包变形的，个个都是废品。这一窑砖光成本就上千块，对刚起步的砖瓦厂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

公社领导找我谈话，说这事你要负主要责任。我说是我管理不善，该负的责我负。领导说那你先把厂长的职务停了吧，等事情查清楚了再说。

从公社出来的时候，天上下着雨，淅淅沥沥的，不大不小，淋在身上又冷又烦。我没打伞，就那么走在街上，雨顺着头发流到脸上，跟眼泪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我走到卫生所门口，停下来，站了一会儿。门开着，赵秀兰在里面整理药瓶，看见我站在雨里，赶紧出来了。

“你怎么了？”她拉着我的胳膊往里拽，“快进来，淋成这样，不想要命了？”

我被她拽进诊室，浑身湿透了，水顺着裤腿往下淌，在地上汇成一小摊。赵秀兰找了条干毛巾递给我，又去倒了杯热水，塞到我手里。

“出了什么事？”她问。

我把砖瓦厂的事说了，说完之后就低着头不吭声了。赵秀兰站在我面前，沉默了片刻，然后做了一件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她伸出手，把我头上的水擦干，那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抚摸一个孩子。她瘦长的手指穿过我的头发，指尖凉凉的，可我的头皮像是着了火一样烫。

“别怕。”她说，“天塌不下来。”

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憋在心里的那些委屈、不甘、害怕、无助，全都打开了。我一个大男人，当着她的面，眼泪就掉下来了。不是号啕大哭，就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赵秀兰没有说话，就那么站在我面前，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轻轻地拍着。

那天我在卫生所待了很久，直到雨停了才走。我们没说什么话，就那么坐着，偶尔抬头看看对方，又各自低下头。那种感觉很奇怪，像是回到了十几年前，我们还是十六岁的少年，坐在教室里，隔着一条过道，偷偷地看对方。

从那天起，我跟赵秀兰之间的关系，像是隔着的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我知道这不对，她也知道。可我们都控制不住自己。我开始找各种借口去公社，有时候是去买东西，有时候是去办事，有时候什么理由都没有，就是想去看看她。她也会在我来的时候，比平时多待一会儿，跟我多说几句话。

我们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连手都没有牵过，可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比什么都危险。

这种危险在八零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达到了顶点。

那天我去公社开会，散会后天快黑了，我路过卫生所，看见里面还亮着灯。我推门进去，赵秀兰一个人坐在诊室里，面前摊着一本书，但她的眼睛没在看书，而是盯着墙上的钟发呆。

她看见我，吓了一跳，“你怎么来了？”

“开完会路过，看你灯还亮着。”我说，“你怎么还没回去？”

“他今天去县城了，不回来。”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

屋子里很安静，能听见煤油灯芯燃烧时发出的细微声响。赵秀兰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然后关上了门，还插上了门闩。

我的心跳猛地加速了，像是有面鼓在胸腔里擂。她转过身来看着我，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脸庞显得格外柔和，眼睛里像是有一汪水，亮晶晶的。

“我不想回去了。”她说，声音很轻，可在这安静的屋子里却格外清晰。

“你不想回哪？”我问，虽然我已经猜到了答案。

“不想回那个家了。”她向前走了一步，离我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的来苏水味道，混着肥皂的香味，“李大壮，你带我走吧。”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炸开了。带我走吧，这四个字像一把火，把我这些年压在心底的那些东西全点燃了。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期待，有害怕，有渴望，还有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决绝。

我想说“好”，可话到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

我不能。

我要是带她走了，王桂兰怎么办？大军大兵怎么办？她要是跟我走了，她的孩子怎么办？那个姓孙的虽然对她不好，可那是她孩子的爹。我们要是就这么走了，两家人怎么活？在那个年代，私奔是天大的丑事，我们的孩子以后怎么抬头做人？

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像是磨盘一样，把所有的冲动都碾成了粉末。

我后退了一步，摇了摇头。

赵秀兰看着我，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了下去，像是蜡烛被风吹灭了一样。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然后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着。

“我就知道。”她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我想上去抱住她，告诉她我愿意跟她走，哪怕天涯海角。可我的手像是被绑住了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我在那间诊室里站了很久，久到煤油灯里的油都快烧干了。最后我转过身，拉开门闩，走了出去。外面天已经完全黑了，没有月亮，星星也不亮，伸手不见五指。我摸黑走在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的，好几次都差点摔跤。

