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女工友搭伙生活3年，工程结束当天，她却红着脸求我一件事

楔子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有些缘分就像工地上的脚手架，看着摇摇晃晃，实则扎扎实实地撑起了一片天。

我叫赵大江，一个普普通通的建筑工人。说起我这辈子做过最不后悔的事，就是三年前答应了王秀兰的提议，和她搭伙过日子。说是过日子，其实就是想着在工地上能有个照应，省点开销，也省得一个人冷冷清清地熬日子。

谁知道这一搭伙，就是三年。

三年里，我们在活动板房里支起了一个小小的家，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烟火气把原本冷冰冰的铁皮屋子熏得暖烘烘的。我出力气干活，她精打细算过日子，日子过得说不上富裕，倒也踏实。

只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工程总有结束的那一天。

就在项目收工的最后一天，工友们都在收拾行李准备各奔东西，王秀兰却红着脸站在我面前，支支吾吾地说出一个请求。

那个请求让我愣住了。

我赵大江活了四十六年，见过大风大浪，扛过钢筋水泥，从没想过会有一个女人红着脸求我这么一件事。

第一章 初到工地

三年前的那个春天，我拖着个破旧的编织袋，从老家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一路颠簸到了这个南方的城市。

出站的时候天还没亮，空气里湿漉漉的，带着一股子陌生的青草味。我在老家的砖瓦厂干了十五年，厂子倒闭后，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似的。四十三岁的年纪，说老不老，说年轻不年轻，除了会出力气，啥技术也没有。村里的年轻人都往外跑，我一个老光棍，不出去还能咋办？

说来也心酸，我这辈子没结过婚，不是不想，是没那个条件。家里穷，兄弟多，我排行老三，上头的哥哥娶媳妇已经掏空了家底，轮到我的时候，啥也剩不下。后来砖瓦厂倒是稳定了几年，可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六七，在乡下算是老大难了。相过几次亲，人家一听我没房没车，还是个烧砖的，扭头就走。

时间长了，我也死了心，一个人过就一个人过吧，饿不死就行。

可砖瓦厂一倒闭，我连这点安稳日子都过不成了。村里干部跟我说，你得出门，去工地上干活，一天能挣两三百呢。两三百，那可比烧砖强多了。我心一横，把家里几亩地租给了邻居，揣着仅有的八百块钱，就南下了。

来接站的是我一个远房表哥，叫赵大勇，在市里一个建筑工地上当小包工头。说起来，我跟他其实隔了好几层关系，小时候见过几次面，长大后基本没啥来往。这次要不是托了家里的老母亲辗转联系上，我连他电话都没有。

赵大勇开着一辆灰扑扑的面包车来接我，人胖乎乎的，脸晒得黝黑，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他挺热情，帮我把编织袋扔上车，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情况。

“大江啊，你这来得正好，我们那个项目刚开工不久，正缺人呢。你是自家人，我肯定照顾你，放心，不会让你干太重的活，先从普工做起，一天两百二，包住不包吃，工地上有食堂，一顿饭十块钱，荤素搭配，比外面便宜多了。”

我连连点头，心里算了一下，一天两百二，一个月干满二十六天，就是五千七百多，除去吃饭开销，一个月能攒下四千多块。这比我烧砖强太多了，烧砖累死累活一个月才三千出头。

“表哥，多谢你了，我一定好好干。”

赵大勇摆摆手，说都是自家人，不说客气话。他顿了顿，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跟我说：“对了，我跟你先说个事儿，咱们工地上条件就这样，宿舍是活动板房，一间住八个人，上下铺。你来得晚，下铺都住满了，只能睡上铺，行不行？”

“行行行，有啥不行的，我们烧砖的时候还睡过窑洞呢。”我连忙说。

赵大勇笑了笑，又说了：“还有个事儿，咱们工地上有女工友，不多，就那么七八个，都是干杂活的。你跟她们处好关系，但别搞那些乱七八糟的，工地上人多嘴杂，有点啥事传得比风还快。”

我说表哥你放心，我赵大江不是那种人。

赵大勇嘿嘿一笑，没再接话。

车子开了大约四十分钟，穿过闹市区，又拐进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远远地就看见了一片正在施工的高楼。脚手架密密麻麻地裹在楼体上，塔吊吱吱嘎嘎地转着，黄色的安全帽在工地上移动着，像一个个移动的蘑菇。

这就是我要干活的地方。

赵大勇把车停在工地门口的一片空地上，指着旁边的一排活动板房说：“那就是宿舍，你先把东西放进去，今天先休息，明天开始上工。”

我扛着编织袋走进那排板房，推开第二间的门，一股混合着汗味、洗衣粉味和方便面味的复杂气息扑面而来。屋里横七竖八地拉着晾衣绳，上面挂满了工作服、毛巾、袜子，地上的鞋子东一双西一双。七张铁架子床靠墙摆着，果然是上下铺，下铺都铺着床单被子，上铺还有几个空位。

我挑了个靠窗的上铺，把编织袋拆开，拿出从老家带来的被褥铺上。被褥是老母亲给我拆洗过的，虽然旧了点，但晒得蓬蓬松松的，有一股太阳的味道。

正收拾着，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矮壮的中年男人，四十来岁的样子，圆脸，小眼睛，嘴角总是往上翘着，好像随时都在笑。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迷彩服，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看见我就咧嘴笑了。

“哟，新来的？”

“对，我赵大江，今天刚来的，赵大勇是我表哥。”我赶紧从上铺跳下来，递上一支烟。

那人接过烟，别在耳朵上，伸出手来跟我握了一下：“我叫李德厚，四川的，泥瓦工，住你下铺。以后咱俩就是上下铺的兄弟了，有啥事你说话。”

我连忙点头说李哥好。李德厚是个自来熟，三言两语就把屋里另外几个人的情况都跟我介绍了一遍。哪个是钢筋工，哪个是木工，哪个爱打牌，哪个爱喝酒，谁好说话谁不好说话，连谁打呼噜厉害都说得清清楚楚。

“对了，再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李德厚压低了声音，神神秘秘地说，“食堂打菜的时候去得早一点，刘师傅那个红烧肉做得绝了，去晚了就剩土豆了。”

我忍不住笑了，觉得这个四川人挺有意思。

下午的时候，陆陆续续有人收工回宿舍，见了我也都挺客气，打个招呼，递根烟，简单聊几句。这些人来自天南地北，河南的、四川的、贵州的、安徽的，口音天差地别，但大家脸上都有一种相似的东西——风吹日晒留下的粗糙，和长年累月干体力活练出来的那种敦实。

晚上赵大勇叫我出去吃了顿饭，算是接风。路边的大排档，炒了几个菜，喝了几瓶啤酒。赵大勇喝了酒话就多起来，跟我聊了很多工地上的规矩，哪个包工头好说话哪个不好说话，哪个项目负责人不要惹，还有发工资的时间节点什么的。

“大江啊，你也四十多了，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哥能帮你的就帮你，但有些事还得靠你自己。”赵大勇喝了一口酒，叹了口气，“工地上累是累了点，但挣的钱是干净的，攒个几年，回老家也能把日子过起来。”

我点点头，端起酒杯敬了他一杯。

吃完饭回到宿舍，已经快十一点了。板房里黑灯瞎火的，呼噜声此起彼伏，还有人在说梦话。我爬上上铺，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听着这个陌生的声音组成的交响曲，怎么也睡不着。

窗户外面亮着工地上的大灯，把那片正在建设中的高楼照得通明。我侧过身，透过窗户看着那些钢筋水泥的骨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四十三岁了，重新开始，就像这栋楼一样，从地基开始，一砖一瓦地往上垒。

谁知道能垒多高呢。

第二天一早五点半，天还灰蒙蒙的，李德厚就在下铺喊我了：“大江，起来了，上工了！”

我赶紧爬起来，胡乱洗了把脸，跟着大家去食堂吃早饭。早饭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两块五一顿，管饱。我吃了三个馒头一碗稀饭，感觉浑身有了力气。

赵大勇在工地上等我，给我发了一件橙色反光马甲和一个黄色安全帽，又领我去工具房领了手套和工具。他带我转了转工地，指着一栋已经盖到十二层的高楼说：“这是咱们的二期项目，还得干两年多。你先跟着老王他们干普工，就是搬搬材料、清理垃圾、配合其他工种。活不复杂，就是要有眼色，别偷懒。”

我点头应着，跟着老王他们开始干活。

普工的活确实不复杂，但绝对不轻松。这天上午，我们几个人要把一堆钢管从东区搬到西区，一根钢管八米长，两个人抬一根，一趟一趟地走。干到十点多的时候，我的手已经磨出了水泡，肩膀被钢管硌得生疼。我咬咬牙忍着，不想让人看扁了。

老王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普工，干工地快二十年了，瘦得跟竹竿似的，但是浑身都是精瘦的肌肉。他看我咬牙皱眉的样子，呵呵笑了：“小赵啊，刚开始都这样，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好了。你回去打盆热水泡泡手，抹点药膏，别感染了。”

我感激地点点头。

中午饭是在食堂吃的，米饭管够，菜是一个红烧肉一个炒青菜一个紫菜蛋花汤。我打了一份，正低头吃着，旁边有个声音响起来：“大哥，你这里有人坐吗？”

我抬头一看，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一身旧工作服，头发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脸上被晒得有点黑，但五官长得挺周正，眼睛不大但很亮。她端着饭盒，有点局促地站在我对面。

“没人没人，你坐。”我赶紧把碗筷往自己这边挪了挪。

她道了声谢坐下来，开始吃饭。她吃饭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不像其他工友那样狼吞虎咽。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她察觉到我的目光，微微低了低头，耳根好像红了一下。

我赶紧收回目光，心里暗暗骂自己没出息，都四十三的人了，怎么还跟毛头小子似的。

这就是我和王秀兰第一次真正的交集。

第二章 工地上的人情世故

在工地上干了几天，我慢慢摸清了门道。普工的活虽然累，但确实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只要肯出力，任何人都能干。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就是有一把子力气，而且做事踏实，不偷奸耍滑。赵大勇在表弟面前也没丢面子，逢人就说“这是我表弟，干活实在”。

工地上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故事。吃饭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我听李德厚说自己出来打工十二年，老婆孩子在老家，一年也就能回去两三趟。听钢筋工小陈说他刚结婚就出来了，媳妇一个人在老家带孩子，他在工地上拼命挣钱，想攒够了钱回去开个小卖部。听木工老马说他的梦想是在县城买套房子，首付还差八万。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奔头。问到我头上，我嘿嘿一笑说没啥奔头，就是混口饭吃。大家也就不再多问。

但我注意到，那些女工友几乎不怎么跟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她们总是端着饭盒找个角落，三三两两地凑一块儿，吃完了就去干活，不怎么跟男人凑热闹。工地上七八个女工，干的都是些杂活，清理楼面、搬运小件材料、给砌墙的师傅递砖递砂浆之类的。

王秀兰就是其中之一。

她干活很利索，不像有些女工那样磨洋工。我经常看见她一个手推车接着一个手推车地搬运废料，动作麻利，从不偷懒。她话不多，跟谁也不深交，但见人总是客客气气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有一次，我在清理楼面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桶砂浆踢翻了，白花花地洒了一地。我正手忙脚乱地收拾，王秀兰不知道从哪里走过来，二话不说拿起铁锹帮我铲。

“谢谢啊，嫂子。”我有点不好意思。

“没事，举手之劳。”她笑了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

那是我们第一次说话超过三句。我借着这个机会跟她聊了几句，知道她是四川宜宾人，今年四十一，有一个儿子在老家上高中，她出来打工是为了给儿子挣上大学的费用。丈夫呢？我没好意思问，但从她提到丈夫时的闪烁其词，我隐约觉得这背后有什么故事。

后来李德厚这个大嘴巴给我补全了信息。王秀兰的丈夫原来也在工地上打工，两年前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受了重伤，现在瘫在床上，干不了活也出不了门，王秀兰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她不仅要供儿子读书，还要给丈夫治病，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也是个苦命人啊。”李德厚叹了口气，“她那个男人，听说以前就不怎么着调，喜欢打牌喝酒，挣的钱大部分都输在牌桌上了。这一摔，倒是老实了，可整个家就全压在她一个女人身上了。”

