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与苏州三守一倅

苏轼半生宦海浮沉，早年仰慕范仲淹，晚年归老江南，其人生轨迹绕不开三人：滕元发、章惇、钱世雄，三人与苏东坡的交往，写尽了他的江南宿命。

钱大昕翔实考证滕元发知苏州的时间，章惇以侍父为由辞任苏州知州，府志都有记录。当然，苏州最知名的太守首推范仲淹，而钱世雄则做过苏州通判。

治边凛然滕元发

滕元发，初名甫，字达道。据正德《姑苏志》记载，滕家祖上是东阳人，其父“荐为秘书郎”，葬于苏州，滕元发“遂为苏人”，妥妥宋代“新苏州人”。绍定《吴郡志》说他是“范文正公之父甥”，也就是说滕元发是范仲淹的表弟。

滕元发像

景祐年间，范仲淹知苏州，办府学，北宋教育宗师胡瑗贯彻“明体达用”理念，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六经以外，治事则分为治民、讲武、堰水、算历等科。会读书，善实干才称得上胡瑗的好学生。和苏东坡一样，滕元发也是北宋著名段子手，年少时期的段子尤其多，急智过人的形象在《中吴纪闻》、《拊掌录》等书多有记载。

元祐五年，滕元发和郑獬、杨绘同试京师，自称考不取状元愿罚，结果“郑居榜首，杨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责所约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会，吾安得不居第三？”滕元发一本正经地坏笑，强辩道：别急！按照解元、会元、状元的次序，獬（解）、绘（会）之后，我怎么就不是“状元”了？于是大家“一笑而散”。

京城传来捷报，胡瑗也笑了，滕元发再度稳坐探花之位，上次只为音韵不合规而憾失探花之位。《宋史》记载：“（滕元发）举进士，廷试第三，因用声韵不中程，罢，再举，复第三。”两度考得探花，如此旷世高第，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

苏东坡和滕元发同涉党争、俱遭贬徙，但滕元发早年深得神宗倚重，即便外放地方，亦多居显要之任。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盖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素有收复江山失地的神宗登基，最早想任用滕元发做宰辅。《宋史》则叙：“元发在神宗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鬲。”滕元发和神宗君臣相知，很多年后，滕元发上奏神宗：“受知于陛下中兴之初，效力于众人未遇之日”，不禁涕泣。《宋史》又说：“滕元发‘因事’出知地方”，《邵氏闻见录》透露了“因事”原委，“甫性踈，上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甫夸示于人。或有见御札中误用字者，乃反譛，以为扬上之短”。滕元发显摆神宗便签，正好被人看见，而且神宗手札还用错了字，于是滕元发“扬上之短”的罪名也就落实了。《尧山堂偶隽》称“滕元发受知神宗，最在诸公之先。以议政与荆公不合，遂出为帅”。滕元发因性情疏放，落下把柄，又遭王安石排挤，最终远离权力中心，辗转地方任职。

《默记》

《苏东坡文集》收录致滕元发书信多达六十八首。上任杭州通判途中，苏东坡语气随意还带点小得意：马上进入江南，滕帅您羡慕我吧？“渐闻吴歌楚语，此乐公当见羡也”。东坡曾寄鳆鱼三百枚等物给滕元发，二人互赠器物诗文，关系亲密无间。当然苏东坡收到的酒茶礼物更多，更有一回，东坡致信问：“许为置朱红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老兄，您答应帮我置办朱红累子，没忘记吧？

乌台诗案后，苏轼身心困顿，滕元发叮嘱他谨言避祸，东坡明白他的苦心：“承见教，益务闭藏而已。”元丰七年，在苏轼迷茫的时候，滕元发支持他定居宜兴的决定，促成其买田终老的心愿。买田后，苏东坡写信：“若幸得请，则扁舟谒公有期矣。”如果允许常住宜兴，我就来拜访您。

也是在这一年，两人在镇江相见，“久放江湖，不见伟人，前在金山，滕元发以扁舟破巨浪来相见。出船巍然，使人神耸。”见到滕元发的一刻，苏东坡连身形都不自觉挺直。

终宋一代，边防常困于乏才，而滕元发胆识超迈，且措置精当，所以苏东坡称赞他为伟人。

《资治通鉴后编》载滕元发知定州，“募诸色公人及城郭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每岁之春，长吏就阅试之，北人劲悍，缓急可用。”为抵御北方部族侵扰，滕元发提出“寓兵于民”的备战方略，招募强壮牧民编入军伍以备战事，该方略成效卓著，成为北宋边防的重要国策。

哲宗朝，中书舍人王岩叟向哲宗上报滕元发“能为探报，不遣防秋人马，得帅臣体”。阅《宋名臣奏议》可知，王岩叟的奏疏指出滕元发经反复侦探，断定暂无战事后，坚持减少防秋之兵。“为国惜费，其利甚博。”他深知防兵冗杂、防线臃肿才是大忌，宁可担责身死，也不违背战略理性。《宋史》讲了更多细节，下属恐敌人来犯，滕元发眼神坚定，手指头颈，霸气说道：“吾已舍此矣，头可斩，兵不可出。”