那晚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王桂兰和大军大兵都睡了，炕头的小煤油灯还亮着，是王桂兰给我留的。我把煤油灯吹灭，摸黑躺在炕上，睁着眼睛，一整夜都没有合眼。

从那之后，我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公社。我把自己埋在砖瓦厂的工作里，白天跟工人一起干活，晚上算账、盘库存，忙得脚不沾地。公社领导看我态度好，工作也卖力，几个月后恢复了我的厂长职务。那窑烧坏的砖也补烧了，第二批质量很好，卖了个好价钱。

日子又回到了正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八一年春天，我听到一个消息，说赵秀兰离婚了。

这消息是从王桂兰嘴里听到的，她在村里跟人拉呱的时候听说的。传话的人说，赵秀兰的男人姓孙的，在外面有了人，被赵秀兰堵在了供销社的宿舍里。赵秀兰二话没说，收拾了东西就回了娘家，第二天就跟姓孙的办了离婚手续。孩子判给了男方，她净身出户，连卫生所的工作都丢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窑上搬砖。手里那块砖从指间滑落，砸在脚上，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可我没顾得上疼，心里头像是有团火在烧。

她离婚了。她真的离婚了。

这个消息在我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那天晚上，我又一宿没睡，翻来覆去地想。我想去找她，想去看看她好不好，可我以什么身份去？老同学？朋友？还是那个站在诊室里说“不能跟你走”的孬种？

第二天，我终于还是去了。

赵秀兰住在赵家庄她娘家的老房子里。我到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洗，好像没看见我似的。

我站在院门口，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她娘从屋里出来了，就是当年在村口拦着我的那个老太太，如今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拄着根拐杖。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当年的凶狠，只有一种说不清的疲惫。

“进来吧。”她娘说，转身回了屋。

我走进院子，站在赵秀兰面前。她头都没抬，用力地搓着盆里的衣服，搓得指关节都发白了。

“你还好吗？”我问。

“看我这样，像好吗？”她的声音冷得像冬天的冰水。

我在她旁边蹲下来，想帮她洗衣服，她一把打掉我的手。“别碰我。”她说，声音里带着哭腔，“你不是不管我吗？你还来干什么？”

我蹲在那里，手被她打得生疼，可我没缩回去。我就那么蹲着，看着她。

“我离了。”她抬起头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我什么都没有了，孩子没了，工作没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我这辈子，图什么？”

我听着她的话，心里头像是有把刀在绞。我张了张嘴，想说“有我在”，可这三个字又卡在了喉咙里。有我在又能怎样？我还是那个穷种地的，还是那个有老婆有孩子的李大壮。我能给她什么？一个破砖瓦厂厂长的虚名？还是一辈子抬不起头的骂名？

赵秀兰擦了擦眼泪，冷笑了一声，“我知道你为难，你不用说了。我自己选的路，我自己走。”

她站起来，端着盆里的衣服进了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我站在院子里，听见里面传来她压抑的哭声，一声一声的，像是在拿钝刀子剜我的心。

她娘又从屋里出来了，拄着拐杖，看着我，叹了口气。

“当年是我不好。”老太太说，声音颤颤巍巍的，“我不该拦着你们。要是当年让你们在一起，兴许就没这些事了。”

我听了这话，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我使劲眨了眨眼，把那点湿意咽回去，说：“姨，不怪你，都怪我。”

老太太摆了摆手，转身回了屋，门又关上了。

我在赵秀兰家的院子里站了很久，直到太阳偏西才离开。走出村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槐树，树还是那棵树，可树下的人，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

那之后的日子，我像是掉进了一个漩涡里，怎么都爬不出来。我每天在砖瓦厂干活，回家照顾老婆孩子，日子过得跟从前一样。可我的魂像是丢了，看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王桂兰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有一回吃饭的时候问我：“你是不是有啥心事？”

我说没有，就是厂里事多，累的。

她没再问了。王桂兰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多问，可她不是傻，她什么都看在眼里，只是不说。

那年年末，砖瓦厂发了年终奖，我拿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笔钱——三百块。我把钱拿回家，摆在炕上，王桂兰看着那些钞票，眼泪都下来了。她说她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说你收起来吧，给大军的学费留出来，再给大兵买件新棉袄，剩下的存着。