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离开老家，一个人在工地上干这些粗活累活，就为了让儿子能上大学，给丈夫治病。这种韧劲儿，让人敬佩，也让人心疼。

从那以后，我对王秀兰就多了一分留意。

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留意，而是一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我也是一个人在外面讨生活，虽然没有她那么大的压力，但那种孤独和无助，我是懂的。

工地上的人说不上有多复杂，但心眼子还是有的。干了半个多月，我发现有几个男工友总喜欢跟女工开荤玩笑，人家不理他们，他们还越说越来劲。有一次，一个姓刘的瓦工当着好几个人的面跟王秀兰说：“秀兰啊，你男人不是瘫了吗，守活寡多难受，要不咱俩搭个伙？”

旁边几个男人哄笑起来。

王秀兰脸涨得通红，眼眶里好像有泪花在打转，但她咬着嘴唇没吭声，转过身推着手推车走了。

我看见她转过去的那一瞬间，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睛。

我心里猛地揪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说不清楚是愤怒还是心疼，或者是两者都有。我捏了捏拳头，看了一眼那个姓刘的，他还在嘻嘻哈哈地跟别人说话，浑然不觉自己说的话有多伤人。

我想冲上去说他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一个刚来的新人，凭什么去管人家的闲事？再说了，这工地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我要是得罪了人，不光自己不好过，还给表哥添麻烦。

那天下班后，我去食堂吃饭，特意找了个能看到王秀兰的位置。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低着头慢慢地吃饭，看起来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但我注意到她面前的饭盒里，米饭只动了几口，菜几乎没怎么吃。

吃完饭回到宿舍，我躺在铺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王秀兰擦眼泪的那个画面。我想起她帮我铲砂浆时那自然的笑容，想起她低着头吃饭时安安静静的样子，想起她一个人推着满满一车废料从工地上走过的背影。

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在我心里搅起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波澜。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因为在这么多工友中，她是第一个主动跟我说话的女性。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在承受着某种孤独，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也许仅仅是因为，在这个充满了水泥和钢铁的冰冷世界里，她身上有一种让人想要靠近的温度。

不管怎样，从那天起，我的心里就住进了一个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天的寒意慢慢褪去，天气开始热起来。南方的夏天来得早，五月中旬就开始闷热，工地上晒得跟蒸笼似的，头顶的太阳毒辣辣地烤着，安全帽里的头发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衣服一天到晚没干过。

赵大勇对我确实不错，干了一个月后，他把我调去跟钢筋班组，帮忙搬运和整理钢筋。钢筋工的工资比普工高一些，一天能拿到两百六，而且能学到点手艺。我知道这是表哥在照顾我，心里感激，干活就更卖力了。

钢筋班组的班头姓张，四十出头，戴着一副厚眼镜，人送外号“张四眼”。这人技术是真好，看图纸看得飞快，算料算得精准，但脾气也是真大，对干活不仔细的人张嘴就骂。好在我干活仔细，他骂不到我头上。

跟我一起在钢筋班组干活的，还有一个小伙子叫小孙，二十二岁，贵州人，瘦高个，长得挺精神。这小子嘴甜，见谁都是哥哥姐姐地叫，干活也还过得去，就是有个毛病，喜欢偷懒。张四眼在的时候他干得热火朝天，张四眼一转背，他就掏出手机来刷短视频，有时候一刷就是半个小时。

我提醒过他几次，他嘿嘿一笑说：“赵哥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想，你小子迟早要吃这个亏。

果然，有一天张四眼突然杀了个回马枪，正好撞见小孙躲在钢筋堆后面刷手机，气得把安全帽往地上一摔，指着小孙鼻子骂了一通，然后去找赵大勇告状。赵大勇念在小孙是初犯，扣了他半天工资，警告说再有下次就卷铺盖走人。

小孙蔫了两天，没过多久又故态复萌。我叹了口气，懒得再说他了，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

工地上最热闹的时候是发工资的日子。每个月十五号，赵大勇会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沓沓现金，在工棚里挨个点名发工资。工地上大部分人没有银行卡，也不相信银行，觉得现金握在手里才踏实。两三百号人排着队，拿到工资的眉开眼笑，有的当场就给家里打电话汇报，有的约着去镇上喝酒，有的转手把大部分钱寄回家，只留几百块钱零花。

我发到五千六百块的时候，手都在抖。这是我出门打工拿到的第一笔工资，比砖瓦厂时候多出了一大截。我留了一千块钱做生活费，剩下的四千六全部寄回了老家，让老母亲帮我存着。

刚从邮局出来，我就遇见了王秀兰。她也在邮局门口低着头，手里攥着一张汇款单，神情有些恍惚。我叫了她一声，她抬起头看见是我，赶紧把那点恍惚收了回去，换上一副温和的笑脸。

“嫂子，来寄钱啊？”

“嗯，给娃寄生活费。”她扬了扬手里的单子，“你呢？”

“我也寄了点回老家。”

我们并肩走回工地，路不远，也就十来分钟。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说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她也迎合着，气氛说不上多热络，但也不尴尬。

快到工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只是笑了笑说：“赵哥，谢谢你那天帮我铲砂浆，改天请你喝水。”

我说不用谢，举手之劳。

她摆摆手，快步走进了工地。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走得飞快的背影，心里又涌起那种奇怪的感觉。她想说什么呢？我没想明白，但那种想说又没说出口的犹豫，让我觉得她心里藏着很多事，只是不愿意跟任何人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枯燥而重复，每天都是钢筋水泥、汗水尘土，偶尔夹杂着工友们的几句玩笑和发工资时的短暂喜悦。但就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枯燥中，我跟王秀兰之间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拉近了。

不是刻意的，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发生。

工地上的水桶是公用的，我每天都会打一大桶凉白开放在阴凉处，谁渴了谁来倒。有一天我发现王秀兰也来倒水，但她的杯子很小，每次只能装一点，跑前跑后地喝，很麻烦。我第二天就去小卖部买了一个大号的太空杯，趁没人的时候放在她的工具箱旁边，杯盖上贴了一张纸条：“嫂子，这个杯子我用不上，你拿着用吧。”

我不知道她看到杯子的时候是什么反应，但从那天起，她每次看见我都会冲我点头微笑，那笑容比以前多了一些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更暖和了。

转眼到了七月，南方的夏天真正发威了。白天温度将近四十度，工地上的钢筋晒得滚烫，戴着手套都能感觉到热度。工地上调整了作息时间，上午提前到五点半开工，十点半收工，下午三点再开工，七点收工，避开正午最热的那几个小时。

即便是这样，中暑还是时有发生。

那天下午三点多，大家刚上工，我正往楼上搬运钢筋，忽然看见前面几个人围在一起，乱糟糟地嚷着什么。我挤过去一看，王秀兰半躺在地上，脸色煞白，嘴唇干裂，额头上全是汗珠。

“中暑了中暑了，赶紧抬到阴凉地方去！”

“谁有藿香正气水？”

“水！先喂点水！”

几个女工手忙脚乱地把她抬到休息棚下面，有人给她扇风，有人去倒水，有人翻箱倒柜找药。

我站在人群外面，看着王秀兰双眼紧闭的样子，心里急得跟火烧似的。我想冲上前去做点什么，但想想自己一个大男人，人家女同志的事我插什么手？只好捏着拳头站在一边干着急。

好在李德厚跑得飞快，从医务室拿来了藿香正气水和风油精。灌下去之后，没多大会儿王秀兰就缓过来了，眼睛慢慢睁开，茫然地看了看周围，声音微弱地说：“没事没事，就是有点头晕，歇一会儿就好了。”

工头让她回宿舍休息，明天再说。两个女工扶着她走了，我站在原地，手心全是汗。

那天晚上，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去小卖部买了一箱矿泉水和几盒藿香正气水，趁天黑放到了王秀兰的宿舍门口。我怕她不知道是谁送的，又怕她知道是我送的，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没留纸条。

第二天我看到那箱水和药不见了，再见到王秀兰的时候，她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种说不出的温柔。

那眼神让我心里一颤，像是有根弦被猛地拨动了。

从那天起，我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我要离这个女人近一点，再近一点。

不是为了什么结果，只是想让她知道，在这千里的异乡，在这尘土飞扬的工地上，有一个人愿意递一杯水给她，愿意在她倒下的时候伸出手来。

仅此而已。

第三章 一场意外

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工地上出了件大事。

那天我们钢筋班组在十二楼绑扎楼面钢筋，太阳火辣辣地烤着，楼面上连个遮阴的地方都没有，整个人像是被架在火上烤。我蹲在那里绑了一上午的钢筋，腰酸背痛，手上的茧子磨得又厚了一层。

快到收工的时候，塔吊吊着一捆钢管从我们头顶经过，本来这也没什么，塔吊吊东西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事。但那天吊运过程中出了意外，钢丝绳突然断裂，一捆钢管从半空中散落下来，像天女散花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

事发太突然了，我听见头顶传来一声刺耳的断裂声，还没来得及抬头，就感觉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到了我的左肩上。我整个人被撞得翻了个跟头，后背重重地砸在钢筋上，疼得我眼前一黑，差点昏过去。

周围一片尖叫和惊呼。我忍着剧痛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左肩的衣服破了一个大口子，血肉模糊的，看起来吓人。旁边的小孙吓得脸都白了，哆哆嗦嗦地蹲下来喊我：“赵哥！赵哥你怎么样？”

“别慌，我没事。”我咬着牙想坐起来，但发现左胳膊完全使不上力，稍微动一下就钻心地疼。

很快就有工友跑去找赵大勇，他飞奔过来，看见我的样子脸色也变了，一边指挥人把我抬上工地上的三轮车，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三轮车还没开出工地，救护车就到了，几个医护人员把我抬上担架，赵大勇跟着上了车。

路上赵大勇一直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大江你挺住，没事的，就是皮外伤，缝几针就好了。”

我看见他的手在抖，心想表哥这是真急眼了，反倒是我这个受伤的人挺平静的。不就是被钢管砸了一下吗，骨头没断就行。

到了医院，拍了片子，医生的诊断是左肩胛骨骨裂，外加肩部大面积软组织挫伤，需要住院治疗，至少得养一个半月。赵大勇当场就跟工地负责人打了电话，说了半天，挂掉电话后跟我说：“你放心养伤，医药费工地全包，工资照发，这是工伤。”

住院的日子很无聊，每天除了打针吃药就是躺在床上发呆。工友们陆陆续续来看我，小孙买了水果，李德厚带了四川特产，连张四眼都提着两箱牛奶来了，板着脸说“干活这么不小心”，但走的时候悄悄在枕头底下塞了两百块钱。

我最惦记的，是王秀兰。

头几天我没看见她来，心里有点失落，但转念一想，人家跟我非亲非故的，凭什么来看我？再说了，她一个女人，跑到医院来看一个单身男人，传出去不好听。

可到了第四天，她还是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病房里百无聊赖地看电视，忽然听见门口有人轻轻敲了敲门。我扭头一看，王秀兰站在那里，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穿着一件干净的碎花短袖，头发放下来披在肩上，看起来跟工地上灰头土脸的样子判若两人。

“嫂子，你怎么来了？”我赶紧坐起来，动作太猛扯动了伤口，疼得我一咧嘴。

“我来看看你。”她走进来，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工地上忙，前几天走不开，今天轮休，我就坐公交车来了。你感觉怎么样？”

“还行，就是胳膊不能动，其他的不碍事。”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自己乱七八糟的床铺，“你这保温桶里装的啥？”

“鸡汤。”她打开保温桶盖子，一股浓郁的香味弥漫开来，“我自己炖的，工地上条件不好，可能味道不怎么样，你将就喝。”

我愣住了。她自己在工地上炖的鸡汤？工地上哪有炖鸡汤的地方？她肯定是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出来的。

“嫂子，你这也太客气了。”我的鼻子突然有点发酸。

“别跟我客气，你平时对我也没少照顾。”她把鸡汤倒进碗里，递到我面前，“趁热喝，凉了就腥了。”

我接过碗，低头喝了一口，眼泪差点掉下来。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这汤太好喝了，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像是我妈年轻时候炖的那种汤，又浓又香，带着一股子家的味道。

