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云南省宜良县的城墙下，埋着十一万年前的人类秘密

​​​#宜良县#​

我一直觉得，宜良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翻开地图，它在昆明东南五十多公里，南盘江从坝子中间穿过去，两岸是平展展的水田。城里城外到处是花，文公河上那座明代的花桥还在，每年端阳节，整条街摆满三角梅和杜鹃花，本地人管这叫“赶花街”，一赶就是四百多年。

但真正让我对这个地方刮目相看的，是另一件事。

一

大约十一万年前，一群古人类在九乡的山洞里生了火，火光映在洞壁上，他们把石片敲成砍斫器、刮削器，那些敲打过的痕迹，至今还刻在石器上。

这个叫张口洞的地方，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才被人发现。1984年，一位县里的文化工作者先留意到了这里，后来文物部门来了。1990年试掘，在51平方米的面积里，挖出了41枚人类牙齿化石，还有剑齿象、大熊猫、中国犀这些动物的骨头。更让考古学家兴奋的，是那些石头上带着的独特加工痕迹——有的在修背，有的在修理把手，在旧石器考古学上被称为“多坑型石器”。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看到这些材料后曾予以关注，认定这是一种南方少见的旧石器文化类型。

2003年又一次发掘，这次在地层里找到了一颗完整的古人类门齿，距今大约十一万年。

你想想，十一万年。那是一个连北京猿人都已经消失的年代，现代人的远祖正在亚洲各地游荡。而宜良九乡的这个山洞里，火始终没断过，石器技术代代相传，从旧石器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早期。张口洞遗址发掘出的地层里有炭屑、灰烬、烧骨的痕迹。听考古队的人讲，这个山洞里留下了从几万年前到一万年前几乎连续的居住遗存，这在云南甚至整个南方都不多见。

一个地方的根扎得有多深，有时候不在地表上的宫殿庙宇，而在地下几米深的地层里。宜良的根，可比我们以为的要深得多。

二

唐代宜良的罗裒部彝人大概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佛教也会从另一个方向传来，和这片土地上的万物对话。

法明寺就在老城寿山路，不大的院子，却藏着一段罕见的建筑史。大殿是南诏时期的一位阿吒力大师赞陀崛哆建的，重檐歇山顶，四面都有回廊，上下两层的斗拱都出三跳，最上面那层却没有横拱——这种叫“偷心”的做法，在唐宋以后的建筑里非常少见。

大殿前面立着一座砖塔，方形密檐，十六层，二十多米高。塔的形制让人想起大理的三塔，也像昆明的东寺塔、西寺塔，站在塔下仰头看，从第八层往上层层收分，塔身拉出一道流畅的轮廓，唐代的味道很浓。

县志上说，唐僧摩伽陀建了这座寺，明代重修。1942年修塔的时候，工人从地基里找到了梵文咒语的砖和金刚杵——南诏时期的产物。更神奇的是，明弘治十二年、清道光十三年，云南两次大地震，昆明的东寺塔倒了又建，西寺塔也塌过，而宜良法明寺塔纹丝未动。

民间总爱说这是佛祖保佑，我看倒是修塔人的手艺过硬——一千年前的工匠，已经把抗震考虑进了每一块砖的码放里。

法明寺塔现在还是砖缝严实，塔身端正，在万寿山顶默默看着县城一千多年，期间明代修了砖城、清代扩建官学、民国铺了铁路，它都看着。

三

时间拨到唐末。858年，南诏国接到邻国缅甸的急报：狮子国（今天的斯里兰卡）出兵入侵，缅甸快要撑不住了。

南诏王丰佑派出了手下的清平官段宗榜——这差不多是宰相级别的大臣——率兵远征。从云南到缅甸，翻山越岭的仗，段宗榜打赢了，夺了狮子的旗帜金鼓，缅甸王用金佛酬谢他。

但故事真正精彩的是后面。段宗榜班师回朝的时候，发现国王丰佑已经去世，王嵯巅这个权臣把持朝政，一手遮天。段宗榜不声不响地到了都城，派人递信，说缅甸王送了一尊金佛，请王嵯巅亲自来迎。王嵯巅乐呵呵地来了，金佛还没抱稳，人已经被段宗榜收拾了。

清除了奸佞，还政于王室，段宗榜功成身退回了故里。云南的白族人后来把他供为本主——一种村社的守护神，最厉害的那个叫“中央皇帝”，统领七十一座村寨。

你要问我这算不算正能量？这当然算——一个人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为权位、不为名利，打完仗回来替国家清除了蛀虫，然后悄悄走了。这种风骨，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能打动人心。

