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官场失意还是得意，苏轼为啥都不开心，老想着跑路？

苏轼有两首词写的特别有意思：一首是《临江仙・夜归临皋》，另一首是《行香子・述怀》。为什么很有意思呢？是因为这两首词写作的背景截然不同，但表达出的情绪和想法却是一致的。

《临江仙・夜归临皋》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 年），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当时他政治失意、近乎被软禁，在友人协助下于黄州城东开垦荒地“东坡”，躬耕自食，生活的确有点难，因此发出了“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感慨，甚至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行香子・述怀》则作于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这个时候的他已结束黄州贬谪，奉召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要职，位近中枢，官场得意，深受高太后信任，无疑是他一生当中的最高光时刻，但这个时候他依旧觉得“虽抱文章，开口谁亲”，琢磨着“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想的还是跑路。

无论是被贬黄州沉入谷底还是重回朝堂仕途顶峰，苏轼为啥都不太开心，生出厌倦俗世、渴望归隐闲居的同款感慨呢？

但深入了解苏轼的思想世界和性格底色，也就不奇怪了！虽然个人的身份地位、外部环境变化了，但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感受和选择却很难有变化。

黄州落魄，无实权、遭监视、生活清贫，人身自由、仕途前景全不由自己掌控，那是小人物身不由己。

回京后权势加身，名利、地位、声望全部拉满，看似风光，但深陷斗争漩涡，各方势力拉扯裹挟，不得不周旋人际、权衡利弊，这是大人物的身不由己。

加之苏轼不偏党、不结派，当初反对新法，后来又不赞成旧党全盘否定新法。苏轼自认为政见公允，却几乎无人理解、无人共鸣，连最爱他的弟弟苏辙都少有地没有支持他对免疫法的态度，繁华朝堂皆是人情功利，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禁不住内心孤独，所以依旧很烦。

说到底，就苏轼的思想和性格，他根本就不适合在官场上混。所以不管在官场上失意还是得失，他过的都不太舒服。正如他把自己比作山间的野鹿，喜欢自由自在，如果让他充当宫廷里面的仪仗马，中规中矩的，他既不擅长也不舒服。他想逃离的只不过是官场罢了，但他一辈子都在拉扯，只是反复地在自己的脑子里想一想，发发牢骚，并没有真正地像陶渊明那样干脆利落地“归去来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