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年代，许世友的两任司机，一个征战沙场，一个为民服务

1955年10月的南京清晨，紫金山顶薄雾未散，军区礼堂却已灯火通明。会上，首长们正在研究新中国第一轮裁军方案，许世友端着搪瓷缸，皱着眉听完后一句未发。散会时，他瞥见角落里站得笔挺的小车排排长于正仁，随口丢下一句：“小于，跟我来。”这一声招呼，把两代司机的故事，再次牵进人们的记忆里。

先把时间拨回到1946年。那年的冬天，山东胶东战事最紧。17岁的曲延明刚刚结束短暂的新兵训练，跟随部队辗转在海阳、牟平一带。小伙子个子不高，眼神却透着狠劲，冲锋时从不落后。年末，他被调入山东军区司令部，当起了司令员许世友的警卫员。对一个只在枪林弹雨中找存在感的青年人来说，保护首长比上战场更要紧，他甚至睡觉都把驳壳枪枕在手边。

许世友的警卫得会打也要会想。曲延明每天起得最早，先检查车辆机油，再练习射击和擒拿。许世友注意到这股拼劲，语气少见地柔和：“小曲，这股子劲儿别散，跟我干，你得多条本事。”不久，他被送去学开车。那年头，能摸方向盘的战士不多，曲延明却在三个月里练出了倒车入库的绝活，成了司令员最信任的“飞车手”。

时局风云变换。1950年6月，朝鲜半岛硝烟乍起，中国决定抗美援朝。曲延明此时正在杭州参加军区汽车兵集训。朝鲜前线紧缺能打仗、又会驾驶的骨干，他咬咬牙，扔下行李奔赴东北集结地。临行前，他只来得及在许世友家门口塞下一张请战条。田普夫人追出来，叮嘱他“到了那边写信”。火车开动，汽笛一声长鸣，他再没回头。

在朝鲜，他被编入志愿军后勤汽车团。一条崎岖公路、漫天雪花、敌机盘旋——这是他记忆最深的画面。白天躲飞机，夜里踩着油门狂奔，常常一晚要拉三四趟弹药。一次炮火封锁，他抢下方向盘，带着满车炮弹冲进弹雨，硬是把车队领到指定高地。此役后，他被提拔为运输连连长。后来又随部参加1962年边境自卫反击，屡次负伤，腰背留下三块弹片。终因旧伤复发，他于1964年转业，到黑龙江一家物资公司做党支部书记，把部队里的那股子刚劲带进企业。每逢给工人作报告，他总爱讲起“第二次过鸭绿江”的夜色，“那枪火像流星雨，咱的心呢，比钢板还硬。”话不多，却能让台下顿时安静。

再说1955年入伍的于正仁。小伙子学驾照只用两周就上岗，老兵们背地里称他“旋风小于”。1960年秋，南京军区组建小车排，年仅23岁的他挑了大梁，专为军区首长服务。第一次与许世友近距离碰面，是给家里送煤。大门竟无人守，他只得扯着嗓子喊：“班长在吗？”没料想从屋里出来个粗壮老汉，满脸络腮胡。“嚷什么？”那人瞪眼发问。“报告司令员，送煤的。”小于心头一惊，赶紧把煤筐扛起，“您歇着，这活我来。”这份爽利，让许世友记住了年轻人。

往后几年，小车排与司令部密接配合，碰头的机会多了。一次，首长们在大伙房排队打饭。许世友端着钢碗蹲墙角，小于提把小板凳递过去。首长摆手：“战壕里哪有凳子？”小于干脆自顾自坐下，“那我就不客气啦。”几名参谋见状窃笑，后来还拽他埋怨：“首长都蹲着，你倒坐着？”小于不服，“我请他，他不坐啊！”许世友远处听见，回头笑骂：“这小子有意思！”一句玩笑，倒让他在司令心里又扎了根。

1962年夏，南京军区车辆紧张，排座次的矛盾多了起来。许世友干脆开大会划规矩：20公里以内，不分将校，一律徒步。点名环节，他猛地问：“小车排长小于到没？”小于在后排跳起回应，“到了！”指挥席上响起一阵爽朗笑声。没几个月，组织把他调去31团担任连队指导员。脱下驾驶服，他把方向盘换成笔记本，带士兵读文件、学条例。后来部队精简整编，他又被派往地方交通局，专盯公路运输安全。有人感叹：“从给首长开车到给群众跑腿，这小伙子越当兵越接地气。”

人们常拿这两位司机相对照：曲延明的履历像一部枪林弹雨的战史，于正仁的经历则是典型的“从军到民”轨迹。其实，时代不同，任务有别，却都在各自岗位上写下同样沉甸甸的两个字：担当。

曲延明的担当，是在寒风刺骨的长津湖边缘拧着方向盘，把热乎乎的军需品抢送到阵地。他懂得在黑夜里点着车灯就是死路一条，于是干脆摘下电瓶，凭月光摸黑前行。一次暴雪封路，无奈之下，他组织车队把汽油桶卸下，用铁锹、手撬通雪道，又借着硝烟余温化雪铺沙，一夜鏖战才让30多辆车安全通过。运粮抢险，伤口淌血，他咬着牙坚持不下担架。战后平静，谁也不知道他身上那几块不能取出的金属碎片，逢雨就闹疼。

于正仁的担当，则闪现在日常琐事。1970年代初，他已是地方运输战线的骨干，常年跑大别山深处的供销路线。那阵子，山区粮食紧缺，他带队押车运送救灾小麦。山路塌方，他和驾驶员拿镐开道，一铲一铲挖到凌晨。有人劝他先把车开回来，等修路队。“不能拖，全村就靠这几车粮。”他把手电扣在帽檐，继续挖。车子进村时，老乡端上自家煮的红薯干，他憨笑着摆手，“这是给娃娃们留的。”

外人或许只看到他们“司机”二字，却忽略了这份职业背后的含义。在军旅词典里，司机不止是开车，更要随时准备战斗、救护、排障，尤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辆满载弹药的解放牌卡车，就是一座移动生命线。曲延明将方向盘当战刀，车头就是冲锋阵地；于正仁则把那套本领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工具，让偏远乡镇的集市每天都准点响起喇叭声。

1965年春天，许世友南下广州前，专程把于正仁叫到小院，递上一盒茶叶：“你要到地方，好好干。”那一刻，老将军已年过五旬，鬓角花白，却依旧一身军骨。两个人都知道，这也许是最后的见面，却谁也没说告别。20年后，报纸刊出讣告，远在北方交通口的于正仁在宿舍里静坐到深夜。翌日，他照旧上路，只是在发动机的轰鸣里，轻声嘀咕：“首长，放心。”

同样的夜里，哈尔滨白雪漫天。曲延明捧着发黄的日记本，把那张1949年入党介绍信摊在膝上，叹了一句：“老首长一路走好。”他曾无数次忆起，自己第一次摸方向盘的紧张劲儿，也记得许世友拍着他肩膀的话：“开车和打仗一样，胆大心细。”如今战友凋零，可那句话像刻在钢板上，一生不磨。

两个年代，两段车轮印。有人说，他们运气好，能贴身伺候大将。其实，战火中多的是无名之辈，他们不过以方向盘为枪，恰好被历史留下一笔。但凡那一代兵身上的火，照亮的不只是前线，也点燃了后来者为民奔波的灯。岁月流逝，尘土落定，再回望，残破的公路与破旧的吉普沉入史册，唯有那股子不肯服软、不敢懈怠的劲头，像引擎的轰鸣，一直在耳边回荡。