《宋名臣奏议》

朝廷将四个边寨划归西夏后，西夏贪心作祟，妄图继续侵占土地。滕元发怒而直言：“兵有以进退尺寸为强弱，今一举而失百里，不可！”他九次上奏、据理力争，立场鲜明且坚定，苏东坡对此评价极高，称“近世名将无及公者”。

滕元发就是这样一个猛人！

开疆拓土章子厚

没有最猛，只有更猛，章惇有开疆拓土之功。

贯穿东坡半生、羁绊至深的，还有另一位同籍吴中的“新苏州人”章惇，字子厚。章家本居福建浦城，“父（章）俞徙苏州”。章惇主导绍圣新政，苏轼文冠天下，二人曾为至交，竟以党争分途，终至陌路。

《宋史》记载熙宁五年的大事：“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大片土地并入大宋版图，皆章惇经略之功。元符二年，章惇已是首相，他发动了更大的军事行动，“国母梁氏薨，辽遣使萧德崇来为夏人议和”。宋军大胜，西夏遣使北宋，割地谢罪求和。《宋史纪事本末》：“洮西安抚使王赡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瞎征。”也是这年，宋军占领邈川和青唐，敌将投降。

生在汉唐，章惇开疆扩土的功绩足以封侯，但《宋史》把他归为“奸臣”。除了政治因素，还在于章惇的性格太过张扬、激烈，尤其他当朝时期，流放诸多反对阵营人士，包括苏东坡。

东坡与章惇初仕时，曾同游终南仙游潭。潭侧绝壁万丈，仅独木为桥，章惇拉着苏轼要过去在石壁上题字，苏东坡直接认怂。章惇毫不犹豫走过去，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到此一游”，回来后面不改色。苏轼拍拍他后背直呼：“你这胆子也太大了，连命都敢拼，将来也敢杀人。”

神宗要杀漕官，章惇以“士可杀不可辱”怼神宗，神宗声色俱厉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相让：“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退斋笔录》

怼天怼地怼皇帝，章惇就是一个硬茬。乌台诗案发，王珪偷换“飞龙”、“蛰龙”概念，在神宗面前煽风点火，说苏轼有不臣之意，证据就是苏轼的《桧》诗：“此心唯有蛰龙知。”在旁的章惇挺身而出，怒怼：你胡搅蛮缠个啥，诸葛孔明还被人称作“卧龙”呢！退朝之后，王珪急忙甩锅：“一切责任尽在舒亶。”章惇再次把他怼得哑口无言：“舒亶的口水也可以吃吗？”

年六十五，章惇依旧直言不讳，坚决反对端王继承大统，掷地有声地直言：“端王为人轻佻，不能做皇帝。”只可惜其逆耳忠言未被重视，端王即位为宋徽宗，最终沦为断送北宋江山的亡国之君。

徽宗继位，年迈的章惇终被放逐雷州。章惇之子章援，曾为苏东坡门下弟子，生性至孝。他刺血上书，恳请朝廷宽赦其父，又特意致信已然获赦的苏轼，表示辅助君王的人，哪怕轻微一句话，也决定他人命运，“尚书固圣时之蓍龟，窃将就执事者，穆卜而听命焉。”信见赵彦卫《云麓漫抄》。苏轼带病回信，絮絮叮嘱岭南居停事宜，并说“（和你父）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安慰章援不必过虑。

苏东坡又写信给苏辙儿媳之父、章惇外甥黄寔，转告章惇母亲：“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我弟弟苏辙也曾在雷州居住过，还算安稳，不用过多担忧。字里行间不见前嫌，尽显慈悲本怀。

《东坡全集》

章惇为新党领袖，笃行国家主义，力主强国为先；苏轼则属旧党务实派，务守民本主义，关切民生安稳。两人交往未碍彼此底色，终因政见迥异，渐行渐远。翻检《冷斋夜话》一则，可想此情。

“章子厚谪海康，过贵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来，欲渡海见东坡，不及，因病于此寺。子厚宿山中，邀与饮，忠欣然从之，又以蒸蛇劝食之，忠举筯啖之无所疑。子厚曰：‘子奉佛戒，乃食蒸蛇，何哉？’忠曰：‘相公爱人以德，何必见诮。’已而倚槛看层云，子厚曰：‘夏云多奇峰，真善比类。’忠曰：‘曾记《夏云诗》甚奇。’子厚使诵之，忠曰：‘如峰如火复如绵，飞过微阴落槛前，天地生灵干欲死，不成霖雨谩遮天。’”

举起筷子，老僧已经表明态度，“我懂你的务实与强硬，我不拿小善非议你的大道”。老僧以诗相答，不是恨，不是责，而是一声轻轻的叹息，“你的一生虽壮阔，却如夏云空幻，未能润泽天下，也未能安顿自己。”