“好喝。”我抬起头看着她，认真地说了两个字。

她笑了，那笑容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她等的就是这两个字。

那碗鸡汤我喝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品，想把那种味道刻在记忆里。王秀兰坐在旁边，絮絮叨叨地跟我说工地上这几天的情况，说钢筋班组换了个新地方干活，说小孙又被张四眼骂了，说李德厚打牌输了两百块钱后悔得直拍大腿。

我听着听着就笑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从她嘴里说出来，就觉得格外有意思。

她坐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临走的时候，她把保温桶留在床头柜上，说以后每天轮休的时候都来看我。我说不用不用，太麻烦你了。她没接话，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赵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你帮过我，我也帮帮你，这叫礼尚往来。”

门关上了，我盯着天花板发了好一会儿呆。

从那天起，王秀兰果然每隔两三天就来一次，每次不是带汤就是带菜。红烧肉、回锅肉、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她变着花样做，每一样都好吃得让我想把舌头吞下去。

我住院住的不是单人病房，是三人间。隔壁床是个做阑尾炎手术的中年男人，他老婆天天来陪护，看王秀兰来得这么勤，就偷偷问我：“这是你媳妇吧？真是贤惠。”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是，但不知道为什么，话到嘴边变成了嘿嘿一笑，没承认也没否认。

王秀兰听见了，脸一下子红到耳根，低下头假装整理保温桶，什么都没说。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如果她真是我媳妇，该多好。

这念头像一粒种子，埋进了我心里，悄悄地生了根。

住院四十多天，王秀兰来了十几次，比表哥赵大勇还勤快。我们之间变得熟悉起来，说话也随意了很多。她开始跟我聊家里的事，聊她儿子，聊她丈夫。

她儿子叫王浩，在老家读高二，成绩不错，年级前五十名，目标是考四川大学。每次提到儿子，王秀兰的眼睛就特别亮，那种亮光是一种混合了骄傲、欣慰和期盼的光芒，让我一个外人都能感受到她作为母亲的那份深情。

聊到丈夫的时候，她的话就少了很多。断断续续地，我拼凑出了一个大概的故事：她丈夫叫刘建国，以前是个不错的泥瓦工，手艺好，挣钱也多。但后来染上了打牌的毛病，挣的钱越来越少，输的钱越来越多。夫妻俩吵了无数次架，差点离婚。两年前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椎骨折，下半身几乎失去知觉，从此瘫在床上。

“他现在倒是老实了，牌也打不了了，酒也不喝了。”王秀兰的语气平静得让人心疼，“就是脾气变得特别差，动不动就发火，骂人，摔东西。我知道他心里苦，一个大男人变成那样，搁谁谁也受不了。但有时候我也觉得委屈，我一个人在外面拼死拼活的，回到家还要受他的气。”

她说着说着眼眶红了，但马上又笑了，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睛：“不说了不说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我想伸手拍拍她的肩膀，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那堵墙是她丈夫，是她的家庭，是世俗的眼光。我翻不过去，也推不倒。

但我可以在这里，坐在墙的这一边，听她说说话，递杯水，炖碗汤。

这就够了。

四十多天后，我出了院。医生说恢复得不错，但短期内不能干重活，得注意休养。回到工地，赵大勇把我安排到了材料库房当保管员，活儿轻松很多，工资虽然比钢筋工少一点，但也有一百八一天，加上工伤补贴，总收入跟以前差不多。

我知道这是表哥在照顾我的身体，心里感激得不行，嘴上却没怎么说。我这个人是这样，对别人的好不说在嘴上，都记在心里，有机会了再还回去。

重新回到工地上班的第一天，我特意去食堂吃饭，找了个能看到王秀兰的位置。她看见我回来，远远地冲我挥了挥手，笑得特别灿烂。

旁边的李德厚看见了，凑过来小声说：“大江，你住院那段时间，王秀兰可是天天念叨你。”

“你瞎说什么。”我瞪了他一眼。

“我可没瞎说，她嘴上不说，但谁都看得出来。我们几个老家伙私底下都在说，你俩要是在一起过了，倒也般配。”

“得得得，吃你的饭吧。”我用筷子敲了敲他的饭盒。

李德厚嘿嘿一笑，大口扒饭去了。

我低着头吃饭，心跳却莫名其妙地加快了。

第四章 意外风波

出院后回到工地上，日子又恢复了平静。我在材料库房上班，每天的工作是清点出入库的材料，登记造册，保持库房整洁。活儿不重，时间也宽裕，比起以前在钢筋班组风吹日晒的日子，这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唯一让我心里不踏实的，是王秀兰。

我出院之后，她来给我送东西的频率明显降低了，以前隔三差五就会送点吃的来，现在基本不来了。在工地上碰见，她还是会冲我笑，但那笑容里多了一层客气，像是隔了什么东西似的。

我不知道原因，心里有点慌。

我试图找机会跟她说话，但她总是匆匆忙忙的，不是说自己要干活，就是说有事要忙，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

李德厚看出了苗头，私下跟我说：“大江，你是不是得罪人家了？”

“我没有啊。”我一脸冤枉。

“那就是她想多了。你想想，你住院那段时间她天天去看你，又是炖汤又是送菜的，工地上那么多人看着，闲话肯定少不了。她一个女同志，名声要紧，肯定得避嫌。”

我一听，恍然大悟。

工地这种地方，几百号人住在一起，活干得累，嘴巴就闲不住。谁跟谁多说两句话，都能被编排出一段故事来。我一个光棍倒无所谓，可她不一样，她是有家室的人，丈夫虽然瘫了，但名义上还是夫妻。要是传出来她跟工地上的男人走得近，不光是她在工地上抬不起头，传回老家去她也没法做人。

想到这里，我心里又酸又涩。酸的是好不容易走近了一点，又要退回去。涩的是我知道她这么做是对的，是理智的，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我。

我决定不去打扰她。既然她需要避嫌，那我就远远地看着她，只要她好好的就行。

可是老天爷似乎不打算让我们就这么平淡地相处下去。

十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下了班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忽然听见宿舍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夹杂着男人的喊叫声和女人的哭声。

我放下饭盒走出去，看见工地大门口围了一群人，乱糟糟的，有人在劝架，有人在拉人。我挤进去一看，心脏猛地跳了一下——王秀兰半蹲在地上，捂着脸在哭，一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正指着她破口大骂，旁边还站着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看穿着像是外面工地上的民工。

那胖女人嗓门大得吓人，一口河南腔：“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勾引我老公，你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看见你给他发微信了！你一个瘫子的老婆，不好好守着你那个瘫子，跑出来勾引别人家的男人，你还要不要脸了？”

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嗡嗡声，有人在劝那个胖女人别闹了，有人在问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在小声嘀咕“真看不出来啊”。

王秀兰蹲在地上，不住地摇头，声音带着哭腔：“我没有，我没有勾引他，我就是跟他借了一下工具，他加了我微信说要传个说明书给我，我没有跟他有什么……”

“放屁！”胖女人啐了一口，“借工具加微信？你骗谁呢？你看看你发给他的那些消息，一口一个大哥，今天说谢谢，明天说你辛苦了，这不是勾引是什么？”

旁边那个矮胖男人这时候终于开口了，小声劝他老婆：“行了行了，回去吧，就是个普通工友，你想多了。”

“我想多了？我想多了你半夜在那看手机？我抢过手机来看，就是这个贱人给你发的消息！”胖女人越说越激动，一把抓住王秀兰的胳膊往上拽，“走，你跟我去见工头，让工头评评理！”

王秀兰被拽得趔趄了一下，膝盖磕在地上，疼得她又叫了一声。旁边有几个女工看不下去了，上前去拉架，都是些平时跟她一起干活的人。

“嫂子别拉了，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手。”

“这中间肯定有误会，你消消气，咱们坐下来慢慢说。”

胖女人被拉开了，但嘴上的骂声没停，各种难听的话往外冒，什么“破鞋”啊、“骚货”啊、“不要脸”啊，字字句句像刀子一样往王秀兰身上扎。

王秀兰被人扶起来，脸上的泪痕还没干，整个人看起来又狼狈又可怜。她张了张嘴想解释什么，但周围那么多双眼睛看着，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好奇，有鄙夷，有幸灾乐祸，她的话被淹没在这些目光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拳头捏得咯咯作响。

我恨不得冲上去把那胖女人骂一顿，告诉她事情不是她想的那样。可我凭什么？我凭什么认为事情不是那样？我根本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甚至不知道王秀兰是不是真的跟那个男人有过什么。

但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很清晰——王秀兰不是那种人。

这种自信没有任何依据，就是直觉。一个为儿子能考上大学而拼死拼活的母亲，一个丈夫瘫在床上还不离不弃的妻子，一个在工地上从不跟男人开玩笑的女人，她会去勾引一个有妇之夫？

不可能。

但我没有站出来。不是不想，是不能。我一个单身男人，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帮王秀兰说话，不但帮不了她，反而会让事情更复杂。围观的人会说：“你看，又一个男的帮她说话，指不定是什么关系呢。”

我只能站在那里，看着她被羞辱，看着她哭泣，看着她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挣扎，而我连一根稻草都递不过去。

那是这辈子最窝囊的一次。

事情最后是工头出面解决的。那个矮胖男人被调去了别的工地，胖女人也被劝走了，王秀兰被几个女工送回了宿舍。工头在会上不点名地说了几句，让大家注意言行举止，别给工地添麻烦。

但这场风波并没有因为工头的几句话就平息下去。接下来的几天，关于王秀兰的传言像野草一样疯长。有的人说她确实跟那个男人不清不楚，有截图为证；有的人说她以前就这样，在老家就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还有人说她老公就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之前就发现了她的事，一气之下才失足的。

这些传言越传越离谱，越传越恶毒。

我听得心里直冒火，但又无能为力。我能管住自己的嘴不去传这些谣言，但我堵不住别人的嘴。

有两次我在食堂听见有人嚼舌根，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你们都消停会儿吧，王秀兰不是那种人。”

那几个人面面相觑，不说话了，但看我的眼神明显不一样了。那眼神里的潜台词是——你跟她什么关系？你这么护着她？

我知道我又给她添麻烦了。

果然，当天晚上李德厚就悄悄跟我说：“大江，你今天在食堂说的话传出去了，有人说你跟王秀兰也有一腿，说你在医院的时候她就天天去看你，你们俩……”

“放他妈的屁！”我气得声音都变了，“我的命是她救的，我替她说两句公道话怎么了？”

“你跟我吼没用。”李德厚拍拍我的肩膀，“我就是提醒你一句，这个风口浪尖上，你别再往她跟前凑了。你越帮她，那些人越说她有问题。你离她远点，过几天风头就过去了。”

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李德厚说得对，现在这个时候，离她远点才是真的帮她。

那一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堵得慌。我想起王秀兰蹲在地上捂着脸哭的那个画面，想起她红着眼眶说“我没有”时的那种无助，想起她被拽得跪在地上时膝盖磕出的声响。

她把所有的不堪都裹在一个坚硬的壳子里，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就像她丈夫摔伤后她没有抱怨过一句一样，就像她儿子要上大学她说砸锅卖铁也要供一样。

她是那种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女人。

而我，大概是唯一一个看见她咽下去那些碎牙的人。

第五章 两个人的决定

风波过去了差不多半个月，工地上的人慢慢有了新的话题，王秀兰的事渐渐被人淡忘。但我知道，对她来说，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不会那么快消失。

她变得更沉默了，比以前更不爱跟人说话。每天上工、下工、吃饭、睡觉，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人。她说的话少了，笑容也少了，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一截魂儿似的。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我有好几次想去找她聊聊，但想起李德厚的话，又忍住了。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她，看她清瘦的背影在工地上移动，看她一个人推着手推车走过布满碎石的道路，看她端着饭盒在食堂角落里慢慢咀嚼。

终于在十一月的一个周末，我忍不住了。

那天下午工地上轮休，大部分工友都去镇上逛了。我在宿舍里待得烦闷，一个人走到工地后面的小山坡上吹风。那里有一棵大榕树，树下有块平整的石头，我有时候会去那里坐坐，看看远处的城市，想想心事。

我坐了一会儿，忽然看见有个人影从山坡下面走上来。是王秀兰。

她走到半坡的时候也看见了我，明显愣了一下，然后低着头继续往上走，走到榕树旁边，在另一块石头上坐下了。我们之间有大约三四米的距离，谁也不说话，就那么默默地坐着。

风吹过来，榕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远处工地的塔吊还在慢悠悠地转着。

沉默了很久，我先开口了。

“嫂子，你最近还好吧？”

