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晚上7点46分,上海崇明的一片水域旁,39岁的王晨辉教授走了。
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画面,没人能完整说清那片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家只知道,等救援队把他从水里打捞上来时,这位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年轻教授,手里还死死攥着半截断掉的塑料浮板——蓝色的,是儿童泳圈上掰断的那种。
王晨辉的女儿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出事前一个星期,他还在办公室里跟同事念叨,说趁着五一假期,想带孩子去崇明看芦苇荡。“我要教她认认水鸟,看脚趾分叉的形状,鹬鸟和鹭鸟不一样。”他语气里全是当父亲的得意。
同事回忆起来,眼眶都红了。他还顺手查了王教授的手机备忘录,里面存着一条没删的提醒:“买儿童泳圈,蓝色。”
这个提醒,他再也没机会去勾掉了。
讣告是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发出的。措辞很克制,但有一句话让所有读到的人都心里一紧:“他义无反顾以生命守护至亲,以无私和勇敢诠释了父亲的深情和责任。”
说白了,就是一个爸爸,为了救自己的孩子,拼了命。
5月初的上海,崇明水域的水温大概在15℃到18℃之间。这个温度,人一旦落水,几分钟就会冻僵四肢,失去行动能力。一个成年人从入水到出现低温症症状,最快只要10分钟。
更要命的是,野外水域的水下情况根本看不清楚。芦苇荡下面往往是淤泥、暗沟、断枝,踩空了就会被吸住。
有救援专家公开说过,溺水救援的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大脑缺氧造成的损伤就不可逆了。
王教授在水里被发现时,手里还攥着浮板。那个姿势,不用多说,谁都看得懂——他是在最后一刻还想着把浮板塞给孩子。
王晨辉是农家出身。老家有地,每到农忙季节,不管科研任务多重,他都要抽几天时间赶回去帮忙干活。他的学生说,王老师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教授就高人一等,“他说过,自己脚上沾过泥,知道种地的苦”。
在同事眼里,他是生命科学学院出了名的拼命三郎。39岁就成了学科带头人,发的论文、带的项目,学院里都数得上。
可就是这个治学严谨的教授,最自豪的事却是当一个爸爸。他会花一个下午教女儿认三种水鸟的区别,会在出差时给女儿买不同颜色的石头,会提前一周想好假期带女儿去哪玩。
他的学生说:“王老师上课时讲过,生态学里有个概念叫‘顶级群落’——一个生态系统发展到最稳定、最成熟的状态。我觉得他当父亲的时候,就活成了自己人生的顶级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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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是王教授一个人的悲剧。
根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占了将近六成。而每年夏天,媒体上都能看到类似的新闻:家长下水救孩子,孩子上来了,家长没上来。
有没有数据能支撑?我查了一下,仅2023年夏季,全国媒体报道过的成年人因救溺水儿童身亡的事件,就有十几起。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和王教授差不多的父亲,差不多的丈夫,差不多的儿子。
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有大学给他发讣告,不是每个人都能被写进新闻。
王教授临死前攥着的那半截塑料浮板,大概率就是女儿之前用的那个泳圈上掰下来的。那个泳圈买的时候可能是粉色的,也可能是蓝色的。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把自己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把力气,都用在了把浮板递出去的那个动作上。
有人说,父爱如山。但我觉得王教授这种父爱更像芦苇——看起来能随风倒,可根扎在泥里扎得死死的,风吹不断,水冲不走。直到被水淹没的那一刻,它还在拼命托着孩子往上浮。
他的女儿才上三年级。八九岁的孩子,大概还不能完全明白“死”是什么意思。但她会记得,爸爸说过要教她认水鸟,爸爸备忘录里有一条“买儿童泳圈,蓝色”,爸爸最后一次抱她的时候,身上是湿的、冰凉的,手是紧的。
那片芦苇荡,以后她可能不会再去了。但也许很多年以后,她会在某个下午,停下来看一眼路边水塘里的水鸟,然后突然想起来:爸爸教过我的,鹬鸟的脚趾是分叉的。
王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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