王桂兰把钱一张一张地数了三遍，才小心翼翼地包好，塞进了箱子底。

可我心里想的是，我要不要拿这钱去帮赵秀兰。她离了婚，没了工作，日子肯定不好过。可我怎么帮？把钱送去？她肯要吗？就算她肯要，王桂兰那边我怎么交代？

我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没去。

现在想来，那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八二年春天，我到县城去进设备，路过县医院的时候，看见门口围着一群人。我挤进去一看，是医院的招聘启事，招护士，要求有相关经验，年龄四十岁以下。我心里一动，想起赵秀兰，她在卫生所干了好几年，当护士肯定没问题。

我犹豫了两天，最后还是给她打了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我问她最近怎么样，她说还行，在她爹的卫生室里帮忙。我跟她说了县医院招聘的事，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她会考虑的。

过了半个月，我又打电话过去，是她娘接的，说秀兰去县医院上班了，刚走没几天。我挂了电话，心里头五味杂陈。她去了县医院，离我更远了，可我也为她高兴，好歹有了个正经工作，能养活自己了。

我以为我跟赵秀兰的故事，到这里就算结束了。两条平行线，偶尔交汇了一次，然后又各奔东西，再也不会重逢了。

可命运这东西，从来不会按你想的来。

八三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从砖瓦厂回家，走到村口的时候，看见一辆小轿车停在路边。在那个年代，小轿车可是稀罕物件，我们村的人都没见过几回。我正纳闷谁来了，就看见车门打开了，一个女人从车上下来，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头发剪成了短发，手里提着一个皮包。

是赵秀兰。

她比两年前瘦了不少，但精神好多了，脸上有了血色，眼神也不再是那种灰蒙蒙的颜色。她看见我，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但很真。

“我来看看你。”她说，声音比以前清亮了很多。

我站在那，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之间隔了两年多的时光，隔了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可她就那么站在我面前，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你咋来了？”我问。

“我调回公社卫生所了，就在隔壁那条街。”她说，“今天是报到的第一天，正好路过你们村，就过来看看。”

“你不是在县医院吗？怎么又调回来了？”

赵秀兰靠在车头上，双手插在裤兜里，抬头看了看天。那天傍晚的晚霞很红，把半边天都烧透了，她的脸在霞光里显得格外柔和。

“县医院太忙了，我想清闲点。”她说，可我听得出来，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我没再问了。有些事，不需要问，心里都明白。

我们就在村口站了一会儿，说了几句家常话。她问我砖瓦厂怎么样，我说还行，比去年好多了。我问她孩子怎么样，她说孩子跟着他爸，她每个星期去看一次，孩子挺乖的，学习成绩也好。

说着说着，就没话说了。

赵秀兰看了看手表，说该走了，明天还要上班。她拉开车门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钻进了车里，车子发动起来，扬起的尘土迷了我的眼睛。

我站在村口，看着那辆车消失在土路的尽头，心里头像是有块石头落了地，又像是有根针扎了进去。

日子照常过。砖瓦厂的生意越来越好，我忙得连轴转，有时候一连几天都回不了家。王桂兰的身体时好时坏，大军大兵渐渐大了，上学、写作业、打架、爬树，跟村里其他孩子一样。

我跟赵秀兰见面的时候不多，偶尔在街上遇到，点点头，说两句话就各走各的。她调回公社卫生所后，我们之间的距离近了，可心却像是远了。或者说，不是远了，而是彼此都懂得了保持距离。

这种距离，不远不近，刚好够做朋友，不会越界。

我常常想，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吧。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偶尔见一面，知道对方好好的，就够了。

可生活总是在你以为最平静的时候，给你一个响亮的耳光。

八五年冬天，王桂兰的心脏病突然加重了。那天她在地里干活，忽然捂着胸口蹲了下去，脸色发紫，嘴唇发青，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背着她就往卫生所跑，跑到的时候，赵秀兰正在诊室里写病历。

她看见王桂兰的样子，脸色一下子就变了，让我把人放到检查床上，迅速给她做了检查。她的手法很熟练，听心跳、量血压、翻眼皮看，每一样都做得又快又准。检查完之后，她的眉头皱得很紧。

“她这是心衰，我们这里治不了，得赶紧送县医院。”赵秀兰说，已经拿起了桌上的电话，拨了县医院的急救电话。

等救护车的时候，赵秀兰一直在给王桂兰做急救措施。她把王桂兰的腿放低，让她半坐着，从柜子里拿出氧气袋，接上管子给她吸氧。她忙得满头大汗，白大褂的袖子卷到了胳膊肘，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沉着，冷静，专业，跟从前那个温柔的她判若两人。