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说：“还行。”

“上次那个事，你别放在心上，那些人就是嘴碎，过几天就忘了。”

“我知道。”她的声音很淡，“我在工地上这么多年，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以前在别的工地也碰到过这种事，习惯了。”

她说着“习惯了”，但声音里带着一种让人心疼的麻木。所谓习惯，不过是疼了太多次，流干了眼泪之后的一种自我保护。

“你不该受这种委屈。”我脱口而出。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惊讶，又像是感动，还有一种深深的疲惫。

“赵哥，你这个人啊。”她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带着一种悲凉的温柔，“你不知道你有时候说的话，能让人心里多暖和。”

我被她这句话击中了心窝，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们又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这次是她先开口的。

“赵哥，我想离开这个工地。”

“为什么？”我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我不怕干活累，不怕挣钱少，就怕这种嚼舌根的事。”她低着头，用手指在膝盖上画着圈，“我儿子明年就高考了，我不能让他分心。要是这些闲话传回老家去，传到孩子耳朵里，我这辈子都原谅不了自己。”

“那你打算去哪？”

“我有个老乡在省城那边的工地上，她帮我问了，那边缺人，工资跟这边差不多，就是住的远一点。”她抬起头看着我，“我打算这个月底就过去。”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酸酸的，涩涩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非走不可吗？”我问，声音有点发紧。

她点了点头，眼神坚定。

我没再说什么，因为我知道，她说得对。这个工地上人多嘴杂，她一个女同志，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她儿子明年高考，这个时候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孩子的情绪和前途。换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重新开始，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她走了，我呢？

这个念头猛地蹦出来，像一记闷锤砸在我心口上。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三个月来，我已经习惯了每天能在工地上看见她，习惯了偶尔跟她说上一两句话，习惯了她炖的汤的味道，习惯了她的笑容给我的那种踏实感。

她要是走了，这个工地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干活挣钱的冰冷地方了。

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慌。

王秀兰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说：“我下去了，你也早点回去，晚上天凉。”

她转身要走，我叫住了她。

“嫂子。”

她回过头。

我看着她的脸，夕阳的光线从侧面照过来，把她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色。她不算漂亮，皮肤粗糙，眼角有皱纹，身材也因常年体力活而变得有些壮实。但那一刻在我眼里，她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都好看。

“嫂子，我……”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等了几秒钟，没等到下文，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我站在大榕树下，看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变小，最后消失在山坡下面。夕阳把整个工地染成了橘红色，远处的塔吊像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矗立在天际线上。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夜幕完全降临，久到工地上的大灯亮起来，久到有工友打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躺在床上，耳朵里是李德厚巨大的呼噜声和工友们此起彼伏的磨牙说梦话，脑子里却反反复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办？

王秀兰要走，我没有资格挽留她。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没有法律关系，甚至连男女朋友都算不上。她只是我的工友，一个比其他人走得稍微近一点的工友。

可我放不下她。

这种放不下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慢慢积累出来的感觉。从她帮我铲砂浆开始，从她给我倒那杯水开始，从她在医院给我炖那碗鸡汤开始，从她在我心里扎下根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活了四十四年，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有过这种感觉。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过村里的姑娘，但那是一种青涩的、懵懂的、像蜻蜓点水一样的喜欢。对王秀兰不一样，这种感觉是沉甸甸的，是实实在在的，是想跟她一起过日子、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一起变老的那种喜欢。

可我怎么配得上她？

我赵大江，四十四岁，初中没毕业，干建筑工地的，没房没车没存款，连个像样的未来都给不了她。她虽然现在日子过得苦，但她有儿子，有盼头，儿子明年考上大学，以后有出息了，她就能享福了。她凭什么要跟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在一起？

想着想着，我又觉得自己是在痴人说梦。人家有丈夫，虽然瘫了但还没离婚，我在这里想这些乱七八糟的，算什么？

可那个声音又在心里说：法律上她跟她丈夫还是夫妻，但她丈夫那个样子，她一个人撑了两年多的家，她难道就不需要一个依靠吗？

两种声音在脑子里打架，打了一整夜，谁也没打赢。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我看见王秀兰站在那棵大榕树下，穿着那件碎花短袖，头发披散着，冲我笑。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碎金似的洒在她身上，美得不像真的。

她伸出手，对我说：“走，赵哥，咱俩去吃早饭。”

我伸手去握她的手，还没碰到，闹钟就响了，梦碎了一地。

我睁开眼睛，盯着上铺的床板发了半天呆，然后爬起来洗了把脸，去食堂吃早饭。

走进食堂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王秀兰。她今天破天荒地没有坐在角落里，而是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面前放着一碗白粥和一个馒头，正在慢慢地喝粥。

看见我进来，她抬了一下眼皮，嘴角动了一下，算是打了个招呼。

我打了饭，犹豫了一下，端着盘子走过去，坐在了她对面。

周围的人投来各色各样的目光，有惊讶的，有意味深长的，有幸灾乐祸的，也有钦佩的。我全当没看见。

“嫂子，我有个事想跟你说。”我坐下来，压低声音说。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丝警惕，也有一丝期待。

“你刚才说你要走，去省城那个工地。”我低下头看着碗里的粥，不敢看她的眼睛，“我想问问，那个工地上还缺不缺人？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

她愣了。

“你想跟我一起去？”她问，声音很轻。

“嗯。”我抬起头，第一次这么直直地、毫无躲避地看着她的眼睛，“你要是觉得不方便就算了，我就随便问问。”

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眼神从惊讶变成了困惑，又从困惑变成了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然后她低下头，用筷子搅了搅碗里的粥，声音很小地说：“我帮你问问。”

说完她端起碗站起来，快步走出了食堂，步子快得像在逃跑。

我坐在那里，心跳得咚咚响，手心里全是汗。

刚才那几句话，大概是我这辈子说过的最勇敢的话了。

第六章 离开与出发

王秀兰帮我问了她在省城工地上的老乡，那边正好也缺人，说要是想来就来，住的地方有，什么时候来都行。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天后了。

这三天对我来说简直度日如年。我每时每刻都在想，那天在食堂说的话是不是太唐突了？会不会把她吓跑了？她帮我问了，不管行不行，我是不是都应该去当面谢谢她？

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那天她从食堂跑出去之后，这几天都没怎么跟我说话，偶尔碰见也只是点个头，连笑都不笑了。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像个毛头小子似的患得患失。

消息是李德厚帮我传的。

那天傍晚我正蹲在库房门口抽烟，李德厚溜溜达达走过来，蹲在我旁边，也不看我，就说：“大江，王秀兰让我跟你说一声，她老家那边工地同意了，让你下周一之前过去。”

我手指一抖，烟灰掉在了裤腿上。

“还有呢？”我问。

“还有啥？”李德厚扭头看我，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大江，你俩这是要私奔啊？”

“闭嘴吧你。”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烟灰，心跳如鼓。

她没有当面跟我说，而是让李德厚传话，说明她还在犹豫，还在纠结。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又不想耽误我的事，所以找了一个中间人。

我懂她的心思。她是怕单独跟我说话的时候，有些事情会变得不可收拾。

当天晚上，我去了赵大勇的宿舍。

表哥正在屋里看电视，见我来了，把电视关了，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他好像早就知道我要来似的，表情平静得不像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大江，啥事，你说。”

“表哥，我想走。”

赵大勇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没有问为什么，也没有挽留，只是说：“去哪个工地？”

“省城那边，有个老乡介绍的。”

赵大勇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是为了王秀兰吧？”

我心里一惊，脸一下子红了。我想否认，但张了张嘴，什么谎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低下头，默认了。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赵大勇叹了口气，“大江，我也不瞒你，上回你住院那阵子，王秀兰三天两头就往医院跑，我就看出苗头来了。你们俩要是能成，也是一桩好事。我就是有点担心，她那个情况，你能扛得住吗？”

我知道他说的“那个情况”是指什么——王秀兰有丈夫，有儿子，有家庭。我跟她在一起，不光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复杂的局面，牵扯到法律、道德、人情世故，搞不好会惹出一身麻烦。

“表哥，我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我抬起头看着他，“我就想出去试试。成不成另说，但我要是不去试这一回，我这辈子都会后悔。”

赵大勇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让我终身记住的话：“去吧。成了，哥给你封个大红包；不成，你再回来，哥这里永远给你留着位置。”

从赵大勇宿舍出来的时候，我鼻子酸酸的，眼角湿湿的。

这就是亲戚，这就是家人。不管走到哪里，有他们在，你就知道身后永远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收拾东西。

在工地上住了大半年，东西不多，依然是那个破旧的编织袋，里面装着被褥、几件换洗衣服、一双备用劳保鞋，再加上这些日子攒下来的一万两千块钱。相比于来时，多了一万块的存款，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勇气。

临走前一天，我去镇上买了两条好烟、两瓶好酒，送给了赵大勇。表哥不要，我硬塞给他，算是感谢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又去小卖部买了些水果零食，分给宿舍里的工友们。李德厚接过我递的苹果，咬了一口，含混不清地说：“大江，到了那边好好干，有啥事打电话。”

“知道了，李哥，你多保重。”

我又去跟张四眼、小孙他们道了别。张四眼依旧是那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但破天荒地跟我说了一句：“你干活仔细，去了新工地别丢了这份仔细。”

我点点头，把这个叮嘱记在了心里。

出发的那天是个周一，十月底的南方，已经不热了，秋高气爽，天蓝得像洗过一样。赵大勇开车送我去车站，王秀兰因为还要在工地上交接手续，要晚一天才能走。我们在车站分别的时候，赵大勇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说：“到了给我发消息。”

我点点头，转身走进了候车室。

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我打开手机看了一下王秀兰给我发的最后一条消息：“赵哥，你先去，我明天到，到了联系。”

就这一句话，我来回看了十几遍。

从这座南方小城到省城，坐大巴要四个多小时。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乡村，又从乡村变成城市，心里像是有万马奔腾。一种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我既兴奋又忐忑，既期待又害怕。

不知道到了新工地会是什么样，不知道王秀兰会不会真的来，不知道我们之间会走向何方。

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但我知道，我必须往前走。

大巴在省城汽车站停下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我扛着编织袋从车上下来，一股大城市特有的喧嚣扑面而来。这里比之前那个小城大得多，人也多得多，每个人都在急匆匆地赶路，像是一条条奔向不同方向的河流。

我按照王秀兰给我的地址，转了两次公交车，终于找到了那个工地。

这是一片更大的建筑工地，好几栋高层同时在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我找到工地的项目部，说明来意，一个戴着红色安全帽的负责人看了我的身份证，打了个电话，然后让人带我去宿舍。

宿舍依然是活动板房，但比之前那个宽敞一些，一间住六个人。我放好东西，给赵大勇打了个电话报平安，又给王秀兰发了条消息：“嫂子，我到了，你明天什么时候到？”

过了几分钟，她回了一条：“明天下午两点的车，到了跟你联系。”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存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陌生的宿舍里，听着陌生人的呼噜声，跟半年前刚到工地一样，睡不着。但这次不是因为迷茫，而是因为期待。

明天，她就要来了。

明天，一切都会不一样。

第七章 搭伙过日子

王秀兰是第二天下午六点多到的。

我提前跟工头请了两个小时的假，去汽车站接她。站在出站口，看着乌泱泱的人流涌出来，我在里面找她的身影。找了半天，终于看见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外套，拖着一个大号的拉杆箱，从人流中挤了出来。箱子上还绑着一个蛇皮袋，里面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着什么。

她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笑了，那笑容里有意外，也有感动。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了我自己能找到吗？”

“我怕你找不着。”我接过她的拉杆箱，又去提那个蛇皮袋，一提吓一跳，沉得跟石头似的，“这里面装啥了？这么重？”

“锅碗瓢盆。”她跟在我旁边走，语气轻快，“工地上吃饭不方便，自己做饭省钱又干净。”

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她正抬头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城市，脸上带着一种对新生活的期待和紧张。晚风吹起她鬓角的头发，露出几丝白发。我忽然觉得，这个大城市的黄昏，因为这个女人的到来，变得温暖了许多。