段宗榜是不是宜良人，两说：一说他是大理太和人，一说他是宜良汤池人。这种归属地的争论在地方史里挺常见的，但说实话，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到底是立足于云南大地的。宜良人愿意把他认作本地人，因为那种敢于担当、忠于职守的品格，跟这片土地上的人太对路了。

四

几百年后的咸丰九年，又一个在宜良树碑立传的人来了。他叫岑毓英，广西西林人，壮族，《清史稿》里给他立了传。原文只有八个字：“九年，克宜良，权县事”——意思是攻克了宜良城，暂时代理知县。

后来，他从云南巡抚一路做到云贵总督，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黄马褂都穿上了。但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宜良。不管他后来的官做得多大，宜良人记得的，永远是那个暂时“权县事”的年轻人。

一个地方之所以有文化厚度，不单单因为出了多少大人物，更因为那些大人物从这里迈出的第一步，被这片土地记住了，一代代传下去。

五

1938年，抗战打得最凶的时候，一个瘦小的学者也来了宜良。他叫钱穆，无锡人。

几所大学南迁到了昆明，组成西南联大。钱穆教授教历史，需要安静的地方写书。经人介绍，他在宜良城外的岩泉寺住下了。岩泉寺依山而筑，石缝里淌着泉水，传说开山于元代，清代康熙年间扩建，岩泉水声、古木浓荫，是著书的好地方。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里写得很朴素：此楼静僻，游人不到，“正好一心写吾书”。他在岩泉寺住了一年左右，写成了一部叫《国史大纲》的书，四十多万字。

这本书在1940年出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它成了很多高校的历史教材。学者把它跟钱穆晚年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并列为“唤醒国魂”之作。你看，一个饱学之士在国家存亡的关头，不是上前线，而是躲进深山安静著书——这反而说明在那个时候，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抵抗。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知道自己是谁，才知道为什么要拼到底。

2019年6月，宜良在岩泉寺里建了钱穆著书纪念馆，120平方米的展区，200平方米的布展。我去的时候，匾额和题词来自钱穆的侄子钱伟长——那个著名科学家曾在岩泉寺住过三个月，七十多年后又题写了“岩坚泉清，宜结良缘”的联语。钱穆著书纪念馆现在被昆明市委党校作为教学点，主题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廉洁文化。

六

前两天看新闻，宜良文庙最近刚刚重新对外开放。那是城里一处有数百年历史的儒学建筑群落，隔一条街就是法明寺。文庙和寺庙紧挨着这件事，比任何哲理文章都更能说明宜良的性格——自在、包容、共生。

宜良还有一桩挺值得说道的事——宝洪茶。唐代宝洪寺由开山和尚引种小叶茶，茶树来自福建，在这片水土里扎了根，一代代传下来。从明代嘉靖年间一直到清末，宝洪茶年年被选作贡品送进皇宫。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写：“宝洪之片茶，为茶之极品。”明代万历年间的陈霆在《雨山默谈卷九》里也写：“宝洪茶为天下第一。”钱穆先生在岩泉寺著书时，每天喝着用岩泉水泡的宝洪茶，说喝完明目清心。1932年远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参展，2011年得了日本世界绿茶协会金奖，2016年列入省级非遗名录，2021年又拿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一片茶树叶，从唐代的寺庙里冒芽，一路飘进明清的皇宫，又飘进今天寻常百姓的茶杯。一棵茶树活着活着，就把一千年多的历史串起来了。

七

一个地方的历史，从来不是一堆零散事件的拼凑。

从张口洞十一万年前的火堆，到南诏段宗榜远征缅甸的壮举；从法明寺塔地震中岿然不动，到明代花桥下卖花的喧闹；从岑毓英在宜良迈出封疆大吏的第一步，到钱穆在岩泉寺里写出唤醒国魂的《国史大纲》——宜良这片土地一直在不动声色地承接、包容、传递着这些记忆。这些记忆的载体，是地下的牙齿化石、是塔身上的梵文砖、是县志里那些细细碎碎的记载。

这里的人从来没想过要刻意去做什么“文化输出”，他们只是老老实实种田、养鸭、种花、烤茶、祭拜先祖，不知不觉就把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下来了。

我想起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说的“记忆场所”——一个地方之所以成为“地方”，不因为它有多少高楼，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留下了集体的记忆和情感。宜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的城墙下埋着十一万年前的牙齿，山寺里飘着千年的茶香，花桥上还有一年一度赶花街的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