王桂兰被送上了救护车，赵秀兰也跟着上了车，一路护送她到了县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她又帮忙联系医生、办手续、拿药，忙前忙后，一直到半夜才消停。

王桂兰住进了病房，脱离了危险，躺在病床上睡着了。我和赵秀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走廊里的灯很暗，白刷刷的墙壁在灯光下显得发黄。

赵秀兰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脸上写满了疲惫。

“你回去吧。”我说，“这里有我就行了。”

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你一个人行吗？”

“行。”

她没动，就那么坐在那儿，忽然说了一句让我措手不及的话。

“你媳妇是个好人。”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刚才在路上，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谢谢。”赵秀兰的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她说她知道我是谁，她说她一直都知道。”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还说什么了？”我问。

赵秀兰转过头看着我，走廊的灯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她说她知道你心里有别人，可她从来没有怪过你，因为你对这个家，对她，对孩子，已经尽到了所有的责任。她说她这辈子能嫁给你，是她的福气。”

我听到这里，眼泪终于忍不住了，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用手背胡乱地擦了一下，可泪就是止不住，越擦越多。

赵秀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我，我没接，她就放在我膝盖上。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病房里传出来的鼾声，还有远处护士站里电话铃响的声音。

“你回去吧。”赵秀兰站起来，拍了拍白大褂上的褶皱，“你媳妇这里我来照顾，砖瓦厂那边你不能不去。明天下午我还能调半天班，到时候你再过来换我。”

她说完就走了，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

我坐在长椅上，膝盖上放着她的手帕，手里攥着，攥得紧紧的，手帕在手心里拧成一团。

王桂兰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才出院。那半个月里，赵秀兰隔三差五就来病房看看，带点水果，带点营养品，跟王桂兰说说话。王桂兰对她的态度很客气，但也仅此而已，两个人之间像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谁都没有捅破。

有一回我去送饭，推门进去的时候，看见赵秀兰正坐在床边给王桂兰梳头。王桂兰的头发又长又乱，赵秀兰梳得很仔细，一缕一缕的，从发根梳到发梢，梳顺了再编成辫子。王桂兰闭着眼睛，脸上带着一种很放松的表情，像是很享受这个时刻。

我站在门口看了几秒钟，悄悄退了出去，靠在走廊的墙上，仰着头看着天花板。

那一刻我想，如果能永远这样该多好。我们三个人，像一家人一样，没有争吵，没有怨恨，只有彼此之间的体谅和扶持。

可我知道，这不可能。

王桂兰出院之后，身体大不如前了。医生说她的心脏功能已经严重受损，不能干重活，不能生气，不能受刺激，最好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在家静养。

这对王桂兰来说简直是折磨。她从十几岁就开始干活，手脚没有一天闲过，让她什么都不干，比杀了她还难受。可她没办法，稍微一动就喘不上气，脸就发紫，吓得大军大兵哇哇哭。

家里的担子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砖瓦厂的事不能丢，地里的事不能丢，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管，一个病人要照顾。那段时间我瘦了将近二十斤，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回到家里经常是倒头就睡，连饭都顾不上吃。

赵秀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开始隔三差五来我家，帮我照顾王桂兰，给大军大兵辅导功课，收拾屋子，做饭。一开始我还推辞，可她说了，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帮帮忙怎么了？老同学之间互相帮衬，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王桂兰也没说什么，她躺在床上，看着赵秀兰忙前忙后，有时候会叹气，有时候会笑一下，表情很复杂。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们三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赵秀兰来我家的时候，村里人难免会指指点点，可她不在乎，我也不在乎。王桂兰更不在乎，她自己的身体都顾不过来，哪还有心思管别人说什么。

八六年秋天，王桂兰又犯了一次病，这次比上次更严重，在县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赵秀兰天天往医院跑，有时候是白天去，有时候是下了班去，风雨无阻。医院的护士都以为她是王桂兰的妹妹，因为两个人长得有几分相似，都是那种瘦瘦的脸型，尖尖的下巴。

王桂兰出院那天，赵秀兰来接的。她把王桂兰扶上车，车子开到了我们家门口，她又把王桂兰扶下来，一路搀着她进了屋。

安顿好王桂兰之后，赵秀兰要走了。王桂兰忽然叫住了她。

“秀兰。”王桂兰叫了她的名字，这是她第一次叫她的名字。

赵秀兰转过身来。

王桂兰靠在被子上，脸色苍白的，但眼睛很亮。她看了看赵秀兰，又看了看站在门口的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我知道你们的事。”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赵秀兰的脸色也变了。