我们打了辆车回工地。一路上她一直看着窗外，看高楼大厦从车窗外掠过，看霓虹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我问她以前来过省城没有，她说没有，这是第一次。

“我这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上次那个工地。”她有些感慨地说，“这次托你的福，还到省会来了一趟。”

我在心里说，希望能带你走得更远。

工地上给王秀兰安排的宿舍在另一排板房里，也是六人间。我把她送到宿舍门口，把行李放下，正准备走，她叫住了我。

“赵哥，你等一下。”

她拉开拉杆箱，从里面翻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自家做的饼子，递给我：“路上买的，你拿着吃。”

我接过饼子，热乎乎的温度透过塑料袋传到手心里，不知道是在汽车站的微波炉里热的，还是她用体温捂热的。我没问，但那种温度让我鼻子一酸。

“嫂子，谢谢你。”我说。

“谢啥呀，都到新地方了，咱们就是老熟人了，互相照应着呗。”她笑了笑，那笑容比在旧工地时松弛了很多，可能是因为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了那些闲言碎语的束缚，人也跟着轻松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都在适应新工地。

这里的规模比之前的大，施工进度也更快，对工人的要求也更高。我还在干普工，主要是配合其他工种搬运材料和清理现场。王秀兰被分配到了后勤组，负责工地的清洁和一些零碎的杂活。

头一个星期，我们各自忙各自的，碰面的机会不多，偶尔在食堂遇上，打个招呼，聊几句，然后就各忙各的了。但到了第二个星期，王秀兰忽然跟我说了个事。

那天晚上我在食堂吃饭，她端着饭盒坐到我旁边，压低声音说：“赵哥，跟你说个事儿，我在想，要不咱俩自己开火做饭吧？”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就是咱俩搭伙过日子。”她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你也知道，食堂的饭贵，一顿十块钱，一个月就是三百块。咱俩要是自己买菜做饭，两个人一个月四百块就够了，平均一个人两百，一个月能省一百块，一年就是一千二。再说了，食堂的饭菜哪有自己做的好吃？”

她说得头头是道，我算了算，确实是这个理。

“可是怎么开火啊？宿舍里能烧饭吗？”

“我打听过了，工地上有人就是这么干的。买个小电饭锅，再买个电磁炉，在宿舍里做，注意安全就行。咱们又不是炒菜爆炒，就是煮个饭、做个汤、炒个简单的菜，没什么大问题。”

我看着她满怀期待的样子，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这个女人，她在为我们的未来打算。虽然我们什么都没说破，但她已经在用行动告诉我——她想跟我一起过日子了。

“行。”我说，“听你的。”

第二天下了班，王秀兰就拉着我去镇上买东西。小电饭锅、电磁炉、炒锅、汤锅、碗筷、菜刀、砧板、油盐酱醋，零零碎碎买了一堆。她买东西很精，每一样都货比三家，问清楚价格，砍半天价，最后花了两百多块钱，把家当置办齐了。

回来的路上，我提着大包小包，她走在我旁边，嘴里还在念叨着明天要买什么菜。

“明天早上我去买豆腐，做麻婆豆腐，你不是喜欢吃辣吗？”

“嗯。”

“再买点排骨，炖个汤，现在天凉了，喝汤暖身子。”

“好。”

“赵哥，你说咱们要不要买个小桌子？在宿舍里吃饭，蹲在地上吃不舒服。”

“买，明天去买。”

她扭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笑着说：“赵哥，你这个人就是好说话。”

我也笑了。

有了自己的小灶之后，日子一下子有了烟火气。

每天下了工，我回到宿舍把东西放好，就去王秀兰那边帮忙。她负责洗菜切菜，我负责掌勺。说来也奇怪，我在砖瓦厂烧了十五年砖，从没学过做饭，但第一次拿起炒勺就莫名顺手，炒出来的菜虽然卖相一般，但味道还真不赖。王秀兰说我这是天赋，我嘿嘿一笑，心想可能是遗传我妈，我妈当年做饭在全村都是出了名的好吃。

我们在王秀兰的宿舍里支起了一张折叠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饭。有时候吃完了，我们会聊一会儿，聊各自家里的事，聊老家的事，聊这些年出门在外遇到的人和事。

王秀兰是那种很会过日子的人，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她把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费放在一起，每天记账，月底算账，清清楚楚，一笔不差。我也乐得把钱交给她管，反正我这个人对钱没什么概念，放在兜里也是乱花。

有一天我无意间看见她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天的支出：白菜两块五、豆腐两块、排骨十八、鸡蛋六块五……每一笔都记得工工整整，最后还有一个合计。

我心里忽然很感动，这种感动不是因为她会过日子，而是因为她把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当成一个整体来对待了。她的账本上记的不再是她一个人的生活，而是“我们”的生活。

搭伙过了一个多月，工地上渐渐有人知道了我俩的关系。有人问我们是不是两口子，王秀兰有点不好意思，吱吱唔唔地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大大方方地说：“我们是亲戚，搭伙吃饭省钱。”

这个说辞倒也说得过去，工地上搭伙吃饭的人不少，大家也懒得多问。

但我心里清楚，我们之间，早就不是简单的搭伙吃饭了。

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干活，一起讨论明天吃什么、这周花多少钱、过年回不回家。这些琐碎的日常，像一根根细线，把我们两个人慢慢地、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我不知道王秀兰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我知道，对我来说，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搭伙过日子的女工友了。

她是我在这个异乡唯一的温暖，是我每天下工后恨不得立刻去见的人，是我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她打理的人。

这种感觉，大概就叫做“家”吧。

第八章 相守相望

春节之前两个月，工地上的气氛慢慢变了。大家开始盘算着什么时候回家，买什么礼物，给多少钱。火车站售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工友们手机上的购票软件刷了一遍又一遍，生怕买不到回家的票。

说到回家，王秀兰脸上的表情就复杂起来。

我知道她想儿子，整整一年没见了，哪个当妈的不想？但想到要回去面对那个脾气暴躁、瘫在床上的丈夫，她又犯怵。她跟我提起过，去年过年回家，丈夫对她百般挑剔，嫌她挣钱少，嫌她不管家，嫌她把他扔在家里不管不顾，骂得很难听。

“这些年我都习惯了。”她苦笑了一下，“回去也就是那么回事。”但顿了顿，又坚定地说，“不过不管怎样，我肯定得回去看看孩子，他现在正是关键时候，我得给他鼓鼓劲。”

我点点头，没说话。

我的情况就简单多了，老家就一个老母亲，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嫂子们人都不错，但毕竟不是亲妈，过年回去住几天，吃几顿饭，给老人留点钱，就算尽孝了。以前过年回家，看着别人成双成对地走亲访友，我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心里也说不上多难受，就是有点寂寥。

但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我心里装着一个人，回老家的火车上，一路上想的都是她。她到家了吗？见到儿子开心吗？丈夫有没有给她脸色看？她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在某个深夜里，想起这大半年来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

春节放假十五天，我们在各自的老家过年。我每天都会给她发消息，问她吃了什么，家里冷不冷，儿子功课怎么样。她每条都回，有时候回得快，有时候回得慢，但从来不隔夜。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我陪老母亲吃完年夜饭，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看烟花。农村的除夕夜很热闹，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把天空染得五颜六色。我拿出手机，给王秀兰发了条消息：“嫂子，新年快乐。”

过了一会，她回了一条：“赵哥，新年快乐。刚才跟儿子一起看春晚，想起你上次炒的回锅肉，儿子说要是能吃到那样的回锅肉就好了。”

我看着这条消息，傻笑了好半天。

春节过后，我们又回到了工地。这次回来，我们都觉得彼此之间的感觉变了。不是变淡了，而是变得更自然了，像一对老夫老妻似的，不需要太多言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日子继续往前走。

春天来了，工地周围的树发了新芽，野花开了一地。王秀兰有时候会在路边摘几朵野花带回宿舍，插在一个矿泉水瓶子里，摆在我们吃饭的折叠桌上。那几朵不起眼的小花，让整间活动板房都亮堂了起来。

我跟王秀兰说了好几次，等哪天休息了，带她出去逛逛。来了省城大半年，她哪儿都没去过，整天就是工地、宿舍、菜市场三点一线。每次我提这事，她都说不用，说省钱要紧，说以后有时间再去。

直到三月的一个周末，我实在忍不住了，一大早就去敲她的门，说今天我休息，带你去公园转转，不用你花钱，就当是陪我。

她拗不过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跟我出了门。

我们去了市里最大的一个公园。三月的公园正是好时候，桃花樱花都开了，湖面上有游船，到处都是带孩子来玩的人。王秀兰一进公园就愣住了，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看什么都新鲜。

“这花是真的假的？开得也太好了吧！”

“这湖里的鱼也太大了吧，能吃不？”

“那些人在搞什么？跳舞？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有精神？”

我被她逗得直笑，一边走一边给她介绍。其实我也没来过几次，也就是来省城之前从网上查了点攻略，照本宣科地给她讲。

走到游船码头，我说咱俩去划船吧，她死活不肯，说不会水，怕掉下去。我又说那坐摩天轮，她抬头看了看高耸入云的摩天轮，犹豫了半天，还是摇头，说怕高。

最后我们什么也没玩，就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下午，看别人玩，看孩子们奔跑，看夕阳一点一点沉下去。

“赵哥，你给我照张相吧。”她忽然说。

“怎么照相？”

“用手机啊，你不会用手机照相？”她从口袋里掏出一部老旧的智能手机，递给我，然后跑到一棵开满桃花的树下，有点拘谨地站着，手不知道往哪放，笑得也不太自然。

“放松点，自然点。”我说。

她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姿势，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微微歪着头，露出了一个真正放松的笑容。阳光从桃花间漏下来，斑斑驳驳地洒在她身上，她穿着那件我给她挑的浅绿色外套，整个人被春光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

我按下快门，把那—刻定格在手机里。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在看那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还放大了看细节，嘴里嘀咕着“这里好像有点胖”“这边光线有点暗”，但脸上的笑容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

“回家发给我。”她说。

“好。”

“赵哥。”

“嗯？”

“谢谢你带我出来玩。”

“说啥谢不谢的，以后你想去哪我都带你去。”

她低下头，不说话了，但我看见她嘴角往上翘了一下。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把那张照片设成了手机壁纸。每天晚上睡觉前看一遍，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一眼，看得心里暖暖的，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平淡而充实。我们像两颗原本各自运转的星球，慢慢靠近，慢慢进入彼此的轨道，最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星系。这个星系不大，只有两个人，但它有自己的光，有自己的温暖，有自己的方向。

这种踏实的感觉，是我四十五年的人生中从未有过的。

雨季来了，工地上的活不好干，经常干到一半就被大雨赶回宿舍。我们窝在宿舍里，她织毛衣，我刷手机，有时候一起看看电视。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像一首不知疲倦的摇篮曲。

有一天傍晚，雨下得特别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五步之外什么都看不见。我在王秀兰的宿舍里帮她修水龙头——宿舍的水龙头坏了，关不严，滴滴答答地漏水。我蹲在地上拧了半天，终于修好了，站起来的时候腰有点酸，扶着墙缓了一下。

“赵哥，你是不是腰疼？”王秀兰走过来，关切地看着我。

“没事，老毛病，蹲久了就这样。”

“你来，坐这儿。”她搬了个凳子让我坐下，然后走到我身后，开始给我按肩膀。她的手法不专业，轻重没个准，但那双因为常年干粗活而粗糙的手，按在肩膀上，竟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

我一下子僵住了，浑身上下像通了电一样。

“别紧张，放松。”她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带着一种温柔的命令。

我慢慢放松下来，闭上眼睛。她的手从肩膀按到后背，从后背按到腰，力度不大，但每一个动作都很认真，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外面的雨还在下，哗哗的雨声把整个世界都隔在了外面。这间小小的活动板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盏白炽灯，两张上下铺，一张折叠桌，一个电磁炉，还有两颗慢慢靠近的心。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停下来，轻声说：“好了，以后别老猫着腰，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

我转过身，看着她。

她的脸有点红，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的眼睛亮亮的，里面映着灯光，像两颗小小的星星。