此刻，老僧既是东坡，东坡即是老僧。无言相对，半生浮沉，唯道：夏云多奇峰。

范相高风钱倅情

苏东坡毕生推崇范仲淹，视其为千古完人。童年初读《庆历圣德诗》，便惊慕范仲淹的为人，直呼其为“天人”、“人杰”，成为一生的偶像；待到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入京，想要拜谒偶像时，范仲淹已然离世，他读范公碑文痛哭失声，坦言“吾得其为人”，虽未亲炙门下，却早已心向往之。元祐四年，苏轼为《范文正公文集》作序，因“挂名其文字中”而“自托于门下士之末”，终于圆了年少时的倾慕心愿。

范仲淹三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皆在朝为官，东坡遭乌台诗案之祸，范纯仁挺身相救。苏轼自述和苏州范氏三兄弟一见如故，对苏州亦心怀眷恋，他曾在苏州自问：“故山归计何时决！”

东坡先生早年与章惇交厚，“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两人曾共谋林泉之思。若非党争相扰，兼以苏杭地贵税繁，且章惇家族的势力在苏州已经盘根错节，东坡先生大抵会选择“一舸姑苏”，了去“便逐鸱夷去得无”的归隐梦。

《归安丘园》帖

熙宁四年，东坡三十五岁，初任杭州通判，解释屡屡不赴宴的原因，他写诗给知州陈襄，“我生孤僻本无邻，老病年来益自珍。肯对红裙辞白酒，但愁新进笑陈人”。宁愿和歌妓欢宴，也不想和“新进”官员啰嗦。这年，他上奏朝廷认为新党改革“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

道不同，不相为谋。后经乌台诗案，几陷死地，一朝蒙冤，东坡更厌尘嚣。

现实境况如此，“二十余口，不知所归”，家族成员众多，日用钱财亦“日以困匮”，东坡先生购地的时候，反复掂量价格，《阳羡帖》嘱咐“讬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检阅《宋会要辑稿》的食货志，抛开税粮、茶课、荡课诸项不论，熙宁年间杭、苏二州商税数倍于宜兴等地，税课既重，地价自昂。北宋年间，苏杭已是一线城市，而苏州的风物繁丽，从苏轼所记灯市盛况即可概见：“翻翻缇骑走香尘，激激飞涛射火轮。”诗且附注“时浙西皆以不熟罢灯，惟苏独盛”。难赴杭州、苏州，那就在宜兴买田吧，于是“臣素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也仅“粗了饘粥”。

朱彝尊有诗：“南章拓沧浪，北章辟桃坞。”章惇家族居住的沧浪亭，在北宋时代属于郊区，好在近府学，正经学区房。诸子多擢进士第，章惇则“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在位并未为孩子们谋权。章惇族兄章楶是与西夏作战的主帅，把家安在桃花坞地区。

和章惇的旧盟不复成约，此后两人互赠的“他年相见话偏长”和“共将诗酒狎樵渔”只成客套。

东坡先生偶尔回忆起苏、杭，“那堪黄散付子度，空羡苏杭养乐天”，真羡慕在苏杭寄情山水的白居易啊。“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还是在苏杭，我死后，我的魂魄就归于苏杭吧！“吴会”一词，在唐以后更多指苏州，苏东坡的语境里指苏州或者杭州，《谢除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表二首》“吴会二年”，是说自己做了两年杭州知州；《答新苏州黄龙图启》“移牧吴会”，则指黄履新任苏州知州，信札又强调苏杭在他心目中的重量“武林茂苑，江东南之要籓”。

党争纷繁，旧友疏离，“穷猿投林，不暇择木也”，东坡最终还是选择了风景、人文俱佳的常州。

皇祐元年科举，滕元发本拟探花，因音韵不合程式，由常州人钱公辅取代。钱公辅也是胡瑗的学生，和苏东坡交往不多，其子钱世雄是苏东坡的学生。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开始与钱世雄交往，此后两人书信不断，尤其宜兴买田，滕元发和钱世雄助力最多。

“苏州钱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顺，来与宜兴通问。万里劳人，甚愧其意。”在惠州的苏东坡曾写信告诉友人，说苏州定慧寺僧人契顺历经数月，徒步给他送家信。“苏州钱倅”即指苏州通判钱世雄，是他拜托僧人前往送信。

《东坡全集》

建中靖国元年，东坡最后的日子，钱世雄悉心照料东坡的起居。十一年前，滕元发已经辞世，死后葬在苏州，苏东坡代前辈宰相张方平为其写下墓志铭，康熙《长洲县志》记：“滕元发墓在阳山栗坞，苏轼有志。”此时，章惇流放在雷州。两位故交，一死一贬。

七月二十八日，东坡病危。

钱世雄与径山维琳方丈一同守在榻前，陪东坡走过人生最后一程。

维琳方丈叩耳劝言：“端明（你）宜勿忘西方。”

“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东坡淡然答。

钱世雄坚持劝勉：“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眼角似笑，眸含“呵呵”禅意，东坡满脸澄明，犹如老僧留下偈语，停顿好久，说出四字：

“着力即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