“我不是傻子。”王桂兰继续说，“从你第一次来我们家，我就知道了。大壮对你不一般，你对他也不一般。你们从前的事，我也听说过。”

赵秀兰张了张嘴想解释，王桂兰摆了摆手。

“你别解释，我不怪你们。”王桂兰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我这身体，不知道还能撑多久。我走了以后，大壮和两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

“桂兰，你别这么说。”赵秀兰走过去，坐在床边，握住王桂兰的手。

王桂兰摇了摇头，“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是嫁了个好男人。大壮对得起我，对得起这个家。我走了以后，不能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过。两个孩子也得有个妈。”

她说完这些话，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靠在被子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赵秀兰给她倒了杯水，喂她喝了，又给她擦了擦脸上的汗。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王桂兰说的那些话，像是一把火，烧掉了我心里最后的那点芥蒂。我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她是真的放心不下我们，才会说出这种话。

可我也知道，赵秀兰不是这样的人。她来帮我们，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她心善。她不会因为我老婆说了这番话，就真的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事实也确实如此。王桂兰出院后，赵秀兰还是像以前那样，隔三差五来帮忙，可多一步的事情都不做。王桂兰跟她说话，她就客客气气地回应；王桂兰不提那件事，她也绝口不提。

日子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平静得像一面湖，连一丝涟漪都没有。

八七年春天，砖瓦厂接了一个大订单，给县里的一个建筑工地供货。我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住在厂里。有一天晚上，我正跟工人在窑上干活，忽然有人跑来跟我说，你媳妇在家晕倒了，快点回去。

我骑上自行车就往家赶，骑到半路的时候，天开始下雨，哗哗的，像是天漏了个窟窿。我浑身湿透了，眼睛被雨水打得睁不开，可我不敢停，拼命地蹬着自行车。

到家的时候，赵秀兰已经在了。她接到电话比我先到，正在给王桂兰做急救。王桂兰躺在炕上，脸色灰白，嘴唇发紫，呼吸急促得像是拉风箱。

赵秀兰看到我，脸色很凝重，“这次比前两次都严重，得马上送医院。”

救护车来得很快，可王桂兰的情况恶化得更快。在去县医院的路上，她的心跳忽然停了。随车的医生和护士拼命抢救，赵秀兰也在车上，她跪在担架旁边，一下一下地给王桂兰做心脏按压，做得胳膊都在发抖，可她不肯停。

到了医院，王桂兰被推进了急救室。我和赵秀兰站在走廊里，身上的雨水还没干，滴答滴答地落在地上。走廊里的灯惨白惨白的，照得人心里发慌。

我靠在墙上，浑身都在发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怕的。赵秀兰站在我旁边，伸出胳膊轻轻搂住了我的肩膀。她的胳膊很细，可是很有力，像是要把我从深渊里拉回来。

两个小时以后，医生从急救室里出来了，摘下口罩，看着我们。那个眼神我已经看懂了。

王桂兰走了。

我站在那里，哭不出来，喊不出来，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站都站不稳。赵秀兰扶着我在椅子上坐下，然后转身进了急救室。我透过门缝，看见她走过去，把王桂兰的手握在手心里，低头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可那个画面，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王桂兰的丧事办得很简单，来的人不多，都是村里的亲戚邻居。大军十岁了，大兵七岁，两个小子穿着白孝衫，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我抱着大兵，眼泪流了一波又一波，怎么都止不住。

赵秀兰帮着张罗了一切，从联系棺材铺到买香烛纸钱，从安排抬棺的人到给帮忙的乡亲做饭，里里外外都是她在忙。村里人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这一次，没人说什么闲话。

王桂兰下葬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像是活在梦里一样。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可心里空荡荡的，像是少了什么东西。大军大兵倒是很懂事，知道爸爸心情不好，不吵不闹，放学回来就自己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坐在院子里发呆。

赵秀兰来得更勤了。她每天下了班就来我家，给我和孩子们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有时候她会留下来吃饭，吃完饭也不急着走，就坐在院子里跟大军大兵说说话，教他们认字，给他们讲故事。