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想握住她的手，想把她拉进怀里，想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还不是时候。我们之间有太多需要面对的问题，有太多需要跨越的障碍。现在，我们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坐在一起，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嫂子，谢谢你。”我说。

“你今天谢我好几次了。”她笑了。

“因为你是真的值得谢。”

她低下头，耳根红了。

那天晚上雨停了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宿舍，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王秀兰给我按肩膀的那个画面。我翻来覆去地想着，越想越睡不着，最后在半夜十二点多爬起来，给赵大勇发了条消息：“表哥，我跟王秀兰在一起了，心里头又高兴又害怕，不知道咋办。”

我以为赵大勇睡了，没想到他秒回了：“怕啥？怕就别开始，开始了就别怕。你俩能在一起过几天安生日子就过几天，将来的事将来再说。”

我看着这条消息，忽然觉得豁然开朗。

对啊，怕啥呢？

人生苦短，能遇到一个愿意跟你一起搭伙过日子的人，是多大的福气。至于将来会怎样，那是将来的事。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把眼前的每一天都过得踏实，过得温暖，过得有滋有味，这就够了。

那个雨夜过后，我跟王秀兰之间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我们依然搭伙过日子，依然同桌吃饭，依然一起买菜，但在那些日常的琐碎之外，多了一些只有我们俩才能感觉到的东西。可能是一个眼神，可能是一个不经意的碰触，可能是一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

这些细小的瞬间，像春天里的雨滴，一点一滴地渗透进我们的生命里，悄悄地滋润着两颗曾经干涸的心。

第九章 日子里的甜蜜与苦涩

五月的一个周末，王秀兰的儿子王浩打电话来了。

她在宿舍里接的电话，我刚好在旁边帮她把新买的储物架组装起来。她接起电话的时候声音一下子就变了，变得柔软、甜蜜，带着一种只有母亲才有的温柔。

“浩浩啊，吃饭了没有？”“功课紧不紧？”“别太累了，身体要紧。”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她忽然笑了，笑得很开心，眼睛弯成了月牙形。她扭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种孩子气的炫耀，好像在说：“你看，我儿子多棒。”

挂了电话，她高兴得不行，跟我说王浩这次模拟考考了年级第三十八名，比上次进步了十二名，老师说照这个势头下去，考四川大学很有希望。

“你听听你听听，年级三十八名！全校两千多个学生啊！”她激动得声音都在抖。

“我说了吧，你儿子有出息。”我笑着递给她一杯水。

“还不是我天天在外面辛苦打工供他读书。”她接过水喝了一口，眼睛亮晶晶的，“等他考上大学了，我们家就算是熬出头了。”

“是，熬出头了。”我说。

但我心里想的是，等你儿子考上大学，等你“熬出头”了，你还会跟我搭伙过日子吗？你还会愿意跟我这个一无所有的老光棍过下去吗？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隐隐作痛。

但我没有问出来，因为我知道，现在还不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王浩还没高考，王秀兰的全部心思都在儿子身上，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她添乱。再说了，有些问题不需要问出口，时间会给出答案的。

日子还是在过，我们之间越来越有默契。

早上我比她起得早，会先去把她的热水打好，放在她宿舍门口。她起来后看到门口的热水瓶，就知道是我放的，中午吃饭的时候会跟我说一声谢谢，有时候还会多给我夹一块排骨。

中午我们在食堂碰面，随便吃点，然后各自回去午休。下午上工，各忙各的。晚上是我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下了工洗个澡，然后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饭吃饭。

王秀兰做饭的手艺是真不差，尤其是川菜，做得地道极了。麻婆豆腐麻辣鲜香，回锅肉肥而不腻，鱼香肉丝酸甜适中，每一道菜都让我吃得停不下筷子。我有时候想，光是天天能吃到她做的饭，我这辈子就值了。

吃完饭后，有时候我们会出去走走。工地在城郊，附近有一片农田，田埂上长满了野草，我们沿着田埂散步，看夕阳西下，看天空慢慢变成深蓝色，看第一颗星星亮起来。

散步的时候，我们会聊很多很多的话。

聊她小时候的事，说她八岁就会做饭，十岁就会洗衣服，十五岁就下地干活了。说她嫁给刘建国之前，也有人给她介绍过别的人家，她挑了又挑，最后还是选了刘建国，因为他长得好看，嘴巴又甜。

“谁知道好看不能当饭吃，嘴巴甜也不能当钱花。”她苦笑了一下。

聊我小时候的事，说我小时候特别淘气，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有次爬到邻居家的柿子树上摘柿子，树枝断了，摔下来把胳膊摔骨折了，疼得嗷嗷叫，我妈一边骂我一边哭。

“那你爸呢？”她问。

“我爸走得早，我十二岁那年，他在工地上出了事。”我说。

她沉默了一下，轻轻地说：“那我们俩，都是苦命人。”

“可不就是嘛。”我说。

两个苦命的人，在异乡的田埂上，肩并肩地走着，头顶是满天星光，脚下是泥泞的田埂，心里却出奇地踏实。因为我们都知道，从今往后，有一个人会陪着我们一起吃苦，一起熬，一起扛。

这种踏实，千金不换。

六月中旬，工地上出了件让人揪心的事。

跟我们在同一个班组的四川人老周，在干活的时候突然晕倒了。大家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老周的老婆从老家赶来，在病房里哭得死去活来，一个劲儿地骂老天爷不长眼，说老周这辈子为这个家当了二十年牛马，好不容易把两个女儿供出来，还没享过一天福。

老周躺在病床上，瘦得像一张纸，脸色蜡黄，眼睛深深地凹进去。他老婆哭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抬起手，一下一下地拍着她的后背，就像在安慰一个孩子。

那些天，我和王秀兰的心情都很沉重。晚上吃饭的时候，话都少了很多。

过了几天，王秀兰忽然问我：“赵哥，你说人这辈子，图个啥？”

我想了想，说：“图个踏实吧。”

“什么是踏实？”

“就是每天日子过得安稳，该吃的饭吃了，该干的活干了，该爱的人爱了，到老了不后悔。”

她看着我好一会儿，然后低下头，默默吃菜。

我知道老周的这件事对她触动很大。她丈夫也是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差点送了命的人，她比谁都清楚生命的脆弱和健康的可贵。也许是这件事让她想明白了一些事情，也许是她在某个瞬间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因为我感觉，从那以后，她对我更好了。

好得不加掩饰，好得明目张胆，好得让工地上的人都看出来了。

她会在跟我一起走路的时候自然地挽住我的胳膊，会在食堂给我夹菜时毫不避讳别人的眼光，会在跟我说话的时候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开心。以前的她总是小心翼翼的，像是怕被什么东西烫着似的。现在她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勇敢了，变得坦荡了，变得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但我知道，这种转变让我幸福得想要大叫。

但我没有得意忘形，因为我知道，幸福的表面下，还埋着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她的丈夫刘建国。

第十章 横亘在面前的现实

七月底，刘建国给王秀兰打了个电话。

那天是周末，王秀兰刚洗完衣服，晾在门外的铁丝上，手机响了。她拿起来一看，脸色就变了。她走到远处去接电话，但我还是隐隐约约听见了她的话。

“什么事？”“你找老三借的钱？你怎么又借钱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看病要钱，你少打点牌！”“你到底还想不想过了？”

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一句很重的话，王秀兰忽然沉默了，然后声音低了下去，带着哭腔说：“刘建国，你说这话还有没有良心？我在外面拼死拼活地挣钱，供你吃药，供儿子读书，你在家里花天酒地不说，还说我不管这个家？谁不管这个家了？”

她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她因为愤怒而微微发抖的身影，心里像是被塞了一团铅，又沉又闷。

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跟丈夫吵架。

虽然她刻意走远了，但我全都听见了。那一刻，我站在这个女人的身后，看着她一个人在异地他乡，对着手机吼叫，眼泪在脸上纵横，心里除了心疼还是心疼。

我想冲上去，夺过她的手机，对电话那头那个瘫在床上还不知好歹的男人说，你知不知道你老婆在外面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知不知道她为了供你吃药，一个月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你知不知道她被人欺负、被人冤枉的时候，连个替她说话的人都没有？

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

我是谁？赵大江，一个跟她搭伙过日子的男工友，在法律上，我什么都不是。电话那头那个瘫在床上的男人才是她合法的丈夫，才是她儿子的父亲。不管他有多糟糕，他都有权利对她的生活指手画脚，而我，没有。

我为这个认知感到深深的无力。

打完那通电话后，王秀兰在门外站了很久，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远处的天空发呆。我走过去，把一件外套披在她肩上，轻声说：“天快黑了，进去吧。”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鼻子红红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她忽然一把抓住我的手，攥得很紧很紧，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赵哥，你说我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我被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攥得生疼，但我不敢动，我怕我一动，她这点可怜的依靠就散了。

“会好的。”我说，声音坚定得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等你儿子考上大学，一切都会好的。”

她点点头，慢慢地松开了我的手，用袖子擦了擦眼泪，深吸了一口气，挤出一个笑容：“做饭吧，饿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的宿舍里，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思考了一个问题：我跟王秀兰，能走到最后吗？

她丈夫还在，虽然瘫了，但还活着，还跟她维持着婚姻关系。只要我们还在工地上搭伙过日子一天，我们就永远活在阴影里，永远见不得光。一旦被人捅出去，她丈夫完全有理由来找麻烦，我甚至有可能被指控破坏别人家庭。

这顶帽子，我戴不起，她也戴不起。

那该怎么办？

两个选择：一是结束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回到普通工友的状态，她继续当她有夫之妇，我继续当我的老光棍，井水不犯河水。二是等，等到她的家庭走到尽头的那一天，等到她恢复自由身的那一天，到时候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前者我做不到，后者又太遥远。

王秀兰的丈夫虽然瘫了，但年纪不算大，今年才四十六，再活个二三十年也不是没有可能。二三十年，那时候我都七十多岁了，黄土埋到脖子了，还谈什么在一起？

我第一次对我们的未来感到了恐惧。

这种恐惧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虽然迷茫，但至少还有希望。现在我看到了前面那个巨大的障碍，却找不到翻越它的办法。

八月，南方的天气热得让人发疯。偶尔一阵带着热浪的风吹过，工地上尘土飞扬，让人更加烦躁。

那天下午，我正在库房里整理材料，忽然听见外面一阵骚动。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走出去，看见项目部办公室门口围了不少人，几个穿着衬衣的陌生人在跟项目负责人说话，工头在一旁大声招呼所有人过来。

“大家都过来一下，开个会！开个会！”

工人们稀稀拉拉地聚拢过来，大家都不明所以，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项目负责人站在最前面，旁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很严肃。负责人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大致意思是：最近上面有文件，要严查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身份信息，所有工人必须持证上岗，规范用工，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来了就能干”的方式了。

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是培训学校的代表，说可以组织工人参加技能培训和考试，考取了证书才能继续在工地上干。培训要交费，初级工八百，中级工一千二，高级工一千八，培训加考试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这句话一出来，工地上顿时炸了锅。

八百块钱不是小数目，很多人一个月给家里寄完生活费，兜里就剩几百块，哪来多余的钱去培训考证？再说了，大家都干了大半辈子工地了，从没听说过要什么证，不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吗？

“这是变着法子收钱吧？”

“我们干了几十年工地了，还要培训？”

“没有证就不能干了？”

质疑声此起彼伏，负责人摆摆手让大家安静，说这是上面的规定，不是我们能改变的，希望大家配合。考证了以后工资也更高，不考证的话，可能确实干不了了。

工人们带着一肚子怨气散了。

我跟王秀兰一起往回走，两人都没说话。八百块钱对我们来说倒不是大问题，毕竟我们平时开销不大，攒了一些钱。可这件事让我们忽然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城市里，我们始终只是最底层的打工者，没有任何保障，随时可能因为一纸规定就被扫地出门。

我们像是浮萍，漂到哪里是哪里，永远扎不下根。

这件事在工地上议论了几天，后来大家发现那两个穿衬衣的人再也不来了，消息也没了下文，渐渐地就没人再提了。但它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结，一个关于“归属”的结。

我赵大江在工地上干了快两年了，起早贪黑，流血流汗，可我得到什么了？除了兜里那几万块钱，我什么都没得到。没有社保，没有医保，没有住房，没有户口。我就像一台建房的机器，楼盖好了，我就该走了。去下一个工地，继续盖楼，继续当机器。

