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餐厅偶遇一人，面善却想不起来是谁，阎宝航介绍：他是高崇民

1961年4月的一个午后，东交民巷的香椿刚冒尖，沈醉挤上了去全国政协的班车。窗外的风有些冷，他的手却出汗——自从前一年11月被特赦，这种紧张就一直缠着他。

车到西交民巷，他远远望见人民大会堂后门的台阶，人群三三两两，都是熟脸。那种熟悉不是朋友式的，而是猎人与猎物换了位置后的尴尬。沈醉心里发怵，却又不能退。

进大礼堂前，他想起初被特赦那天，功德林高墙外的第一口空气。对于原国民党军统人员来说，他是极少数能走出高墙的人。消息传到看守所里，几个老同伙嘘声四起，羡慕和不解混杂。沈醉自己反而惴惴：那些当年被跟踪、被羁押、甚至被用刑的共产党人，现在多半握着公职，都在这座城里。

下车时，一阵烟草味飘来。只见徐冰叼着烟，眯眼站在门口。徐冰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却笑得像老街口的茶摊掌柜。“沈醉，还记得我么？”短短一句把沈醉吓得一个激灵。他握住那支烟，脑海却空白。直到徐冰点明当年重庆酒桌拉拢未成的往事，沈醉才回忆起：那个被军统连续两周跟踪的“老同学”就是眼前人。徐冰拍拍他的肩，像是从前什么都没发生。

这份“不计前嫌”让沈醉松了口气，但也让他更加谨慎。每逢午餐，他总挑最偏的入口，尽量避免撞见过去的“熟人”。1962年初，红星公社劳动改造结束，他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待遇不低，每月稿费足够，但心理负担仍在。

3月中旬的一天，他照例走礼堂后门。一推门，迎面是阎宝航。阎宝航当时任政协常委，负责文史资料，他的文雅与锋利并存，沈醉对其既敬且畏。两人寒暄几句，阎宝航身旁站着一位中年人，身板不高，神色温和。沈醉觉得面善，却死活想不起姓名。场面有点僵。阎宝航笑着介绍：“这位是高崇民，老朋友。”

名号一出，沈醉心里“嗡”地一下。高崇民，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骨干，抗战末期列在军统“甲级拘捕名单”。沈醉当年审阅过那份名单，也批准过数次跟踪计划。面前这人当年几乎死于己手，他却愣是没有认出来。

与尴尬相比，更让沈醉困惑的是：高崇民当年到底是怎么从军统的眼皮底下脱身的？后来熟络些，高崇民才慢慢说起往事。

1945年8月，重庆局势复杂。戴笠盯紧了进步人士，特别是东北人脉。高崇民和阎宝航因主张联共抗日，被列为“二级重点”。戴笠甚至派了叛徒袁晓轩盯梢，意图一举擒拿。就在那时，军统设计委员王化一突然邀请高崇民“暂住几日”。王化一表面是军统中层，私下却同情抗日力量。高崇民住进他家，悬在半空的刀一下子落空。几周后，王化一带他乘夜车去上海，再登美商货轮北上，大连、沈阳一路辗转，终于抵达解放区。沈醉听完这段经过，后背直冒凉汗。曾经的军统情报网络全被绕过，枉自忙活了一年。

阎宝航算是见证人。早在1933年，阎与张学良共事期间就结识高崇民。九一八事变后，两人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暗地里与中共接洽。蒋介石不满其“联共”立场，命“四维学会”分化瓦解，戴笠更是派出大量特务渗透。1941年春，高崇民在重庆办婚礼，戴笠居然亲自送礼。面子是给了，屋外却满布眼线。此后两年，高崇民几乎寸步难行，却始终未被捕，靠的就是阎宝航等人的掩护。

沈醉在军统时对高崇民有过数次部署。一次派人跟踪到磁器口巷口，目标却突然消失；一次胎动绑架计划，也因线索断裂而终止。如今他才明白，原来线头就断在王化一身上。想到这些，他不禁低声说了一句：“当年多有得罪。”声音很轻，但高崇民听见了，近乎调侃地回了句：“过都过去了。”

不久，高崇民调任文史馆副馆长，负责东北抗战口述资料。沈醉的几份稿子需要他审订，两人时常碰面。最初沈醉递稿子时满脸局促，半年后已能讨论史实细节。高崇民对军统档案极熟，常在稿纸旁批注一句：“此段与日方档案相符”或“数字需再核”。没有一句旧怨，只剩专业。

1963年底，政协食堂更换了菜单，增添“溜肉段”。午餐时，沈醉与高崇民、阎宝航三人围桌。阎宝航夹起一块肉段，笑道：“东北味儿，北京做，很难得。”一句闲话，让沈醉恍然：他们三人来自截然不同的阵营，却在同一张桌上点评家乡菜。这种场景放在16年前几乎不可想象。

数年后，沈醉在回忆录中写到那顿饭，只用一句：“阎、高二公包容我，使我得以伏案修文。”笔触克制，没有多余描述，却足见心境变化。而那一餐“溜肉段”，也成了他内心隐秘的分水岭——恐惧、负疚、戒备，在朴素的相处中慢慢褪色，留下的只剩史料与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