大兵特别喜欢她，管她叫“赵阿姨”，每次她来了就黏着她不放，让她抱着，让她讲故事。大军倒是不黏她，但他会悄悄地把她没洗完的衣服洗了，会把她带来的米面粮油归置得整整齐齐。这孩子随我，嘴上不说，心里什么事都明白。

有一天晚上，大军忽然问我：“爸，赵阿姨以后会不会在我们家住？”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想要赵阿姨在我们家住吗？”我问他。

大军低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想。赵阿姨对我们好，她还帮妈梳过头。”

我听了这话，鼻子一酸，差点又掉眼泪。

时间是最好的药，什么伤都能治愈。慢慢地，我的心不再那么疼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砖瓦厂越做越大，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了一个小型企业，手下有上百号工人。我在村里盖了新房，买了拖拉机，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可我跟赵秀兰之间的关系，始终停在原地，谁也不往前迈那一步。

不是不想，是不敢。我怕村里人笑话，怕孩子们受委屈，怕对不起王桂兰临终前的托付。赵秀兰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从来不提这件事。

我们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处着，看着像两口子，其实不是；看着像朋友，又比朋友多那么一点。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持续了整整两年。

八九年春节前，大军忽然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

那天晚上，赵秀兰在我们家吃过晚饭，正在收拾碗筷。大军忽然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样东西，走到赵秀兰面前，双手递给她。

是一张照片。就是一九六六年，赵秀兰在学校后面的小河边给我的那张照片。黑白照，背面写着“友谊长存”四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

我早就把这张照片藏了起来，不知道大军是从哪里翻出来的。

赵秀兰接过那张照片，看了一眼，手开始发抖。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了，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可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大军站在旁边，小脸绷得紧紧的，一本正经地说：“赵阿姨，我爸爸每天晚上都看这张照片，我都看见了。”

我脸一下子红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赵秀兰蹲下来，摸着大军的头，声音有点哑：“大军，你愿意阿姨做你的妈妈吗？”

大军看了看赵秀兰，又看了看我，点了点头。

大兵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从房间里跑出来了，光着脚站在地上，奶声奶气地说：“我愿意，我愿意。”

赵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抱住了大军和大兵，两个人孩子靠在她怀里，安安静静的。

我站在灶台边，手里拿着一个盘子，愣在了那里。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把屋子照得暖烘烘的，窗外的北风呼啸着，可是屋里一点都不冷。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我和赵秀兰领了结婚证。没有办酒席，没有请客，就去公社登记了一下，回来一家人吃了顿饭。

那天晚上，宾客散尽，两个孩子睡了。赵秀兰坐在新房的床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头发盘了起来，脸上抹了点胭脂，看起来跟三十年前没什么两样。

她看着我，我看着她，两个人都笑了，笑着笑着，又都哭了。

她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那张黑白照片，背面又多了一行字，字迹工工整整的：“终成眷属，四十二年。”

我算了一下，一九六五年认识到现在，整整二十四年，不是四十二年。赵秀兰说，她把下辈子的十八年也算进去了，加起来正好四十二年。

我听了这话，把照片贴在胸口，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赵秀兰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当年那针青霉素，我不是故意扎疼你的。我就是气你，气你那么久不来见我，气你娶了别人，气你什么都藏在心里头不说。”

“那你说的算算帐，是什么意思？”我问。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嘴角微微上翘，带着一种少女般的狡黠。

“这笔帐，要算一辈子。”

窗外，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打在瓦片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我搂着赵秀兰的肩膀，听着雨声，觉得这辈子所有的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后记

二〇一九年，我和赵秀兰都已经七十多了。砖瓦厂早就关了，大军接手之后转型做了建材生意，干得不比当年差。大兵考上了大学，在省城当了医生，娶了个媳妇也是大夫，两口子都在医院上班。

我和赵秀兰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院子里种了一棵桂花树，是赵秀兰从她娘家移过来的。每年秋天桂花开了，满院子都是香味，香得人都不想出门。

赵秀兰退休之后，在村里开了个免费量血压的小摊，每周二上午在村委会门口摆张桌子，给村里的老年人量血压、测血糖，顺便聊聊天。村里的老人都叫她赵大夫，说她比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还管用。

我有时候跟她一起去，帮她搬桌子提药箱。她量血压的时候，我就坐在一边抽烟，跟那些老头儿老太太瞎聊天。

有一回一个老太太问她：“赵大夫，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跟李老头好过？”

赵秀兰看了我一眼，笑着说：“可不是嘛，好了一辈子。”

一院子的人都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