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坦率地说，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砖瓦厂倒闭之前，我以为我会在砖瓦厂干一辈子。砖瓦厂倒闭之后，我以为我会在工地上干到干不动为止。这就是我们这种人的命，没什么好想的，想多了也没用。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不是一个人，我跟王秀兰在一起，我需要为我们两个人考虑。我们不能一辈子在活动板房里搭伙过日子吧？我们不能一辈子这样东奔西跑吧？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哪怕只是农村老家的几间旧房子，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赶不走我们。

第十一章 工程尾声

日子继续往前走，我们依然在工地上过着平淡而温暖的日子。王秀兰学会了在手机上下载短视频软件，经常看一些做菜的视频，学了不少新菜式，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我也跟着学了两招，虽然做得没她好，但也能在她忙不过来的时候搭把手。

九月中旬的一天，王秀兰忽然给我看了一个东西——一张她儿子王浩的照片。照片里的男孩穿着一身校服，站在学校门口，个子很高，目测有一米七八左右，瘦瘦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你儿子长这么高？”我吃了一惊。

“可不嘛，随他爸。”王秀兰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复杂，既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骄傲，又有一丝说不清的苦涩。

“这个子比我高一个头，以后要是打篮球，肯定是把好手。”

“他还真打篮球，校篮球队的呢。”王秀兰的语气变得骄傲起来，“上次打电话跟我说，他们学校拿了区里的冠军，他是主力后卫，得了十二分呢。”

“这孩子全能啊，又能读书又能打球。”

王秀兰笑了，很开心的那种笑。

我看着她笑，心里想，这个女人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了。王浩是她黑暗生活里唯一的一道光，是她在这人世间走一遭的最大意义。我爱她，所以我也应该爱她的儿子，爱她的希望，爱她的光。

十月，工地上的进度明显加快了，大家都在赶工期，想抢在年底之前把主体结构封顶。每天加班加点，从天刚蒙蒙亮干到天黑透了才收工。我跟王秀兰见面的时候明显少了，有时候一整天都碰不上一面。

但无论多忙，她每天都会在我宿舍门口放一个保温桶，里面装着饭菜，有时候是米饭配两个菜，有时候是面条，有时候是炒饭。饭菜还是温热的，像是她卡好了时间放下的。

我每次看到那个保温桶，就觉得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大半。

十一月，王浩的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全年级第二十九名，比上次又进步了九名。王秀兰高兴得在宿舍里走来走去，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坐不住，又是笑又是念叨，最后拿起手机给儿子打了电话，絮絮叨叨说了快一个小时。

挂了电话，她忽然跟我说：“赵哥，过年我想带浩浩来这边玩几天。”

“来这边？”我愣了一下，“你丈夫那边能行吗？”

“他不管，他自己都顾不过来，还能管我去哪。”王秀兰的语气忽然变得有些生硬，“浩浩明年就高考了，我想趁过年带他出来散散心，让他看看大城市是什么样子，给他鼓鼓劲。再说了，孩子长这么大，连省城都没来过，说出去都丢人。”

“那行啊，来了我带他去吃好的，逛逛公园商场。”

王秀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赵哥，你对浩浩真好，还没见着面就这么上心。”

我嘿嘿一笑，没说什么。

其实我心里有点紧张。王浩要来了，他会不会看出来我跟她妈妈的关系不一般？他会不会反对？他会不会因此影响学习？这些念头像虫子一样在我心里爬来爬去，让我有些不安。

但我没有说出口。有些事情，车到山前必有路。等王浩来了，再慢慢看情况吧。

十二月初，工地上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的事——那个包工头跑路了。

不是我们的直接老板，是跟我们合作的另一个班组的包工头，姓马，带着手下四五十号人干了三个月的活，拿了项目上的进度款之后，连夜消失了。电话打不通，微信被拉黑，人找不着了。那四五十号工友三个月的工资，加起来小一百万，全打了水漂。

那几天工地上闹得不可开交，四五十号人堵在项目部大门口讨薪，有人扯了横幅，有人叫来了电视台，还有人扬言要去爬塔吊。项目负责人急得团团转，说自己已经把进度款给马老板了，是马老板卷款跑了，跟项目部没关系。

最后是劳动监察部门介入，经过好几天的协调，项目部同意先垫付一部分工资，剩下的慢慢再说。那些工友拿到一部分钱，虽然还差不少，但总算有个交代，闹腾也就渐渐平息了。

这件事给所有工人都敲了一记警钟。谁也不知道自己跟的包工头靠不靠谱，会不会有一天也卷款跑路。大家都是靠力气吃饭，挣的都是血汗钱，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如果被人骗走了，连哭都没地方哭。

我私下跟王秀兰说：“咱们得小心点，以后工资尽量让表哥直接打到卡上，别经过包工头的手。”

她点点头，说：“赵哥，你能不能在老家那边找找门路，咱们以后回老家那边的工地上干？离家近，心里踏实。”

我怔了一下，没有回老家那边干过活，但她说得对，离家近一些，心里确实踏实。

但我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她说“咱们”，是把我当成她未来生活的一部分了吗？

这句话让我高兴了好几天。

十二月下旬，工地上开始准备放年假了。项目负责人开会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再过两三个月，主体结构就能封顶了，最多到明年三月底，这个项目就基本结束了。

工程结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要散伙了。

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投进了我心里那潭还算平静的水里，激起了阵阵涟漪。

三月底，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这个持续了两年多的“搭伙过日子”，就要画上句号了。到时候，我跟王秀兰怎么办？她回老家照顾丈夫儿子，我也回老家照顾老母亲，然后我们天各一方，逢年过节发个消息问候一下，慢慢地变成彼此通讯录里的一个沉默的名字？

不，我不要这样。

我想跟她一直走下去，不管以什么方式，不管在哪里，我都要跟她在一起。

可我该怎么跟她说呢？

第十二章 决定

春节过后，我和王秀兰又回到了工地。这是我们在工地上的第三个年头，也是这个项目的最后一年。

王浩是正月初八来的。小伙子比照片上看起来还高，一米八的个子，瘦得跟竹竿似的，浓眉大眼，长得很精神，还有点腼腆，跟王秀兰不太像，跟刘建国倒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请了两天假，带他们母子俩在省城转了转。先去动物园看了大熊猫，又去了科技馆，晚上在商场里吃了顿火锅。王浩不太爱说话，但看得出来他挺高兴的，尤其是在科技馆里看到那些新奇玩意儿的时候，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

吃饭的时候，王秀兰去上洗手间了，桌上就剩下我和王浩两个人。小伙子低头扒饭，我琢磨着该怎么跟他聊聊。

“浩浩，你学习上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先开了口。

“还好。”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数学和物理稍微弱一点。”

“那得抓紧了，你是理科生吧？数学和物理可是大头。”

“嗯，我知道。我妈每次打电话都跟我强调。”

我笑了一下：“你妈为你的学习操心得很，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钱都省下来给你交学费、买资料。”

王浩放下筷子，看着我，眼神很认真：“赵叔，我知道我妈不容易。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考，不让她失望。”

我点点头，心里对这个懂事的小伙子又多了几分好感。

过了一会儿，他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赵叔，我妈这几年轻松了不少，比前两年开心多了。谢谢你。”

我愣住了，然后鼻子猛地一酸，眼眶差点没兜住。

这个十八岁的孩子，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他妈妈一个人在工地上有多苦，知道她以前的日子有多难熬，也知道我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用一句“谢谢你”，承认了我和他妈妈之间的一切，也表达了对我这个“外人”的接纳。

那一刻我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对王秀兰好，对她的儿子好，不辜负这份难得的信任。

王浩在省城待了三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我塞给他一个红包，里面有两千块钱。他推辞了半天不肯要，王秀兰也说别给别给孩子惯坏了，我硬塞进他的书包里，说这是赵叔给你的压岁钱，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赵叔给你包个大红包。

小伙子眼眶红了，上车前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千言万语，但他什么都没说，转身上了车。

车开走后，王秀兰站在路边，眼泪掉了下来。我递了张纸巾给她，她接过去擦了擦眼泪，带着鼻音说：“浩浩说，谢谢你。”

“我知道。”我说。

“他还说，让我对你好点。”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路边的行人来去匆匆，谁也没注意到这对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女，正在用一个眼神诉说着千言万语。

那天晚上，我和王秀兰在那间活动板房里，第一次认认真真地谈了一次心。

不是平时那种家长里短的闲聊，而是掏心窝子的、把话说开的那种谈。

“嫂子，工程快结束了，你想过以后的事吗？”我开门见山。

王秀兰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想过，想过很多次，但越想越乱，就不想了。”

“那咱们现在想想吧。”我说，“工程结束了，你有什么打算？”

“我？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回老家呗，浩浩考完试了，我得回去照顾他这几个月，等他去上大学了，我再出来干活。”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至于别的，我没敢想。”

“那你跟我的事呢？”我直直地看着她，“咱俩的事，你没想过吗？”

王秀兰低着头，双手绞在一起，不说话。

“嫂子，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深吸一口气，把在心里憋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这两三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踏实、最暖和的日子。以前我一个人，像一株没根的草，风往哪吹我就往哪倒。直到遇见你，我才知道什么叫过日子，什么叫家。”

王秀兰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在闪。

“我知道你情况特殊，你有丈夫，有家，我没资格要求你什么。”我的声音有些发抖，但我努力让自己说下去，“但工程就要结束了，我不想咱俩就这样散了。我想跟你在一起，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哪怕你回到你的家里，我在你的家旁边搭个棚子住，只要能天天看见你，天天能跟你说上一句话，我就知足了。”

“赵哥，你别说了。”王秀兰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让我说完。”我的眼眶也红了，“我想问你一件事，这件事我今天必须问清楚。工程结束以后，你愿不愿意继续跟我在一起？不是搭伙过日子那种在一起，是真真正正的在一起，是以夫妻的名义，光明正大地过下半辈子？”

话说完，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在工地上扛钢筋、搬水泥都不皱一下眉头的硬汉，此刻对着一个女人掉了眼泪。我不觉得丢人，因为这句话我憋了太久太久，从她给我送第一个保温桶的那天起，这句话就在我心里生了根，长了好几百个日夜，今天终于破土而出了。

王秀兰哭得很伤心，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肩膀一耸一耸的。我没有上前安慰她，因为我知道她需要哭出来，这些年的委屈、压抑、隐忍，都需要借着这场哭泣宣泄出来。

过了很久，她才慢慢止住了哭，用袖子擦了擦脸，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红红的，鼻头红红的，但眼神出奇地坚定。

“赵哥，”她的声音沙哑但清晰，“咱们在一起搭伙这么多年，你对我的好，我全都记在心里。我不是石头，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我也有感情，我也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可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刘建国虽然瘫了，但法律上他还是我丈夫。我现在不能离婚，不是我跟他还过下去，而是浩浩马上要高考了，我不能在这时候闹出这种事来，影响孩子一辈子。”

她停顿了一下，咬了咬嘴唇。

“浩浩考完试，上了大学，我就回去跟刘建国把离婚办了。他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我不想一辈子守着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过日子。这些年我欠他的已经还清了，我不欠他的了。”

“办完离婚之后，赵哥，你愿不愿意娶我？”

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她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叫，脸红得像发了烧。

我愣住了。

虽然这是我一直在等的话，虽然这是我做梦都想听到的话，但当它真的从王秀兰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像被雷劈了一样，整个人僵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不愿意？”王秀兰的声音带着一丝紧张。

“愿意！”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我愿意！我当然愿意！我等这句话等了两年了！”

王秀兰破涕为笑，用手捂住了脸，耳朵红得要滴血。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哭一阵笑一阵，像两个疯子。

但那一刻，全世界没有比我们更幸福的两个疯子了。

那是我跟王秀兰之间定下的一个约定，也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一个秘密。瞒着工地上所有的人，瞒着她的儿子，瞒着她老家的丈夫，只属于我们两个人。

她说得对，王浩高考在即，不能让他分心。一切都要等高考结束之后再说。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当我们的工友，踏踏实实搭伙过日子，把最后的这两个多月一起过好。

那天晚上，王秀兰做了四个菜——麻婆豆腐、回锅肉、鱼香肉丝、番茄蛋汤。我们俩像过年一样，把折叠桌搬到宿舍门口，借着路灯的光，对着一大碗米饭大快朵颐。

“嫂子，以后咱们家的饭，都是你来做。”我一边扒饭一边说。

“你想得美。”她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

“那我做也行，不过我做的没你做的好吃。”

“你是懒。”

我们笑着斗嘴，像一对老夫老妻一样自然。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活动板房的外墙上，两个影子靠得很近，几乎要重叠在一起。

第十三章 最后的冲刺

年后复工，工地上的节奏明显加快了。项目负责人天天在现场盯着，催进度、催质量，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三月底要封顶，这个目标像一座大山，压在所有人心上。

为了赶工期，工地上开始两班倒，白班和夜班轮流上。我跟王秀兰被分到了不同的班次，我上白班，她上夜班。这样一来，我们见面的时间就更少了，有时候连着好几天都碰不上面，只能靠手机联系。

“今天累不累？”

“还行，就是肩膀有点酸。”

“晚上回去用热水敷一下，早点睡。”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上演，简单、琐碎，却是我疲惫了一天之后最大的安慰。

三月初，王浩的学校召开了高考百日誓师大会。王秀兰在手机上看到了儿子发来的照片，小伙子穿着校服站在操场上，手上举着一个写有“拼搏百日，圆梦川大”的牌子，表情坚定而自信。

“你儿子真有出息。”我说。

“你儿子。”王秀兰纠正道。

我愣住了，然后不争气地红了眼眶。

她说“你儿子”，不是“我儿子”，是“你儿子”。她把我当成了王浩的亲人，当成了这个家庭的一部分。这三个字，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从那天起，每天晚上我都会跟王秀兰一起给王浩发一条微信，有时候是鼓励的话，有时候是简单的“加油”两个字，有时候是发一张自拍，背景是我们灰头土脸的工地。

王浩从来不多回，但每次都会回一个“OK”的手势。那个简单的手势，足以让他妈妈高兴一整天。

三月中旬，我的腰疼又犯了，疼得厉害的时候弯都弯不下去。王秀兰让我去请假休息，我说不用，扛一扛就过去了。她拗不过我，就去药店买了膏药，每天晚上帮我贴上，早上再揭下来。

有一天晚上，她给我贴膏药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赵哥，你说咱们以后，是不是也该买一套房子？”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话题吓了一跳，半天没反应过来。

“买房子？在哪儿买？”

“老家的县城。”她一边贴膏药一边说，“我打听了，县城的房价这几年一直在涨，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了。咱们这些年攒了些钱，我这边大概有八万多，你那边呢？”

“我有六万多。”我说。

“差不多十五万了，再攒一年，够付首付了。买个小两居，咱们住一间，留给浩浩一间，等他以后结婚的时候，也算有个窝。”

她说得很认真，好像明天就要去看房似的。我看着她认真的侧脸，心里热乎乎的，像是冬天里喝了一碗热姜汤。

“嫂子，你连这个都想好了？”

“当然要想。”她把膏药贴好，拍了拍我的腰，“你这个人，什么都不想，那就我来想。过日子嘛，总得有个人操心。”

我忍不住笑了，拉过她的手，放在手心里。她的手很粗糙，有很多老茧和裂口，但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温暖的手。

“嫂子，以后家里的事，都归你管。大事你说了算，小事也你说了算。”

“那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

“你说了算的事就是大事，你不想说的事就是小事。”

她被我绕晕了，但笑得很开心。

日子在忙碌中飞逝，三月底如期而至。

封顶那天，工地上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放了鞭炮，挂了横幅，项目经理和甲方代表都来了，说了几句场面话，大家鼓掌，然后散了。没有人注意到，站在人群最外围的两个建筑工人，手悄悄地牵在了一起。

封顶之后，工程并没有马上结束，还有大量的收尾工作要做——砌墙、粉刷、安装门窗、做防水、铺水电，零零碎碎的活，至少还得大半个月。但对我和王秀兰来说，封顶就像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分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距离工程结束还有一个多月的那个晚上，王秀兰忽然跟我说：“赵哥，我今天给浩浩打电话了，他说他现在每天学习到凌晨一点多，早上五点半就起来背英语。”

“这孩子也太拼了，身体吃得消吗？”

“我也是这么说他的。他说没事，年轻扛得住。”王秀兰叹了口气，“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像我呢？犟得很。”

“随你。”我说。

“随我？我觉得随你。”她一本正经地说。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然后我们一起笑了。

距离工程结束还有二十多天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跑到镇上最大的商场，在一家金店里花了三千多块钱买了一枚金戒指。戒指不贵，克数也不大，但样子挺好看的，上面刻着一朵小小的花。

我把戒指揣在贴身的口袋里，每天晚上摸一摸，确认它还在。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一个能让我把戒指戴到王秀兰手上的机会。

不是求婚，我们都过了求婚的年纪了。只是想把我的心意变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戴在她的手上，让她知道，不管以后路有多难走，都有一个人陪着她。

第十四章 最后的请求

距离工程结束还有两天的时候，整个工地上都弥漫着一种即将散伙的气氛。工友们开始收拾行李，互相留电话加微信，说以后有机会再一起干活。有人约着去喝酒，有人约着去打牌，有人约着明年去另一个工地。

每个人都在说“后会有期”，但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里的人像候鸟一样四处迁徙，这一别，很可能就是一辈子。

王秀兰这两天明显有些不对劲，总是在走神，跟她说话的时候要叫两三遍才有反应。我问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她说没有，就是有点累。我没多想，只当她是赶工期赶的，让她早点休息。

工程结束的那天，天公不作美，从早上开始就下起了蒙蒙细雨，到了下午，雨越下越大，天地间灰蒙蒙一片，远处的塔吊在雨雾里若隐若现。

收尾工作全部完成是在下午三点多。项目负责人召集所有人开了个简短的总结会，发了一封感谢信，说了一堆感谢的话，然后宣布项目正式结束，工资会在三个工作日内打到每个人的卡上。

从项目部出来，工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去，各自回到宿舍收拾东西。我心情有些沉重，不是因为舍不得这个工地，而是因为舍不得跟王秀兰朝夕相处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天天见面？我不知道。

我在宿舍里慢吞吞地收拾东西，把衣服叠好放进编织袋里，把工具擦干净装好，把床铺拆了，被褥卷起来。每做一件事，都觉得像是在跟过去的日子告别。

收拾到一半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王秀兰发来一条消息：“赵哥，你来一下后院。”

后院是工地后面的一片空地，堆放废弃材料的地方，平时没什么人去。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约我去那里，但我还是放下手里的东西，拿起伞出了门。

雨下得很大，我撑着伞走到后院，远远地看见王秀兰站在那棵歪脖子树下，没有打伞，头发和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

“你怎么不打伞！”我赶紧跑过去，把伞举到她头顶，把她整个人罩在伞下。

她抬起头看着我，雨水从她的脸上流下来，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她的嘴唇在发抖，脸色发白，但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那种光是炽热的、决绝的、拼尽全力的。

“赵哥。”她的声音在雨声里显得很轻，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要回家了。”

“我知道，我也收拾好了，咱们一起——。”

“不。”她打断了我，“你听我说完。”

我愣住了。

“赵哥，我回去就跟刘建国提离婚。不管他同不同意，这件事我都得办。我不想再等了，这几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要为自己活一回。”

她从湿透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

“这张卡里有这三年我攒下来的十万块钱，加上你寄回老家那些钱，你让你家里人帮忙，凑一凑，应该够在县城付个首付了。浩浩下半年去上大学，我把他安顿好了就来县城找你。咱们先把房子买了，哪怕小一点、旧一点都没关系，那是咱们自己的家。”

她把卡塞进我手里，我的手被她的湿手冻得一哆嗦。

“嫂子，你这是……”

“赵哥，这辈子能遇见你，是我最大的福气。”她的眼泪终于和雨水混在了一起，“这两天我想了很多，想我们这三年怎么过的，想你对我的好，想你对浩浩的好。我把这些年攒的钱都给你，是想告诉你，我不是一时冲动，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我握住她的手，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我比谁都清楚……”她哽咽了一下，“但有一件事，赵哥，我今天必须求你。”

她看着我，雨水模糊了她的眼睛，但她没有眨眼。

“帮我照顾好浩浩，行吗？”

这句话像一记闷雷，炸在我耳边，震得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帮他？”我感觉声音都不像是自己的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浩浩不是马上要去上大学了吗？我怎么照顾他？”

王秀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在积蓄所有的勇气。

“浩浩考上大学之后，会来省城上学。他一个人在这边，我不放心。赵哥，你能不能也留在省城，找个工地干活，帮我看着浩浩？我不需要你给他钱，他的学费生活费我都出，就是让你帮我看着他，隔段时间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别让他走歪路。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就行。”

“赵哥，我知道这个请求很过分，我没有资格把你绑在我身边，让你帮我照顾我的儿子。可是除了你，我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托付了。我家里那个男人，你也知道，他就是个废人，指望不上。我在老家也没什么靠得住的人。只有你了，赵哥，只有你。”

“浩浩是我全部的希望，我不能让他出一点差错。以前我都是自己在外面打工，孩子在老家，我天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学坏了。现在他要来省城上大学了，我更不能让他一个人，可我自己又回不去，我还要挣钱养家……”

她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被雨声盖过。

“赵哥，我知道我求你这件事，是我自私了。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会怪你。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思——我信得过你，我只信得过你。”

听着她的话，我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一样，动弹不得。

让我留在省城，帮她照顾她儿子？

我赵大江，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一个连自己都活得稀里糊涂的粗人，凭什么去照顾一个大学生？我能照顾他什么？教他搬砖？教他绑钢筋？还是教他怎样在工地上扛过最热的中午？

但她那双被雨水和泪水打湿的眼睛，那份因为信任而孤注一掷的请求，让我浑身发烫。这辈子，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毫无保留地将所有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小了些，雨丝细密而绵长，像极了这三年里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我看着她湿透的头发贴在额头上，看着她单薄的身子在雨中微微发抖，忽然想起三年前她帮我铲砂浆的那个下午，想起她给我送鸡汤时红着脸的样子，想起来她红着脸问我愿不愿意娶她的那个晚上。

这个女人，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她的积蓄和她的儿子，毫无保留地交到了我手里。

我不是不答应，我是怕辜负了她的这份信任。

“嫂子，你让我想想。”我说。

“好。”她点点头，声音很轻。

我们在雨里站了很久，谁都没有说话。雨水打在伞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远处有工友在喊谁的名字，声音被雨幕隔得很远很远。

过了大概有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又或者更久，我不确定。我低下头，看着她湿漉漉的眼睫毛，看着她冻得发紫的嘴唇，看着她抬起头时颈间那根因为瘦而显得格外突出的锁骨。

我忽然做了一个决定。

不是因为她求我，不是因为可怜她，也不是因为那十万块钱。

是因为，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因为别无选择，而是因为那份信任太沉了，沉到除了那个人，谁都接不住。

“嫂子，我答应你。”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我的手里。我低头一看，是一把钥匙，一把普通的黄色钥匙，上面贴着一小块胶布，胶布上用圆珠笔写着三组数字，看起来像是门牌号和密码。

“我前两天去找的房子。”她的声音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快，“就在浩浩大学旁边，老旧小区，小两居，一个月一千二，我付了三个月的定金，这是我的全部了。赵哥，辛苦你先去住下来，把家安顿好。家里该添置的东西你看着买，钱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

我握着手里的钥匙，看着胶布上一笔一划写下的数字，忽然觉得这把钥匙比任何东西都重。

我没有问她如果王浩考不上那个大学怎么办，也没有问她三个月以后房租到期了怎么办。这些现实的问题像刀子一样锋利，但在这一刻，我不想让它们破坏了这份珍贵的信任。

“好。”我说，“我等你回来。”

她站在雨中，低着头，双手插在湿透的外套口袋里。雨丝从伞沿飘进来，沾在她的头发上，像清晨的露水。她什么也没再说，肩膀却慢慢地、几乎不可察觉地放松了下来。

像一个在风雨里飘摇的人，终于踩到了实地。

那把黄色的钥匙攥在我手心里，硬硬的，硌得我掌心生疼。

但我们都知道，比钥匙更重的，是她托付给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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